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研究_内生增长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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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内生增长理论是近二十多年来宏观经济学的重大进展。近来,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反思这一思想渊源的理论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是一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对内生增长理论作了新的界定,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新内生增长理论是“新瓶装旧酒”(Palley,1996)。按照Roberts and Setterfield(2005)的观点,凡满足下列任一条件的都属于内生增长理论的范畴:(1)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2)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决定因素。类似地,Kurz and Salvadori(1999)提出,能避免资本收益递减的方法是识别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标准。按照这些观点,作者认为,新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之前也存在丰富的内生增长理论思想,内生增长理论既有“凯恩斯主义”,也有“新古典主义”;既可以是需求主导型,也可以是供给主导型。为了与新内生增长理论相区别,本文将这些旧的内生增长理论思想称之为“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论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类型、基本内容与思想贡献。

一、斯密—马歇尔—扬类型(SMY):劳动分工与内生增长

(一)斯密的内生增长思想

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是新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斯密(1776)。虽然远至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许多早期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了劳动分工,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但是到了斯密,劳动分工与生产率提高的关系才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中心。斯密十分重视经济增长问题,他把国民财富的增长作为研究对象,从劳动分工的微观主体——企业出发,第一次对劳动分工作了清晰的阐述,揭示了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斯密相信,要取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关键在于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依赖于资本积累。他以制针业为例说明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种机制是工人熟练程度的增加、工作之间转换时间的节约、新机器的发明①。这里,斯密实际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的源泉在于劳动分工引起的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劳动节约与技术进步。此外,国际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引起技术外溢与技术转移,提高贸易国的技术先进程度,这是斯密思想中的另一种内生技术进步的源泉。

具体地,斯密的内生劳动分工的思想是:(1)交换的需要促进分工的发展,劳动分工可以分成三种情况:企业内部的分工,降低单个工人的任务范围,使工人工作更加专业化;企业之间分工,产生新的企业或者产业;职业或社会分工产生人才资本的专业化,如形成了工人、发明家等职业。(2)分工的行为动机是技术进步内生的关键,作为掌控技术进步的资本家在内在利润动机与外在市场竞争压力下,被迫进行“先进”技术的竞赛,采纳更先进的技术或者进行技术的改良。(3)劳动分工以“微小的改进和较复杂的进展”提高了技术进步程度,前者属于工人干中学式的创新,后者属于特定的技术或产品开发创新。(4)资本积累把基于劳动分工的经济增长转化为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当前的劳动分工建立在过去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并对后者形成路径依赖,因此,劳动分工的特定技术将对未来生产可能性、技术领先性、竞争强弱、经济增长潜力等产生历史影响,除非引入外力,否则将一直处于传统技术路径的轨道上,形成优者恒优、劣者恒劣的局面。(5)劳动分工扩展了市场范围,反过来又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即要受到市场范围的约束。市场范围影响劳动分工,从就业的传导机制上来影响内生劳动的熟练程度与节约程度以及新机器的使用、推广与开发。

此外,斯密认为劳动力供给也是内生的。在斯密看来,不存在劳动力供给不足或资本收益递减而使资本积累的过程终止的问题。他将动物增殖和人的生育增殖之间作了比较,他说:“每一种动物的繁殖能力都和他们的生存能力成比例,没有一种物种不是这样。”这对人也适用,通过促使人们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条件,可以调整劳动力的数量以达到能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最佳量。

(二)马歇尔的内生增长思想

第一,分工引起内生技术进步。马歇尔(1997)认为分工有利于熟能生巧,在专门机械或专门技能的效率的情况下,能使分工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率。分工往往导致机械改良,机械改良的主要结果,又可进一步深化分工,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增加对新技术的需求。因此,技术进步的来源不是外生的,是制造商为了他们自己的用途而设计出来的。这一过程存在不确定性,技术开发存在风险性,如研制的失败以及研制成功但不能被市场接受等情况。

第二,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对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可以提高产出。马歇尔提出了两种途径:普通教育与工业教育。普通教育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它影响工业生产效率,有助于提高工业教育的水平,尤其是中等学校的改良,有助于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教育则直接提高工人学习特殊职业所要求的工艺技能和知识以及研究方法,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

第三,收益递增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思想。马歇尔用收益递增的思想来解释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他认为,财富的增长在于知识的进步和扩散导致新方法的产生和新机械的采用。马歇尔用农民获得土地递增的报酬为例,说明其收益来自农民知识的增进,以及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两个方面因素。即技术和资本积累可以阻止收益递减。马歇尔创造了多种工具处理收益递增,如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他认为分工并不必然排斥竞争,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可以相容,并且使大量资本集中于个人或个别企业之中,形成大规模生产。

第四,规模经济与经济增长。马歇尔把经济增长与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结合起来,他指出,大规模生产的主要优势在于技能、机器的节约与材料的节约。技术进步产生的规模经济,会进一步成为技术内生的物质基础。“随着这种技术的经济之逐步增大,他的营业额的增加,也带来了专门的机器和各种设备的类似的经济;很快地采用每种改良的制造方法,而且使它成为进一步改良的基础。”大规模生产使得专门机械的使用与改良、采纳与销售、专门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划分,有利于技术进步。

(三)扬的内生增长思想

在马歇尔看来,分工促进经济增长在于收益递增,而且规模收益递增可以与完全竞争相容。但是,在同一时期思想上仍然可以被认为是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扬认为,马歇尔这一观点不能解决竞争性均衡与收益递增相容的问题。事实上,竞争性均衡的存在性是以规模收益不变作为条件的。这是扬(1928)在一篇著名论文中以动态分析方法分析了规模收益递增、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提出的。

首先,扬提出两个概念:专业化与生产迂回。专业化,即包括企业与个人的专业化。生产迂回,即资本的形成以及技术的提高。在生产迂回过程中,工人的更多的联系与协作,“干中学”程度提高,同时也涉及了许多资本品的利用,资本品的利用也是技术不断创新与改进的过程。“它接近于现在所说的‘技术’与‘要素比例的组合’”(Currie,1981)。扬在分析中纳入了马歇尔对规模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思想。在单个企业里,企业与更复杂的产业结构可以产生更大的迂回,扩张的市场可以产生更多的专业化企业。这是理解外部经济怎样产生收益递增或者经济内生增长的原因。

其次,扬指出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过程。经济增长过程涉及到行业的分工、专业化以及行业结构的变化,因此经济增长过程是动态而非静态的。但马歇尔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难以体现经济增长的动态收益递增过程。基于这一原因,供求的边际均衡分析无法解释规模递增和经济增长问题。

第三,收益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为了区别于马歇尔的收益递增,扬提出了“社会收益递增”的概念。它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产生的收益递增,而不是单个厂商或行业规模有关的收益递增。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是以迂回或间接方式使用劳动所获得的。迂回的生产方式是一方面以资本积累和生产的专业化为特征的,另一方面以更多的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出现为特征。分工越充分,迂回生产链就越长。可以看出扬直接把分工细化与生产迂回等同于技术进步的提高,生产迂回的延长也就是技术进步产生收益递增的过程。

最后,扬重新叙述并且发展了斯密的思想,将斯密所说的劳动分工由市场容量决定的思想改为“劳动分工由劳动分工决定”,把收益递增作为把握经济增长的关键。对于单个厂商来说,市场规模的扩大激励厂商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厂商的边际要素供给成本上升,同时边际的要素报酬递减,但是各个厂商共同扩大生产规模的结果是市场的总体规模得以扩大,整体经济的规模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这又成为进一步劳动分工和经济增长的基础。这一累积过程的实现取决于市场的有效竞争和生产要素由边际生产效率低的厂商或产业向边际生产效率高的厂商或产业的自由流动。市场范围的扩大是通过激励企业通过投资于技术创新、专业化的机器设备和中间投入要素使劳动分工和规模报酬递增得以实现。扬的这一报酬递增思想说明了,在增长过程中解决内在需求问题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扬的思想中,劳动分工等同于技术进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即是生产迂回,劳动分工导致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于专业化提高所产生的外部性,这即是收益递增。从收益递增的这一思想来说,扬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非均衡、收益递增的分析在历史上达到了一个高度。他的方法强调需求作为收益递增的源泉,把劳动分工中生产的迂回直接等同于技术进步,生产迂回的延长等同于技术进步的收益递增,从而揭示了持续增长的原因。但扬的分析仍停留在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斯密的框架内,这是其不足之处(Sandilands,2000)。

我们将斯密—马歇尔—扬模型(SMY)的特点归纳为:(1)内生的劳动分工在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形成两种分工,前者引起组织与技术变化,后者改变经济结构。这些过程在相互依赖的经济单位网络中产生内生分工递增,资本积累的存在加速了这一过程。(2)收益递增。劳动分工产生的外部经济与生产率提高能抵消收益递减的趋势,随着规模收益递增,厂商与产业在他们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资上具有更大的回报。(3)累积性、路径依赖的过程。当前生产率递增的机会依赖于过去所取得的劳动分工程度,也可以说当前的增长率将影响将来的增长率。(4)非均衡过程。经济系统中的技术在竞争压力下持续变动,经济内在不稳定上激活了生产与技术反馈,形成一个非均衡的过程(Lavezzi,2003)。总之,SMY的贡献在于:首先,他们从技术进步内生化来解释经济增长,劳动生产力(率)提高增长的原因是劳动分工内生演化。其次,SMY由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的著名论断,意味着技术进步受市场需求的影响。最后,现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许多重要思想如干中学、劳动分工、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思想都可以在SMY中找到对应点。

二、雷—马克思—熊彼特类型(RMS):内生创新增长思想

(一)雷的内生创新增长思想

经济思想家Brewer(1991,1999)指出雷(Rae)是第一个明确将技术创新当作经济增长源泉的经济学家。的确,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如西尼尔、西斯蒙第等人对增长的研究,大都沿着斯密的分析方法走下去,而雷(1834)在批评斯密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内生增长思想。

雷认为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是人类劳动生产能力的提高。内生技术进步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发明。雷的经济增长思想中,“发明”起了核心的作用。他对“发明”作了一个宽泛的定义。在狭义上表示知识存量的增加,广义上甚至包括一首诗或一件艺术品的出现也算作发明。发明是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他认为后者是改进技术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其它条件一定下,积累是增长的必要与充分条件。这使得他不同于斯密。雷坚持发明是首要的,资本积累与劳动分工是第二位的,增长是由一系列发明推动。斯密虽然把技术进步当作增长的一个源泉,但他的增长属于资本积累型增长,他强调资本积累是首要的,劳动分工与发明是第二位的。雷关于技术进步的第二个来源与斯密相同,即国际贸易中技术从一个产业向另一个产业的转移,以及随之的适应与变化。但在技术转移中,由于各地环境不同,转移技术从来不是简单地复制,它需要适应具体环境。在新地方建立产业,要求进行与转移技术相关的发明,以及技术进口地的人应该具备必要的技能。

在政策上,雷承认国家之间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具体针对国家产业时,雷认为需要实施进口替代,要求国家进行干预。他提出了类似于现代经济学所说的“发明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对国家干预技术创新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具体地,雷关于政策的观点有:(1)发明的原因不同于当前储蓄水平(资本积累)决定的原因;(2)自由放任将产生次优水平的发明;(3)政府干预能够纠正这一次优状态。但雷在说明这些观点时显得比较含糊。因为他没有对各种不同的发明活动、发明者的动机以及发明收益作出清晰的解释。此外,由于他对发明采取了一种广义的定义,没有严格区别科学与艺术,导致他难以准确地把握发明的本质,不过,他的思想中,需要政府干预刺激发明的思想,与斯密相比是一大进步。

在古典经济学中,雷是继斯密之后另一位非常重视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他驳斥了斯密关于国民财富的原因以及自由主义的思想,批评斯密将经济增长单独归结于资本积累,而又将资本积累归结于个人储蓄决策的观点。他认为,个人虽然可能通过储蓄致富,但对整个社会则不如此,只有通过创造新的资本资产,才能提高全社会储蓄的增长率,从而增加总的财富。发明没有限制,经济增长才可能具有无限潜力。

(二)马克思的内生创新思想

Kurz and Salvadori(1999)提出马克思具有古典特征的线性内生增长模型,其增长率取决于一般利润率与资本积累程度。经济可以靠内生因素的作用实现增长,而增长率取决于重新投入生产系统以扩大生产规模的剩余价值的比例。Ricoy(2003)研究了马克思的劳动分工与机械化与技术进步的关系。Giammanco(2003a,2003b)则将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模型与马克思内生创新思想作了比较,说明马克思也具有丰富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其要点综述为:(1)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竞争作为一个过程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资本之间斗争为特点(Wheelock,1983)。斗争中,技术进步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它是有意识研究活动的结果以增加创新者/资本家的利润。这些思想体现在Aghion and Howitt(1992)的分析中,并以“创造性破坏”的思想来体现。(2)马克思的知识系统积累思想,也由Aghion and Howitt模型化,跨时溢出效应增加了系统水平上的生产率。(3)Aghion and Howitt(1998)的扩展模型中引进的“干中学”的形式,与马克思的激进创新与渐进创新的差异的概念匹配;从宏观水平上干中学的积累,以宏观层次上经验积累的形式,模型化了马克思的知识发展的系统积累思想。干中学,提高现存中间品的生产率,把马克思关于不同生产部门技术进步的相互依赖性模型化了。企业内部干中学是马克思联合工人学习过程的重要性。工人适应性的相关性模型化了马克思资本/劳动流动性范围的重要性的思想;其基础在于竞争行为作为一种“消极的力量”。(4)产品生命周期也是一个可以在马克思分析中发现的问题。(5)Aghion and Howitt(1998)的扩展模型中,提出的进入障碍,是把马克思的实施发明(创新)需要最小量的工厂规模的思想模型化了。新内生创新增长理论中关于“共性技术”的创新增长也与马克思所讲的重大科学技术发明对经济带来突破性进展的思想相类似。

虽然上述分析说明了马克思的内生创新的思想可以作为Aghion and Howitt(1998)的分析基础,但马克思的分析的一些部分仍未被后者所利用。其一,后者的模型中,竞争驱动企业创新以获取垄断利润,但他们的分析大大简化了马克思所讲的差别化竞争的特点。其二,Aghion and Howitt(1998)关心马克思所考虑的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他们以新中间品投入的发明是泊松分布决定的随机事件表示,他们没有考虑每个企业具有不同的创新生产函数。其三,Aghion and Howitt(1998)所建模型的进入障碍假设,相同的企业,面对相同的进入成本,具有相同的创新成功率函数形式。这些假设依赖于一般均衡构建中,忽略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企业技术、利润、知识、运气的差异性问题。其四,马克思的技术进步是指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它是由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等决定的,这比后来的熊彼特以及Aghion and Howitt将技术进步(创新)定义为要素组合的思想更为深刻。最后,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是一个社会学习过程、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等思想仍具有启示意义。

(三)熊彼特的内生创新增长思想

熊彼特是继雷、马克思之后,首次明确提出创新的经济思想家。他的内生创新增长思想的内容包括:第一,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各种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具体包括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即产品、工艺、市场、供应与组织的创新。创新不同于发明。一种新发明,当它被应用到经济活动中去时,才成为“创新”。发明者并不一定是创新者,创新主要是由企业家来实施,只有那些敢于冒风险,第一个把发明引入生产体系的人才能称之为企业家。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企业家(创新者)。获取额外利润是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的目的。他认为,企业家投资、积累和“创新”除了个人致富外,还具有心理上的特征,即具有显示个人成功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的成就才真正左右经济发展。

第二,提出了两种创新模式。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里推测创新一部分来自于那些小而新的公司,这称为熊彼特创新模型Ⅰ。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里,他又指出大规模的而且又通常是垄断的公司作为技术进步的主要发动机,这称为熊彼特创新模型Ⅱ。这两种创新模式并存的原因在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中小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大资本家之间,大资本家与小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第三,提出了创新竞争与创造性破坏思想。在熊彼特看来,新古典主义假设的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只是资本主义竞争的一个方面,资本家除了价格的竞争,还进行包括技术、产品、质量等层次上的创新竞争,它是一种比单纯价格竞争更激烈的竞争方式。“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这种竞争比其他竞争有大得多的效率,犹如炮轰和徒手攻击的比较。”(熊彼特,2000)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公司的演进其本质都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它是资本主义的精髓。

第四,从经济史上产业突变的分析说明,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周期的变动实现。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的共同起因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创新、模仿和适应共同推动经济增长。从旧均衡到新均衡,经历高涨和收缩的各个阶段,产品结构发生变化,总产量增加。这就是一个表现为一种创造性毁灭的经济增长过程。沿着熊彼特的这一思路,Segerstrom等人(1990)建立了具有创造性毁灭特征的内生增长模型。

第五,提出了蜂聚创新思想。熊彼特在分析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三次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蜂聚创新”(现在称为技术创新群)假说,技术创新不是均匀分布在时间与空间上,而是呈现“蜂聚”现象,即创新在历史过程中并不是均衡分布的,某一段时间里的创新会比其它时间段多。他认为,除了战争、革命、气候等外部原因以外,创新群集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由于宏观创新,熊彼特所谓的经济发展,不是均匀地向前发展,而是跳跃式地发展,呈现出特有的上升与下降,这是一种跳跃式增长或称为激进增长。

(四)雷—马克思—熊彼特类型(RMS)内生增长思想的特点

第一,他们都突出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及其在增长中的作用,他们都强调经济增长是创新、竞争、非均衡的动态过程。第二,揭示了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机制,雷着重强调发明产生内生技术进步;马克思的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机制是多样的,如包括劳动分工、发明、干中学、创造性破坏、社会整体知识提高;熊彼特的增长机制是创造性破坏,社会经济的增长本质上是跳跃式增长。第三,熊彼特与雷认为,技术创新导致收益递增,可以抵消其它要素的收益递减;马克思则强调技术进步与创新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可以抵消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熊彼特与马克思在世界观和立场方面有根本的不同,但他们关于创新思想的共同点却是引人注目的。弗里曼认为,只有19世纪的马克思和20世纪的熊彼特确实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将创新放在中心地位。

三、卡莱茨基—卡尔多—瑟尔沃尔类型(KKT):凯恩斯主义内生增长思想

内生增长思想可以是需求导向型的“凯恩斯主义”。根据这一观点,供给受到有效需求的约束,在经济中存在多个部门并且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需求是内生的。这些思想是新凯恩斯主义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②。本节分析较早时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卡莱茨基、卡尔多、瑟尔沃尔的基于需求约束的内生增长思想。

(一)卡莱茨基的内生增长思想

卡莱茨基(1935)建立了一个投资决定函数,其中假设:生产能力在正常能力时没有充分利用;边际利润是一个外生变量,取决于垄断厂商的垄断程度;价格通过加成决定;投资与利润率正相关,与生产潜能利用程度正相关,而生产潜能反映了总的有效需求的状况。资本家的利润是由他们的投资和消费决定的,用价格决定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理论把利润与国民收入联系起来,投资率取决于保留利润。投资需求是内生的。卡莱茨基把“需求决定的”原料价格和“成本决定的”制成品价格区别开来。制成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者以成本加成的方式决定的。在萧条时期,资本家会提高加成比率以提高利润;在繁荣时期,则会降低加成比率。如果由于有效需求的增加,现有的闲置能力可以被投入生产能力中去,投资增加会引起消费增加。因此,投资是决定有效需求的主要因素。投资不仅具有收入效应,而且也有了一个生产能力效应。由于投资而造成的生产能力的增加,限制了进一步的投资决定,从而也限制了有效需求和产出。因此,卡莱茨基所强调的是投资与利润的双边关系。通过收入—消费过程,投资创造利润与利润创造投资,投资是内生的。

卡莱茨基认为,资本主义实现长期增长是有条件的,这由创新和“食利者”储蓄两个“半内生”因素决定(拉斯基,1996)。创新首先意味着技术发展,同时开发新商品、新原料与新来源,创新的强度越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率也越高。另一方面,卡莱茨基所谓的“食利者”储蓄的企业外储蓄会抑制投资,从而将一种负的趋势引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只有创新发挥的影响强于“食利者”储蓄,资本主义经济才能确实得到长期发展。遗憾的是,卡莱茨基没有将两个因素的分析与他的投资理论结合起来。

(二)卡尔多的内生增长思想

20世纪中期,卡尔多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他在技术进步函数中提出了资本捕获的思想。其含义是技术物化于资本,技术进步体现于资本积累之中,与生产要素本身的改进有关。针对索洛的生产函数理论,卡尔多提出,不是生产函数,而是技术进步函数和收入分配(利润率)决定投资函数。其中技术是公共物品(Kaldor and Mirrlees,1962),即所有厂商都对技术感兴趣,但是没有任何单一厂商有兴趣致力于这样的投资以确保技术创新的产生。在给定技术进步的收益递增的情况下,社会计划下的均衡增长率高于竞争之下的均衡增长率,因此,在政策上,要求将技术创新的公共补贴制度化。

卡尔多还提出了生产率增长的需求驱动机制。他指出规模经济的实现要靠新生产方法的引进、相关产业和产品差异化的发展。如果存在生产要素流动和资本存量增加,工业部门的收益就倾向于递增。因此,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生产率的收益递增机制,而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意义在于工业的发展不仅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由工业扩张带来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其他部门剩余劳动向工业部门转移,也使得其它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带来整个经济的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是生产率机制和需求机制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生产率机制反映生产率增长受产出增长的规模递增作用,需求机制反映需求变动取决于收入分配关系对生产率增长的分享,也就是需求受生产率变动的影响。两种机制最终将决定经济系统是收敛还是发散,以及趋向稳定还是不稳定。

卡尔多的技术进步函数与需求驱动机制实际上是一种凯恩斯主义内生增长思想。Palley(1996)与瑟尔沃尔(Thirlwall,2003)对此高度评价。他们指出新内生增长理论可以并入卡尔多的增长理论中。内生增长理论的新颖之处在于内生增长的机制,即Romer(1986)的知识外部性机制与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机制,其创新之处在于把技术进步的速率考虑为依赖于经济人的决策。这两种内生技术进步机制可以通过一个技术进步函数中纳入Solow模型与Tobin模型中分析内生增长。将内生增长理论纳入旧增长理论的关键是技术进步函数,而这正是Kaldor(1957)最早提出来的。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Palley提出一个新的内生增长机制,其技术进步率既取决于资本存量效应,又取决于投资流量效应。这一机制被扩展包括代表金融深化效应的货币存量效应。根据这一效应,金融深化通过投资开支配置产生动态效率,而这些效应提高了技术进步率。具体说来,货币与财政政策对增长的影响通过三个渠道:一是证券构成渠道,二是在生产函数中加入货币因素,三是技术进步函数中的货币。既然货币与资本同时进入技术进步函数,影响货币与资本的政策将影响增长稳态。

此外,Scott(1989)也挖掘了卡尔多的内生增长思想。Scott在总结Kaldor(1957)、Kaldor and Mirrlees(1961)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内生产品。通过投资,技术进步既是“显示的”又是“实现的”。因此,投资同时作为资本扩张与技术创新的手段。资本扩张就是指资本积累,是投资过程;将技术创新引入生产过程是投资的“捕获”方法;将来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是投资的内生增长解释。Scott还解释了投资开支影响技术进步率的微观基础。技术进步由人均资本存量或者人均投资流量内生决定。因此,运用Kaldor(1957)的技术进步函数,内生增长机制能容易地并入旧增长理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尔多可以被认为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开创者③。

(三)瑟尔沃尔(Thirlwall)的内生增长思想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瑟尔沃尔(1979)提出了国际收支约束型增长模型,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约束扩展到国际部门。它假设在要素供给和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体的前提下,劳动投入是工作时间、劳动参与率和移民的函数。劳动力增长、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会对产出增长作出反映。

在瑟尔沃尔看来,在开放经济下,国与国之间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存在国际收支,而需求作为出口的一部分,它是其它需求组成部分中(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惟一需要使用外汇进行支付的部分。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不同,瑟尔沃尔认为内生变量不是投入量,而是产出量,这便反过来决定了就业水平。如果产出要求的投入超过了需要的数量,则经济是供给约束的。相反,如果雇佣劳动低于投入供给,则经济增长受需求约束。即:L=f(Y,H),假如f(Y,H)<;L=,假如f(Y,H)。这里L代表劳动力,代表劳动总供给。因此,需求导向增长理论认为价格并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主要是由于产出的变化才使经济出现调整。所以,一个国家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其国际收支的约束,国际收支的限制会有很多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并加速或者减缓生产率的增长。国际收支会影响投资、内生技术进步、干中学与规模经济,最后影响生产率。

卡莱茨基—卡尔多—瑟尔沃尔类型的凯恩斯主义内生增长思想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也不同于新内生增长理论,后两者是供给导向的,没有考虑需求。基于需求导向的增长思想说明,国家之间增长的差异,不仅仅需要考虑投入品的差异以及生产函数的形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需要考虑需求函数;价格并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主要是由于产出的变化才使经济出现调整;总需求增长转化,是通过生产性资源利用率的变化转化为实际产出的增长。当然,需求导向型增长理论也允许总的供给通过自然增长率对实际增长率的内生性对总需求作出反应,不过,潜在产出增长的最终决定因素是那些影响总需求增长的因素。

四、哈罗德—多马—阿罗—福兰格尔(HDAF):早期的AK模型

(一)哈罗德、多马的内生增长思想

与哈罗德类似,多马(1983)也广泛地考虑了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多马认识到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技术进步会产生收益递增,抵消劳动等因素引起的边际效率递减,投资增长率的数值极大部分取决于技术进步。在投资受阻时,可以采取使储蓄倾向下降或加快技术进步来处理。技术要受需求的影响。多马指出,尽管对工人的训练和技能、广义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等的变动不甚了解,但对它们不能脱离需求而孤立地加以分析。因为劳动的变动,投资和技术进步需要反映需求的变动。

(二)阿罗的内生增长模型

哈罗德—多马—阿罗—福兰克尔是距离新内生增长理论最近的一代理论,它们提出的资本积累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具有初步的内生技术进步的思想。Amable(1994)对此高度评价,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是一种内生增长模型,它是最早的一种“AK”模型。而阿罗模型与福兰克尔模型略加修改便是一个AK模型。但是,这些模型的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是不清晰的,这反映他们对内生增长的机理知之甚少。

五、其它早期内生增长思想

此外,在思想史上,除了上述四种类型的内生增长思想之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也对古典内生增长理论作出了贡献。第一个重要人物是李嘉图。李嘉图研究了农业的收益递减。假定工人的工资是给定的而且是固定的,随着资本积累与人口增长,因为农业上的收益递减,利润率趋于下降。但技术进步对利润率下降具有抵消作用。技术上的进步会补偿“自然的吝啬”给利润率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地,李嘉图指出了资本积累的内生性。他认为储蓄和投资,即资本,是大部分来自利润的,工资和租金起的作用几乎可忽略不计。假定积累的边际倾向S是给定常数,那么积累函数如下: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凡勃伦。他对内生增长思想的贡献在于资本概念。事实上,McCormick(2002)指出,凡勃伦关于资本理论的阐述对新内生增长理论也具有贡献。凡勃伦的思想中,资本的生产率与社会的知识的积蓄有关,知识是社区作为整体生产拥有的,它是资本生产率所依赖的基础,也是资本生产率的来源。后来,正统的经济学家忽略凡勃伦,接受了克拉克的资本定义以及相应的边际生产率理论。虽然新内生增长理论的创始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资本概念的创新已经体现于凡勃伦与克拉克的争论之中了。但事实上,新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总是伴随资本内涵的拓展,重新定义了资本概念以及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与具有的社会特征。这说明经济学家已经拒绝了克拉克的方法,变相地接受了凡勃伦的资本观点。

第三个经济学家是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他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内生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Nelson,1999)。阿布拉莫维茨(1952)指出,经济增长不能简单地视为投入要素与影响它们生产率的因素如工艺状况、产业与金融组织、立法体系等因素的直接决定,这样的分析是不够深入的,一个满意的增长理论必须考虑这些变化背后的因素。阿布拉莫维茨的主要观点有:(1)强调技术进步与增长来源的其它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新资本的开发利用总是涉及一些总的投资。技术总是体现于资本之中。(2)当产出规模增长时经济效率的增加可以抵消收益递减,技术进步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3)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来源于有目的的创造与投资,这称之为“知识资本”。(4)增长的分析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5)投资产生的新技术,具有外部性,会涉及所有权的问题。(6)企业的差异性在技术进步与物质设备投资中具有关键作用。(7)文化与制度等因素也会影响经济增长。可以看出,阿布拉莫维茨这些思想是先驱性的,他的这些思想在新内生增长理论中得到了体现。

六、简评及小结

本文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新内生增长理论之前的古典内生增长理论思想,说明了新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大多能在以前的理论中找到。斯密、马克思、马歇尔、扬等人对收益递增机理的思想作出了贡献;斯密、雷、马克思、熊彼特等人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形成、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统一、“创造性破坏”思想作出了贡献;而卡尔多则可以认为是新内生增长理论的先驱;哈罗德、阿罗、福兰克尔的增长思想,距离现代AK模型最近;李嘉图、凡勃伦、阿布拉莫维茨等人在内生增长的机制、资本的概念、增长的源泉等方面的思想也具有影响。此外,排除了分析方法的时代差异之外,古典内生增长理论仍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与现实意义,还可以为新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第一,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路径依赖性。经济过程的不确定性可能来源于突如其来的政治上或社会机构上的改革。不确定性的反馈机制意味着短期干扰可能会带来大范围和累积性的影响。因此,必须考虑这一特点对经济内生增长的影响。此外,增长的累积性、路径依赖性、非均衡性决定了以后的内生增长路径,而斯密、马克思等关于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演进的路径依赖性,这些重要思想可以对新内生增长理论提供启示。

第二,新内生增长理论中,忽视了经济人的个体差异,假设他们是同质的,也忽略了不同个体之间的不平等与收入分配问题。事实上,对于个体,收入分配、财富等并不是同质的,而这些正是古典经济学家以及马克思等人考虑的重点。在存在较大收入分配差异的情况下,一方面,不平等可以刺激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平等能降低再分配扭曲趋势,进而刺激投资与经济增长,如何在新内生增长理论中体现这样一种权衡关系,这是一个发展方向。此外,早期古典内生增长思想家关于社会冲突下技术创新主要是劳动节约型创新。这一思想也具有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第三,新内生增长模型的发展需要从技术进步本身的特点来建立模型:如考虑技术的互补与替代规律、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的统一的模型中,纳入资本的发展特点、资本的异质性以及社会的“干中学”机制;关于企业的内部结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国家创新体系的差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等。

收稿日期:2010-12-23

注释:

①Charles Babbage(1832)在斯密的劳动分工三原理的基础上提出劳动分工六原理:生产过程划分、劳动分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节约时间、无需工人在不同工具使用之间进行转换、工人擅长具体技能与任务、工人对技能与工艺的熟练并改进之。

②早期的凯恩斯主义内生增长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新凯恩斯内生增长理论(NKEG)的发展。目前主要两种NKEG理论:新卡莱茨基(neo-Kaleckian)与卡尔多主义(Kaldorian)内生增长理论,Salvadori(2003)对之进行了详细分析。

③为何新内生增长理论能够流行起来?Palley(1996)认为,原因在于内生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置于新古典框架下,而这一框架对大多经济学家来说是非常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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