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中的信任：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中论文,机制论文,因素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信任(trust)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对于整个社会的顺利运行和繁荣昌盛至关重要。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于信任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如经济学认为信任基于个人功利理性计算(Burt & Knez，1995)；社会学将信任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Mayer，Davis，& Schoorman，1995)；心理学则认为信任是一种心理或者行为的个人化的反应(Robinson，1996)。Rousseau，Sitkin，Burt和Camerer(1998)整合不同学科的观点，将信任定义为个体以对他人意图和行为的积极预期为基础，自愿使自己处于易被对方伤害的地位的一种心理状态。 信任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观点认为，信任能够降低经济贸易中的交易费用，简化交易程序，是经济良好运行的润滑剂；但另一方面，由于轻信、盲信造成个体在经济活动中蒙受欺骗，造成损失的事例也屡见不鲜。目前国内外对于一般信任的研究相对成熟，但对行为经济学框架下的信任问题还缺乏系统性的探讨。本文将对已有的理论和研究进行梳理，详细阐述经济信任的研究范式、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2 研究范式 Berg，Dickhaut和McCabe(1995)提出了研究行为经济学中信任的经典范式——信任博弈范式(trust game)。在这一范式中，被试被随机分为投资者(investor)和受托人(partner)，双方互不见面且不允许交流。在博弈开始之前，投资者和受托人均获得一笔初始资金(endowment)。博弈过程中，投资者要做出是否投资(transfer)以及投资多少的决策。如果投资者选择不投资，则博弈结束。相反，如果投资者选择投资，则受托者得到n倍(通常是3倍)于投资数额的资金，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支配这些资金，即可以全部据为己有抑或返还(return)一部分给投资者。在博弈过程中，受托人可以选择遵守或滥用投资者对他的信任。如果受托人选择遵守且返还一部分资金给对方，那么双方在博弈结束时均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如果受托人选择滥用信任，把所有资金据为己有，那么投资者最终得到的报酬要比初始资金少，而受托人却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经典信任博弈中，投资的资金数额代表投资者对受托人的信任水平，返还的资金数额代表受托人的可信赖程度。 有关行为经济学中信任的研究多采用上述经典的研究范式，但是出于特殊研究目的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修正和发展，并提出了新的研究范式。例如，Luke(2010)采用重复信任博弈(repeated trust game)研究经验对经济信任的影响。重复信任博弈是一种动态博弈，同一种博弈重复多次，每次博弈的条件、规则和内容均相同。相比于经典信任博弈，重复博弈中博弈双方之间存在一种长期交互关系，参与博弈的任何一方的期望收益是由各方参与者的行为共同决定，因此，博弈者在当前阶段的博弈中不能毫不顾忌对方的利益，而是要考虑到不能引起对方在随后阶段的对抗和报复。经典信任博弈中只包含两位博弈者，但现实生活中经常涉及多位博弈者，这时就需要多层次信任(multi-level trust)。比如，顾客相信零售商能够联系到可靠的生产者，其中零售商就是连接顾客和生产者的中间人，而顾客是否愿意购买商品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对零售商的信任水平，而且还包括对生产者的信任。为了研究行为经济学中的多层次信任，研究者提出了3个博弈者的研究范式(three-player trust game)(Sheremeta & Zhang，2014)。在此研究范式中，研究者引入了第三方。博弈过程中，3个博弈者均需做出决策。首先，第一个博弈者将自己的一部分资金投资给第二个博弈者，且第二个博弈者会得到3倍于投资数额的资金。然后，第二个博弈者决定投资给第三个博弈者多少资金，同样，这些资金总额也会翻3倍。最后，第三个博弈者决定这些资金在3个博弈者之间的分配比例。相比于经典研究范式，3个博弈者的研究范式更贴近现实生活，生态效度较高。此外，研究者还提出了被试同时扮演投资者和受托人的研究范式(subjects play both roles in a trust game)(Burks，Carpenter，& Verhoogen，2003)。 3 形成机制 目前，研究者主要从心理机制和生物基础两个方面解释经济信任的形成机制。其中心理机制主要包括反思—冲动模型和社会偏好理论，生物基础主要涉及杏仁核和脑岛等结构及催产素和睾丸酮等激素。 3.1 心理机制 3.1.1 反思—冲动模型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在信任博弈中，对他人的经济信任是基于与他人相关的信息进行理性加工之上而形成的。然而心理学家却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来解释经济信任产生的机制，即反思—冲动模型(reflective-impulsive model，RIM)(Strack & Deutsch，2004)。这个模型包括反思系统(reflective system)和冲动系统(impulsive system)。其中，反思系统需要大量的认知资源，且它整合和权衡有关“结果—价值”的信息以及它们各自的概率以实现最佳决策。RIM认为所有的判断与决策都涉及反思系统。反思系统通过用一种命题的方式将彼此相关的重要内容联系起来，并以分配一个真值到这些关系中的方式参与到判断与决策的过程之中(Strack & Deutsch，2004)。例如，当判断某人是否值得信赖时，我们的判断包括“某人”与“可信赖的一类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人们的决策(如是否信任他人)被反思系统中的信息所左右。有关经济信任的研究表明，信任决策的反思性成分(博弈形式的变化和对结果的期望)塑造了博弈中个体的经济信任行为(Snijders & Keren，2001)。根据反思—冲动模型，在反思系统中关于信任的判断与决策受先前激活的信息内容以及不相关任务的影响(Posten，Ockenfels，& Mussweiler，2014)。如，人们在一种情境下接触到“信任—怀疑激活”信息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不相关情境中信息的加工(Mayer & Mussweiler，2011)。与反思系统不同，冲动系统则几乎不需要认知资源，其加工过程较快且在关联网络的结构中遵循激活扩散原则。例如，Todorov和Engell(2008)的研究表明，对他人经济信任的判断可能受其微小面部变化的影响。 在经济信任决策过程中，这两个系统同时发生、相互影响，贯穿全过程。Posten等人将经典信任博弈任务与标准启动范式相结合来探究反思—冲动模型中两个系统是如何影响信任产生的。结果表明，仅仅通过启动激活冲动系统中的信息就能影响反思系统中有关信任博弈的决策。也就是说，通过激活冲动系统中“信任”或者“不信任”这个概念就能影响人们反思系统中对陌生人经济信任程度的判断与决策。特别是在阈下激活“经济信任”这个概念之后，很多陌生人被判断为更值得信任。而且该实验进一步表明对于信任概念的阈下启动塑造了信任博弈中接下来与信任相关的行为。虽然这两个系统均对经济信任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两者占主导的地位可能不同。如，在认知资源不足的时候可能更多依赖冲动系统，在相关信息充足时也许更多依赖反思系统。但这些问题研究者却鲜有涉及，因此，未来有必要针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探究。 反思—冲动模型从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了经济信任形成的过程，为研究经济信任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在用该模型解释经济信任形成的过程时大部分是在经典信任博弈中进行的，至于这一结论在其他信任博弈变式中是否同样适合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3.1.2 社会偏好理论 信任博弈中人们的信任及回报行为是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自利模型所无法解释的。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逐渐形成了社会偏好理论，且用此解释信任博弈实验中人们的一系列行为。“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这个概念由Camerer(1997)首次完整提出，指人们关注他人收益或行为的倾向，并将其分为三类：互惠偏好(reciprocal preferences)、公平偏好(fairness preferences)及利他偏好(altruistic preferences)。其中互惠偏好是指人们对他人善意的行为进行回报，对敌对的行为则进行报复；公平偏好是指人们有减少与别人收益差异的动机，当领先于别人时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他人，而当落后于别人时则相反；利他偏好是指出于对他人利益的关心而愿意牺牲自身的利益。根据社会偏好理论，人们的经济信任行为则主要受到互惠偏好和利他偏好的影响。 社会偏好理论认为是人们对互惠利他的倾向和不公平的厌恶使得社会背叛失去了效用，从而表现出经济信任和回报行为。Cox(2004)为了检验社会偏好(尤其是互惠偏好和利他偏好)对经济信任的影响，改编了经典的信任博弈范式发展出了新的范式，其包括信任博弈实验、增值3倍的独裁者实验和修正型的标准独裁者实验。结果表明将信任博弈实验委托人投资额与增值3倍的独裁者分配额进行比较，得出利他偏好的存在及其对经济信任行为的影响。同样，信任实验代理人的回报额和修正型的独裁者分配额的比较说明了利他偏好的存在及其对信任行为的影响。而且，Karlan(2005)的实验表明那些在信任博弈实验中表现出值得信任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信贷偿还率也较高。这说明社会偏好(尤其是互惠偏好)较强的个体更倾向于表现出可信赖以及信任的行为。Baran，Sapienza和Zingales(2010)的实验也证明了上述结论。实验中以MBA学员为被试，在其学习初期进行信任博弈实验，并将其作为代理人时的返还金额作为社会偏好的指标，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后，调查被试现实生活中的校友捐赠活动。结果显示，在信任博弈中返还金额每增加1%的被试在校友捐赠活动中也平均多捐赠了31美元。这说明社会偏好程度越高的个体其经济信任水平越高。 有关社会偏好理论的研究已经成为行为经济学的重点，特别是用其解释传统经济学无法阐释的问题(如经济信任)。但是该理论也受到许多专家的质疑，如个体在实验中表现出的社会偏好是否能真实地体现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偏好和行为？此外，目前国内对于社会偏好理论解释信任行为的研究较少，且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如互惠偏好和利他偏好是同时影响人们的信任行为还是分别起作用，以及影响的大小？公平偏好是否也对信任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未来有必要针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3.2 生物基础 3.2.1 杏仁核和脑岛 一般认为，杏仁核(amygdala)是产生、识别、调节情绪以及控制恐惧学习和记忆的脑部组织。杏仁核对决策相关的情绪加工起到重要作用，在IGT(Iowa gambling task)任务中，杏仁核对决策的作用可能在于它的损伤直接导致了被试无法加工刺激的情绪属性，从而间接导致了决策的受损(Bechara，Damasio，Damasio，& Lee，1999)。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杏仁核单侧受损的被试在多轮信任博弈中仁慈行为显著增加，特别是对于背叛，被试的信任行为有所增加(Koscik & Tranel，2011)。这说明执行预警功能的杏仁核受损降低了个体防范他人的警惕性，也使得个体的决策受到影响。脑岛(insula)则与人类的多种情绪加工有关，例如厌恶、焦虑等。Sanfey，Rilling，Aronson，Nystrom和Cohen(2003)的经典研究中，发现这个脑区的活动水平与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呈正相关。而且，研究表明，在网购行为中，当人们对不信任进行加工时更多地激活与感知不确定性有关的脑岛(Riedl，Hubert，& Kenning，2010)。Winston，Strange，O'Doherty和Dolan(2002)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研究发现人们对他人面部信任的评估与杏仁核和脑岛的激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当对他人面部的不信任程度增加时，这些脑区会被更大程度地激活。这表明这两个脑区对不信任的面部表情更加敏感。然而，Singer，Kiebel，Winston，Dolan和Frith(2004)的研究表明，合作者更易激活与社会情绪有关的脑区，如杏仁核和脑岛。这一研究表明，相比于不信任，信任更易激活这两个脑区。虽然两者都认为经济信任与杏仁核以及脑岛的激活有关，但Winston等人认为信任水平降低时更易激活杏仁核和脑岛，Singer等人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前者的研究针对的是对他人面部信任评估时相关脑区的激活情况，而后者探讨的则是合作者的脑区激活情况。因此研究内容的不同可能是导致研究者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此外，合作的选择行为并不等同于合作心理，也不等同于一定有信任存在。因为有的合作者之所以选择合作并非是出于对对方的信任，而是怕不合作会遭到对方的报复，抑或是合作者本身就具有合作的倾向，即无论对方是谁他都会选择合作。因此，合作者的杏仁核和脑岛更易激活并不完全等同于信任水平高时杏仁核和脑岛更易激活。关于杏仁核与脑岛的激活与经济信任水平之间究竟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3.2.2 催产素和睾丸酮 催产素(oxytocin，OT)是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一种，它可以降低焦虑、恐惧感，提高安全感和信任感。研究表明诸多激素与个体的社会偏好有关，特别是OT(Donaldson & Young，2008)。这也进一步佐证了社会偏好理论对经济信任具有强有力的解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OT能够提高信任博弈中人们的信任水平(Barraza，McCullough，Ahmadi，& Zak，2011；Zak & Kugler，2011；Krueger et al.，2012；吴南，苏彦捷，2012)。如，Zak，Kurzban和Matzner(2005)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同等数量的随机投资(无意图的信任)，受托人在收到表明投资人对其信任的投资(有意图的信任)时OT水平平均提高41%。这说明感知到的有关信任的信号会提高人们的OT水平，继而高OT水平会使人们表现出更多的可信赖行为。为了进一步确认OT对经济信任的影响，Baumgartner，Heinrichs，Vonlanthen，Fischbacher和Fehr(2008)在实验中将被试分为OT组和对照组，结果发现，相比于对照组，OT组的投资人更愿意将资金投资给受托人，表现出更高的经济信任水平，这说明OT促进了人们间的经济信任。Mikolajczak，Pinon，Lane，de Timary和Luminet(2010)的实验也发现OT组的被试比安慰剂组的被试多表现出44次信任行为。而且，对信任形成过程的影像学研究表明在这一过程中与恐惧相关的脑区(如杏仁核)激活减弱，这表明OT增加信任的原因之一可能是OT能够降低人的恐惧感(Kirsch et al.，2005)。 睾丸酮(testosterone)属于类固醇激素，是主要的雄性激素，它的受体几乎遍布所有有核细胞，而且它对个体的身体和心理均产生广泛影响，比如大脑发育、第二性征和攻击行为等。研究睾丸酮的方法主要包括睾丸酮水平化验、胎儿期睾丸酮和药物操纵。Boksem等人(2012)发现在经济信任博弈中，睾丸酮使投资者变得更加不信任受托人，且提高了投资标准。与之相反的是，睾丸酮使得受托人的返还数额增加，且变得更加值得信赖。目前有关睾丸酮与经济信任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未来应加强此方面的研究。而且研究者可以结合先进的脑成像技术考察睾丸酮对神经活动的影响，为睾丸酮如何影响经济信任提供神经层面的解释。 4 影响因素 行为经济学中的信任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究。其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交流、经验、声誉及面部特征等方面，探讨其影响因素对于更好地理解行为经济学中的信任是非常有必要的。 4.1 交流 研究发现，在信任博弈中，如果允许被试间进行交流(communication)能够显著地增强经济信任及可信赖水平(Ben-Ner，Putterman，& Ren，2011)。其中，交流不仅包括面对面的言语交流还包含数字或者文本形式的信息。Ben-Ner等人的实验包含3种实验处理：第一种类似于经典信任博弈，即被试之间匿名且无交流；第二种是被试之间允许以数字形式的信息进行交流；第三种是被试之间除了可以以数字形式的信息进行交流之外，还有一分钟的言语交流。结果发现，第二种和第三种实验处理均显著地提高了被试的信任以及可信赖水平，且第三种实验处理的效果尤为稳健，这表明交流能够提高经济信任水平。而且，Sheremeta和Zhang(2014)的实验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进一步用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何种交流形式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经济信任水平，结果发现，如果在交流中被试表明愿意平分所有资金会更有利于提高人们对其的经济信任水平。对此，Bracht和Feltovich(2009)的实验研究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实验结果表明，允许投资者观察受托人之前的决策行为能从实质上提高被试的信任水平，但是闲谈对于增加信任水平的作用很小甚至没有。 综上可知，研究者关于交流对经济信任水平的影响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事实上，交流对经济信任水平的影响取决于交流的形式。一方面，如果允许被试面对面的交流，且对交流内容没有限制，那么信任水平会有实质性地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交流只局限在单一数字或字母的形式内，那么它对信任和合作的影响就会非常有限。上述两个研究者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交流形式的不同。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何种形式的交流更有助于提高经济信任水平。 4.2 声誉 声誉同样影响信任博弈中人们的经济信任水平。人们获得他人声誉的方式有多种，比如直接观察和传闻(gossip)等。许多研究表明声誉以及与之有关的线索均会改变人们在信任博弈中的行为。例如，Bracht和Feltovich(2009)在研究直接观察对经济信任的影响时发现，通过直接观察能够提高人们的经济信任水平。实验中博弈者观察的内容是有关对方过去行为的信息(即对方的声誉)。结果表明，当受托人知道自己的行为将在下一轮博弈中被观察时，他们更有可能表现出值得信赖的行为。至于投资者，如果他们可以在下一轮博弈中观察受托人的行为且与一个声誉较好的受托人搭档，则更倾向于表现出信任行为。Di Cagno和Sciubba(2010)的实验研究也发现，当被试知道对方的声誉情况时，倾向于信任那些声誉水平较高的人。然而，Boero，Bravo，Castellani和Squazzoni(2009)认为在重复信任博弈中人们信任水平的提高并非是受声誉的影响，而可能是被试“处于被评价”这一因素导致经济信任水平的提高。实验中博弈者可以评价对方的行为且知道对方过去的评级。结果表明，即使在声誉投资动机被排除的情况下，“处于被评价”这个因素也能够增强博弈者的信任水平。Boero等人(2009)的研究并没有否定声誉对经济信任的影响，只是说明了声誉并非是影响经济信任的全部原因。 4.3 经验 人们每天或多或少地都在做着一些决策，而且也会受到这些决策结果的影响。同时，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也会影响随后的决策。当然在信任博弈中也不例外，人们参与信任博弈的经验以及在博弈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均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信任水平。 Engle-Warnick和Slonim(2004)将重复信任博弈分为有时间限制的信任博弈(trust game with definite time)和无时间限制的信任博弈(trust game with indefinite time)，实验结果发现在被试没有经验时，有无时间限制对其信任水平无显著影响。然而，当被试获得经验以后，有时间限制的信任博弈范式中被试的信任水平有所下降，而无时间限制的信任博弈范式中却没有出现此现象。这说明经验和时间有限性可能共同影响了经济信任水平。此外，Chang，Doll，van't Wout，Frank和Sanfey(2010)探讨了在重复信任博弈中初始信任(initial trust)与基于经验的信任(exeprience-based trust)对经济信任的影响。其中，初始信任是指博弈双方在没有任何信息参考下的初次互动中表现出的信任水平，基于经验的信任则是在重复博弈过程中博弈双方从多次互动中获得的经验和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剑虹，徐美玲，2011)。Chang等人(2010)的实验表明，初始信任和基于经验的信任协同地影响博弈者的经济信任水平。也就是说，博弈者对对方的信任是以初始判断为基准，然后以多轮互动中获得的经验为基础不断地更新信任水平。与此一致，马剑虹等人的实验研究进一步发现，初始信任对基于经验的信任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它对合作行为的作用远不如基于经验的信任。事实上，影响合作行为的主要是基于经验的信任，初始信任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4.4 面部特征 面部特征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特别是在推测他人的社会意图时。同样，在信任博弈中，面部特征也会影响个体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如，van't Wout和Sanfey(2008)在实验中让每位被试分别与其他79位受托人进行博弈，在博弈前让被试对这79人的可信赖程度进行主观评估。在每次博弈中，均要求被试说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受托人，其中信任程度用投资总额来衡量。结果发现，相比于那些拥有不值得被信赖面孔的受托人，人们倾向于投资更多的资金给那些拥有值得被信赖面孔的受托人。而且，Lis，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