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顾忌的作家与教授——我看鲁迅与陈西滢的笔墨官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墨官司论文,鲁迅论文,我看论文,无所顾忌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鲁迅在现代文坛上立足之后，就仿佛处于论敌的包围之中。近年来，这一主题成为鲁迅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在鲁迅所有的论战中，哪场论战是他的“第一次战役”？谁是他可称对手的第一个论敌？鲁迅终其一生没有给予丝毫原谅的论敌又是谁？把所有这些因素综合为一体判断，这个答案不难得出，是陈西滢，即陈源。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开了鲁迅与其论敌进行全方位较量的先例。正如“现代评论派”的成员丁西林所称，“我最爱看的，是两个超等的批评家相骂；我怕看的，是两个劣等的批评家讲规则。”（《批评与骂人》）鲁迅与陈西滢之间的论争，也许正能满足像丁西林这样特殊“观众”的苛刻要求。
一、“闲话”与“并非闲话”
鲁迅与陈西滢的第一次真正交锋，是1925年5月30日， 《现代评论》发表陈西滢的专栏文章《闲话》后，鲁迅于当日就写下了题为《并非闲话》的反驳文章，并于6月1日即发表在《京报副刊》上。从此展开了一场“闲话”与“并非闲话”的论战。以20年代中国社会的综合水平，鲁迅如此迅速地做出回应，一方面可以看出陈西滢文章对鲁迅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足见鲁迅的“有话要说”到了何等急迫的程度。陈西滢的这篇“闲话”，还引出了鲁迅在三天后的6月2日的另一篇文章：《我的“籍”和“系”》。陈西滢的这篇后在收集成书时定名为《粉刷毛厕》的文章，成为鲁迅后来一系列驳斥文章的重要“资源”。一方面，陈西滢的文章已把“就事论事”的学理批评提高到了水火不容的人格较量的程度，另一方面，陈西滢文章中的一系列名词概念，成为鲁迅一再对之冷嘲热讽时的“武器”。
留心鲁迅与其论敌的交战史会发现，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最为短兵相接，相互之间的反应时间也最快。尤其是鲁迅，每从《现代评论》上读到陈西滢的文章，如果认为有话要说，就会立刻写成文章，并迅速在有关报刊发表，如陈西滢的《表功》（也是“闲话”之一篇）于1925年12月12日发表，鲁迅在18日就写成了《“公理”的把戏》一文；陈西滢议论“女师大风潮”中有关女师大与女大之争的“闲话”文章于同年12月26日发表，鲁迅的《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在两天后就已写就，发表也不过是三天后的12月31日。其它许多文章情形也大致相同，关于一个问题的往来回应；常常不出一周时间。这从论战的“观赏性”来说，已经足以令处于电子时代的今人看得眼花缭乱了。
与鲁迅相比，陈西滢算不上一个爽快之人，在“女师大风潮”问题上，鲁迅无论是否参与实际运动，态度始终是十分明了的，那就是支持学生反对杨荫榆。陈西滢的态度其实从一开始也有明显偏向，那就是正好站在鲁迅的对立面。但陈西滢并不敢或不愿在文章中明确说出自己的观点，在《粉刷毛厕》这样用喻十分极端的“闲话”里，尽管他已把女师大比喻为“毛厕”，但在个人态度上却总是要绕好几个圈子才能把话说个明白。并且经常是以维护“公理”和“公平”的道德形象出现。在文章中他写道：“女师大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又说：“如果过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了办法。”看上去是不偏不倚地各打五十大板，事实上内里的态度从口吻到语气都已十分明了。更不用说他同时认为“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
陈西滢把鲁迅搅到自己的文章里，也不是明火执仗的做法，虽然最后一节都意在指责鲁迅，但开头却还要说明是“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多少有点吞吞吐吐的意思，但这小小的一段话里，除引用鲁迅执笔起草的“宣言”片断外，一百多字里却出现了好几个被鲁迅一直咬紧不放的名词。计有“某籍”、“某系”、“偏袒”、“平允”、“可惜”、“挑剔”、“流言”等等。这些用词，是陈西滢用来指责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态度的，却被鲁迅反复用来反驳陈西滢自己。
鲁迅的文章不但不隐晦自己的态度，而且故意强化自己的针对性。仅文章题目来看，鲁迅多次将对方文章中的一些关键词放置到文章标题中，让对方一看就知是在与自己对话。“并非闲话”就有三篇之多，此外如“‘籍’和‘系’”（《我的“籍”和“系”》）、“公理”（《“公理”的把戏》）、“多数”（《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带住”（《我还不能“带住”》）、“信”（《不是信》）、“管闲事”、“做学问”（《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都是鲁迅直接借用对方文章中一些“关键词”，抓住不放，大做文章，显得十分坦然，又往往能击中要害。陈西滢总想以一种无心恋战、顺带提及或无可奈何只能应战的姿态出现，有时候还在文章中流露出厌战和对鲁迅不肯罢休表示反感的态度，鲁迅却总是不管不顾，将陈西滢文章中的每一个论点都要以专门的或旁敲侧击的方式加以批驳。陈西滢也是随着“战事”的扩大才发现，自己遭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一个非胜不可的对手，一个让自己常常处于理屈词穷的窘迫境地的对手。鲁迅在《青年必读书》等问题上遇到的那些论敌可以说并不在同一个量级上，鲁迅也只是做出必要回应后就不再提及，而对陈西滢的论战，则第一次也是最充分地显示了他“韧性”的战斗精神。陈西滢想以“闲话”方式说出的事情，在鲁迅笔下没有一样可当“闲话”淡然处之，“并非闲话”也是鲁迅战斗姿态的一种表现，“不能‘带住’”正是鲁迅并不期望和对方握手言和的一种表达方式。陈西滢乃至整个“现代评论”派，都有点招架不住阵势的感觉。鲁迅的战斗风范，在这场笔战中尽显无遗。
鲁迅究竟是怎样抓住对方的言辞不放，一一攻破的呢？我们不妨通过这些“关键词”在鲁迅文章中的使用来加以说明。
二、鲁陈论战中的“关键词”
鲁迅与陈西滢论战中的一些“关键词”大都出自陈西滢的文章，反而又被鲁迅引用，以为还击武器。我们仅以《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为例，以在鲁迅文章中出现频率来计算和排列，以下名词值得特别注意：“流言”、“公理”（也包括“公允”、“公平”）、“学者”、“文人”、“正人君子”、“可惜”、“偏袒”、“名流”、“通品”、“闲话”、“某籍”、“某系”等等。我们不妨在这里将这些词语做一些个案剖析，看看它们在陈西滢文章中的出处和用意，在鲁迅笔下的反用和含义，以此来分析两位文化人各自的笔战作风。
1.“流言”
在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中，“流言”是一个被鲁迅反复引用的词语。这个词在陈西滢文章中的第一次出现，是挑起论战的第一篇“闲话”：《粉刷毛厕》。“流言”一词出现于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这之前陈西滢引用了鲁迅在女师大七教员“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的内容是对杨荫榆开除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成员表示愤慨，陈西滢摘引这部分内容后发表了一番议论。我们不妨将这简短的一段话抄录如下：“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女师大教员关于本校风潮的“宣言”，是由鲁迅执笔起草的，“我们所尊敬的人暗中挑剔”及因此造成“流言更加传布”，事实所指，陈西滢和鲁迅都十分清楚。以光明磊落立于现代文坛和文化界的鲁迅，“暗中挑剔”和“流言”等词对他的刺激可想而知。鲁迅在此后十多篇文章中，反复对“流言”二字加以还击，以泄心中块垒。我曾对此进行粗略统计，仅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流言”一词就引用有近30处之多。鲁迅如何借陈西滢的武器反戈一击，倒是值得我们举例来分析透视。
“‘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
“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足见流言之易于惑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
“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
（《并非闲话》）
“然而无论如何，‘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我的“籍”和“系”》）
“西滢先生就听到关于我们的‘流言’，而我竟不知道是怎样的‘流言’，是那几个‘卑鄙龃龊更远过于章炳麟’者所制造。”
“可我倒也并不很以‘流言’为奇，如果要造，就听凭他们去造去。”（《并非闲话（二）》）
“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并非闲话（三）》）
“‘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
“那时我见了‘流言’字样，曾经很愤然，立刻加以驳正”。
“至于‘流言’，则先已说过，正是陈源教授首先发明的专卖品，独有他听到过许多”（《不是信》）。
“有人从外省寄快信来问我平安否。他不熟于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当了。”（《无花的蔷薇之三》）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
“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是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记念刘和珍君》）
鲁迅对“流言”的态度和界定已十分明了。“流言”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而对这样的武器和手段，鲁迅义正辞严地申明，自己“自信至今还不屑为”。然而“流言”对鲁迅心灵和精神上造成的伤害，却不能让他漠然视之。他深感“流言”的厉害，因为已经有人从外省来信询问他在北京的情形，原来是对方“上了流言的当了”。他对“流言”的态度一直是“很愤然”，并常常“立刻加以驳正”。“流言”不能“吓哑我的嘴”，但他对人的损害却让人刻骨铭心地愤恨，所以鲁迅才说，他一生中受到的最大损害，既不是书贾的骗和榨，也不是兵匪的骚扰，甚至那些打着反对自己的鲜明旗号的小人们也不是自己最感受害的，真正的伤害，来自防不胜防、无中生有的“流言”。鲁迅如此说，足见他对“流言”二字的痛恨，也足见他与陈源之间达到了何种不可调和的敌对程度。
鲁迅之痛恨“流言”，更是因为对手散布着鲁迅在散布流言的说法，而一向视散布流言为“鬼蜮的长技”的鲁迅，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黑名背在自己身上。他咬住这个词不放，誓要与陈源等人较量到底，实在意味深长。在鲁迅笔下，陈西滢自己常常被描述为“流言”制造者，因为许多所谓“流言”，鲁迅从未听闻，尤其是在“三·一八”惨案事件中，陈西滢被鲁迅直接视之为“有恶意的闲人”。
2.“公理”
“公理”一词是鲁迅在反击陈西滢时使用频率仅次于“流言”的词汇，1925年12月18日，鲁迅就此专门写过《“公理”的把戏》一文。实际上，陈西滢本人的文章里倒没有直接出现“公理”二字，而是在1925年12月14日，由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打出了一个名为“教育界公理维持会”的招牌。这个组织针对章士钊在女师大原址上成立女子大学而成立，声援章士钊的建校举措，反对女师大复校。这与鲁迅等女师大教员的态度截然相反，对立程度在当时的紧要关头可想而知。而这个组织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却又更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公理”之名只存在了一天时间。这个“后援会”在12月17日发表了《致北京国立各校职员联席会议函》。文中不但明确表态对章士钊支持，将女师大进步学生斥为“暴徒”，而且将鲁迅等支持学生运动的女师大教员，指斥为“附和暴徒”的“自堕人格之教职员”，敌对关系彻底明朗，声言要求对这些教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而在12月16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还致函这个“教育界维持公理会”，力陈章士钊压迫女师大学生罪行，要求“公理会”成员主持公道，并对他们将“公理会”一日内即改名为“后援会”大表疑惑。
鲁迅对陈西滢们的所作所为应当说看得入木三分，他之所以抓住“公理”二字不放，正要以此来掀开面纱，揭出真相。鲁迅并不强化自己言论的“公理”程度，而是揪住陈西滢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诸种言论，说明他所谓“公理”的虚假性。这与他对待“流言”一词的剖析有所不同。在《“公理”的把戏》里，鲁迅先后十多次引用“公理”一词，对陈西滢进行冷嘲热讽。陈西滢在与鲁迅的论战中，即使从策略上讲，总显得处于穷于应付以至于自相矛盾的下风。鲁迅指出，陈西滢开初时曾在“闲话”里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似乎自己对“女师大风潮”并不关心，而现在却“签名于什么公理会上了”；陈西滢说自己为“被群众专制所压迫”的杨荫榆说了“几句公平话”，被人冤枉为和对方有“密切的关系”，而现在又在女师大与女大问题上大讲“多数”与“少数”的理论；陈西滢声称《现代评论》上“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谩骂”，但他却忘记了自己曾经把女师大比做“臭毛厕”，还要将别人“投畀豺虎”。那么所谓“公理”又从何谈起呢？于是鲁迅对陈西滢们所谓的“公理”就得出了如下结论：
“‘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但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时竟会用了‘道义’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脸的嘴巴。”
“半年的事，几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公理”的把戏》）
在鲁迅眼里，“公理会”的那些人不过是些依仗恶势力说话的“城狐社鼠”之类，不屑至于到“不知什么东西的杂人等辈也哉”，所以他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之所以对于有些人的口头的鸟‘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在鲁迅看来，不是“公理”不能谈，而是不屑于这样的人谈，这样的人本就不配谈所谓“公理”。
当“公理”一词被限定在这样一个范围来论说后，鲁迅的言说就可以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说自己的文章“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现在更不想和谁去抢夺所谓公理和正义。”（《华盖集续编·小引》）这里的“公理”虽未加引号，但含义却与其它针对“公理维持会”的专用词相同。“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同上），正是鲁迅对“公理”一词揪住不放的原因所在。
“教育界公理维持会”虽然只存在了一天，鲁迅却专意要称其为“‘公理’时代”，并叹道“可惜这黄金时代竟消失得那么快”（《这回是“多数”的把戏》），这种笔法真可以让对手难堪至极。
“今日之我打昨日之我，‘道义’之手批‘公理’之颊——说通俗一点：自己打嘴巴。”（《碎话》），鲁迅正是抓住了对方的这一致命伤而毫不留情地迎头痛击。
“公理”一词，被陈西滢们板正地用了一回，挂了一天的招牌，却成了鲁迅专揭其自相矛盾，虚假不实的铩手锏，令对方无言以对。鲁迅的论战，的确在精神上先就胜人一筹。
3.“学者文人”
“学者文人”，有时是“学者”、“教授”。这是鲁迅送给陈西滢的徽号。因为陈西滢是北大教授，又是专栏作家，且以讲“公理”，求“平允”为发言基调。“学者”，意味着是最讲“公理”的人，“文人”，则又是可以用文章来讲“公理”的特殊人物。鲁迅就常常将“学者文人”和“公理”放到一起使用，以揭示对方面目。
鲁迅将“学者文人”这样的词拿来做反语用，要用得恰当是很难的，因为这两个词本身并没有任何贬义的成份在其中，更何况鲁迅自己还是学者兼文人的角色。鲁迅运用成功的前提，恰恰是自己愿意奉还这样的封号，再来剖析所谓“学者文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在《“碰壁”之余》里，鲁迅就谈到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这里的两次，是指年初时因应征《青年必读书》而引出的麻烦。另一次就是因“女师大风潮”而被章士钊革去“佥事”之职而著文驳斥。这两次行为都被某些“论客”批评为没有“学者的态度”，甚至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鲁迅自己却坦然地奉还了“学者”封号，“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
其实，在这一年5月，鲁迅就写过一篇题为《导师》的文章， 他认为现在的青年根本没有必要去寻找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因为所谓导师者，连自己都不知道路在哪里。“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这其实也代表了他对所谓“学者文人”甚至“思想界的权威”的看法。鲁迅在《碎话》里对陈西滢、胡适等“现代评论派”的“学者文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主要抓住这些人反复无常，自己自相矛盾的作风，漫画出自己眼里的“学者文人”形象。“这一月来，不知怎的又有几个学者文人或批评家亡魂失魄了，仿佛他们在上月底才从娘胎里钻出，毫不知道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以前的事似的。”“学者文人们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为例，误以为连一点‘闲话’也讲不清楚。”鲁迅在最后关头点到了陈西滢，并在挖苦中将“学者文人”的封号掷还给陈西滢。
鲁迅几次提到“学者文人”的封号，都是举陈西滢文章为例，都是揭出他前后矛盾，言行不一。如杨荫榆在饭店请客，预谋将“学生自治会”六名成员开除。鲁迅将饭店名写作“太平湖饭店”，后才知是在“西安饭店”，鲁迅说道：“请客的饭馆是那一个，和紧要关键原没有什么大相干，但从‘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的所谓‘文士’学者之流看来，也许又是‘捏造事实’。”（《华盖集·后记》）“去年肯管闲事的‘学者’，今年不管闲事了。”（《有趣的消息》），这些语言和语义，都出自陈西滢的笔下，鲁迅可谓对陈西滢的言论烂熟于心，并往往能击中要害。鲁迅对陈西滢及“现代评论派”同人们的评价，也毫无客气可言。他对陈西滢、徐志摩、李四光等人最激烈的评价是：“……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我还不能“带住”》）
“学者文人”，在鲁迅笔下就这样成为一种言行不一、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出尔反尔的特殊群体。这并非是鲁迅对学者文人的一般看法，在鲁迅笔下，它是专用名词，有特定的指向。
与“学者文人”相类似，鲁迅对陈西滢的称呼，还有“陈源教授”、“西滢先生”、“闲话先生”、“名流”、“流言家”等等。它们都是在特殊的气氛和情境中被使用，加强了鲁迅杂文的某种批判力度和嘲讽意味。
4.“可惜”
陈西滢在《粉刷毛厕》一文中，曾引用鲁迅起草的女师大七教员“宣言”，随即就说了一句“这是很可惜的”。因为鲁迅这样“我们平素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使得有关女师大的“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可惜”的含义就在于不相信“平素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大有为鲁迅惋惜的意思。鲁迅自然对这样的“可惜”声是十分敏感的。他在《并非闲话》和《我的“籍”和“系”》里，曾多次用“可惜”一词来说话，把自己同陈西滢在许多立场与看法上的不同突现出来。
“西滢先生因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叹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却以为是‘可惜’的事。”
“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并非闲话》）
“至于近事呢，勿谈为佳，否则连你的籍贯也许会使你由可‘尊敬’而变为‘可惜’的。”
“现在我一说话，恰巧化‘暗’为‘明’，就使这常常听到流言的西滢先生代为‘可惜’”。
“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则立刻犯了嫌疑，至于使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如西滢先生者也来代为‘可惜’呢？”（《我的“籍”和“系”》）
“听说从今年起，陈源（即西滢）教授要不管闲事了；这豫言就见于《现代评论》五十六期的《闲话》里……要是确的呢，那么，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说声‘可惜’之外，真的倒实在很诧异自己之胡涂”（《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先，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无花的蔷薇之三》）
“这真是万分可惜的事，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记谈话》）
鲁迅不因为害怕“流言”而被人污蔑就不敢说话，无论别人为此怎样对自己由“尊敬”而变为“可惜”，把“流言”的帽子通过流言散布开来，他依然不改变自己的立场，也不停止前行的步伐。从文气中可以看出，鲁迅并没有在意也不相信陈西滢的“尊敬”，所以对他的所谓“可惜”也不以为然。每论到自己的所为令某些人不满、不敬、不高兴，鲁迅就愿意用“可惜”二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又使人立刻想起陈西滢的文章和指意来。
5.“通品”
1925年7月， 章士钊在他自己办的《甲寅》周刊上发表《孤桐杂记》一文，其中称赞陈西滢道：“《现代评论》有记者自署西滢。无锡陈源之别字。陈君本字通伯，的是当今通品。”但文中也对陈西滢提出过基于自己立场的失望和批评，说他“喜作恶滥之白话文。致失国文风趣。”鲁迅把章士钊对陈西滢的这一称赞之词拿来，以强化其讥讽之意，并借此将陈与章划为一边。《华盖集·题记》中说自己的文章“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这回是“多数”的把戏》中，鲁迅说陈西滢想让女大完全替代女师大的企图“虽是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其原因在于，“陈源教授毕竟是‘通品’”。在《学界的三魂》一文中，鲁迅指出学界里“官气弥漫，顺我者‘通’，逆我者‘匪’”，在该文的“附记”里，又进一步指出：“至于‘顺我者“通”’的通字，却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据就在章士钊之曾称陈源为‘通品’。别人的褒奖，本不应拿来讪笑本人，然而陈源现就用着‘土匪’的字样。”又说：“这回是用了一个‘通’字；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鲁迅把章士钊称赞陈西滢的“通品”二字做足了文章，尽情调侃。
以陈西滢的学问和出身，“通品”二字虽不是客观评价，但也未必已达肉麻程度。鲁迅用这个词做反击武器时，总是把陈西滢等人暗指鲁迅为“土匪”、“学匪”、“学棍”等同时并用，以见出他们在评人论事时的态度。也同时照出了“公理”、“学理”背后的真相。语义无形中变得复杂。
6.其它相词语
“东吉祥派、“正人君子”：陈西滢以及“现代评论派”的胡适、王世杰等人，在“女师大风潮”中与鲁迅的立场截然不同，并逐渐公开以支持杨荫榆甚至章士钊的姿态出现，并因为此事和鲁迅展开笔战。他们大都住在东吉祥胡同，还被亲北洋政府的《大同晚报》赞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鲁迅常常用“正人君子”来讽刺陈西滢等人的虚假面目，在《碎话》、《“碰壁”之余》等文中曾引用。
“某籍”和“某系”：语出陈西滢《粉刷毛厕》。“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所谓“某籍”就是指浙江籍。鲁迅等七名教员发表支持学生运动的“宣言”，其中鲁迅等六人都是浙江籍，只有李泰芬一人例外。据有关资料，当时女师大共有教职员约80人，而其中浙籍教职员达17人之多。所谓“某系”，正如鲁迅所称，不是指“研究系”、“交通系”这样的政治派别，而是指“国文系”。鲁迅这所以强化这样一个看上去很枝节的问题，是想突出对方文章中观点和说法的无中生有，且因为陈西滢和杨荫榆是无锡同乡，所以“某籍”的讨论也让人想到这样的事实，“但只要不是‘某籍’，同乡有什么要紧呢。”极尽挖苦之事。
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中，还有一些词语反复出现，如“偏袒”、“文士”、“名流”、“流言家”、“碰壁”、“多数”、“少数”、“道义”……等等。分析开来，都各有妙趣，别有味道。读《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这些词的含义同上举的各个释词一样，是必须要了解清楚，才能体会和理解鲁迅杂文的思想与作风的。要全面了解鲁迅与陈西滢之间的论战，掌握这些词汇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