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实践评价的几个问题——与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北大论文,经济研究中心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登载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货币政策乎？财政政策乎？》，对我国目前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读后令人受益匪浅。但笔者对其中有关财政政策在实践中几个问题有几点不同的看法，特提出与之商榷。
一、财政政策的效率问题
谈及财政政策的效率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单纯的讲财政政策本身的效率。主要是指财政投资项目本身选择、生产过程中的效率问题；另一方面涉及的是资源由政府支配或微观经济主体支配何者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即政府投资的效益评价问题。政府同微观经济主体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对其支出的效益评价差别很大。首先，两者计算所费与所得的范围大相径庭，政府投资不仅要分析直接和有形的所得与所费，还要分析长期的、间接的和无形的所费与所得。其次，两者的选优标准不同。政府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最大效率。为达到此目标，局部亏损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有种说法认为，中国财政投资的记录大概是有效益、零效益和血本无归各占1/3；并以此作为财政政策效率低下因而不适宜使用的证据。此处可提一个问题：一条完全由政府出资修建的公路，到底是归于零收益还是血本无归呢？当然，财政投资的效率有待提高不可否认，但以直接有形的间接收益来评价财政政策是有失偏颇的，更不能以此来否定财政政策。
二、财政政策在解决失业问题上的作用
对于财政政策解决失业问题，并不能单纯从基建项目所能直接吸收的劳动力和下岗职工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是增加公共投资，它属于“汲水”政策。汲水政策是对付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的政策。其一，财政政策解决就业问题不单纯指通过基建项目吸纳的劳动力，正如该文章指出的，“这些项目所吸收的劳动力在结构上与下岗职工存在差异”。首先，这些基建项目肯定是能吸纳一部分劳动力的，从而能增大一部分就业，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其次，因为基建项目属于资金密集型，从而吸收的劳动力就有限，这种看法也是不全面的。基建项目的资金投放出去，必然要形成企业和居民的收入，最终要全部转化为居民的收入。其转化过程中所带动的各相关产业都能增加就业，而且比单纯基建项目所吸纳的劳动力要多得多。居民在收入得到提高后，进行消费，从而刺激整个经济的复苏，使社会各行各业的就业机会都得到增加。第三，谈到基建项目所吸纳的劳动力在结构上与下岗职工存在差异这个问题，应看到，我国的失业现象并非始自今日。很多行业的产品产销不对路，库存积压现象严重。这说明，产品与产业结构存在很大问题。下岗职工必须面对这种结构的调整。下岗职工与新的就业机会存在结构上的不对称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这要求下岗职工转变就业观念积极主动地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能用本已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去适应旧有的就业结构。财政政策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举措，那就是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下岗职工的生活救济问题，以此来保证社会的安定，并进行下岗职工的再培训，以帮助其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可见，财政政策在解决失业问题上是大有作为的。
三、财政投资的产业带动问题
产业带动问题与前面提到的财政政策的“汲水”作用密切相关。此处仅谈一下财政投资方向的选择问题。财政投资的基础产业，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运输、机场、港口、桥梁、供气、供电等设施；二是基础工业，主要是指能源工业和基本原材料工业。
一般来说，基础工业的感应系数比较高，其变动具有很强的连锁效应，会引起整个产业的变动。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考虑，加强产业结构中某些特别薄弱环节，往往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因此，战略重点的确定多半是与某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既具有重要地位而又发展特别落后这一状况相联系的。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加强基础产业投资，对于促进整个经济的健康迅速发展，具有极高战略意义。关于产业的关联度，涉及到主导产业的问题。主导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对它依赖程度大，它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联度大，又具有较高的社会综合效益的产业。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同主导产业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目前财政投资的产业战略重点应是基础产业，这是由我国是经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不完善，基础工业不发达的客观条件决定的。我国经济改革已确定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主导产业的形成应主要由市场机制来完成，财政应以一些间接的经济手段对主导产业进行扶持，而不应由政府直接投资完成。
四、基本建设重复建设的问题
该文章中指出，“长江沿岸万吨级以上的码头有近百个，珠江三角洲并不太大的区域已建成若干个机场”，该问题是有关财政政策效应偏差的问题。应看到，虽然基本建设中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基础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发展滞后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仍很强大。财政政策在基础产业投资中的作用是其他经济政策所不可取代的。应该做的是对基础产业进行加强与完善，决不能因噎废食。重复建设的政策效应偏差基本上属于人为因素造成。对此，首先必须重视对政策分析中人的利益动机的研究。政策分析中的人，不仅包括政策主体（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还包括政策的对象。校正目前政策制订中混乱的利益格局，关键在于深化改革。既定利益格局具有刚性，调整需要时间和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不能指望在短期内完全理顺分配关系与利益格局，但却可以针对不同利益主体强化某些方面的利益，淡化其另一方面的利益，逐步矫正，尽量减少政策效应的偏差。其次，必须重视对政策行为规范的研究。通过建立规范的政策行为机制，减少政策效应人为偏差。一是用法律手段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与责任，从而约束当事人的行为；二是建立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判断准则，从观念、道德方面形成一种自我约束机制。再次，要加强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使政策的制订尊重客观规律，运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并能通过民主集中制，在政府的政策中体现群众的意愿。
五、政策时滞问题
该文章提出，“从1996年‘软着陆’成功算起，我国的财政政策认识时滞至少长了半年乃至两年，逊色于货币政策”。认识时滞是指从经济现象发生变化到决策者对这种需要调整的变化有所认识所经过的时间。这段延迟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行政部门掌握经济准确预测的能力。行政时滞也称行动时滞，是指政策当局在制订采取何种政策之前对经济问题调查研究所耗费的时间。政策当局在发现经济问题后，立即收集有关资料，分析原因，拟定对策，这一过程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完成。这两种时滞只属于研究过程，与决策单位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经济学家称这两种时滞为内在时滞。内在时滞的长短，一方面取决于政策当局收集资料、研究情况所占用的时间以及采取行动的效率，另一方面取决于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目的，尤其是在希望实现的目标较多的情况下，必须对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进行选择，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各种政策间权衡。就内在时滞而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大体一致，都只涉及到经济问题的发现与对策研究，因此无法比较这两种政策孰优孰劣。时滞还有外在时滞，包括决策时滞、执行时滞和效果时滞。就外在时滞来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比较就较为容易了。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的决策时滞较长，因为财政政策措施的实施要通过立法程序，比较费时。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可由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直接影响货币数量，时滞较短。就执行时滞来说，财政政策要通过有关单位具体执行，而货币政策在央行决策后可立即执行。所以财政政策在这方面的时滞要比货币政策长。但是从效果时滞来说，由于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总需求，因此要比货币政策的效果时滞短。从时滞方面来比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要根据客观经济环境来加以比较，就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在时滞方面，尤其是在扩大需求方面，财政政策同货币政策相比还是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综上所述，尽管财政政策面临各种制约，但在当前经济情况下，依靠财政政策拉动需求，并努力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促进经济适度增长，是客观经济现实赋予财政的重要使命。我们应更加深入地研究“积极”财政政策，以更加成熟地运用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