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中风向描写的文化意蕴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风向论文,诗词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诗词中有大量“风”的意象和方位词东、西、南、北组合，形成四种新的意象。如：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李商隐《无题》）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南北知我意，吹梦到西洲”（乐府诗《西洲曲》）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在各种诗词辞典中，它们分别被解释为：春、夏、秋、冬四季之风。如果仅从字面上去作直观的理解：夏季南方炎热，所以把夏天的风称为南风；冬天北方寒冷，把冬天的风称为北风似可理解。但把春风和秋风也仅从方位上去理解，未免牵强。更何况，随着地域的不同，各地四季的风向各不一样。诗人们为何有此共识，以至于从《诗经》的“北风其凉”到今天春联中的“东风浩荡”在如此漫长的诗歌史中都没有改变。
笔者以为这是基于一种深层面的文化积淀。追求溯源，可以从最早的神话谈起。
《山海经》记载了中国最早的神话，其中有关于“四方神”的内容，如“南方祝融”，“西方蓐收”等，这些神的雏形已经和季节有了联系。祝融是火神，居住在南方，而南方的夏天是相当炎热的，所以祝融和夏天就有了联系。先民的这种认识在《诗经》中已有所表现。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诗经·邶风》）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诗经·邶风》）
“北风其凉，雨雪其雾。”（《诗经·邶风》）
除了“北风”，上面的“凯风”和“谷风”都没有明显的方位之意，所以，有些书把“谷风”解释为从山谷吹来的风。实在是错误的。《尔雅·释天》云：“东风谓之谷风”、“南风谓之凯风，”可见，人们对四方和四季的关系已有所认识，并以“风”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然而，在《山海经》中，无论火神祝融，水神玄冥，还是木神句芒，金神蓐收，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因而也没有和井然有序的四季发生对应关系，直到《淮南子》，对这种对应关系的直观把握才初露端倪。《淮南子·天文篇》对四方神和四季的对应关系有较详的记载。对此，袁珂有详尽的论述：“东方的上帝是太皞，辅佐他的是木神句芒，手里拿着一个圆规，掌管春天；南方的上帝是炎帝，辅佐他的是火神祝融，手里拿着一支称杆，掌管夏天；西方的上帝是少昊，辅佐他的是金神蓐收，手里拿了一把曲尺，掌管秋天；北方的上帝是颛顼，辅佐他的是水神玄冥，也就是海神而兼风神的禺强，手里拿上一个称锤，掌管冬天。”①如将上述内容用图表表示，便形成如下的对应关系：
四方 东 西 南 北
四方神 句芒 蓐收祝融玄冥（禺强）
四季 春秋夏冬
表中的四方神把居住的地域和手中的权力联系起来，掌管着季节的变化。然而，神话是人们对不能认识和利用的自然界的一种想象化的解释，其中包含了由于自然崇拜所蕴含的情感因素，同时也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在地域上的差异，并进而把四季最明显的特征，和这种特征表现最明显、最广阔的地域东、西、南、北联系起来。在汉代，这种对应关系已在诗歌中有所表现。如：
“东风应律兮暖气多，知是汉家天子兮布阳和。”（蔡琰《胡笳十八拍》）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
到东汉时，对四季和四方的联系的认识中，神话色彩逐渐淡漠，人们从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此做出解释，班固《汉书·律历志》中记载：
东：动也。阴气动物，于时为春；
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于时为夏；
西：迁也。阳气迁落物，于时为秋；
北：伏也。阳气伏于下，于时为冬；
这种用阴阳互变的规律把四方和四季联系起来的认识，更注重自然本身的规律，更符合客观现实，因而也更易被人们认同。在其后的诗歌中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意象，仅陶渊明的诗中就有：
“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和刘柴桑》）
“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飔”（《和胡曹示顾贼曹》）
“北风凄凄，
不寐”（《闲情赋》）
“谷风”和“春”、“南飔”和“五月”联系在一起，正好说明方位和季节的关系。然而，直至魏晋时期，“西风”在诗歌中出现的频率仍很低，这是为何呢？
中国古代有两大神仙区。其一是屈原所咏的“登昆仑兮食玉英”中的昆仑神仙区；其二是李白所咏的“海客谈瀛洲”中的东部海上神仙区。东方的神主是句芒，“人们叫他作句芒，意思是说：春天草木生长，是弯弯曲曲，角角杈杈的，句芒这两个词就做了春天和生命的象征。”②由此可见，作为生命的象征，在母系社会为父系社会所取代的时期，句芒是阳性无疑了。而西方之神，除了蓐收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神“西王母”。《山海经·西山经》记载：“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居也。”赵宗福先生认为，“西王母”是早期西部的女首领，后被附会成月的化身。《礼记·祭义》云：“祭月于西。”阴阳说认为，月是阴性的，因此可以说：“月亮”所在的“西”也是阴性的。吴春山先生认为：“东方为正统雄性之王，西方荒远之区则设一雌性之王，东西相对，男女相配，体系简明。”③由此可见，东西的对峙又何尝不是阴阳的对峙呢？然而，这种对峙在社会发展中表现得极不平衡，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崇拜女性，以阴为主。等到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男子成了社会的主体，人类对阴性的崇拜逐渐转向了阳性，妇女的社会遭遇是“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诗经·七月》）。而成熟的文字系统出现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诗歌在记录生活，表达情感时，不能受到扎根于人们的深层意识中的对阳性崇拜和对阴性歧视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导致作为阳性意象的“东风”的大量出现，以及阴性意象“西风”的迟不露面。直到唐以后，“西风”才较多地出现在诗词中。这主要由于：从魏晋张华的“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蹉跎”到初唐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空前绝后的大孤独、大伤悲中，诗人对生命的理解由神话转向了理性的思考。秋天事物由盛到衰，时间上形成巨大的落差，诗人不能不意识到生命的短暂，进而引起对秋的特别关注。再说，唐朝时人们和四邻的交往频繁，对西方的认识更加客观，相对应的女性地位的提高，都促成了阴性的意象“西风”的出现，到宋朝时则空前繁荣起来。如：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
征帆去棹残阳斜，背西风，酒旗斜矗。（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荫》）
有趣的是无论从被表现的时间，还是表现的频率来看，与“风”搭配的“春”“秋”二季和“南”“北”两方更易于受到诗人和词人的青睐。张法对此解释道：“日本学者松浦友久说，中国文化有一种在四季中偏重春秋的倾向。这主要是中国文化有种基于历史感的时间意识，春秋二季最能使人感受到时间的变化，……春秋也最能激起对人生的思索，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悲剧意识中的悲秋和伤春两种悲剧意识模式。”④以上对“伤春”和“悲秋”模式的论述固然精辟，但若从“风”的角度考察，春秋所蕴含的情感不仅是悲伤，还有其他意蕴在里面。象征着春天的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春天又意味着生命的诞生，除却“春怨”、“伤春”，常常表现为欣欣然景象：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咏柳》）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
“春风”的出现往往是在早春季节，万物欣欣然萌芽，生命复苏后的欢快和欣喜之情，随春风扑面而来。而“东风”却常在暮春季节吹来，“落花流水春去也”，生命中的美好时光匆匆流逝，好景不常，盛宴难再，于是伤春、怨春、恼春，使“东风”也带上了一层伤感的情绪。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李煜《虞美人》）
“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惜世间黄杨。”（文天祥《酹江月》）
“东风恶，欢情薄。”（陆游《钗头凤》）可见，人们对初春之“春风”与暮春之“东风”的情感认识还是大相径庭的。
关于秋季，据《黄帝内经》记载：秋在五方中应对的是“西”，五情中应对的是“悲”，五声中应对的是“哭”，五音中应对的是“商”。商，伤也。“悲”、“哭”、“伤”无一不是消沉情绪的流露。在诗歌中甚至用“悲风”来代替秋风。如：
“试倩悲风吹泪，过杨州。”（朱敦儒《相见欢》）
“悲风吼，临洛驿口，黄叶中原走”。（陈维松《占降唇·夜宿临洛驿》）
叶舒宪认为：“那直接造成草木摇落的经验现象——秋风，也就是在神话的拟人体系中扮演起刽子手，即生命的凶杀之神的角色。”⑤“秋风”是不是“凶杀之神”？请看下面几句诗：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杜甫《禹庙》）
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贾岛《忆江上吴处士》）
秋风不相持，先至洛阳城（张锐《蜀道后期》）
作为自然现象的“秋风”，非常客观地进入诗歌，冷静地构成秋天的风景。称它是“刽子手”实在是冤枉了它。“在神话的拟人体系中”真正的“凶杀之神”是“西风”。自然界秋天凛冽，霜杀万物，秋色惨淡，秋意萧条。“无边落木萧萧下”，大势已去之象不可扭转。秋天里各种动物膘肥体壮，正是狩猎的好时机，天时如此，人事又如何呢？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时文献《黄老帛书·观》篇说：“春夏为德、秋冬为刑。”这说明，秋季又是人间行刑的时候。收获使植物死，狩猎使动物死，行刑又导致人之死。“天时人事严相逼”，似乎是很悲伤了。然而，若没有更深刻的内心的积淀与自然的凋弊呼应是很难使诗人感动的。前面说过，和秋天对应的西方是阴性的。太阳辐射光线的减弱就象一日中太阳的西沉，人生的暮年，象征着生命的阴盛阳衰，预示死亡的来临，而西方神“蓐收亦为历神，与地域中的鬼魂多少有些瓜葛……他也会代表阴间势力在阳界索取生命。”⑥对死亡的畏惧，演化成神话，使之“作为人类语言发明以后所形成的第一种意识形态，深刻地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化，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在民族精神的底层，转变为一种自律性的集体意识，深刻地影响和左右着文化整体的发展。”⑦于是，由对死的畏惧，转而敬风西方，并把西方吹来的风当成是“凶杀之神”是理所当然了，如前面的一组“西风”诗句中，无不弥漫着浓郁的忧伤和凄清。比“秋风”更能表现思想感情。
综上所述，从时间的变化来看，“春秋”较“东西”明显；所蕴含的感情“东西”又比“春秋”浓郁，所以“东风”和“西风”更具意象特征，是萧条冷落的气象和忧伤哀怨的情感的统一。“春风”和“秋风”则更像是自然现象的名称。
与“秋风”和“春风”相反，古代诗中很少有“夏风”和“冬风”的说法，而代之以“南风”和“北风”。例如：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唐·李颀《送陈京甫》）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白居易《观刈麦》）
“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旧岁已晏新岁逼，山城雪飞北风烈。”（元·何景明《岁晏行》）
初夏将至，南风燠热，催黄了春麦，于是田野里一派黄熟的景象。而北风吹来时，飞雪漫漫，寒冷异常。在气温上暑热和寒冷相应，季节上冬夏相对应，地域上也形成了南北呼应。但是，为什么在气温、季节和地域三者之间，人们更关心地域呢？
实质上，这也是基于一种文化积淀，南为夏，阳气最盛；北为冬，阴气最盛。南方象征着生命最活跃的青春阶段，北方则是死亡的归宿。据《礼记·礼运》记载：
“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向）”
由于南方无形中代表了强盛，所以国君“面南背北”普通人家也要把窗子开在南面，在南北方中更加崇拜南方，使之具有了光明的、生命的正面价值。然而，这神圣的南方常常为暴力所侵掠，那就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南北战争。
胡邦炜以为：中国的南北战争应起源于炎黄之争。炎帝战败后“也与蚩尤的余部一起撤退到了西南和南方地区。从此以后，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冲击和对立似乎就没有停止过。”⑧且不说中国南北战争是否起源于炎黄之争，但作为炎黄子孙，在多次南北方的战争中，他们常常失去心中的圣地“南方”，从而家破人亡，流落四方。甚至国家也被北方少数民族所灭，沦为异族之奴。故乡之愁、故国之愁，表现在诗中，则以南风为寄托。如：
“南风一扫胡尘骑，西入长安到日边。”（李白《永王东巡歌》）
“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庾信《拟咏怀·其三》）
“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书户又翻书。”（宋·刘攽《新晴》）
在国家强大时，希望南风扫尽“胡尘”，失去国家时，则以南风表现了对不思复国的昏君的愤恨，尤其后面一句，可与清诗人所写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相映衬。“清”被满清政府理解为对自己的影射，而清朝统治者是北方少数民族。则“清风不识字”岂不是对满清统治者的讽刺吗？“南风”则正好透露出诗人对故国的怀念之情。“我们中国人的乡思，扩展了民族的历史意识，原本就扎根于中国人，时空互换的宇宙观中……家是中国人窥视宇宙、亲切宇宙的基地，国与家通用‘国家’二字连在一起，是溯之久远，垂之永恒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国破家亡即无从安身立命。”⑨
正是这种“最基本的价值观”和国家不断沦亡的切肤之痛，长期地积淀在民族心理中，以“集体无意识”不自觉地达成了“时空互换”，从而把“冬风”、“夏风”变成“北风”、“南风”，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通过以上对四方和四季的对应关系的文化意蕴在诗歌中的表现的考察，可以推知：中国文人有种在四季中偏重于“春秋”，地域方位上注重南北的倾向，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对“风”的时间性、地域性及文化意蕴的研究，仅仅是管中窥豹，企望能为众多研究者提供一种有益的参考。
注释：
①②转引自袁珂《中国古代神话》，1960年版，第106页、第49页。
③吴春山：《古代小说的宇宙观》。
④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年版，第154页。
⑤⑥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1992年版，第77、89页。
⑦何新：《艺术新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1987年版，第258页。
⑧胡邦炜，冈崎由美：《古老心灵的回音》，1991年版，第70页。
⑨楼肇明：《八十年代台湾散文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