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美关系战略基础的重构——聚焦中美经贸合作关系及其全球展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全球论文,中美关系论文,合作关系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D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2)09-0055-06
本文拟将中美关系战略基础的重构放在全球化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与框架中加以考察，以中美关系在经贸领域里的全球展开为主线，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做一尝试性的分析与前瞻，以期找到一种能有效解读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新的理论视角和思路，抛砖引玉。
全球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
从2000年下半年起，美国经济终于告别了长达10年之久的“一枝独秀”的繁荣期，步入到了衰退与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与1998年的局部性危机不同，它不是源于新兴国家，不是东南亚、俄罗斯或拉美，而是来自发达国家，也即来自于处在倒退边缘的日本，来自于停滞与衰退比预期还要严重的美国，来自于受到最大经济增长点——德国——倒退威胁的欧盟，然后再由发达国家蔓延至发展中国家。
危机是严重的。西班牙《世界报》指出：“许多经济自立的人一生中从未遇到过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大世界经济大国同时减速。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即便是由于首次石油危机，也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大全球经济大国同时减速是25年来的第一次。”（注：［西班牙］《世界报》，2001年7月8日。）我国外长唐家璇也指出：“我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已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美国经济结束二战以来最长增长期而进入衰退，美、欧、日三大经济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次同时下滑，世界经济增长处于10年来最低水平。”（注：《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7日。）尤其是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经济的减速和衰退，更加速了世界经济的萧条。
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措施和方法同危机展开了殊死搏斗，虽曾奇迹般地创造出了“一枝独秀”的繁荣局面，但好景不长，表面繁荣下的泡沫经济，终于在4年后将美国经济逼上了危机的边缘。美国为拯救经济该出的牌已基本出尽（至2001年底格林斯潘已连续11次降息，收效甚微），但危机并没有因此而止步，相反它正一步步地向美国逼近，大有席卷全球、中断全球化进程之势。
有学者指出，当美国在用尽了纯经济手段调控经济依然无法挽回颓势时，就会习惯性地求助于战争和武力，会通过挑起军备竞赛和武力冲突乃至局部性的可控制战争来刺激有效需求，扩大市场，达到转嫁危机的目的。“纵观美国历史，战争带给美国的多是‘福音’。20世纪以前，美国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为美国开疆拓土，使美国自立于世界。而20世纪以来的历次战争，则一步一步将美国塑造成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注：房宁：《美国经济：请战争拉一把》，载《环球时报》，2002年1月10日。）就在美国资本市场2001年以来呈现下滑局面，道·琼斯指数从高峰下跌近20%的时候，阿富汗战争不期而至。
也许，此时人们对战争是否能使历史重演，能否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危机之类的话题充满了关注和兴趣，但我认为，结果如何已不重要，关键是必须从理论上弄清楚，为什么刚刚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那么快就遇到了阻力，几乎是在百般拯救都难有起色的情况下眼睁睁地看着经济一点点地陷入到危机的泥潭之中，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世界经济陷入危机呢？
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格局阻碍全球经济的发展
全球化进程为何会中途受挫？笔者认为，是旧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所谓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格局，除了人们在公开场合所一般议论的那些不合理的游戏规则与制度外，实际上还存在着两个不易为人所察觉或被一些假象所掩盖的方面，即“后殖民经济格局”和“冷战式的经济格局”。前者指的是，延续了几百年的旧殖民体系随着二战的结束虽然表面上彻底崩溃与瓦解，但其精髓或灵魂却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潜藏在民族国家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全球政治民主化趋势不断深化这一政治假象背后，继续支配和左右着世界经济；后者指的是，在冷战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的那种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冷战式经济格局”，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自然消亡，冷战结束10年后的今天，它依然阴魂不散，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人类21世纪的经济生活。
在这种传统的经济格局中，世界经济几百年来虽然也不乏危机和动荡，但并没有超越它所能控制的范围，也没有从其内部孕育出一种要对之进行彻底改造和重建的新的全球性否定力量。在当时的条件下，传统的经济格局尚能适应其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即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载体的经济运行模式完全可以凭借国家机器的保护和协助来实现经济的最大发展，国家利益和资本的最大利益乃至民族利益往往是高度重合与一致的，民族经济大多在国家内部和区域内展开，国家的盛衰强弱相对说来并没有对世界经济的传统格局构成多大的影响和制约。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中的世界的统一，各国资本开始纷纷跨出国界，在世界各地安营扎寨全面出击，当人类的生产能力因此而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惊人发展时，生产和消费便不再是少数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和专利，而具有了必须向全球各国不断渗透与均衡扩展开的强大的波及效应。那种由少数国家垄断全球资源并独享全球大多数财富的不合理的传统经济格局，将因无法适应这种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震颤与摇撼。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种旧的不合理的传统经济格局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全球性的严重过剩，将世界经济推入到了危机和萧条之中。
生产资料与财富的少数富国与富人占有同生产的全球化构成了一对深刻的矛盾，影响和左右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2000年7月10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了一份报告称，“世界1/4的人口占据了75%的全球收入，这一社会金字塔的形成阻碍了人文发展。”（注：埃菲社墨西哥城2001年7月10日电。）
毋庸置疑，以西方为中心的失衡的传统经济格局，在人类经济进入了一个需要在全球建立起均衡发展格局的新时期时，因其无法为空前发展的全球生产力提供一个广阔而均衡的全球消费大市场，无法给予全球化的经济以更大的支撑和回旋的空间，正面临着有史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巨大压力和挑战，陷入了或被淘汰出局，或被全面改造和重建的危机和震荡之中。
先看日本。日本经济是在冷战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出的一种畸形经济，是冷战式经济格局的特殊产物和典型代表。如今，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地的兴起，日本经济显露出了诸多不适应症状，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无法招架，日显憔悴，摇摇欲坠。世界经济也为日本经济的不景气所累所苦，全球经济的发展因此受到严重的牵制和束缚。
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日本受自身条件的限制无能也无力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日本经济历尽10年艰难至今仍没有从经济的深渊中走出，严重拖累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2002年2月在纽约举行的第32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不少与会的官员、学者和企业家们开始普遍地认识到，2002年对全球经济威胁最大的因素很可能不是美国经济，而是日本经济。认为日本是全球经济最大威胁。（注：《闽西日报》，2002年2月6日。）实际上，日本的衰落过程就是一个被全球化经济逐渐淘汰出局的过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不可抵抗性。
再看欧美。欧洲经济历来是“独善其身”的，尤其是搞了欧盟，实现了地域经济一体化的梦想后，欧洲的自我封闭倾向更加明显，面对全球性经济萧条，欧盟不愿承担过多的责任，喜欢依赖美国，并要求美国继续承担世界经济发动机的重任。
那么美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曾“一枝独秀”10年之久的美国经济，虽曾想力挽世界经济狂澜于不倒，试图带领世界经济走出重重危机，但单靠其一国之力是无法拯救整个世界的。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出现了减速，颓然病倒途中。美国经济的持续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仍未走出危机的全球经济来说不啻是一大噩梦。
世界经济的三大引擎相继熄火，这在战后世界经济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种严重失衡状态的出现，是由不均衡的世界经济格局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向西方的“一边倒”，使得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在东西半球之间缺乏均衡一致的发展，并因找不到一个能支撑其发展的强大的全球性发展平台而严重受挫，迅速地下滑和恶化。
全球化重塑世界经济格局
资本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在不断地改变着现实，改变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而这种改变，往往是通过大国的兴衰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重组表现出来。
在资本的早期时代，人类生产能力并不强，资本因此对“大国”的要求并不高，但凡是欧洲的沿海国家，只要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和天然的良港，能向外自由进出，便于自由贸易和对外扩张都可以成为“大国”与经济中心，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相继强盛。
当资本相对发达时，它对“大国”或经济中心的要求明显趋高了。西班牙、荷兰等老牌帝国的衰落与英国的崛起成为适应这一变化而出现的新旧交替的现象。英国要比荷兰、西班牙更具有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优势，世界资本借助这一新的平台，可以向更高的领域发展，而英国在时代的转换中则成功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成为“世界的工厂”，向全世界提供产品，世界各地的原料源源不断地被输往英国。
随着资本发展所带来的人类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英国作为岛国的局限性日显，已无力承担作为世界经济继续增长的中心这一新角色，其国际霸主的地位便摇摇欲坠起来。欧洲市场已经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人类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欧洲的战乱危害了资本的生存，破坏了资本发展的环境，造成了资本的外逃。资本渴望在更大的空间寻求新的、适合资本发展的外部环境，渴望再造一个新的经济增长中心，一个能确保世界经济充分发展的新的巨大平台。
美国作为一个新大陆，有被国际资本看好的诸多条件：具有远离战火纷飞的欧洲战场，确保资本安全与稳定发展的天然的地缘优势；资源丰富，国土辽阔，为资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连绵不断的东西海岸线将美国与太平洋、大西洋连在一起，两洋犹如两张宽大的翅膀可以一任美国遨游于世界各地；没有传统和清规戒律的束缚，为冒险与竞争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等。美国，犹如一块魔地，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吸引了全球资本尤其是那些负有使命感和冒险精神的清教徒门，更是争无恐后地来到美国，在那里寻梦并一展身手。
当美国适应了资本的这一需求而幸运地成为资本垂青的圣地，当全球资本都蜂拥而至将美国塑造成世界资本的聚散地时，美国的强大和英国的衰弱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美国终于在国际资本的一片喝彩声中成长起来，成了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中心，这是与19、20世纪全球资本的发展水平相符合的。世界经济建立起了美国这样的大市场与大平台，就能顺利地起飞和发展。美国实际上是在发挥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作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美国的表现特别是二战后美国的表现，不能不说它干得非常出色。
随着资本向全球领域的展开和向更高层面的飞跃发展，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美国，其历史的局限性与弊端便日益暴露出来。面对具有全球规模的人类生产力的加速发展，美国已经无法承担起拉动世界经济这个庞然大物的重任。随着1997年后经济危机在世界各地的频频出现，美国曾一度在逆境中孤军奋战，虽然强撑硬顶到了2000年下半年，但终因全球经济的规模太大，美国无法靠一己之力抗顶终于颓然倒下。具有全球规模的世界经济，相继压垮了日本、欧洲和美国。资本世界陷入一片混乱与凄风苦雨之中，失去了往日的繁荣与稳定。危机的频频光顾，不断地将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又演化成各国国内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又孕育出国际关系危机，世界因此而充满了动荡与不安，弥漫起战争的硝烟……
面对危机，现代资本世界绝不是无能为力消极等待，资本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在自己的内部形成了一种自我调节的修补机制，这就是通过资本的流动、变化与组合，试图在世界上塑造出一个能有利于资本发展的新的巨大市场，而这个巨大市场的形成，是以国家为载体，通过大国的兴衰演变和世界经济中心的自然转移表现出来的。
于是，处在危机中的国际资本又将面临一次新的选择和转移，资本将以全球视野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再造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全球资本的异常亢奋与剧烈流动，带来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和新一轮大国兴衰的演变。在此过程中，一些国家将被淘汰出局，如日本；一些国家将因其天然优势而崛起，如中国；还有一些国家则失去了成为大国的机会，将沦为普通国家，如俄罗斯、德国等。
我们由此将不难理解，当19世纪世界经济获得了高度发展，但欧洲却因战争失去了和平与安宁，市场日趋狭小破碎将不再能承担起全球经济中心的重任时，国际资本为什么会另辟蹊径纷纷涌向美国，从而打造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大国来。据此人们也不难理解，当人类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获得空前的超常发展时，当传统的以美、日、欧三大板块为主构筑起的经济平台因无法容纳巨大的生产力而显得日趋狭小僵化时，当“三大发动机”因无法承负重压而相继熄火陷入危机时，国际资本为何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在中国安营扎寨，图谋发展。
据我国外经贸部的最新统计，截至2002年2月底，中国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93988家，合同外资金额7567.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010.98亿美元。（注：《嘉兴日报》，2002年3月14日。）中国事实上已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印有“中国制造”的商品几乎覆盖了整个世界。外经贸部公布的另一项数据也显示，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和不稳定因素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开始青睐持续稳定发展的中国，外资正大量地、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2001年中国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6139家，比上年增长16.01%；合同外资金额691.91亿美元，同比增长10.43%；实际使用金额创历年最高水平，达到468.4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9%。（注：《经济参考报》，2002年1月25日。）可见，中国国力的迅速强大和在世界舞台上的快速崛起，并非完全取决于中国的国家意志，而是一种双向作用与呼应的结果，是具有全球化背景的资本造势的自然演化过程。全球化呼唤着东方大国中国的崛起，世界需要中国，需要在东方再造一个“美国”，以便为全球经济提供一个均衡而宽松的发展大环境。
因此，我们可以坦率地说，中国的崛起和要求改变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经济格局的呼声与愿望，并不是出于中国主观意志和片面选择，也不取决于美国的意愿，而是经济全球化在其演进过程中所产生出的一种内在的客观要求。大国的兴衰是由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幕后操纵的结果，或是国际资本在做全球性展开时自由流动与转移的结果。
当然，我们要清楚地看到，在资本运动带来的此番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和新一轮的大国兴衰的进程中，传统的“单极”模式也许会发生变化，即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将不止一个，而新世纪的大国兴衰也可能不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那种你衰我兴的“零和式”的变化。因为世界太大，仅靠一个中心无论如何都是运转不过来的，经济的全球化需要东西连动、全球均衡发展，要在东西两大世界中各建立起一个中心来确保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新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将呈美中双雄并立，互为补充，共同拉动世界经济向前发展的双赢格局，中国作为“第二个美国”，将在东方乃至整个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
可见，经济全球化进程将是一股巨大的动力，必将有力地推动世界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并在暗中悄悄重塑着世界经济政治的新格局，催生出一些新的大国的同时，又让一些过时的老牌帝国沉沦下去。
辩证理解中美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是广泛的，世界将因中国的崛起而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引起了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强烈关注。中美关系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正在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
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如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E.加滕说：一些公司正在把生产厂迁往中国。中国是接受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它在20世纪90年代末每年得到外资约400亿美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这一数字还将进一步提高。“中国正在成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这一发展似乎势不可挡。”（注：［美］《商业周刊》，2002年6月17日。）加腾认为，一旦全球经济把中国当做工业生产的生命线，战争、恐怖主义、社会动荡甚至自然灾害带来的供应中断，都将使世界经济难以承受。美国《新闻周刊》，2001年7月发表的一篇题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的文章中说，“据一项预测表明，中国经济到2025年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这就意味着，人们应该关注（并且应非常关注）北京是打算大摆超级大国之架势，还是准备表现其遵守国际准则的愿望。”并说“在中国旅游7周的杰米·罗杰斯说：‘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分别属于英国和美国，那么现在该轮到中国了。’”（注：新华网2001年7月12日。）
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政府对其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华战略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由此引发了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美日关系、美欧关系等一系列关系的调整，趋向是以中国为目标，更加重视亚太地区。小布什政府提出了新亚太战略，主张美国要把军事部署的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并把防备与遏制中国作为其新亚太战略的目标，即要以中国为未来主要假想敌，立足于与中国打一场海上战争，并取得胜利。其战略就是在中国周围主要是东面和南面，建起一道“日韩—冲绳—中国台湾—菲律宾—新加坡”这样一条围堵链。（注：陆建人：《布什的新亚太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7月5日。）小布什政府的偏激做法，曾一度引起了中美关系的高度紧张。
很显然，这是西方理论界与政界缺乏眼光的表现，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的强大和崛起所能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的巨大好处和收益，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正热切地盼望或渴望着一个东方大国的崛起，没有看到中国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资本造势的自发过程。美国应该看到，在东方世界里最有资格和能力作为美国合作伙伴的，非中国莫属。
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但世界在应如何面对这个将要站起来的新的经济巨人时，不仅作为主角的中国自己没有做好理论、思想与心理等方面的充分准备，而且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没有做好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尤其是美国。美国面对一个新的经济巨人的崛起时，内心世界的感受是异常复杂的，在它还没有认清这一时代趋势时，往往会采取十分极端的手法来遏制中国，用传统的冷战思维方式来与这条巨龙角逐。中美两国的关系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处在一种非常微妙而又富有戏剧性变化的特殊阶段：美国不会贸然地置中国于死地，中国也不会轻易地对美国摊牌，但双方都在仔细地观察对方，揣摩对方的心思，试图看清对方的真实面目。
从历史上看，在世界舞台上同时出现两个超级巨人的现象确实是有过，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就是一例，但它们之间的战略关系往往是敌对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告诉人们，这种敌对关系所带来的只能是一种零和的关系，而不承认存在着合作与和谐。自由制度主义虽然竭力强调在制度基础上的合作，但并不承认两强的东西方内涵（认为东西方是必然冲突的），而认为霸权下的稳定和霸权之后的制度基础上的稳定依然是西方主要选择。因此，面对中国这一新的国际力量的崛起，许多人都无法及时而准确地开出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新的处方，更多的人往往是以冷战的习惯思维或以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谨慎地尝试着与中国的接触和交往（往往是遏制大于接触），在这种思维方式与理论情调中所流露出的排他性的冷战情绪与现实主义丛林哲学的气息是世人有目共睹的。经济的超前发展与观念的滞后在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并由此带来了认识上的困惑与行为逻辑上的混乱。如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总是跳不出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喜欢或惯于用敌视性的异类眼光打量中国、威胁中国、遏制中国，甚至在对未来的战略筹谋上勾画出不惜与中国背水一战的可怕蓝图，做最后的战略摊牌。这反映出了美国文化心理上的欧美中心主义的傲慢以及政治心态上的落伍与老态，它有违于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必将逐渐形成的一套新的国际游戏规则。美国对抗的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不仅仅是中国。
当然，在关系调整过程中出现危机并非坏事，辩证地看，中美之间的危机应是转换中的危机，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危机，是新的关系出现前的阵痛。中美关系的紧张，其实也是新的格局未形成前，两国在对未来局势进行认识和判断时，缺乏切实可靠的依据而在认知上出现的摩擦和在传统防范心理上出现的一种过度自卫。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这种一时的危机和紧张会得到化解，两国会逐渐地认识到彼此携手共进的必要性，认识到两国的关系是天然的，（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222、271页等。）是天造地设的，是很难被其他国家所代替的“情侣关系”。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美国将成为两个半球的中心，只有当中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才会实现。
历史的演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不管多么漫长，在新的战略态势尚处在孕育形成过程中还未得到最终确立前，对危机的任何一种夸大和误导，都会导致进程的放缓，导致全球化的中途夭折。因此，从人类长远发展来看，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决不能片面地扩大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危机面，并将这种危机面夸大到不恰当的程度，而应以冷静、现实的客观态度去审视两国关系在现实中的变化与发展，看到两国关系在未来的新趋向。
对未来中美关系走势的展望
在美国还没有认清中国的崛起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需要的时候，在美国还没有学会同中国以合作而不是敌对、以协调而不是遏制的方式打交道的时候，在美国还没有从心理和思想上做好准备迎接一个不是敌人而是天然伙伴大国出现的时候，中美之间的关系免不了出现碰撞、偏激、危机、惊险、紧张、争吵、威吓、喜怒无常等等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作为符号的这些生动的政治表情、动作与姿态表面上看虽复杂难懂，但它们所遵循的内在逻辑规则却依稀可辨，即双方都在学习该如何与对方打交道，如何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如何共同面对未来的世界走势，如何在冲突和相互叫板中懂得默契与协作。
从目前看，虽然对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或看坏的人不在少数，但从长远看，笔者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则充满了信心。鉴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未来两国关系的走势应该是朝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方向发展，但这种关系由于两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以及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又不是均等或绝对平等的。准确地说中美关系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多极基础上的以美国为主中国为辅不对称的两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经济中心，有着其不可动摇的深厚的综合基础与不可替代的全球战略优势，而中国作为未来东方世界的一个新崛起的经济中心，将形成与美国隔海相望遥相呼应积极配合弥补不足的战略态势。中美之间这种特殊战略关系在未来的形成，与其说是“实力原则”的写照，不如说是大国的国际角色天然分工的结果，个中蕴涵着非常丰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深刻含义。
从长期而言，中美关系的互动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战略性互补的过程，这一过程今后将不仅只体现在经贸领域，同时还将延伸到疆域广阔、内容浩繁的文化领域。与经贸相比，中美关系在文化上的互补性将更显出它迷人的魅力和独特的超人之处，具有一种令人不可思议难以破解的天地神韵。随着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文化也将构成中美战略基础中的另一块坚强的基石。中美关系的互动，将是一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和整体协调的积极政治理念逐步被全世界认同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曾一度坍塌几成废墟的东方世界重新崛起，与西方世界携手共建一个统一均衡世界的过程。
世界将因中国的崛起而更加稳定，世界也将因中美之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而变得更加和谐。
［收稿日期：200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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