西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服务业论文,制造业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92X(2016)04-0102-08 当前，西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着高端不足和低端锁定的双重困境，关键问题在于：一方面，西部缺乏驱动传统制造业结构优化和创新升级的关键要素禀赋；另一方面，西部在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中，如果不注意产业转型升级，将重走传统工业化弯路。因而，探索优化西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需从如下三个方面着眼：一是推进分工深化，即通过价值链重组，促使制造企业专注最具优势的核心环节，并将不擅长的业务外包，分享价值链条延长迂回带来的分工收益；二是打造竞争要素升级版，逐步摆脱以自然资源、廉价劳动等低端要素参与竞争的现状，围绕分工深化发掘和培育知识、信息、交易平台等高端生产要素，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微观基础；三是形成产业升级新兴驱动核，利用集聚经济这一国家和区域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工具，努力推动高端生产要素空间集聚，获取规模报酬递增，营造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 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分工深化过程中生发的新型服务要素而形成，补充或替代制造业内部服务职能，为制造业提供关键性中间品投入，从而提升制造活动及其产出的质量和效率，价值创造空间广阔，产业关联度强。同时，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显著在区域和城市集聚，日益成为区域产业升级和城市经济转型的驱动核。通过促进分工深化、塑造高端要素来集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推进西部制造业转型升级新的战略切入点。那么，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理分析，实证揭示和评析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溢出效应的整体态势及短板因素，对于从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维度，探讨优化西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早期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文献研究主要探讨集聚特征、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以及与区域或城市空间重构的关系。进入21世纪，随着服务经济迅猛崛起，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影响研究日益得到重视。 1.国外研究现状 藤田昌久、蒂斯(2004)在其研究中开创性地将中心—外围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结合起来，揭示了从事创新的研发部门空间集聚，以增加制造业部门的产品种类为桥梁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规律[1]。Eswaran & Kotwal(2002)以意大利商务服务业为例展开论述，文章指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区域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2]。不难看出，厘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是探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外溢作用的枢纽，成为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分支。在这方面，Simmie & Strambach(2006)的研究成果以德国和英国若干城市为例，指出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及其背后的知识分工，不同程度地强化了本地制造业技术升级和转型发展[3]。Macpherson(2008)通过对美国仪器制造业向三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寻源购买创新性服务的长期调研，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与临近城市服务业集聚的跨区域溢出呈现显著相关关系[4]。 2.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制造业努力摆脱大而不强、产业竞争力弱等劣势，实现转型升级的现实背景下，国内部分学者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也展开了研究。 一是利用实证工具，寻找中国情境下的经验证据。顾乃华(2011)在其研究中使用多层次线性模型，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层面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宣烨(2012)、盛丰(2014)的研究成果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交易成本缩减效应、竞争效应、专业化效应、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等机制促进制造业效率提升及产业升级。同时，他们还基于全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调研城市所在地及周边城市的制造业升级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赵婷、赵伟(2014)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对象，实证研究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创新的关系，发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不仅具有对本地制造业创新的溢出效应，而且还对其他地区制造业施加了正向的跨区域创新效应。 二是利用规范分析，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或作用机理。刘奕、夏杰长(2010)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案例切入进行研究，提出以发展商贸、物流、会展等现代服务业集群拉动区域制造业升级的对策。詹浩勇(2014)则基于组织间资源互动的理论视角，在集群供应链网络竞合框架下阐述了商贸流通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 3.研究述评 (1)研究不足 综观国内外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现状，发现目前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基于中国情境的实证研究还存在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 首先，现有文献在指标数据选择方面存在一定瑕疵，它们大多采用工业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等非制造业指标，或制造业创新产出等单一指标来衡量制造业升级，但由于不同区域或城市的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使得研究结论不能反映制造业的客观规律，从而不够可靠。而且，既有研究成果也未能更全面地反映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 其次，前述文献缺乏对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内在机制的区分和剖析，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值得重点探讨的内容。文章认为，从服务职能及其嵌入制造业价值链方式的异质性出发，不仅能细致地理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制，还有望为不同区域或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制定并实施更切实际、更具针对性的服务业集聚政策提供引导。当前，有关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专门研究仍十分缺乏，上述研究路径的改进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无疑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2)研究新视角 随着社会分工深化及制造业内部服务职能重要性、复杂性、多样性的发展变化，生产性服务业逐步从制造业内部职能中分离并发展起来。这些独立的中间服务部门及其产出构成了制造业部门的关键外部资源，拓展或优化了制造业“企业家”所能注意并可利用的生产可能性即生产性机会[5]。换句话说，生产性服务业日益成为制造业价值创造的内核和发动机。再加上，迈克尔·波特(2002)在其研究中对制造业企业内部价值链活动的划分，为我们把握生产性服务业的代表性类别提出了有益的分析视角。在他看来，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强化客户价值的一系列价值链竞争活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性活动，包括生产制造、运输、营销和售后服务等；另一类是支持性活动，包括技术发展、人力资源管理、采购及财务企划等基础建设[6]。与上述价值链环节外部化相对应，则形成了两种典型类别的生产性服务业：一种是商贸流通业，即媒介制造业商品传递、转移和交换的服务部门；另一种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即为制造业生产和输送过程知识的服务部门。而在空间集聚范式下，商贸流通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分别与制造业在相应地域范围内构建了不同类型的集群式价值网络。于是，依托集聚区商贸流通业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持续带动集群式价值网络重构，并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影响。 循此思路，文章将阐发一个诠释集群式价值网络联系互动的统一分析框架，探寻代表性类别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并利用我国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部分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效应的整体现状和短板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 1.商贸流通业集聚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理 传统制造业价值链一部分基本性活动分离外包形成了独立的商贸流通业，如商务贸易、批发零售、物流、会展、维修维护服务等，它们转而以关系型嵌入的方式从外部为制造业提供服务[7]。具体而言，商贸流通业通过专门媒介制造业上游投入品、中间产品和最终制成品的空间移动，组织了供应网链。近年来，商贸流通业表现出向城市及其核心区、区域性交通节点、制造业园区集聚的显著特征，其所形成的不同行业、不同业态、不同企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群体组合，实质上就是与制造业在本地或广域范围内构建了集群式供应链网络。作为该网络的“服务核”，商贸流通业集聚区内细分服务行业、业态或企业间由于空间邻近所发生的竞争与合作，恰好透视出集群式供应链网络的不同竞合关系。这使商贸流通企业能够突破集聚收益的固有边界，实现与制造业的良性资源互动和组织间网络重构，从而降低制造业部门原料和产品的空间转移和交接成本，文章中将其称之为制造业贸易成本。以此为联结点，制造商得以挖掘并回应顾客的深层次需求，创新生产性机会而实现转型升级。 (1)竞争影响 其一，在竞争战略单位从企业个体演变为供应链的现实背景下，供应链通过及时发现和获取终端需求信息，供给高效的配送和分销服务，降低运输和渠道成本，能够实现链条整体的竞争优势。进而，集聚的商贸流通业为尽可能在生产或消费集散地拓展或巩固市场展开有力竞争，促使其与所在供应链上的制造企业围绕捕捉和满足消费者需求变化来强化相互信任和依赖，以构建低成本销售服务渠道为基点，“倒逼”制造业升级。义乌小商品专业市场策动周边小商品制造业集群升级就是显著的例证。 其二，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大型商贸流通企业依托掌控关键知识、先进技术、交易平台和运行规则等核心资源，承担系统集成商的角色，组织构建供应网络。这进一步深化了集群式供应链网络的竞争态势，要求参与竞争的系统集成商必须不断敏锐地探寻如何以更低的贸易成本助推其网络中的供应链实现价值，那么制造业也就有可能在供应网络重构中实现转型升级。例如，近年来大型电商与大型零售商分别通过“虚实”，即网上网下两条路径在大中型城市形成集聚，并促使各自主导的供应网络展开激烈竞争。在大型电商主导的线上供应网络暂时占据了满足消费者对于获取商品信息和便捷交易需求的低成本优势的背景下，当前部分大型传统零售商正通过转型线上到线下模式(O2O)主导供应网络重构以扭转不利的竞争形势。线上线下融合将互联网挖掘消费者偏好的大数据和实体店的顾客体验信息结合起来，进一步降低制造商贸易成本，有利于制造商精准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生产大规模定制化产品[8]，构建云型升级能力。 (2)合作影响 由商贸流通业集聚引领构成的集群式供应链网络还蕴含着跨链协作的充分需求，共同应对区域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跨链协作的重要基础在于依托商贸流通企业的密切合作来增强网络价值链系统集成能力，进而在引导供应网链重构中推动制造业向新型发展模式转变。例如，南宁(中国-东盟)商品交易所针对区域甘蔗糖蜜供应链缺乏公开的市场信息、公平的市场价格和便利的交易组织等问题，整合糖蜜贸易商、物流商、制造商的商品流、服务流，推出基于循环利用资源的糖蜜电子交易品种，促进了糖蜜供应链的跨链协作，打通了糖蜜流通渠道，激励化工、制糖企业以更低的贸易成本循环利用资源，促进区域制造业绿色化发展。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商贸流通业集聚所导致的竞争与合作引发集群式供应链网络不断重构，优化物质产品的转移和配送过程，降低制造业贸易成本，拓展制造业生产性机会集合的边界，拉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反过来，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对商贸流通业集聚竞合模式多样化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不断地强化其集聚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进一步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 2.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理 随着价值创造要素从物质、资本等有形要素显著延伸到了知识、信息等无形要素，社会生产的细化分工及价值整合也逐渐被提升到了知识层面[9]。构建并融入以知识为主导的价值网络分工日益成为当今制造业价值创造和整合的重要途径。它的主要作用机理突出表现为：知识工作商品化，即通过将知识型服务参数和内容标准化、模块化，以及与特定产业或产品用途相分离，制造业可将内部支持性活动如产品设计、技术开发、财务企划、运营管理等分离外包，从而衍生了研发服务、软件开发、工程服务、管理咨询、金融财富等独立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10]。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聚焦于过程创新及通用目的知识与技术的生产，并结构性嵌入制造业价值链中，提供高智力附加值的中间产品或服务。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同样表现出明确的空间集中特征，它既可与制造业邻近形成协同式集聚，也很显著地在集聚经济圈的大都市及其中央商务区独立集聚。在此背景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不仅成为集聚高技能性、高创新性知识服务要素的空间组织形态，还协同本地及周边城市制造业形成了集群式知识型价值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知识与物质生产要素交织发展的价值网络中，知识生产要素和独立的知识生产部门逐渐成为价值网络的结构主导。那么，为追求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知识型服务企业在空间集聚的过程中将通过竞争与合作，加快和优化通用性过程知识的生产扩散，持续引领集群式知识型价值网络竞合与重构，从而帮助制造业企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进产品附加价值，改进管理流程，汇聚市场大数据信息等等，文章将如上所述的经济绩效概括称为制造业专业化水平提升。以此为联结点，制造商得以逐步蓄积知识、技术和信息等高端要素，发掘和利用新的生产性机会，实现转型升级。 (1)竞争影响 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区内，相同或相近行业的企业之间会形成激烈竞争。作为制造业客户的“智力核”，知识型服务企业唯有与传统制造商共同回应提升所在知识型价值网链竞争优势的诉求，才能在集聚竞争中胜出。否则，将会由于服务产品的高通用性、低专用性而面临被竞争对手替代、淘汰的威胁。因此，集聚范式下的知识型服务企业会特别注意围绕制造商技术、管理需求乃至商业模式的持续变化而逆向学习，在打造高效、优质、可信、守诺的服务外包关系基础上，提供规划、研发、咨询乃至标准制定等一揽子服务，为不断优化制造业产品和服务结构创造新的生产性机会。 (2)合作影响 知识型服务显著的通用特性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也极大地激励着集群式知识型价值网络中的系统集成商和模块供应商，充分合作来实现重要的知识创新。以空间集聚为条件，通过长期的面对面接触、缄默知识的正式或非正式交流、高技能知识型劳动力的共享流动及知识的信息化传播等途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区内汇聚形成了一个合作创新的知识资源库，有利于系统集成商整合模块知识并加速系统知识的创新和积累，从而在引发集群式知识型价值网络重构的过程中拓展制造业转型升级空间。 例如，集聚在高技术制造业园区的科技银行在激烈的同业竞争压力下，与风险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密切合作，在解决科技型制造企业未来成长性评估、无形资产抵押担保等“痛点”问题的基础上，创新开发适合新兴中小制造企业快速成长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品[11]，以金融知识更新为突破口重构本网络的竞争优势，同时促进制造业向高新端升级。 又如，集聚在经济圈中心城市的信息技术服务企业与金融机构创新合作模式，涌现了一批金融垂直搜索互联网平台，它们通过大数据和智能推荐技术，将复杂的、非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信息集成并转化成可供搜索和比价的标准化信息，推动了区域及更广空间范围内不同投融资网络间的协作与融合，使大批金融机构及中小微制造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缓解，达成金融产品和客户的撮合匹配，从而为更好地满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多样化需求提供了连接红利。 综上所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所导致的竞争与合作引发集群式知识型价值网络不断重构，加速了通用性过程知识的生产、积累和扩散，以提高专业化水平为纽带增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的智力含量和附加价值，从而创造更多的生产性机会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在此基础上，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又对知识型服务带来了更高层次的多样化需求，需要进一步强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态、深入延续提供支持。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循环累积因果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四、实证检验 1.样本与变量说明 城市是二、三产业协同动态演变的主要空间载体，因而本研究以城市为单元探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在考虑城市制造业数据可得性的前提下，选取22个西部地级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城市主要包括西部超(特)大型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重要工业城市等具有典型性的代表城市，它们在产业基础和区位要素方面已具备了通过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生潜力。同时，文章还选取了33个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等东部地级以上城市作为比较研究对象，以期通过与国内先行区域的比较，更好地揭示西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存不足和优化方向。 文章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规定的制造业及其细分二位数行业(C13—43)为研究对象。而根据前文对生产性服务业代表性类别的划分，实证研究中的商贸流通业包含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含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及金融服务业。 文章研究时间跨度为2006-2012年，在该样本时期内，我国开始矫正世纪之交以来片面追求的“重化工业化”等观念[12]，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内外影响下启动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可以利用这种“准自然实验”环境，以辨析不同区域和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异质性效应。对实证分析的各变量说明如下： (1)被解释变量 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产业工具效用和价值实质间内在关系的再调整，是产业创新能力的再释放，其内涵丰富且不断演变，不仅指通过递进式创新和跨越式创新实现物质生产过程的技术进步，还日益彰显出绿色化的产业发展取向[13]。因而，单一的比率指标并不适合测度制造业转型升级。文章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价值链高度化两个维度综合构建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评价指标来表征被解释变量。 第一，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指标。它主要反映的是由制造业主导产业不断更替升级而形成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一般是从劳动密集型经由资本密集型并朝附加值更高的技术密集型为主攀升，该指标可评价制造业升级的累积效果或跨越式创新绩效。在马珩(2012)的研究基础上，文章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构造了综合反映城市制造业结构与各种要素密集行业典型状态接近程度的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指标
(i为城市，t为年份)。设
分别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
分别为三种典型的制造业结构，继而使用欧氏距离
测度城市制造业结构与各种要素密集行业典型结构的接近程度，有：
由此，设
，式中权重值设置的含义为：制造业结构越接近技术密集型则结构越优。进一步对该指标做归一化处理，并解决其值较小的问题，确定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指标，其公式可以表示为：
其中N、T分别代表城市单元数和年份数。
的均值为1。 第二，制造业价值链高度化指标。它反映制造企业向研发、品牌、终端渠道等高端环节攀升而改变自身在价值链的位置，或是通过加工程度高度化提升制造加工环节的附加值与技术、产品结构素质。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研究在制造业利润率、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的基础上构建制造业价值链高度化指标
(i为城市，t为年份)。设制造业利润率、劳动生产率指标为
，并将上述唯一的逆向指标即单位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转化为正向指标
，进而对这些指标作归一化处理，使之均值为1，计算可得：
其中N、T分别为城市单元数和年份数。以此确定制造业价值链高度化指标
。 第三，将上述两类指标合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指标
。考虑到西部和东部城市具有不同的工业化阶段特征、产业结构基础和区位环境，故其制造业转型升级各自的目标和内涵也会有所区别：后发的西部城市重在产业内升级，即不断实现高加工度化、高附加价值化；先发的东部城市重在产业间升级，即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14]。因此，文章对西部、东部城市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价值链高度化指标的权重予以差别化设置，结果得到：西部城市
，东部城市
。 (2)核心解释变量 文章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综合考量研究的数据可得性和行业分类等因素，文章采用基于从业人数的区位熵指标表征各城市商贸流通业(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的集聚水平。 (3)控制变量 为尽量消除回归方程的内生性，文章对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相关，同时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城市经济基础和区位环境因素加以控制，以捕捉不同城市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差异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作用。 第一，知识密集度(KI)。城市知识密集度不仅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关键因素，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它一般体现为人力资本或创意阶层在区域空间分布的水平，反映新知识、新模式和新技术涌现的潜力。文章以城市每万人拥有的高校专任教师数的对数衡量该变量。 第二，信息化水平(INF)。信息化可推动制造业在以终端顾客需求为导向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牵引下向柔性化制造和大规模客户化定制不断攀升。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也有赖于获得更低的信息成本，许多生产性服务特别是知识型服务通过大量信息输入生产出来，并经由日趋先进的信息网络远距离进行知识型服务的传输与贸易。文章选取城市每万人拥有的互联网户数作为衡量指标。 第三，交通基础设施(TRA)。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城市及其内部空间单元物质流动的重要连接纽带，更是运送、集散制造业原料和产品的硬件载体，因此它不仅会影响商贸流通业等主要类别服务业的集聚，还为本地及周边制造业升级开辟更广的市场空间。本研究采用各城市人均货运总量的对数作为该变量的测度指标。 第四，外商直接投资(FDI)。一方面，跨国公司尤其是领导型国际企业的进入能够显著延伸产业链条，有效刺激对高端服务的外包需求，从而促进当地生产性服务业形成集聚。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也通过技术溢出等途径拉动了当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文章以城市工业总产值中的外资企业产值占比对此进行表征。 上述各类变量的原始数据主要从样本期各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直接获取或整理而得。对于少量城市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笔者做了插值处理。由于纳入计量检验的指标大多为比例值，故无需平减。对计算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单位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时使用的制造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文章以2005年为基期，以各城市所在省份的消费价格指数为平减指数进行了平减，各省消费价格指数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2.实证模型设定和检验 理论和实践均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在区位上趋近于制造业从而在城市内部形成协同式集聚，也可以基于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制造业外围”的分离式集聚，即生产性服务业不邻近制造业而选择在周边知识、技术、人才分布密集的大中型城市集聚[15]。于是，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对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还会呈现出对周边城市制造业的空间溢出效应。这样一来，基于各城市单元均质性假定及其数据无关联的普通面板计量模型已不再适用，而需采用考虑空间相关性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文章分别利用西部、东部样本城市的地理中心距离，构建起它们各自的空间权重矩阵W=｛
｝，其中：
表示两个城市i、j之间地理中心的距离。 文章运用Matlab R(2013)的研究成果，并借鉴Elhorst(2014)的文章中关于空间面板模型设定检验的方法[16]，从三个方面逐次检验设定模型： (1)空间效应检验 空间效应分为空间自回归效应和空间残差自相关效应两种。根据普通面板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分别构造LMlag、Robust-LMlag或LMerr、Robust-LMerr统计量，运用LM检验和Robust-LM(稳健性LM)检验两种方法进行检验判断。这两种检验方法的原假设均是不存在空间自回归效应或空间残差自相关效应，若拒绝原假设，则表明存在相应的空间效应，反之则是不存在的。
由表1(空间效应检验结果)中的LM及Robust-LM的检验结果可看出，在不考虑空间效应的四种普通面板模型中，当显著性水平低于10%时，西部和东部城市的LM及Robust-LM统计量均显著，因此两大区域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应采用空间面板模型。 (2)空间面板模型具体形式检验 空间面板模型主要有以下三大类模型： 空间自回归模型(SAR)：
对于模型(6)，用Wald检验和LR检验分别检验以下假设：
假设1是对SAR模型的检验，分别构造Wald-lag和LR-lag统计量，若接受原假设，则表明适宜采用SAR模型，反之则不适合；假设2是对SEM模型的检验，分别构造Wald-err和LR-err统计量，若接受原假设，则表明适宜采用SEM模型，反之则不适合；若同时拒绝假设1和假设2的原假设，则表明应采用SDM模型。 考虑到以上三种模型都可能存在地区(时期)的非固定、固定和随机效应的情况，为了使在确定模型具体形式时的比较选择更加明确，在进行Wald检验及LR检验之前，运用地区固定效应模型和时期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构造LR统计量来排除或接受非固定效应模型，其检验的原假设为不存在地区(时期)固定效应。表2给出了各检验的统计量值和P值，可以看出西部和东部的地区、时期固定效应检验均拒绝原假设，表明地区、时期的非固定效应模型均被否定。另外，由于本研究中的样本时期是2006-2012年，并非随机抽取，因此不存在时期随机效应；而城市的选择虽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也只是选取了其中的部分城市，则有可能存在地区随机效应。所以可以选择的应该是时期和地区双固定模型和时期固定、地区随机的随机效应模型。
表3是在时期固定、地区固定或随机的条件下，对是否选择SDM模型的检验结果，其中第1、3列是基于时期和地区双固定SDM模型的Wald和LR统计量，第2、4列是基于时期固定、地区随机SDM模型的Wald统计量。表3的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中，西部和东部的Wald-err和LR-err统计量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Wald-lag和LR-lag统计量均不显著；随机效应模型中也显示出Wald-lag统计量不显著，而Wald-err统计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拒绝SEM、SDM模型，接受SAR模型。
(3)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检验 由上一步的检验可知，西部和东部均应采用SAR模型。但具体是采用地区固定效应还是地区随机效应模型，还需最后采用Hausman检验来判断，其检验的原假设是存在地区随机效应。表4给出了时期和地区双固定效应模型及时期固定、地区随机的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以及Hausman统计量值。
由表4中Hausman检验结果可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接受原假设，因此西部和东部均采用时期固定、地区随机的SAR模型。 3.实证结果讨论 (1)西部模型主要回归结果 西部城市商贸流通业集聚对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作用不显著。表4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西部城市商贸流通业集聚度系数为0.084，显著；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度系数为0.0109，但不显著。这表明当前阶段西部城市主要通过商贸流通业集聚的贸易成本缩减效应带动制造业升级，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虽也体现出提升制造业专业化水平的正向效应，但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作用还不明显。 西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表4中，交通基础设施的系数为0.160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西部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不仅是促进其制造业升级的直接因素，还间接为商贸流通业集聚降低制造业贸易成本提供了有力的基础设施支撑。 西部城市制造业升级与周边城市制造业升级显著相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W*MTU的系数显著，为0.743，这说明西部城市间的制造业升级存在正向的联动效应。 (2)与东部的进一步比较 西部与东部城市不同代表性类别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存在差异。 第一，西部只有商贸流通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有促进作用，系数为0.084；而东部商贸流通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也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系数为0.0961，西部比东部的作用弱。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进程、集聚服务要素的区位禀赋角度进行审视，集聚商贸流通业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西部城市推动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应坚持的基本着力点；而与东部地区的代表城市相比，西部城市还缺乏大型零售商、大型电商、大型专业市场和第四方物流商等商贸流通类系统集成商，对集聚竞合模式创新与供应网链重构的引领作用不够明显，有待加强。 第二，西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虽显示出对本地制造业升级的一定积极影响，但却并不显著，而东部城市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该项作用显著为正，系数为0.08。这与西部知识型服务工作外包发展滞后，知识型服务业集聚规模较小，缺少品牌的知识型服务业集群有关，体现出当前西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主要短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地理格局演变呈现出—个重要的转折性趋势：依托本地丰富的高技能、低成本知识型劳动力，后发区域愈加得到先发区域知识型服务发包方的重视，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新中枢。事实上，西部城市不仅拥有培养知识型服务人才的有利资源，具备知识型服务人才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而且部分核心城市如重庆、西安、成都、南宁也积累了良好的知识型服务业集群发展基础。这为西部地区更大规模地参与知识分工，通过集聚知识型服务业从而优化制造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 第三，从时期固定、地区随机的SAR模型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与西部一样，东部的交通基础设施变量对制造业升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弱于西部，这说明经济后发区域交通发达程度的改善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边际贡献更大。但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均未体现出理论预期。一是对于知识密集度的作用，西部不显著，东部则展现出对制造业升级负向的影响。这与文章所选取的高校教师代理指标可能不够恰当有关，也透视出我国城市蓄积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还无法顺利转化为满足产业升级动态需求的服务能力。结合东部知识型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积极作用还可看出，静态的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只有深度融入区域产业发展的网络，才能在市场浪潮中有效锤炼知识生产和运用能力，发挥出对制造业应有的积极作用。二是对于信息化水平的作用，西部和东部均不显著。这与我国企业利用互联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商业模式还不够成熟有关。较长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虽通过互联网设施创设了平台，集聚了大批社群消费者，但还未能积极而广泛地使用大数据处理技术等挖掘和汇聚顾客的碎片化信息来实现大规模客户化定制，影响了制造业升级的速度。三是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西部和东部城市虽体现出对制造业升级一定的正向影响，但却并不显著。原因在于我国引进的FDI多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特征明显，难以对制造业产生较大的技术溢出。 西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弱于东部。基于表4中SAR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利用Matlab R2013进一步测算出西部和东部城市各解释变量对周边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如表5所示。
可以看到，西部和东部城市商贸流通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仅局限于本城市，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西部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其他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不显著，东部城市则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这一结果为认识不同类别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的异质性提供了新的证据。众所周知，和制造业贸易类似，当一个地方生产的服务超过本地的需求而销售到外地，便产生了服务贸易，并需要付出跨越城市的服务贸易成本，它会抵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的部分收益[17]。从产业属性上说，商贸流通业媒介有形的商品流，主要依靠交通基础设施为制造业实现服务；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提供无形的知识流，主要依靠信息网络设施为制造业实现服务。两者相比较，前者的服务贸易成本通常高于后者，从而限制了商贸流通业集聚经济效应的空间溢出；与之对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更容易在克服贸易成本的情况下获取集中布局的收益，扩大可贸易服务的市场范围，从而形成较强的空间溢出。因此，商贸流通业集聚在西部和东部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在东部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在西部却不显著，原因在于西部知识型服务业的总体服务能力还比较弱，不仅无法满足本地制造业的服务需求，更缺乏跨区域溢出的能力。可见，提升西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推动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又一努力方向。此外，西部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比东部更强，凸显出改善交通条件有利于从整体上拉动西部城市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五、政策启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引导集群式价值网络竞合与重构，以降低贸易成本和提升专业化水平为纽带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2006-2012年我国城市数据的空间面板模型检验和区域比较表明，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业集聚显著促进了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尚未对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显著推动作用，且两者的影响效应均弱于东部地区。同时，西部地区两大典型类别服务业集聚均缺乏对周边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东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则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研究结论对于西部地区进一步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其一，优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方向。一是合理制定扶持政策，在西部城市培育或引进一批融合商品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商贸流通类新兴系统集成商，更好地组织和协调集群式供应链网络不断重构，增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积极影响。二是以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和重要工业城市为主要空间载体，积极融入国家价值链，构建与东部的新型产业协作，努力承接东部知识型服务企业或服务外包项目，弥补当前西部难以源发产生对知识型服务大量需求的不足，并通过培养和输送大批高技能、低成本的知识型劳动力，深入推动知识型服务业更大规模的集聚，从而优化竞合效应，带动集群式知识型价值网络不断重构，为西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新的重要动力。 其二，加强城市间二、三产业的协同发展。依托集聚经济圈建设，着力构建西部省内、省际城市间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合理集聚的长效合作与协调磋商机制，形成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龙头、重要工业城市为节点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格局，努力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强化空间溢出，增进城市联动，提升核心城市服务业集聚对周边中小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其三，为先进服务要素集聚创造良好的区位环境。西部应进一步改善城市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努力促进先进信息网络和大数据技术的运用，通过构建城市或城市群虚拟商圈、虚拟创新集群等途径，切实降低生产性服务的贸易成本，并为制造业实现大规模客户化定制传递精准的个性化顾客信息。注重营造城市的多样、便利和宽容氛围，打造有利于知识创新、传播及有效融入产业集聚发展的适宜环境。努力引导和推动技术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外包服务工作，拓宽积累高端服务要素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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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_企业转型升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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