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执政党克服“危险”的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田鋆丰，孙迪亮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 列宁在巩固苏维埃政权、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俄共 （布）执政面临的一系列危险：国际环境带来的政权不稳之危险，急躁冒进带来的发展不善之危险，文化落后带来的能力不足之危险，党内派别活动带来的合力不强之危险。为克服这些 “危险”，进而巩固俄共 （布）的长期执政地位，列宁形成了执政党克服 “危险”的重要思想。学习和借鉴列宁的这一重要思想，对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克服执政危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列宁；执政党；危险；现实启示
本文所谓的 “危险”，是指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当时所面临的执政危险。众所周知，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布尔什维克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其任务也随之由夺取政权变为巩固政权。在推进执政党建设的过程中，列宁深刻地剖析了俄 （共）布面临的一系列执政危险，并结合党情、国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进而从根本上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仍面临着 “四大考验” “四大危险”，因此，学习和借鉴列宁关于执政党克服 “危险”的思想，对于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执政考验、克服执政危险、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克服国际环境带来的 “政权不稳”之危险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比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如何巩固政权，而政权的稳定是布尔什维克党开展一切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只有确保苏维埃政权的稳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而这一切，在帝国主义国家看来都严重威胁了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地位。于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以英日美德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就对俄发动武装干涉，企图用战争的方式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扼死在摇篮中”。不仅如此，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扶植和煽动下，苏俄境内的各种反革命势力也纷纷发动叛乱，目的是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统治，以建立代表其利益的新政权。国内国外的双面夹击，使苏维埃政权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刻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
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列宁要求全党上下必须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以不怕牺牲的英勇奋斗精神努力抵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疯狂进攻。与此同时，列宁还及时部署了相应的战略措施以克服国内战争带来的危险：一是扩充红军数量，加强红军建设。在对旧军队进行收编和民主化改造的基础上，列宁要求进一步加强红军建设，在 “一切为了前线”口号的指引下，鼓舞更多先进的无产阶级加入红军队伍，以扩充红军的力量来打击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二是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以保证国内战争的胜利。最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秉承着 “不胜利，毋宁死”的坚定信念，经过三年的顽强斗争，彻底粉碎了国内外武装干涉力量的侵袭，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进而保护了苏维埃这颗社会主义的幼小火苗。
国内战争的胜利，帮助苏俄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发展环境。但是，列宁仍清醒地认识到，俄共 （布）依旧处于国际环境带来的危险之中。他提醒全党：“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到入侵的危险。”［1］325为此，列宁根据苏俄面临的严峻国际环境，及时调整对内对外政策，以克服国际环境给苏维埃政权巩固带来的危险。
玛吉和夏洛特、亚美利戈和亚当互为情敌关系,“情敌”这一至关重要的叙事代码使得他们处于对立关系。而这一反义关系的对立程度深于上述矛盾关系,前者是主动选择的,后者是被动接受的。
（一）要求全体党员时刻警惕前进道路上的危险与挑战
列宁认为，从20世纪初开始，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与以往相比更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正如他所说：“亿万人民——实际上是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现在已经成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原先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必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1］41-42列宁坚信有朝一日殖民地国家定会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坚力量，同俄共 （布）一道，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共同化解国际环境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的危险。
（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迅速恢复苏俄的大工业
列宁认为，通过租让制和租借制等形式把国家无力管理的一些大企业转交给资本家经营，不仅可以使苏俄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短时间内恢复被破败的大工业，而且还可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为此，他总结道：“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无疑会葬送我们，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赋，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而会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2］492在列宁看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苏俄在帝国主义夹缝中生存的必须之策。因为，只有同广大资产阶级建立密切联系，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战争的危险，利用宝贵的和平喘息时机，大力发展苏俄的大工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俄共 （布）抵御国际环境带来的危险的能力
屈哨兵：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好教育的质量观。这个问题我此前还没有做很多思考，最近稍微梳理了一下，大概有几个基本观点可以先说一下。
（三）支持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增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列宁指出：“我们在军事战线上进行过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当时使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精力增加十倍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是什么呢？这就是意识到存在着危险。”［2］363战争后的和平与稳定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冲突已经完全消失，相反，“经济战争正在代替用武器和坦克进行的战争。”［2］332由此，“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各种各样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2］344面对新形势下的新危险，列宁要求全党上下务必提高警惕，集中力量，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二、克服急躁冒进带来的 “发展不善”之危险
国内战争的胜利，为俄共 （布）暂时扫清了执政障碍，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三年的国内战争也给俄国带来极大的创伤，放眼俄国国内，可谓是民不聊生、满目疮痍。因此，战争胜利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抓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及时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由于以余粮收集制为主要内容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国内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仍希望继续沿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革命的方法带领苏俄迅速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然而，事实证明，在和平建设时期，继续采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不合时宜的，急躁冒进发展经济的结果就是给苏俄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阻碍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例如，强制征收农民的余粮引起了农民的严重不满，不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而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得收归国有的那些大中小企业出现了管理不当、经营不善的现象，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1921年2月发生的喀琅施塔得暴乱更是使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政治文化十分落后的俄国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进行经济建设是脱离实际的，它不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苏俄落后的经济状况，反而因经营不当、发展不善而使苏俄原已破败的经济雪上加霜。正如列宁在后来的讲话中总结道：“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查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2］576同时，列宁还指出，拥有高昂的革命热情和激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2］612列宁借此告诫全党，在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用急躁冒进的方法企图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完全错误的，相反，要充分发扬踏实肯干的作风，勇于接受考验，进行长期奋斗。为此，列宁根据俄国的现实国情，主张采用 “渐进”发展的方式来恢复苏俄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以克服急躁冒进带来的发展不善危险。
（一）发展以商品交换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列宁始终强调，必须建立一个高度统一、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只有全党上下协同一致，具有强大的合力，才能不断克服党在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与挑战，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运行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而在俄共 （布）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关键时期，党内却出现了以 “工人反对派”和 “民主集中派”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反映了党内存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并给俄共 （布）执政带来严重威胁。例如，“工人反对派”以工人的先进代表自居，大肆宣扬党的领导的 “蜕化变质”，要求党和国家机关把国民经济的管理权完全转交给工会，实现工会对国民经济的绝对领导。同时，他们还认为，官僚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权利过分集中。为此，他们强烈要求实行极端化的民主，努力使党内派别存在合法化，并借此加强工会的领导权。而 “民主集中派”不仅否认布尔什维克党对苏维埃和工会的领导，同时还反对把一切权利集中于中央，主张不断扩大地方的自治权。不仅如此，由于 “民主集中派”的代表们并未深入理解和把握民主集中制的本质要求，结果导致在最需要集中的时期出现了片面强调民主的现象，不利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由商品交换转为国家调节下的买卖和货币流通
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明确指出，商品交换的最终目的是 “要求 （尽管没有说出来，但是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步。”［1］506也就是说，俄共 （布）只是想借助商品交换这一暂时 “退却”的形式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在经济建设中，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急躁冒进的心理状态。并且，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不断深入，商品交换并未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反而逐渐被买卖、贸易等形式所取代，这也促使列宁不得不重新思考商业和市场在新经济政策中的重要作用。正如列宁总结道，商业不仅是苏维埃经济生活中的一块 “试金石”，同时也 “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1］349-350而商业想要充分发挥其价值，就必须依靠市场提供的广阔平台。只有商业和市场协同配合、双管齐下，才能使俄共 （布）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此，列宁在 《莫斯科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指出：“我们退得还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1］228暂时的退却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后退，列宁根据俄共 （布）面临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国家的经济政策，既有效缓解了急躁冒进带来的发展不善危险，也为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储备了坚实的力量。
（三）制定严格的法律以确保新经济政策的贯彻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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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克服文化落后带来的 “能力不足”之危险
随着苏俄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俄共 （布）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由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任务，转到组织对俄国的管理。然而，“据统计，直到1923年俄共（布）党内受过中等教育的只有6.3%，大学毕业的仅占0.6%。”［3］21同时，也正是由于受教育水平低，缺乏管理国家必备的科学文化素养，许多党员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暴露出了执政能力不足的问题，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共产党员无法真正发挥其在经济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正如列宁在俄共 （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俄罗斯联邦和俄国共产党的负责共产党员，是否了解他们不会管理呢？是否了解他们自以为在领导，其实是被领导呢？……我们的人到处发号施令，结果是完全事与愿违。”［4］94列宁认为，正是由于共产党员文化落后，执政能力不足，才导致他们即使掌握着国家的政权，但却总是被人愚弄，并使党的领导作用不断被削弱。第二，资本主义因素增长超出国家控制的范围，进而带来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后果。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列宁指出：“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1］231同时，他还把俄共 （布）同资本主义间的经济竞赛看作是关乎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最后斗争，并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4］79列宁认为，如果共产党人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改变文化落后的状况，那么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只能处于被动地位，从而使经济运行的列车偏离轨道，不能朝着既定的方向行驶。针对俄共 （布）文化落后的现状，列宁在 《就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提纲给莫洛托夫并转中央全会的信》中深切地总结道：“我们所缺少的东西是文化，是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4］63
在执政后期，列宁深刻认识到，国家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弊病严重阻碍了俄共（布）执政能力的发展与提高，而其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俄国旧文化的落后性。他在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指出：“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4］378列宁认为，虽然旧社会已经被推翻，但是它遗留下来的落后文化并没有埋进旧社会的 “坟墓”里，而是成为苏维埃国家机体上的一颗 “毒瘤”，使俄共 （布）面临在文化上被征服的危险，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长期稳定发展。
国内战争胜利后，俄共 （布）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由此，列宁根据俄国的基本国情，提出经济发展的战略应由 “强攻”转向 “围攻”，即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列宁的这一提议却遭到 “工人反对派”和 “民主集中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批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妥协的机会主义政策，认为列宁这样做等同于把 “管理国民经济的钥匙”赠送给了资产阶级。这些党派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无休止争论，不仅转移了党对“紧要的、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危机的问题的注意力”［5］11，还使部分人民群众对新经济政策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从而使俄共 （布）难以集中力量开展恢复经济的工作。
为保障新经济政策的顺利运行，列宁不仅制定了严苛的法律，同时他还要求，司法机关必须善于运用法律的武器，同新经济政策中的违法行为作斗争。为此，他在 《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一文中明确规定了司法机关对待资产阶级的重要准则，即严格遵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律条文，从而使无产阶级国家里的资本主义成为 “训练有素”“循规蹈矩”［1］428的资本主义，这就从根本上确保了新经济政策能够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实现更好的发展。
四、克服党内派别活动带来的 “合力不强”之危险
列宁在执政期间曾反复强调，共产党员 “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 “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2］626国内战争后，人民群众由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而奋起抗争的事件使列宁意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会使他们真正拥护党的领导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基于此，列宁及时调整了经济发展的战略措施，即由战时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同时，他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如果这种转变引起某些人的埋怨、悲泣、颓丧和不满，那么应该指出，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得出应有的结论。”［2］558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仅可以使农民以低于余粮收集制规定的征收量缴纳粮食税，而且还可以自由支配余粮，以商品交换来换取自身所需的工业品。这一举措的实施，在维护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并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北方各少数民族性格多豪放直爽，乐府诗中也多以反映北方游牧生活为主，描绘草原的广阔与水草的丰泽。如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语言直白，境界宏大，意境壮阔。也有表现对英雄豪侠的追求，如《李波小妹歌》：“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女中豪杰形象跃然纸上。更有直接描写战争对百姓造成的迫害，《企喻歌辞》：“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发自内心的悲吟，真实流露出战争带给百姓的悲惨命运。这些乐府诗语言质朴，情调坦率爽朗，风格刚健豪迈，与南朝民歌形成鲜明对比。
在列宁看来，“工人反对派”和 “民主集中派”的思想和主张，“是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也是同一切半无产阶级革命和目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经验的总结背道而驰的。”［2］474为此，列宁提醒全党要清醒地认识到，以 “工人反对派”和 “民主集中派”为代表的派别活动，“不仅是对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的实际经验采取根本错误的态度，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是一种威胁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存在的直接的政治危险。”［2］476为此，列宁从巩固和维护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立场出发，充分揭露了派别活动给俄共（布）带来的危险和挑战，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干扰俄共 （布）集中力量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
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内文化落后的现状，列宁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中去，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制定相应的政策与措施，以克服文化落后带来的能力不足危险。一是提出全体党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列宁在讲话中曾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必须 “从头学起”，不仅要学习掌握如何做经济工作，同时还要善于向资本家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只有这样，俄共 （布）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捍卫苏维埃政权的统治地位。二是要求努力构建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在此过程中，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应善于借鉴、吸收资产阶级文化中的有益成果，同时还应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作用。三是必须遵循文化建设的科学规律，切忌急于求成。列宁在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明确强调：“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象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1］200为此，他要求全体党员深刻把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发挥坚韧不拔、始终如一的精神，从普及教育、消灭文盲这种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从而逐步消除文化落后给俄共 （布）带来的不利影响。总之，通过加强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文化建设，不仅可以增强全体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削减俄国旧文化对他们的毒害和侵蚀，同时还能帮助俄共 （布）抵御因文化落后造成的能力不足危险。
（二）妨碍党的领导优越性的发挥
列宁在俄共 （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并领导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5］85列宁认为，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才能抵制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才能把布尔什维克党团结在一起，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反观 “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关于削弱党的领导的主张，不仅不利于增进和改善俄共 （布）正在进行的经济工作，还会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反扑开辟道路，给苏维埃政权巩固带来极大的危险。
卵巢癌是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致死率最高的妇科肿瘤。手术前正确判断卵巢肿物性质可指导临床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及治疗，且准确的手术分期和肿瘤细胞减灭术对卵巢癌患者的预后有重要影响[1]。本文通过对60例盆腔肿块病变顺序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及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根据评价结果分为阳性和阴性，并与手术病理或临床随访结果对照，评价彩色多普勒超声及超声引导下活检对卵巢癌的诊断应用。
为了消除党内派别活动给俄共 （布）执政带来的危险，列宁呼吁道：“我们必须记住，内部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比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危险还要大，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团结，而且需要非常坚固的团结。为了建立这种团结，我们就非有这样一个决议不可。”［2］481由此，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 《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该决议要求立即解散各种阻碍俄共 （布）团结统一的政治派别，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并对未执行该决议者，给予开除出党的处分。列宁对党内派别活动的有力回击，从根本上维护了党内的团结统一，为实现俄共 （布）的长期执政提供了重要保障。
五、列宁关于执政党克服 “危险”思想的现实启示
列宁在领导俄 （布）加强其自身建设的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俄共 （布）所面临的执政危险，并从巩固苏维埃政权、提高布尔什维克党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出发，形成了一系列克服 “危险”的重要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新时代下的中国共产党仍面临 “四大考验”“四大危险”。由此，学习和借鉴列宁关于执政党克服 “危险”的重要思想，对于新时代下的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克服执政危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保持战略定力，克服国内外环境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布尔什维克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然而，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使苏维埃政权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破坏、颠覆的危险。不仅如此，俄国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也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在此情况下，列宁积极制定各种符合俄国基本国情的政策与措施，以应对国内外环境给俄共 （布）带来的危险。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个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断增加，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时刻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各种利益矛盾对立交织，改革发展的复杂程度日益加深，困难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增强政治上的定力是很要紧的。”［6］328为此，我们要善于把握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既保持制度自信，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牢把握改革发展的主动权；同时，还 “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6］330，进而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真正做到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此时，车内Meridian™英国之宝音响系统奏响恢宏之曲，窗外则是复杂而美妙的画面：新和旧、在地和外来、新时髦和老克勒、本帮菜和咖啡馆，如同加快了播放速度的片段，勾勒出上海之景。
“是啊，别看老道对你挺好，那可是口蜜腹剑啊。”钱总一旁幸灾乐祸，在王祥伤口上泼起酱油。“你看老道和胖子演戏时不是也给胖子培训起玉石知识嘛，他教你玉石知识是一个道理，让你懂点皮毛，你就自认为天下无敌了。也不会怀疑他是不是在设套坑你。他告诉你的全是怎么分辨真假玉石的方法，而对于玉石本身的价值就绝口不提，你没跳出这个圈，肯定被老道牵着鼻子走。”
（二）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的协调、有序、健康发展
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列宁说道：“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1］190实践证明，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俄国，用共产主义直接下命令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是脱离实际的，是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与要求的。为此，列宁提出：“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采用围攻和对壕战。”［1］190根据列宁的建议和要求，俄共 （布）及时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农民群众的利益，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为经济建设的又好又快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始终保持良好势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但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并已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继续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深入贯彻落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既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又努力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的协调、有序、健康发展，为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三）加强思想建设，补足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
列宁在逝世前夕，为俄共 （布）勾勒出了一个以文化建设为统领，促进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协调发展的理想蓝图。列宁之所以把文化建设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俄国传统旧文化的陋习才是制约俄共 （布）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列宁强调，必须加强党内的思想文化建设，提高全体党员的马克主义信仰，进而逐步消除落后文化给广大党员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6］313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根”和“魂”，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前，党员干部中出现的信仰缺失问题，严重阻碍了我们党的健康稳定发展，给党的长期执政带来了不利影响。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促使广大党员干部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进而在各种困难与危险面前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四）坚定 “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列宁始终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俄共 （布）夺取政权、巩固执政地位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障。正如列宁总结道：“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2］135中央有权威，政党才有力量。在列宁看来，只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帮助俄共 （布）形成一股合力，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与挑战。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治党治国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7］21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凝聚全党，团结人民，从而使党形成一股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不断坚定 “四个自信”，努力在政治、组织、行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共识、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韦定广.推进文化建设是共产党成功执政的重要保证——论列宁晚年的文化建设思想［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5（6）.
［4］列宁全集：第4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列宁全集：第4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19）10-0033-07
收稿日期： 2019-09-20
基金项目：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 16BKS027）。
作者简介： 田鋆丰 （1996-），女，山东东营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孙迪亮 （1973-），男，山东临沂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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