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传统、生态秩序与时空加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秩序论文,生态论文,风险论文,传统论文,时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用“疯狂的全球化”这一比喻来开始这篇文章。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后，美国得到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的支持，企图通过“自由市场”规则的延伸达成环境问题上的国际共识。在尝试达成这种共识的第一阶段，达成了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其目标是通过国际间交换信任备份来削减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从“里约”到“京都”，全球石油工业和其他跨国企业对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的正确性提出质疑。《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世界各国领导人第一次承认人类工业活动创造了二氧化碳和其他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进入大气层，因此，人类工业活动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在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前已经被科学家所证实。《京都议定书》只是稍微作了改进，然而，却使人们接受了全球削减废气排放的标准，尽管这些削减标准能够影响气候变化的快慢、验证其在国际框架内的有效性，但它们并没有阻止全球变暖。正如其产生的实际效果那样，2000年12月的海牙会议并没有认可《京都议定书》的条款。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2001年3月29日决定不把《京都议定书》送到美国议会表决认可。他当时这样解释，《京都议定书》的代价将会削弱美国经济，这明显使海牙会议上的失败雪上加霜。结果是核心层面出现了政治真空，只能靠那些利用枝节末梢的方法应对全球变暖的非政府组织来填补，而缺少能够制定全面政策的核心机构——这总结为一句话，就是“疯狂的全球化”(Gray,2000:9)。
“疯狂的全球化”给我们以强烈印象，资本密集型生产缺少正当的成本评估，无论是社会成本还是环境成本的评估都不完善，在维护所有人更加健康和更好的经济发展机会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一些环境批判学者主张，有理由认为，“疯狂的全球化”的前景无论多么危险，也不会比“疯狂的全球化”直接主导的核心管理方式，也就是建立在由超政府组织像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自由市场”规则之上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法更糟糕。根据他们的观点，这些机构严格地使用“自由市场规则”、导致一些非发达国家像前苏联和南方国家经济运行中出现重复性的灾难。
不管怎么说，本文论题同时提出了“疯狂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两个范畴，它们为下文将要讨论的“风险社会”和“传统”提供了有意义的话语背景。风险社会既是“自上而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其促使者。“风险社会”威胁着生态圈的完整性，同时也打破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生活政治学”是源于对社会进行比较规划的一个概念，它预示着“自下而上”的政治控制方法和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多边主义的出现。自下而上的多边主义议程具有更多的生态保护特点，权力在国家机构和社会群体之间更加分散，追求社会平等和通过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Schechter,1999:1)。迈向自下而上的多边主义的第一步是加强保护生态系统，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政策强调已知的生态影响，把它们看得比传统市场指标更加重要或同样重要。多边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承认土著民族的文化，以他们自己的文化方式来对抗风险社会在他们自己土地上进行的破坏。
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是关于全球化影响的文化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的主要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风险代表着一种没有被19世纪社会学家们所感知的思想和行为。在那个时代，政府和工业界都能够计算、规划风险，并且能够制定具有明确结果的相应措施。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秩序的前提相对明确。一个世纪后，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风险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已经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其进行计算。风险是自发性商品生产的结果，是生产一系列必要物质产品的必然产物。最突出的风险来自核技术或大规模的化学技术，最新的风险来自基因研究。其他方面的风险包括武器出售和不断增加的来自工业生产和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等。今天，人们无法选择和拒绝风险。以贝克的观点来看，工业生产和政治程序对其影响和危害不闻不问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人类不得不承担风险。风险不断扩大，因为它们是整个工业过程的自发性副产品而被无限地复制。工业社会制度在其高级阶段，从20世纪下半叶起，所产生的影响不断扩大，超出保险和风险精算学所包含和覆盖的范围。更确切地说，后者面对危险情况下的社会技术体制时变得无效、失去价值并削弱了各种基础性规划（Beck等，1994）。
随着风险的增加，工业社会的理性控制工具——更多的技术、更多的管理、更多的市场机会——不再能够应对形势。工业成功的负面影响已经破坏了社会基础，超出传统社会的控制范围。（注：现代社会的主要体制沉溺于简单生产的扩张，因为他们感到他们能够共享简单生产的成果，这反过来诱使他们共同促进简单生产的经济增长。Schnaiberg and Gould(1994:160ff.)研究了这种案例。）社会、政治、经济风险不断逃脱工业社会中的风险监控机制，威胁远远超出了社会安全意识。风险的无法计算性使监控体制捕捉不到工业社会中的风险转型，而这样的盲目性并不仅仅是偶然事例。商业公司、政策制定者与评论和设计当代社会风险政策的专家们结成松散的联盟，构建了一种迂回的话语体系来推脱他们的责任。然而，当前的危险形势促生了一种新型政治学——“生活政治学”。这个范畴来自于这样的信仰：最小化环境灾害是缓解普遍的不安全感的关键，这种“本体论上的不安全”遍及了当前西方社会。贝克认为，生活政治学显然是许多新社会运动中的一部分，每一种新社会运动都努力介绍对生活本身有意义的新资源。
贝克认为，为了从基础开始重构社会，生活政治学及其表达的意义必须植根于地方观念和公民社会的政治推进。他们的分析不再是简单的学术议论。因为随着风险的增加，非政府组织也在增加，这支持了生活政治学和以多边主义方法改进工业社会理性控制工具的思想。然而，贝克的生活政治分析几乎完全坚持西方社会情形下的观点。贝克对西方工业背景下生活政治的勾画是一种关于“反思现代化”的协议式反映，或者说，生活政治运动如何反思性地导致“现代化削弱现代化”。贝克设想，生活政治是具有高度个性化的特征，这是西方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而不是在全球规模上的重复。他提出，新生活政治将使个人通过社会网络来表现自己，本能地发现和创造与风险社会相对的新的确定性。沿着这些思路，从1999年到如今，欧洲人出现了抗议转基因食品的现象。
然而，贝克把自己局限于人权领域，在许多方面尊重那些抗议者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尽管他们可能遭受毒打、被送进监狱。他没有考虑非工业世界环境抗议的典型情况，在那里没有或缺少广泛的个人主义，有组织的抗议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民族国家通常是“权利的厌恶者”而不是权利的支持者，而在讨厌权利的社会里，国际人权概念经常淹没在军事或其他直接针对少数人的行动中。
社会秩序和时空加速
生活政治关注个人不断增加的压力、反对国家和工业惯例。这种观点得到了“反思现代性”概念的共同倡导者安东尼·吉登斯的支持。然而，吉登斯设想，随着西方世界“反思现代性”的到来，我们首次生活在“后传统社会”。吉登斯认为，反思现代化将把我们“从我们不能再忍受的亲历生活方式中带走”（Beck等，1994:100）。换句话，人类学的传统范畴被废弃。吉登斯把反思现代化解释为一种关于历史转型的理论——从传统思维方式转向起源于全球化的新形式的认知反思。（注：吉登斯理论的现实背景具有煽动性，至少对于人类学家是这样。这里的观点不是鉴别人类学而为世界历史有两个步骤的观念辩护：第一步是从“传统到工业”，而第二步是“从工业到反思现代性”。）与此相关的是风险表达自身的方式的变化，从自然风险向人为风险变化。另外，信任、安全、风险和危险之间先前存在的那种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现代性现象学不得不探索新环境下的生活经验(Giddens,1989:279)。
吉登斯关于假设传统消失的观点与他全球化涉及时空结构的著名理论结合在一起。同样，他认为，传统涉及时间结构，由此也涉及空间结构。然而，传统通过控制时间来控制空间，强调过去实践的价值和过去秩序对现在的延伸，全球化通过时间加速度鼓励其他形式的时间标识。全球化的实质是“远距离行为”；而不像殖民主义，要求资本管理者亲临现场，在资本流程的全球控制中他们不在场胜过了他们在场。抽象资本流程的突出意义如此有力，以至于全球化挖空了传统行为背景（Beck等，1994:96）。吉登斯说，社会思维不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受时间沉积的约束，相反，具有时空加速的金融全球化有深远的意义。
如果吉登斯的分析指全球化政治，那么抽象体制的显著意义在最近这些年导致了许多有风险的政治危机，其中自我指责的党派受到传统主义者的挑战。从政治上讲，传统主义的势力没有消失而是得到了复苏。在过去的20年中，中东国家传统主义的复苏力量留给西方国家一个谜团，如何对付它们；在像乍得、苏丹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诸如此类的政治派别出现和重现在后殖民政治中。在我写此文的时候，最近的冲突地区是土耳其，结果将会影响土耳其进入欧盟。因此，从政治层面上讲，这是吉登斯错误的证据。然而，我希望在政治领域与吉登斯的分歧没有与他在认识论上的分歧多。吉登斯指出了时空范畴如何成为社会理论的核心。他还表明了时空如何把日复一日的重复性社会行为抽象地联系起来。吉登斯是根据社会交往的回归特征讨论像“结构”这样的抽象概念的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中极为少见的学者，他的研究为社会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
吉登斯还认为，技术以这样一种方式扩展到时空下的社会交往中：面对面交往中的“他人”不再直接到场。因为这种发生地域不再与行为发生的传统地域具有同样的意义。吉登斯认为，他的全球资本主义时空范畴和社会交往中的时间距离化概念要比表达保守与创新相互抵消趋势的其他全部社会学著作中使用得更好。他说，后者的概念几乎总是把注意力从西方物理学范畴中引开，提供有限的机会使社会理论适应于意义和经验。然而，吉登斯本人也没有完全脱离物理学的框架，因为其理论背后有一个基本的信仰，西方文化中时空关系域与其复杂的测量技术是一体的，其事实上产生的“时空加速度”既影响对人的监测也影响对人的控制。
尽管吉登斯承认传统总是开放的、可以被重新解释，但他仍然认为，传统的控制源于“事情总是如何完成的”。而对于“事情总是如何完成的”来说，确保最高程度的稳定性至关重要，这种传统控制变得可以被理性的防御目的——现代性的特征所替代(Giddens,1989:277)。主要的问题是，吉登斯版本的传统好像总是来自于他所谓的“前现代”条件——传统，如前现代概念，这种版本的传统寄存于事件的过去阶段，而不是现代性在当前条件下的伴生物。这种错误影响了许多人类学分析和社会理论。在犯这种错误的过程中，吉登斯把他的主张放入较旧的社会学惯例——社会过程以习惯方式进行——的轨道内。可以证明，这种方法本身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盲目性的负面影响，即耽搁了所有选择，不加反思地把它们埋葬于我们的视野和思维之外(Escobar,1995:204)。
虽然人们期望有这样一个煽动性的范畴如时空加速度来涵盖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介绍，但是吉登斯关于时空加速度到生态秩序的论文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风险社会忽视传统社会对野蛮全球化威胁性后果的反应，这种观点看来是没有根据的。吉登斯没有陈述的另外一个重点是传统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常规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在北美洲，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学被包装在可以感知到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的历史转型中。常规政治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对作为稳定性范例的传统和维持“事情总是这样做的”表示出强烈兴趣；然而，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通过简单地维持“事情总是这样做的”将会出现与稳定性完全对立的一面。同时，进一步利用科学技术，自由主义思想的特征不保证能够纠正这种状况，自从意识到无限制地进一步利用科技会产生有害的生态后果之后，当前对自然灾害的警报不断增加。社会主义的控制体制也不能充分地应对全球变化，除非等到西方工业国家的人们自愿放弃非常奢侈的生活方式。
“生活政治”与传统
传统秩序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在此，我将勾画三种趋势：第一个是生存、生死问题，即直接拒绝工业主义的全球实践。第二个趋势可以形容为“反思传统主义”范畴上传统的复苏。第三个趋势是，为了增强对源起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环境变化的有计划应对，尝试把传统价值与现代守恒学结合起来。这是共同体验的政治，即理解传统社会或工业社会的传统部门的文化模式，寻求与环境规划者和科学家们观察的共同基础。这种共同基础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观点；事实上，看法很可能不同。然而，最重要的是努力使观点、经验和行为彼此适宜。
趋势一：生死问题
1998年，当谢尔(Shell)和西方石油组织告知居住在哥伦比亚安第斯山脉丘陵地带的乌瓦(U'wa)人，这些跨国石油公司将在他们的居住地和社会领地开始广泛的探测时，乌瓦人直截了当地回绝了他们。他们告诉谢尔和西方石油组织，当跨国石油企业开进他们的领地时，他们将在死亡山崖举行大规模仪式，集体跳崖自杀。死亡山崖是乌瓦人神圣的地方，而自杀仪式是乌瓦人文化的一部分(Guardian Weekly,12 October 1997)。
乌瓦人的反应显然是传统社会对石油、天然气、矿石侵扰和其他环境开发直接拒绝的极端例子，然而，许多土著人与乌瓦人一样没有办法抵抗这种发展项目。边缘人口的脆弱性几乎总是通过政府法令而强化，不管是在民族国家层次还是国际层次上(Aaragon,1997)。政府倾向于把环境抗议看作危机状态、并通过拒绝抗议者的权利和对他们本土资源的保护，以经济发展、民族安全或国债的名义作出反应。由于失去和平的抗议方法，地方群体可能从局部抗议升级为政治上的分裂，并最终诉诸于军事冲突。
在权利滥用的情况下，地方环境运动没有表达自己选择的国家舞台，由此，也不存在贝克所说的那种“生活政治”的地方舞台。事实上，所有的证据表明了另外一种观点：虽然国际授权和惯例确立了每个人不可剥夺的人权，暴力抗议通常会引发权利滥用的情形，也就是说，和平方法维护领地和土地权利的希望很小(Johnston,1997:15)。例如，世界堤坝委员会最近承认，大坝建造有虚假的经济现象和人权暴力。有8000万人实际上失去了他们的土地，数百万人由于大坝变得更加贫穷。此外，洪水地区物种的毁灭影响到食物供给和数百万人的生计。过去，全球大坝工业大都忽视了那些被剥夺了土地和生计的人们的社会抗议，他们的许多暴力抗议，最终导致失去了生命。目前，世界委员会达成一致，只有当开发者在决策过程中影响社区的每一关键阶段都能够获得可以证实的公共接受时，才能够建立大坝，并建议开发商谈判、遵守协议，让社会团体向开发商提出他们重新安置的要求和所希望得到的补偿。(McCully,1996; McCully and Williams,2000:26)
趋势二：反思传统主义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加拿大北极地区纽纳瓦特(Nunavut)新区因纽特人的情况。他们承担起促进传播传统生态学知识的任务，这是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在纽纳瓦特政府的许多部门中提出了一种观点，传统生态学知识不应该是“惯例中的”传统含义——即与现代性的当代解释相对，它是具有时代偏见的传统。传统生态学知识不仅仅是曾经定义的那样，是传统生活的继续（采摘浆果、狩猎、缝补毛皮、听老年人讲故事等）。这些只是更多事情中的一小部分。阿纳卡克与其他学者在传统生态学知识领域重新把“传统”界定为“健康、社群持续收回他们在其生活治理中的话语权利、使用他们自己认同的原则和价值”(Amakak,2000)。
这种传统生态学知识的解释经过了纽纳瓦特社会发展委员会、可持续发展部以及教育课程设置委员会的广泛讨论。传统生态知识被定义为包含气候模式、季节变换、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的国家知识。它涵盖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涵盖了社会实践真实性、人类本质和从一代到下一代口头传播的经验之间的关系，人类通过观察、实践和经验可以学到最多的知识。传统生态学知识这种广阔的途径把传统从长期受压抑的时代偏见中解放出来。在此文中，因纽特人对传统生态学知识的解释与时空加速度相比更类似于传统的时空扩展。保罗·澳克里克(Patti Okalik)——纽纳瓦特的总理，在2002年8月参加加拿大各省首脑会议时，恰如其分地表述了环境管理工作中的这种传统生态学知识关系。他表明了联邦政府支持《京都议定书》的立场：“我们的目标是自力更生、变得与亚伯达（Alberta，一个富裕的石油省）一样繁荣，依靠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的风俗是把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传统知识传给我们的孩子，而你不需要任何代价。”
自力更生范畴是因纽特人传统(Qaujimajatuqa-ngit)观念中的基本思想之一。Qaujimajatuqangit可以缩写成IQ，解释为“健康、社群持续收回他们在其生活治理中的话语权利、使用他们自己认同的原则和价值”。当然，纽纳瓦特（政府）把IQ培养成人们的一种认识观念借助了强大的动员，从小学就开始通过因纽特语言的学习来教人们这种意识(Martin,2000)。这种对传统概念的重新解释剥离了文化方面更加不可言说的内容，用传统生态学知识的连带规则把IQ解释为组织资源和做事的方法，这就把构成家庭和社会的差异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Arnakak,2000)。（注：我感谢伊恩·马丁(Ian Martin)，他是纽纳瓦特政府顾问，他的经验使我注意到这种观点。）
如果现代性——如吉登斯和贝克所言——具有反思的特征，那么，就有很多因纽特人事例，根据工业现代性的缺陷来思考适宜的北极环境管理，从赞扬因纽特传统的角度引入“反思传统主义”。
简而言之，现在还不是预言传统思想过时的时候，具有强烈地方主义的传统秩序能够在其主题中迎合激进的时代性。这种传统与通常的传统之间的关键区别是现代科技话语、包括社会科学话语中把“传统”与作为不断变化过程的“现代性”对立起来，当对这种过程作出判断时，就忘记了包括疯狂全球化的现代性所产生的风险。由此就把“传统”——深奥、丰富而富有活力的传统——变成了无意义、贫瘠和笨拙地排他的东西，就像阿纳卡克注意到的那样。(Arnakak,2000)
趋势三：适宜问题
第三个例子是从1994年起，不发达国家建构的脆弱性指标呈上升趋势。顾名思义，多样化的脆弱性指标是指小国对全球变暖的生态影响脆弱性的重要认识，由非政府组织、美国和一些小岛国政府把它们整理起来。小岛国联盟成员国认为，他们的脆弱性指标不久将代替作为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经济指标。
小岛国联盟成员国提出，不仅要通过GNP或GDP的标准程序计算人均收入，这样使最小的国家看起来比他们实际更繁荣，而且，更有意义的是，这些统计不能处理他们所遭受的自然灾害的增长现象。增加的人均收入与生活质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在小岛国被重复发生的灾害严重地扭曲。灾害包括最频繁的热带飓风、渔业资源的毁灭和作为海平面上升结果的陆地损失——这些各种各样的事件都归因于全球变暖。密克罗尼西亚和马尔代夫的一些小群岛国已经知道，在即将来临的世纪，由于全球海洋水面的上升，他们将失去大部分国土。
脆弱性指标的汇编主要是摆脱西方国家的财富与繁荣评估。把面对灾害时不断增加的脆弱性看作提高生活质量的主要障碍。多种多样的指标正在改变与生态事件相关的风险观，这反过来也从总体上改变了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利益观。（注：这些是环境科技知识的里程碑。艾伦和胡克斯特拉对环境科技知识的补充内容是对再循环和主要生态恢复力约束因素共同促成的复杂反馈关系的理解。）如戴利·赫尔曼曾经指出的，传统经济通常不承认“外生因素”的重要性，如生态波动和自然灾害对经济活动的约束。应根据大量的增长和发展技术因素来预测发展，即根据作为人们总体上获取更高生活质量手段的商品和服务的不断扩张来预测发展(Daly,1996)。例如，根据在1999年完成的国民总体脆弱性指标，可以得出结论，“外部冲击”只是影响小岛国收入变动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然而，研究者不久开始意识到，生态脆弱性本身就是任何发展战略实施的主要威胁，进一步来说，生态脆弱覆盖着极为广泛的活动基础。研究重心开始更专业化地转向建构一种环境脆弱性指标，既能评估对自然灾害的相对敏感度，也能评估人类活动破坏生态平衡的相对敏感度。
同时，综合环境脆弱性指标(EVI)揭示了自上而下的发展、坏的经济计划、发展规划者的完全无知是如何增加风险和脆弱经济中的危险性的。如果发展计划可能增加脆弱性风险，那么，通常的应对措施就有可能不适用。从而，环境脆弱性指标的编纂者们通过考察与自然灾难比率增加相联系的人为灾难的各种可能性渠道和计划选择，开始考虑所有合适的反应措施，以缓解灾难的重复发生(Vermeiren,1993)。在这一点上，他们开始把传统生态知识作为一种方法，列入他们的计划文档，试图通过它来减少人为灾难。
使编纂者们吃惊的是，在某些地方，他们发现了传统生态知识的作用被低估的证据，即使那些民族志学者也低估了这种作用。
编纂环境脆弱性指标的研究者不久发现，为了适应他们关注的风险、脆弱性和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他们不得不改变标准的GDP术语。他们形成的主要思想是，有必要在这些小岛国建构“内在的恢复能力”，建构类似于环境的整体性和健康这样的非经济范畴。下面将要更详细地解释恢复能力的概念，但要注意到这是一个非经济概念，指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不是大量地使用生态自然资源来创造财富。“恢复力”提供了一种方法，通过它，传统生态知识不仅仅进入了岛国联盟成员国规划公文，也进入了别的国家的公文。
恢复力就是这样一个范畴，它包含着适宜性、生态科学与传统中体现的“生活政治学”之间的和谐，这是不同于其他的观点，但与其他观点却无不相关。那些把恢复力作为理解生态秩序的科学方法来接受的生态学家，受他们自己的关于生态无常变化的知识驱使，听取传统的人们多年来如何在他们自己的栖息地帮助维持适应性和恢复力的证据。
时空事件与时间回归
最初，对环境脆弱性指标的研究值得怀疑，甚至是联合国的经济学家也怀疑是否有可能收集到充分的信息，证明人类活动与生态弱化相关。然而，一旦像“恢复力”这样的生态思想在研究话语中被接受，那么环境脆弱性指标的资料收集就会比预想的更容易。恢复力概念归功于加拿大生态学家C.S.霍林(C.S.Holling)的大量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C.S.霍林开始使用这个概念或类似的概念解释加拿大新不伦瑞克(Brunswick)蚜虫爆发的动态形势，把蚜虫作为掠夺者，把树林作为牺牲品。C.S.霍林表达了完善恢复力概念的意图，根据时空的物理要素改造了生态系统中的传统平衡概念，以此解释生态事件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Holling,1998)。也就是说，生态系统倾向于以一种非线性的连续方式从确定性情况“跌落到”另一情况。他的观点精心阐述了“跌落”的方法论，在分析科学和考虑这些条件的政策之间建构了一座桥梁。恢复力体现了固有的不可预见性与生态系统和与之相联系的人类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后果的不可知性。恢复力不是如何抵制系统变化的稳定性的同义语，反之，恢复力指保持生态系统更新的机会，对变化作出反应的消化能力。
恢复力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伦尼·汤姆(René Thom)的定性分析和他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提出的“突变理论”，用数学术语来讲，它是对一系列连续事件能够经受突变或极限跳跃进入不同状态的描述。在其最近的著作里，恢复力根据生态时间节奏也利用了生态秩序“压条法”的复杂模式。艾伦和胡克斯特拉(Allen & Hoekstra,1992)的著作是这方面研究的里程碑。
艾伦和胡克斯特拉不像大多数生态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位地域内）生物数量的能量和自然构成方面，他们界定生态秩序的方式与众不同。他们认为，生命系统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复利用他们的资源，并用这种方式逃脱物质世界的约束。
类似C.S.霍林的“恢复力”概念，艾伦和胡克斯特拉提出时间轮回中的“回归”概念，使注意的焦点从被设想为生物数量的生态系统——具有大量的热动力特征——的物质维度移开，开始转到这样一种方式，以这种方式从他们的时间压条法推理出生态系统的约束因素。很显然，他们的著作不否认有机体的运动及其和其他物质有机体间的相互作用。然而，任何有机体都可能是许多周期的一部分；一个生物体有其自己的生命延续周期，在它的生命周期中，这种生物经过了许多具有不同生命周期的其他生物体的生命轮回，所有生物体一起构成了生命系统。如果物质结构仅仅只是生态秩序的某些组成成分，那么物质成分不应该是社会与生态秩序联系的唯一焦点；时间转换物理学——即时空延续的转换——也不应该是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中借来的社会转型的唯一模式。这一观点显然被吉登斯所忽视了。
艾伦和胡克斯特拉模式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把时间周期中的时序分析合并起来，建构了对回归约束因素的逻辑解释。在任何生态系统中，都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周期，它们的秩序与其再循环过程的回归时间频率密切相关。这种再循环的“回归特征”产生了当前问题中层次的临界行为。生态秩序的较高层次有较长的回归时间——即它们的临界行为发生频率较低，而生态秩序中较低层次具有相对迅速的回归时间——即它们的临界行为发生频率较高。任何层次的所有回归都与这种形式的相对频率有关。（注：这些是环境科技知识的里程碑。艾伦和胡克斯特拉对环境科技知识的补充内容是对再循环和主要生态恢复力约束因素共同促成的复杂反馈关系的理解。）
层次当中的回归极为重要，因为某些回归对观察者来说比其他的更重要。再循环的危机路径为观察者创造了一个控制的“环境”。已知的临界约束因素反过来会促进对生态系统缓冲能力的更好理解；也就是说，它是否能够经受住混乱、继续在现存的回归周期中摇摆，或者说这种混乱是否足以导致那些周期、改变它们的摇摆模式。大体上来讲，生态系统的缓冲能力决定着它是否能够经受住变化，或者它是否能够跨越摇摆的极限，成为生态系统中的另一种不同形式，如亚马逊湿热带雨林中的树林被砍伐和焚烧。缓冲能力有助于界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界定上文讨论的脆弱性指标中所固有的相同内涵的“恢复力”。
艾伦和胡克斯特拉认为，既然生态秩序是多层次的，对观察者来说总是有必要同时考察几种规模或层次。考虑氮的循环，氮在多种形式上存在，从有机体内的氮元素到大气中放电产生的氮。每一种特定循环都与观察的特殊层次相关。事实上，艾伦和胡克斯特拉建议，因为所有生态现象都是多层次化的，如果希望得到一个全面的预测，就有必要同时考虑三个层次，即考虑与循环出现最相近的、可以解释和预见的三个“背景”。生态层级中的这三个层次是：(1)当前层次；(2)揭示自然机制的较低层次；(3)作为当前层次背景和意义的上一层次。考察这三个层次的必要条件，如他们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促成了在每一层次上使用不同的标准，观察者对每一层次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第一层次的观察者在他或她的生态秩序描述中都出现了不同的分析焦点。
来看一下艾伦和胡克斯特拉模式的优点。时间周期的背景模式打破了传统社会科学、生物学和生态学中普遍存在的确定性标准。这不仅促成了使用更加统一的方法协调生态与社会的关系，而且也促成了层次交叉程序。层次交叉把处理社会对生态资源造成影响的资料——相对短的时间回归周期——与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物理学资料联系起来、与相对长的时间回归周期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这种层次交叉思想、区分不同的观察层次上彼此相互作用的回归时间圈的思想，为当前广泛存在的问题和生态秩序变化提供了新的见解。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更好地理解社会的和生态的层次交叉可以避免吉登斯所犯的那种错误，他在预见社会秩序中的时空加速度时，认为只有一种单一层次，由此产生了对传统架构和传统文化的完全戏剧化效果。虽然文化在社会秩序的许多方面是证据素材，它们，像它们作为其一部分的生态系统，也与时间重复和以生态系统方式摇摆密切相关。而作为整个生态物理学领域的转型，文化仍然是高度非线型的，通过它们对混乱反应能力作出调整，与自然稳定性概念相比更是如此。
结论
作者认为，艾伦和胡克斯特拉的场论可以扩展到从更松散地界定“生态”观点来思考人类活动的许多情况。尽管他们的意图，像其他所有好的科学家一样，是改善对生态系统控制和预见能力，他们所发表的内容是考察“风险”的极有灵活性的方法论。回归概念基础上对生态系统的拓扑描绘与霍林的恢复力概念一起提出了更有用的方法，与吉登斯的相比，这种方法更有助于为全球市场扩张和混杂的多边主义提供另外一种解释。其他学者，包括民族志学者和生态学家，也发现了这些思想在构建社会和生态系统之间联系时的作用，虽然这种思想很少强调“脆弱性”和“风险社会”(Berkes and Folke,1998)。
最后，思考生态事件中的回归形式引发了人类大规模干预自然的企图中的更广泛的问题。如格雷戈里(Gregory Bateson)所指出的，在所有生物学现象中，固有秩序领域包含事件与彼此循环利用的事件之间的关系。人类及其文化在这方面与其他的物种没有什么区别，都包含在时间场内，变化模式总是复杂的，因为它们从来不可能在单一的时间维度上。理解人类活动的基本条件是试图控制回归事件内部或外部的人类活动本身。只有在对于一种文化或生态满足变化的能力来说太迅速的事件才会引起有效的反应，对回归转换的灵活反应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Harties-Jones,1995)。传统秩序中的“生活政治学”与这种理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