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薛元超几个问题的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薛元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文章考证了唐高宗时宰相薛元超的名字，其与李义府、上官仪、章怀太子等人的关系及撰修国史、荐引人才等事，补充了碑志之残缺，揭示了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
关键词 生卒年 薛元超 李义府 章怀太子
薛元超，高宗的宠臣，中书令，死后陪葬乾陵。唐高宗统治晚期，武后干政，政治斗争激烈，朝中重臣如不依附，则很难立足，而薛元超不但保其禄位，深得高宗、武后信任，还博得朝野一致赞誉，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本文不对薛元超作全面评述，仅就几个重大问题进行剖析，不妥之处，希望得到指正。
一、关于生卒年及名字问题
薛元超，父薛收，唐太宗即位前为秦王府主簿、判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天策府记室参军、十八学士之一、汾阴男、早卒。祖薛道衡，隋朝司隶大夫、著名文学家，为隋炀帝所杀。薛元超是通过恩荫而走上仕途的。《旧唐书·薛收传附元超传》：“元超早孤，九岁袭爵汾阴男。及长，好学善属文。太宗甚重之，令尚巢刺王女和静县主，累授太子舍人。”关于其生年，两《唐书》、《通鉴》等书不载，上引《旧唐书》只载：“弘道元年，以疾乞骸，加金紫光禄大夫，听致仕，其年冬卒，年六十二。”以此推算，薛元超生于武德五年（622）， 与杨炯所撰其“行状”差异颇大。“行状”记载其生平颇详，现摘录如下：
“年六岁，袭爵汾阴男。十一，太宗召见，敕宏文馆读书。十六，为神尧皇帝挽郎。十九，尚和静县主。高宗升储之日也，敕公为太子通事舍人。二十二，除太子舍人。高宗践位，诏迁朝散大夫、守给事中，二十六，寻拜中书舍人、宏文馆学士。三十二，丁太夫人忧，去职，起为黄门侍郎，固辞不许。修东殿新书毕，进爵为侯。……四十，复为东台待郎。……五十三，赦还，拜正谏大夫。五十四，迁中书待郎，寻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检校太子左庶子。五十九，迁中书令。……以光宅元年季冬旁死魄甍于洛阳丰财里之私第。”〔1〕
《旧唐书·则天皇后纪》，1972年出土的《薛元超墓志铭》所记薛元超卒年与“行状”同。按“行状”所载卒年推算，则其应生于武德六年（623）。另据《新唐书·宰相表一》、《通鉴》、 《旧唐书·高宗纪下》等书载，薛元超仪凤元年（676）三月，任同中书门下三品， 开耀元年（681）闰七月，任中书令。从武德六年算起， 分别是五十四岁和五十九岁，和上引“行状”所载的年龄一致。证明“行状”记载可靠，而《旧唐书·薛收传》记载有误。
关于其名字，两《唐书》、《通鉴》、《薛收碑》等史籍碑志，皆记为“元超”。崔融所撰的《薛元超墓志铭》载：“公讳口，字元超”。正好把其名字残缺了。据杨炯所撰“行状”载：“河东汾阴县薛振，年六十二，字元超。”与诸书记载相异。宋代著名金石家赵明诚，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等，都认为杨炯所记可靠，而史籍碑文疏误。《金石录》卷24“唐薛收碑”：“又，（薛）收之子元超，据《唐史》及此碑，皆云‘名元超’，而杨炯《盈川集》载炯所为《元超行状》，乃云名振，字元超。盖唐初人多以字为名尔。”《十七史商榷》卷87“薛收历官”条载：“新旧皆云收子元超，而行状则云振，字元超。唐人多以字行，新旧遂失书其名，皆非。”其实《新唐书》卷73下“宰相世系表三下”亦载：“振，字元超，相高宗。”据此当以杨炯所记为是。
二、与李义府、上官仪的关系
李义府，瀛州饶阳人，家境寒微，有辞学，善属文。由剑南巡察大使李大安推荐而走上仕途，后在刘洎、马周等人的推荐下，累迁监察御史、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由于和许敬宗等人在拥立武则天争当皇后中鞍前马后，不遗余力，立有大功，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又兼太子左庶子，升迁为中书令。史载：“中书令李义府有宠于上，诸子孩抱者并列清贵。而义府贪冒无厌，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2〕又因关押在寺狱中的淳于妇人姿色出众，他让大理寺丞毕正义违法释放，准备纳为己妾。事情被揭露后，李义府逼迫毕正义自杀，以掩盖自己罪行。唐高宗颇知其罪失，曾告诫李义府说：“卿子及婿颇不谨，多为非法，我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义府勃然变色，颈、颊俱张，曰：“谁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以得邪！”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3〕其之所以如此大胆妄为，是“怙武后之势，”〔4〕后台强硬。李义府社会名声还很坏，《旧唐书》本传载：“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
就是这样的人物，薛元超竟不避舆论，与之往来密切。关于薛元超与李义府的关系，史籍记载只有一事。龙朔三年，李义府因犯受贿和“窥觇灾眚，阴有异图”之罪，被人告发，“制下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侍御详刑对推其事，仍令司空李勣监焉。按皆有实。”〔5〕于是罢其官，流放巂州。“朝野莫不称庆，”“或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榜之通衢。”〔6〕因李义府爵为河间郡公，故以此称刘祥道，可见人心之向背。在这人心大快之时，薛元超的行为却异乎寻常。《旧唐书·薛收传附元超传》载：“右相李义府以罪配流巂州。旧制，流人禁乘马，元超奏请给之，坐贬为简州刺史。”此时，薛元超刚从饶州刺史任上调回京师不久，肯冒风险为李义府请命，不是二人关系亲密就是借此讨好李义府和武则天。根据现存史料分析，两种可能都存在。高宗为太子时，薛元超与李义府均为太子舍人。高宗即位后，又同任中书舍人，长期一同供职。修《晋书》时，薛元超、李义府、上官仪等人均受命参预修撰。〔7〕显庆元年，高宗又令于志宁、许敬宗、来济、杜正伦、李义府、薛元超等人，“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8〕即协助玄奘整理已译之佛经。在长期工作中， 二人建立较密切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说薛元超此举是为了讨好李义府，也是事出有因。显庆三年，李义府与中书令杜正伦争讼，高宗以大臣不和，“两责之”，贬正伦为横州刺史，义府为普州刺史。“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9〕吏部尚书唐临奏请以侍御史张伦为剑南道巡察使， 而张伦与李义府曾有旧怨，普州又正好隶于剑南道，于是唐临便落了个“挟私选授”的罪名。〔10〕次年，李义府重新被召回京师，出任宰相。由于李义府有这样的背景，所以“自义府流放后，朝士常忧惧，恐其复来。”〔11〕薛元超对这一切当然非常清楚，在李义府被贬时，出面送一点人情也在情理之中。相反，如果薛元超作为李义府多年的同事，当时冷眼旁观，不闻不问，则必然会得罪李义府甚至武则天，对自己将非常不利。从人品角度看，薛元超也具有这样的品格。稍举一二例，即可见一斑。薛元超与高宗曾游嵩山，寻访隐士田游岩，“帝曰：‘朕今得卿，何异汉获四皓乎？’薛元超曰：‘汉高祖欲废嫡立庶，黄、绮方来，岂如陛下崇重隐沦，亲问岩穴。’帝甚欢。”〔12〕另据杨炯所撰“行状”载：高宗曾在九成宫别殿设宴，“时太子、英王侍皇帝酒。酒酣，公献寿曰：‘天皇合《易》象乾将三男震坎艮，今日是也。’上大悦。”时李弘已死，高宗嫡子正好三人。〔13〕“吐蕃不庭，诏英王为元帅，总戎西讨。公赋西征诗一首，上称善，嗟叹者久之。”故王夫之批评薛元超等人说：“或一言而合，或趋歧径而诡遇，竞相踵以赞天工。”〔14〕
上官仪，陕州陕县人。“寝工文词，涉贯坟典，”〔15〕是当时的著名诗人，其诗体人称“上官体”。龙朔二年，任同东西台三品，位至宰相。据《通鉴》卷201麟德元年十二月条载：武则天“及得志， 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官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诏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舆，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草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并把责任推到上官仪头上。后来武则天指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王伏胜和燕王李忠谋大逆，皆被处死。这次薛元超又受到牵连，“坐与文章款密，配流巂州。”〔16〕薛元超与上官仪同为文学之士，又同撰《晋书》，有“词翰往来”亦是常理。〔17〕《全唐诗》卷40就收有上官仪的《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诗一首。但薛元超此次被贬，仅因“词翰往来”而已，与反对武则天无关。因为当时他正在简州刺史任上，远离朝廷，不可能与此事有直接牵连。《新唐书·薛收传附元超传》：“帝疾剧，政出武后。因阳喑，乞骸骨。”似乎薛元超一直反对武氏参政，出于对武氏的强烈不满，才称疾要求致仕。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武则天参政并不始于高宗晚年，早在上官仪被杀后，武则天的权势已经膨胀。“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18〕以后，高宗病重，朝政即委托武氏处理。薛元超自仪凤元年（676）任宰相以来，多年辅佐高宗和武则天处理政事， 高宗晚年主要和武则天合作，如对武氏不满，要辞职早就应该申请，何必合作多年后到其将死才提出。故《通鉴》、《旧唐书》不提此事，前一书又说“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喑，乞骸骨，许之。”后一书载：“弘道元年，以疾乞骸，加金紫光禄大夫，听致仕。”〔19〕可见，薛元超是因病而辞职致仕的，《新唐书》的说法有误。
三、与章怀太子的关系
太子李弘死后，高宗即立李贤为皇太子，并一度令监国。史载：“太子处事明审，时人称之。”〔20〕曾召集当时学者注《后汉书》，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高宗曾手诏褒奖说：“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纲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往圣遗编，咸窥壶奥；先王策府，备讨菁华。好善载彰，作贞斯在，家国之寄，深副所怀。”〔21〕从这些评语看，高宗对这个儿子是非常满意的。李贤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如颇好声色等。仪凤元年，薛元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检校太子左庶子，承担了辅佐太子的职责。在这个时期薛元超与李贤的关系如何，史无记载，不得而知。此后，李贤与武则天的关系日趋紧张，宫中有人窃议，说李贤不是武则天的亲生，而是其姐韩国夫人所生。李贤听到后，“内自疑惧。”当时有个术士明崇俨，“以厌胜之术为天后所信，常密称‘太子不堪承继，英王貌类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贵。’”极力挑拨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加深了武则天对李贤的不满情绪。于是，武则天命人书写了《少阳正范》、《孝子传》赐给李贤，“又数作书诮让之”，李贤“愈不自安。”〔22〕不久，明崇俨“为盗所杀，求贼，竟不得”，〔23〕“天后疑太子所为。”由于李贤喜好声色，与户奴赵道生等狎昵，多赐予金帛，武则天指使人告发其事，高宗“命薛元超、裴炎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杂鞫之，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以为反具。道生又款称太子使道生杀崇俨。”〔24〕于是，废李贤为庶人。高宗死后，武则天又派丘神勣往巴州李贤贬地，“逼令（其）自杀。”〔25〕
关于此事，笔者以为是一桩冤案，主要理由如下：一、从现存史料分析，武则天要废去太子李贤思谋已久，并不是此次获得李贤“反具”以后不得已而作的决定。从上面所引明崇俨的话可以证实这一点。假如武则天没有废李贤之意，一个仰人鼻息的术士决不敢大胆在其母亲面前说儿子的坏话，尤其在封建社会，非议储君是大逆不道的，没有十分把握，外人决不敢轻易过问。从武则天赐《少阳正范》、《孝子传》及多次作书谴责李贤的行动看，也反映出她对李贤的一贯不满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李贤难免不产生“疑惧”和“不自安”。其所作的《黄台瓜辞》正是他忧郁和恐惧心情的反映，〔26〕目的在于唤起武则天的怜悯和骨肉之情，同时也向她进行规劝。假如武则天没有这样的意图，李贤的“疑惧”又从何而来呢？
二、李贤谋反证据不足。武则天怀疑明崇俨系李贤指使人杀死，由于没有证据，不能以此搞倒李贤，所以才指使人告发李贤的私生活问题，可见其原意是想以这个罪名废去李贤。后来，从东宫搜得皂甲后，才改变以谋反罪审理此案。这就说明李贤原先并无谋反的蛛丝马迹，否则武则天决不会避重就轻，轻易放过李贤。至于在东宫发现皂甲，实在是不能作为谋反证据。唐制：东宫机构中有太子仆寺，下设有马坊，为马匹牧养和管理机构，并设有十率府的军事机构，东宫中拥有一定量的皂甲完全是正常情况。关于这一点，《通鉴》撰者司马光也是不以为然的，上引的“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以为反具”一句，从“以为反具”四字的行文语气看，司马光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新唐书·高智周传》载：智周“与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怀太子狱，无所异同，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骑常侍。请致仕，听之。”高智周审理此案后，为什么要“固表去位”呢？高宗为什么对这个行动表示赞赏呢？很值得思考。从“无所异同”四字看，说明作为主审官之一的高智周，并不能按照案情实事求是地审理，只能和其他审判官一样，按事先定好的调子办事，本人又不愿承担诬陷太子的责任，所以才辞去官职，以表示自己的清白。从上引史料看，高宗对高智周人格颇为赞赏，说明高宗对此事也有完全不同的态度，〔27〕但又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处理，可见大权已经旁落了。
三、明崇俨非李贤所杀。凡涉及此事的史料，均云贼无所获，甚至说“或以为俨役鬼劳苦，被鬼杀之。”〔28〕此说虽不可信，但也说明李贤与此事确无关系。唯《御史台记》说郑仁恭任刑部郎中时，负责审理明崇俨被杀案，“句余，果获贼矣。朝廷称之。”〔29〕此段史料司马光撰《通鉴》时没有采用，史料中也无说明抓获的贼是什么人？系何人指使？故可信程度极低。然而有一点应该注意到，即此事和李贤没有关系。《通鉴》虽有“（赵）道生又款称太子使道生杀崇俨”的记载，极可能是逼供的结果，连武则天也不真正相信，不敢公布于众，其谈到李贤罪行时，只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30〕指皂甲之事，并无涉及杀明崇俨的罪行。从司马光行文语气，也对此事采取否定态度。从常理分析，威胁李贤地位的并非明崇俨，杀他对巩固自己地位毫无助益，相反还会打草惊蛇，引来更大的祸患。李贤身为太子，聪明过人，怎会干如此愚蠢的事情呢？
在李贤一案中，薛元超实际上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在负责此案的三名主审中，薛元超、裴炎均为宰相，高智周为御史大夫，地位低于前二人，其态度前面已说过，因此，在确定李贤“谋逆”罪名上，薛、裴应负主要责任，尽管他们也许是屈于武则天的压力。李贤被废的次年，薛、裴二人就分别升任中书令和侍中，未必就和此事没有关系。李贤一案还牵连到一大批人，“苏州刺史曹王明、沂州刺史嗣蒋王炜，皆坐故太子贤之党，明降封零陵郡王，黔州安置；炜除名，道州安置。”“左庶子、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坐阿附太子，左迁普州刺史。”其余“党与皆伏诛”。〔31〕在太子重要宫僚中，除张大安外，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对李贤一案也持不同态度。据载：“章怀太子之废也，高宗慰勉官僚，尽舍罪，令复其位。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谢罪，义琰独引罪涕泣，时论美之。”〔32〕与薛元超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后来李义琰被迫辞职，垂拱元年，起复为怀州刺史，“义琰自失则天意，恐祸及，固辞不拜”。〔33〕所谓“失则天意”，就是指其在李贤案上的态度。
李贤废后，李显（当时名哲）被立为太子。永淳元年，高宗与武则天驾幸洛阳，诏薛元超辅佐皇太子居守长安。在此期间，薛元超劳心积虑，勤勤恳恳，不敢稍有懈怠。其在《谏皇太子笺》中，劝告李显不要涉险游猎，“听政余闲，留情坟典。”并称高宗、武则天为“二圣”，在文中口口声声“天后”要求如何如何，对武则天尊礼备至。最后要求太子“弃不急之务而省游娱，绝无益之欲而敦节俭。以儒墨为城池，翱翔其际，以礼义为干橹，栖息其间。一则遵天后诫书，不敢失坠；二则挹古人遗范，有所发挥，岂不美欤！岂不盛欤！”〔34〕极少提到高宗对太子的企望与要求。可见在薛元超心目中，武则天已凌驾于高宗之上。从而再次证明《新唐书》本传说薛元超晚年不满武则天的专权，是多么的荒谬。
四、关于撰修国史、荐引人才等问题
《隋唐嘉话》卷中：“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这段话并不真实，似乎非薛元超所说，以“不得修国史”一语而论，即非事实。据《唐会要》载：
“（贞观）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修五代故事。若少，学士量事追取。于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诸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掌其事。又，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著作郎刘子翼、主客郎中卢承基、太史令李淳风、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主客员外郎崔行功、刑部员外郎辛邱驭、著作郎刘充之、光禄寺主簿杨仁卿、御史台主簿李延寿、校书郎张文恭，并分工撰录。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议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其条例，量加考正。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及晋代文集，为十纪、十志、七十列传、三十载纪。”〔35〕
杨炯所撰薛元超“行状”亦载：“修晋史，笔削之美为当时最。”《旧唐书·薛收传附薛元超传》：“累授太子舍人，预撰《晋书》。”以上记载都说明薛元超任太子舍人时，参预修撰《晋书》而且出力不少。其具体分工撰修了哪些部分，史书缺载，就不得而知了。此外，上引《旧唐书》还载：“俄转中书舍人，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这些都充分证明《隋唐嘉话》这段记载非实。
薛元超一生曾多次举荐人才，为当时人所称美。《旧唐书》就褒扬他说：“汲引多才，以隆弘纳。”关于其荐引人才情况，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有较详统计，他说：“新旧言元超荐人有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郑祖玄、邓元挺、崔融，而行状又有顾彻、沈伯仪、贺凯、颜强学。新旧书皆删，亦非。”〔36〕然薛元超举荐的人才并不仅限于此，据《唐会要》卷64“崇文馆”载，永隆二年，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新唐书·杨炯传》所载亦同。另据新旧《唐书》列传记载，经薛元超举荐或赞誉提携而做官的，还有徐彦伯、李峤、李义、田游岩等人。〔37〕在其所举荐的人中，不少人后来在政坛或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国家的治理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仪凤三年，吐蕃与西突厥联兵进犯唐境，高宗命李敬玄率兵十八万征伐，兵败，右卫大将军刘审礼被俘，李敬玄率残兵逃回。“帝既儒仁无远略，见诸将数败，乃博咨近臣，求所以御之之术。”〔38〕关于这次讨论的情况，《唐会要》卷97“吐蕃”有详细记载，从中也可以看出薛元超对待外族侵扰的基本态度：
“给事中刘景先曰：‘攻之则兵威不足，镇之则国力有余，且抚养士卒，守御边境。’中书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岁已深，兴师不绝，无非劳费，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臣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立烽候，勿令侵掠，待国用丰足，一举而灭之。’给事中皇甫文亮曰：‘且令大将镇抚，畜养将士，仍命良吏营田，以收粮储，必待足兵足食，方可以举而取之。……中书侍郎薛元超曰：‘臣以为敌不可纵，纵敌则患生，边不可守，守边则卒老，不如料简士卒，一举灭之。’上顾谓黄门侍郎来恒曰：‘李勣已后，实无好将，当今以张虔勖、纪及善等差为优耳。’恒曰：‘昨者洮河兵马足堪制敌，但为诸将失于部分，遂无成功。今无好将，诚如圣旨。’”
不管薛元超的策略是否可行，这种以攻为守的军事思想是积极进取的，也是其一贯的主张。杨炯所撰“行状”载，薛元超为右承务时，“上疏陈请备塞垣，未几，而匈奴背诞。公有神通之鉴也，不亦明乎。”文中所谓“匈奴”，即指吐蕃。还说“此后宠遇日隆，每军国大事，必参谋帷幄。”〔39〕可见薛元超当时在朝廷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主张虽没有马上被高宗采纳，但是对唐朝制定御敌策略还是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久，提升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统一指挥对吐蕃战事。常之“乃严烽逻，开屯田，虏谋稍折”〔40〕。旧史家称赞薛元超说：“及登大任，益有嘉谋。”〔41〕主要是针对他的这种积极进取的制敌精神而言，并非指其具体策略如何切实可行。
收稿日期：1995年6月20日
注释：
〔1〕〔17〕〔39〕《全唐文》卷196杨炯“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
〔2〕〔9〕〔10〕《资治通鉴》卷200。
〔3〕〔6〕〔18〕《资治通鉴》卷201。
〔4〕〔5〕〔11〕《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
〔7〕《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
〔8〕《旧唐书》卷191“僧玄奘传”。
〔12〕《旧唐书》卷92“田游岩传”。
〔13〕《全唐文纪事》卷94“订谬三”：“《集》作太子、英王、皇帝侍酒酣。皇帝盖谓睿宗也。当如集本，乃合三男之说。”按《集》指杨炯《盈川集》。
〔14〕《读通鉴论》卷21。
〔15〕《新唐书》卷105“上官仪传”。
〔16〕《旧唐书》卷73“薛收传附元超传”。
〔19〕《资治通鉴》卷203，《旧唐书》卷73“薛收传附元超传”。
〔20〕〔22〕〔23〕〔24〕〔30〕〔31〕《资治通鉴》卷202。
〔21〕《旧唐书》卷86“章怀太子传”。
〔25〕《资治通鉴》卷203。
〔26〕见《旧唐书》卷116“承天皇帝倓传”。 原文：“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
〔27〕《资治通鉴》卷202永隆元年八月：“上素爱太子， 迟回欲宥之。”
〔28〕《朝野佥载》卷3。
〔29〕《资治通鉴》卷202调露元年四月条“考异”。
〔32〕〔33〕《旧唐书》卷81“李义琰传”。
〔34〕《全唐文》卷159“谏皇太子笺”。
〔35〕《唐会要》卷63“修前代史”，《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亦有较详记载。
〔36〕《十七史商榷》卷87“薛元超历官”。
〔37〕见《新唐书》卷114“徐彦伯传”，卷123 “李峤传”， 卷119“李义传”，《旧唐书》卷192“田游岩传”。
〔38〕〔40〕《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
〔41〕《旧唐书》卷73“孔颖达等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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