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反垄断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新进展——“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政策论文,产业论文,经济论文,新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6月13-14日，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会议由山东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产业经济评论》编辑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和《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共同举办。参加会议的3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来自加拿大卡尔顿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会的专家学者就产业组织、产业政策和反垄断政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会议对促进产业经济理论的发展及该学科的国际学术交流发挥了作用。
一、反垄断与竞争政策反思
反垄断法是专业性和技术性非常强的法律，中国反垄断法的出台是一个标志性的进步。从世界范围看，欧美国家实施反垄断法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的教训。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不仅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而且，从法律实践的角度来看，目前反垄断法尚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
理论界认为，厂商间的横向协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的卡特尔窜谋，另一类是以提高效率和增加协调为目的的战略联盟。为了打击卡特尔，保护战略联盟，对于前者，反托拉斯当局需要采取法律手段加以限制；而对于后者则需要设定一些条款来防止其受到反垄断法的误伤。在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区分两种不同的横向协议是制定竞争政策的前提，美国和欧盟反垄断机构都分别制定了条款(美国2000年反托拉斯政策指南和欧盟2000年81条)对横向协议进行详细审查。审查步骤大体包括协议本质审查、竞争效应审查和豁免条例审查三个步骤。
这两个国家或区域的反垄断体系看似不同但其实类似：(1)从反垄断条款的目的来看，都是为了区分纯卡特尔和战略联盟；(2)使用的工具都是“附加限制测试”，即考察协议对竞争的损害究竟是否是为了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所必须的；(3)两条款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率；(4)豁免方式类似，都是采取以一定大小的市场份额作为门限，实施反垄断时，市场份额低于这个门限的企业间的任何横向协议都不加考虑。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陈志奇教授指出，一个理想的关于横向协议的竞争政策需要做到查处一切卡特尔行为且允许并鼓励战略联盟协议。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想情况不会出现，反垄断当局面临着惩处卡特尔与鼓励战略联盟的取舍，因此在实施时只能小心斟酌权衡。在中国，至今还没有制定关于横向协议的相应竞争政策，陈志奇认为我们在制定此类政策时必须十分谨慎。这是因为，在中国这种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的精神和积极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如果错误的竞争政策挫伤了企业的积极性，后果是难以想像的；另外，如果制定了不完善的竞争条款，导致的冗长的审理过程也是高成本和无效率的。
在2007年8月1日中国反垄断法出台以前，国外学者对该法案多数是持谨慎态度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反垄断法案中很可能会出现与西方法案截然不同的政策成分，使得该法案成为政府以反垄断名义干预经济的一个工具。《华尔街日报》2006年6月26日的一则报道预测中国反垄断法出台后将有四方面效用：第一，损害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第二，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第三，延缓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第四，政治原因将使得该法案成为政治工具，而不是经济手段。
香港岭南大学的林平教授基于可口可乐兼并汇源的案例对反垄断法进行再次考察，认为我国反垄断法的条款中确实存在多处与产业政策相关的成分。这带来了一个问题或者矛盾：在实施反垄断法的过程中，究竟应该如何权衡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反垄断法案条文中存在六处带有明显的政策倾向的条款：(1)第一章中，关于该法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2)第二章豁免条例中，规定“萧条经济情况下”和“出口企业”可豁免反垄断制裁；(3)第三章，对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考察需要“考虑企业的技术和财力条件”；(4)第三章，对企业兼并的审查和判决不仅考虑对水平竞争者的影响，而且考虑对“其他竞争者”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5)鼓励企业的自由竞争、联合，做大做强；(6)外资并购需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除此之外，2008年5月出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地位程序规定》更加明确的规定了“相关产业政策”是反垄断考虑范围内的。
林平教授由此提出在实施反垄断法时需要考虑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平衡。在商务部对可口可乐——汇源案的判决书中，“该并购严重影响国内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这一理由充满了产业政策的色彩。传统观点认为制定竞争政策应该基于社会福利的纯损三角形与以此为代价换来的福利提高的比较，而在外资兼并中国企业的情况下，并购给外国企业带来的效率提升是否可以算作中国的福利提高，是实施反垄断和竞争政策时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平衡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二、产品差异新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哈佛学派创立的“SCP范式”构成了产业经济学科分析的基本框架。但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已经从各个方面做出了创新和改良。比较有建设性的有：芝加哥学派强调企业市场行为，认为企业行为可以反过来影响市场结构；空间经济学将地理“元素”添入市场结构(S)中，使得产业集聚度成为产业结构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新制度经济学在发现了企业的契约性质后，将产业和企业的纵向结构也看作一种结构要素(S)，同时将现代企业理论纳入产业经济学研究领域。SCP范式关注结构(S)、行为(C)、绩效(P)的两两关系，近些年的研究通常对SCP进行简化，SCP范式往往以S—P、S—C等形式被学者运用。而具体的研究方法大体有计量经济学方法、博弈论方法和实验经济学方法等等。
产品差异度属于结构因素中的一种，一般而言，存在垂直差异度和水平差异度两种。垂直差异度指厂商设计出的相同价格而不同质量水平的相近产品，水平差异度指不同特性的商品有相似价格但是特性不同，且面向不同的顾客类型。南开大学的李建标教授等认为产品差异度具有共谋效应，且当产品差异种类不同时共谋效应不同。当厂商产品间存在纵向差异时，由质量导致的共谋相对难以实现；而存在横向差异时，这种“顾客区分”的策略导致了共谋行为。一方面，为了创造顾客忠诚度的边缘竞争策略限制了厂商的短期利润；另一方面，它避免了尖锐的价格战，同时也降低了厂商对于潜在背叛行为的惩罚能力。李建标教授采用实验方法来模拟厂商间的博弈过程，颇具创造力和新意。他发现在产品水平差异度减小的过程中，共谋价格是下降的，但是共谋行为出现的概率却在增加。李建标教授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厂商在产品趋于同质的时候可以在较低的价位达成更多的共谋。
导致产品差异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企业的R&D投入。R&D是度量企业绩效的一个指标，在我国，企业R&D投入大小的影响因素研究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差，工艺和设备多半进口。尤其在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如汽车业、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中，完全使用自有技术进行生产的企业非常少。普遍认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积极性不足有体制的原因，也有市场结构的原因。市场集中度与厂商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备感兴趣却又争论不休的问题。国外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各执一词，结论不一，大体分为集中度与R&D成正相关关系、负相关关系和倒U型关系三类，上述各研究成果所使用的模型基本上是用工艺创新节约成本的逻辑来刻画R&D。山东大学臧旭恒教授和聊城大学高建刚博士等将R&D与产品差异等同看待，进而考察市场集中度与R&D之间的关系。他们用产品创新模型来研究这一问题，并把市场集中度对厂商的创新动机的效应分为两类：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前者表示所有的厂商产品价格不变时，单个厂商进行创新使其利润增加的部分；后者表示单个企业创新带来其他厂商产品价格变动，进而对该企业利润的间接影响。他们认为在伯川德竞争情况下，若产品同质性较高，厂商数目与厂商R&D动机成单调负相关，若产品同质性较低，则厂商数目与研发动机成倒U型；在古诺竞争情况下，厂商数目与创新动机成倒U型。由此可见，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可以考虑不同产业的实际情况，区分产品差异性的种类，尽量引导产业结构向利于企业创新的方向转变。
三、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深思
20世纪是分工和集聚加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自发调整，行业的分工出现了明显的地域特征，表现为大量同行业及配套行业的企业聚集在某一个地理区域，这种现象就是产业集聚。从世界范围来看，汽车城底特律、IT业硅谷都是产业集聚的典型结果。20世纪末至今，产业空间集聚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复苏并发展的更快，因此，研究产业集聚的内在机理及效应是当务之急。
虽然产业集聚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就已经有所显现，但人们此后很晚才认识到这个问题。产业集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产生原因的分析。比较优势说认为地区的初始资源禀赋导致了集聚，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初始资源能够吸引相应的资源密集型企业投资。规模经济说认为除了“先天”的资源禀赋以外，地区“后天”的投资和学习产生的规模经济也可以产生正反馈效应，从而导致相应产业的集聚。南京大学梁琦教授认为产业集聚是分工的利益实现，其产生的原因包括资源禀赋、外部性、规模经济、干中学以及积累循环效应，分工促进了集聚，而集聚又深化了分工。通过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的禀赋，集群发展将促进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带来的技术创新、生产要素流入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也会促进集群发展。因此，经济增长与产业集聚是相互促进的，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需要把对产业集群的关注放在重要的位置，制定更多促进产业集聚的政策，加速我国经济的增长。
对于集聚产生的原因，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王珺教授则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不同股权结构的企业对集聚的偏好不同，出资人控制的企业偏好空间集聚，而代理人控制的企业对集聚没有显著的偏好。王珺教授的发言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股权结构影响企业参与市场分工的程度，而参与分工的程度又决定了企业的地理位置。简要的说，在代理人(即经理人)控制的企业中，经理人进行决策时往往并不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而是更倾向于扩大企业边界以增加经理人的资源支配力，因此企业在面临“自制或外购”的选择时，通常会选择“自制”，将分工内部化，这样企业在选择地理区位时就不需要考虑与配套企业相邻而建，也就不会促进产业集聚。反之，出资人控制的企业中，企业的目标是提高效率，企业会用“外购”代替自制，这样的企业的生存必然需要与同类企业和配套企业的协调，因此会促进产业集聚。在中国，出资人控制的企业是“民营企业”，代理人控制的企业一般为“国有企业”。王珺教授的观点综合了我国的制度特色，指出了我国产业集聚的一个新的影响因素。
产业集聚所形成的一定区域空间内的企业“扎堆”现象被称为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发展、演进方式及其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引起众多学者展开争论。国外的产业组织研究发现，市场集中与空间集聚存在不完全的可替代性，即集聚产生的产业集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集中产生的超大型的一体化企业。基于此，南开大学杜传忠教授认为我国产业集群的演进是市场集中与空间集聚融合性发展的过程，产业集群因为具有分工效应、技术扩散效应，具有大型一体化企业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大型企业作为产业集聚的基础和支撑，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我国发展产业集群必须考虑不同产业的特征，选择性的培育产业集群或大型企业；拆分无效率的“大而全”企业，促进产业市场集中与地理集聚的健康发展。关于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山东大学杨风禄教授认为，二者虽然有不同的内涵，但却也有部分交叉、重叠的外延，因此，概念上的区别与现象分析上的模糊常常同时存在，他同意杜传忠教授提出的“在某些特定产业及区域”上二者(市场集中和空间集聚)可以实现融合发展的观点。
四、企业边界新视角再探
企业边界，简单的说是指企业在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业务范围。实际上，客观地讲，关于企业边界目前尚不存在一个一致认可的定义。既有人强调技术因素的作用，也有人强调制度因素的作用；既可以从企业纵向的方面加以考察，也可以从企业横向的角度进行说明；当然也还能看到从管理学意义上的分析。
从科斯始创以来，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一直围绕企业的边界展开。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的比较被认为是传统企业理论中分析企业边界的基本方法。之后，资产专用性、敲竹杠和不完全合约相继被学者们应用来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企业契约说的兴起让人们突破了企业法律边界的限制，开始研究企业的实际边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组织结构的演进，原本清晰明了的企业边界变得逐渐模糊，新科技的涌现也为企业边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是现代经济社会的一个标志性进程，它极大地改变着企业的现有边界。虽然互联网的使用并没有改变企业与市场二分结构的实质，但网络的锲入却在一定程度上细分了原有结构，使交易关系更为复杂。
互联网对企业的直接影响是给企业带来了网络外部性，“e化企业”的网络外部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第一，因商品信息分享带来的外部性，互联网方便了消费者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分享，使得企业十分透明；第二，因隐藏身份信息带来的外部性，消费者在互联网上购物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使自己免遭企业的歧视性差别定价；第三，因谈判能力增强带来的外部性，例如网上团购和大宗交易可以迫使企业接受价格优惠或服务条款；第四，因企业采购、工艺流程和营销网络强化带来的外部性。其中前三个是消费者视角的网络外部性，第四个是生产者视角的网络外部性。
山东大学的杨蕙馨教授认为，互联网应用带来的网络外部性会导致企业横向边界和纵向边界的同时变动。企业的横向边界由企业间的合作或竞争策略所决定，在没有网络应用的情形下，厂商间不存在合作开发网络资源的行为；而出现网络后，如果企业决定合作，共享信息或服务网络，则企业间相对紧密，更似“一个”企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企业横向边界发生某些调整变化。当互联网应用使得企业总销售成本大于新直销系统的建立和维护成本时，企业会创建新的直销系统；反之，则在原有的成品市场上拓建配件市场。其中创建新的直销系统其实是企业纵向边界的扩大，这说明互联网的采用使企业纵向边界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调整和变化。
五、金融危机之后的产业政策反思
产业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国家干预经济，引导产业向政府规划的方向发展的一种手段。在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不同的政策帮助本国经济走出困境。为了刺激经济，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增加四万亿投资的举措；出台涉及能源、钢铁、汽车等十个行业的“产业振兴规划”等。关于政府的这些做法，各界人士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政府采取产业政策违反了市场机制，是历史的倒退；也有人认为政府的政策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起到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认为，当前的政府管理手段属于“应急管理”，与平时的“规范管理”有本质的不同，“应急管理”关键在于消除恐慌和刺激复苏，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采取的措施无可非议。
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遇到了四方面困难：第一，危机导致信贷紧缩，大量资金外流，严重打压了我国各地区，尤其是新兴快速增长地区的发展势头；第二，失业和企业萧条使得工人收入减少，从而减少了总需求；第三，伴随着金融危机的产业升级与迁移导致发达地区的产业空心化；第四，制造业西移导致了结构性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自发运转难以使经济快速有效的恢复，必须用产业政策进行调节。李晓西教授认为各国政府应该以经济增长为重，无需考虑意识形态的偏见，应该用最有效率的手段调节经济，不在乎这些手段是市场手段还是计划手段，并提出贸易自由化要高于金融自由化。
另外，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张健康教授基于契约不完全的性质对金融危机进行了再思考，认为本次危机未必是有害的。契约不完全的意思是契约无法将双方未来所有的权利和义务都交代详尽，例如借贷合约中没有规定资不抵债时是否可以毁约等相关事宜。在市场完全但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市场最多只能达到限制性帕累托最优，而一场经济危机可以使大量的不完全契约变成完全契约，从而使市场恢复效率。借用张健康教授的原话，“通用破产了，契约完全了，市场有效了”。
最后，环境保护向来是实施产业政策的目的之一，为防止污染带来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和对人们健康的损害，西方国家早已对污染物征收环境税，包括对石油产品征收的燃油税。2009年中国政府也开始对汽油征收燃油税，但山东大学丁言强教授认为，中国的这种“燃油税”实际上仅仅是消费税，不是真正的燃油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