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版《丁玲选集》梳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明论文,选集论文,丁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7年登上文坛的丁玲，很快成为重要的新文学作家，“自从她的处女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在《小说月报》上接连地发表之后，便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①丁玲很快成为最时髦的女作家，与冰心、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陈学昭等相比，她最有前途：“那时节女作家中几个人，冰心因病倦于写作搁笔了，沅君(淦女士)写作《隔绝之后》的时代已经稍稍过去，努力研究词曲去了，叔华明白了她的所长当在绘画，埋头于宋元临摹，不再写她的小说了。同时女作家中间或还有写作陆续发表的，如苏雪林，陈学昭，虽各把握了一部分女性读者，较之丁玲女士作品笼罩一切处，则显然无可颉颃，难于并提”。②1931年2月，胡也频遇害直接导致丁玲文学观念新转变，先后创作《水》、《田家冲》等小说，进一步投身到左翼文艺运动中。1933年失踪后，丁玲虽没有新的文学创作，仍是文坛重点关注的对象。1936年9月，丁玲安全逃离南京奔赴西安和保安，坚定地走她认定的“革命道路”。进入延安后，丁玲成为重要的新闻人物，也是延安最优秀的女作家。延安时期，她的文学创作引发诸多争议。③
“文艺讲话”成为丁玲文学创作的“分水岭”，之后经历思想改造和审干运动，她成为共产党体制内最重要的女作家。1946年建构的长篇小说《桑干河上》(后更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之一种。1949年7月首届全国文代会后，丁玲成为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此时来参与编辑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丛书，丁玲将如何对待这项历史任务的安排?她的延安经历是否对小说作品的入选产生重要的影响呢?辨析清楚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共和国初期的文学与思想，以及“新文学”遗产在共和国文艺界的命运。
一 延安经历之“隐痛”：《〈丁玲选集〉·自序》的潜在解读
先从《〈丁玲选集〉·自序》说起。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把“五四文艺”丛书的出版，纳入今后文艺出版的范围，④很快确定这套“五四文艺”丛书即为后来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丛书，并在《人民日报》刊登书刊广告，为这套书的出版打造声势。⑤丁玲不仅是“新文学选集”丛书编委会的重要成员，而且是最有影响力的编选人员之一。⑥依照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的规定，健在作家都要为编订的选集写作“自序”。丁玲编选完《丁玲选集》目录后，于1951年6月写作了《自序》。该文不长，这里全文照录：
这本选集一共十六篇，是在四十八篇短篇小说中选出来的。创作日期是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一年。从这本集子里面大约可以看得出一点点我的创作的道路。是长长的路，也是短短的路。
如果我长年只生活在这些故纸堆中，我想我会变得悲观的，我会失去信心的。但幸好我生活在一天天有新的事物在萌芽，生长，而又如此广阔的世界中，生活在新的文学一天天壮健起来的时代中，因此我不会为我个人的缓慢的进展而发愁，反以看到别人的飞跃进步而兴奋。我将鼓起勇气，并且会以侪于新生的群中，一得前进，引为光荣。我知道自己在创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但我也知道我正依恃着什么，追求着什么来充实自己，来完成工作。我没有别的，我不要别的，我只向着一点，坚持一点，那就是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伟大的情感。⑦
这篇《自序》可以看作是丁玲对其文学创作的总结。她谈及其创作道路、成长经历，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待，特别提及“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伟大的情感”。站在共和国文学语境下，丁玲认为她的创作道路“是长长的路，也是短短的路”。为什么她把自己的创作道路标明为“长长的路”和“短短的路”?丁玲对延安有深刻记忆：“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走过来的这一条路，不是容易的，我以为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得这条路的崎岖和平坦的，但每个人却还是有他自己的心得”。⑧她对陕北的生活有清醒的认识、理解，“陕北在我的一生却占有很大的意义”，这种“很大的意义”体现在哪里?为了更好理解丁玲对其文学创作道路的评价，我们还得从她的延安时期说起。这里，我们不妨“旧话重提”，看背后隐含的多重话题及思想启示。
1936年9月，在中共组织安排下，丁玲由聂绀弩护送，逃离南京监狱进入西安。在西安，她遇到了早年熟人潘汉年：“他是从陕北苏区来的，是从中国共产党中央驻地保安来的。他浑身充满着奇异神秘的光辉，我好象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他，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脱离国民党监狱的丁玲，对来自延安边区的人有倾慕情感，更何况是潘汉年。受组织委派，潘汉年前来安排丁玲“新的任务”——到法国募捐，“那里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你是能发挥作用的。你知道吗?红军需要钱，你去国外募捐，现在你有最有利的条件这么做……”⑨但丁玲对组织的安排产生抵触情绪，丁玲这时只有一个心愿：
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什么时候我能回到妈妈的怀里”。现在这个日子临近了，别的什么地方我都不去，我就只要到陕北去，到保安去，我就这样固执地用这一句话回答了他。⑩
丁玲把党中央比喻为最亲的人、母亲，她则是母亲失散多年的孩子。丁玲急于回家：“三年囚禁的日子，太孤独了，她太需要在革命者集中的地方得到同志们得到温暖……她需要在新的公开的战场，用她对党的忠诚来说明自己”。(11)“党中央高规格待遇接待了她，中宣部专门召开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迎接。(12)丁玲先后参加了延安诸多文艺活动和政治活动，包括西北战地服务团、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中央警卫团政治部、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战地记者团等政治及文艺团体的活动。进入延安后，丁玲迎来其文学创作的第二次高峰。
丁玲对延安边区社会有过细致的观察，她原以为边区的人“一定很褴褛”，但她最终传达出来的是“老年也好，中年也好，总之，他们全是充满着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13)边区的生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丁玲有自己的“自信”，这正如她1936年5月3日逃离南京之前给叶圣陶的信中表达的那样，“我什么都不愿意说，不希望向任何人解释，只愿时间快点过去，历史证明我并非一个有罪的人就够了”。(14)但进入延安后给丁玲带来的内心创伤越来越痛，一方面是来自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自首与变节”传言引发的个人危机。
1938年至1940年，有关丁玲“自首与变节”的传言在延安逐渐传开，时为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更是扬言：“如果丁玲到党校来，党校不收”。(15)这给她很大打击，她不再抱着1936年“不希望向任何人解释”的态度，要求党组织对南京囚禁时期的三年生活进行调查与甄别，“给她做出书面结论”。(16) 1940年9月，是丁玲最沉默无语的时期，她一方面接受组织的进一步审查，一方面自己还得慢慢体验来自革命同志间的那种不信任给予内心的“震颤”：“这个东西(政治信仰)这样磨难我，老实讲我算要吃不消了……虽然我应该忍受，但是我不能忍受了啊!……我明知就是脱离了……苦痛并不是说就完了去……我离开延安……回家去……再让国民党把我捉了去……连国民党的人那次在西安全说他们佩服我，说我并没失掉自己的立场……妈拉屄的……现在自己的人们却这样磨难我……要证人也没有；要证据也没有……就这样磨难我”。(17)(省略号为原文所有)党组织安排任弼时同她谈话，1940年10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党组织名义，对“丁玲自首”的传言做出书面结论：
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来看，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18)
中组部以“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19)为结束语，但对丁玲没有利用“可能”及早离开南京等处置不当，给丁玲在人生经历、组织鉴定与人际关系处理中留下了可以言说的“漏洞”，成为她挥之不去的“阴影”。(20)丁玲回到陕甘宁边区，投入到“母亲”的怀抱，但生活在党(“母亲”)周围的“家里人”，却怀疑丁玲在南京期间有自首(或变节)的行为，“共产党已经不信任我了”。丁玲对此产生“个人委屈”：她积极追求革命的态度，却被家里人认为是其人生的“污点”。中组部的结论显得“模棱两可”，这份组织鉴定到1941年1月才送到丁玲手中。(21)这或许启发了丁玲对革命组织内部关系的忧患与思考，她开始用笔来表达作家对革命阵营内部存在问题的反思。她曾向萧军透露她初到延安的生活细节：“她随军行走，李伯钊夫妇(22)等如何不给她发馒头，给她一个十几岁的小鬼，跛脚马，她只好和小鬼们步行三十里路，她的脚出泡了。夜间宿营，并没有人照顾她，常常是睡在没有门的马房里，没有警戒的对面山头。但是她忍受着，不乐意向任谁去诉苦，也不乐意分谁的恩惠。他们虽然差一级，吃饭就不同的，这里只有表面的热情，物质上是极端自私的，没有同情，只有冷酷”。(23)这是延安革命阵营内部的等级制度。西战团时期亲自经历的生活体验，让丁玲有着深刻的“记忆”。
自1938年延安关于丁玲的“自首与变节”传言传开，至1942年5月延安文艺整风前，她先后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在医院中时》等小说，《反与正》、《讽刺》、《作家与大众》、《开会之于鲁迅》、《干部衣服》、《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等杂文，《风雨中忆萧红》等散文。它们最终指向的批判对象，正是关于延安革命阵营内部的“复杂关系”。
《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直接针对革命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展开批判，丁玲对处于困境中的主人公如贞贞、陆萍等面临“内部人”的非言非语，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一方面寄予了同情；《夜》则以何华明面对物质利益、心理需求与革命价值的心理冲突，深入挖掘作为公家人的基层干部潜在的心理暗流，对妇女命运的悲剧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它们表达出丁玲严重的不满情绪，显示出其犀利的文笔特点。针对延安的“文艺自由”，丁玲表达了很尖锐的批评：“延安对于文艺运动的自由讨论向来就不热烈……尤其是反对主观主义，公式主义，洋八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排外与排内的宗派主义的文艺理论与创作的清算，虽说这似乎应该由我们的理论家负主要责任，然而作为一个党报的副刊却默默无言是要不得的。”(25)她大声呼吁“我们需要杂文”：“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在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是懒惰和怯弱。……今天我们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26)《风雨中忆萧红》可以说是丁玲心理个案研究的“标本”，(27)她借萧红病逝的消息，表达出其内心深处对延安人际关系的隐忧：“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绝不是艰难险阻，绝不是洪水猛兽，也绝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只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28)其实，此时的丁玲正处于困境中，她因为《“三八”节有感》在延安文艺界、政界、军界引起很大震动，特别受到军队领导干部贺龙、王震的严厉批评：“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29)她忆起最知心的两个朋友(冯雪峰和瞿秋白)：
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他对名誉和地位是那样地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改变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30)
冯雪峰、瞿秋白是丁玲生命中的“挚友”，不仅她在延安备受争议时期，他们给她精神极大的鼓舞，进入新中国后，丁玲仍旧对这两位表达出“尊敬”，而且这两位在体制内，评价存在着很大的争议。(31)从瞿秋白、冯雪峰身上，她看到革命阵营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诸如“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等。她期待人生追求上“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她想象的，“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鲁迅、胡风的作品、萧红的《生死场》成为谣言的“载体”：“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曾被那批御用文人歪曲地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和被处分的前途。”丁玲深感革命阵营内部人与人关系的复杂与残酷，她拿“猫吃老鼠”的故事来批判冷漠的人际关系，“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32)其语言的犀利、深刻，显示出与她追求的杂文风格内在的一致性。
1942年5月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开启，因写作了《“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争议性作品，丁玲成了文艺界的批判对象，(33)中断了她对革命阵营内部复杂问题的深度思考。沉寂了近两年，1944年因写作《田宝霖》受到毛泽东高度赞赏后，她把大量的时间集中于写作人物通讯，建国前后先后结集出版的有《陕北风光》(东北书店，1948；新华书店，1950)、《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新华书店，1950)、《欧行散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即使是被誉为经典长篇小说的《桑干河上》(后更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细心的读者仍旧可以看出它带有人物通讯写作的“痕迹”，秉承整风运动后她一贯的人物通讯书写笔法。丁玲文学创作的再次“转向”，是延安文艺研究中的重要话题。(34)延安到共和国文艺的这段时间，丁玲经历两次冲击：一是关于“自首与变节”传言的冲击，一是她写作《“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文本带来的冲击。她承受着二重心理压力。这种内心深处隐藏的“伤痛”，导致丁玲在编选作品集时有潜在的“影响”。
二 开明版《丁玲选集》小说篇目的“细节”
那么，丁玲是不是因这种内心隐藏的“伤痛”，就有意隐藏、遮蔽自己的“敏感意识”?读丁玲零散日记，我们发现：她并没有遮蔽自己对延安生活的“真实体验”。1948年12月，丁玲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遣的妇女界代表，前往匈牙利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随行的妇女代表包括蔡畅、刘宁一等。会议第四天，团长蔡畅安排丁玲等人的“献旗事件”，(35)让丁玲清楚地知道其在党组织体制内的“尴尬身份”，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这次给我很大教训。我了解了我的地位，我的渺小。整风以后，本来就毫无包袱了，但有时也还以为自己能写一点书。现在我明白了，我在党内是毫不足道的，我应该满足，我当了一名代表，我站在后边，充数，打旗的任务是了不起的，我了解了我工作的渺小，我了解了许多人为什么改行。只要会说两句英文就比一个作家有用得多，被看得起得多。而且人们是势利眼，我学会了忍受一切冷淡，不尊敬。我以前也能忍受，但我现在已经不只是忍受而是安然处之了。(36)
丁玲知道自己在党内地位的“微不足道”，党安排你做什么工作，你得体体面面地接受这工作并努力完成好这工作，包括“献旗”这种令她难受和难堪的事。她在现实生活中体验了人们的“势利眼”，她甚至理解像她这样的人(一个旧社会的理想主义者)“走到如今，如果不经过痛苦还能行么”?(37)而共和国初期的文艺队伍，给丁玲的印象确是这个样子：“文艺界向来是冷淡的，彼此漠不关心，小宗派。但我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会忘记，我一回到这个圈子里来，我就感到了。……我要反对这些，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反对这些庸俗的自私的个人主义!”(38)其语气和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前写的文章，存在着极大的相似。
丁玲还得积极融进文艺圈中，周扬、胡乔木等鼓励她在文艺界担任职务。1949年7月全国文代会之后，她成为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先后担任的职务有：中华全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文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文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39)文艺界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丁玲之前对它有看法，(40)但新语境下她还得同非党文艺工作者(统战对象)搞好关系，适应新政权在文艺战线上的总体政策。编辑“新文学选集”丛书，主管部门来自于文化部艺术局，(41)拟编辑出版的“新文学作家”作品集，包含有“鲁迅选集、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蒋光慈选集、丁玲选集、田汉选集、闻一多选集、胡也频等选集、柔石等选集、许地山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集、朱自清选集、郁达夫选集、鲁彦选集、艾青选集、张天翼选集、曹禺选集等”。(42)这些新文学家的选集的出版，一方面是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书写”，一方面则是落实文艺界对“新文学遗产”的梳理。从入选新文学作家的政治身份来看，出版的实质是具体落实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效地“团结”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曹禺、巴金、老舍、郁达夫、朱自清、闻一多、许地山等，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作家，但他们进入了新文学阵营的“进步作家”序列。
丁玲不是文艺界的“统战对象”，她属于体制内成员，也是党员作家。作为革命者和革命作家，她要做的工作是怎样有效地统战、团结其他老作家，包括她的老师叶圣陶、茅盾等。如何巧妙地做到既体现新文学发展的“脉络”，又体现丁玲从小资产阶级女性作家走向坚定的共产党作家，这是丁玲编辑出版《丁玲选集》时要考虑的问题。丁玲还逐渐改变了自己对人生观的认识，从狭小的个人圈子融入到集体的圈子之中，“我不会为我个人的缓慢的进展而发愁，反以看到别人的飞跃进步而兴奋。我将鼓起勇气，并且会以侪于新生的群中，一得前进，引为光荣。”(43)这是《丁玲选集》的编选要体现出来的“心路历程”，这样也才能体现出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从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44)所以，《丁玲选集》的编选，背后显然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
我们把眼光转向《丁玲选集》篇目。《〈丁玲选集〉·自序》中，丁玲说选集里的小说是从48篇短篇小说中辑录出16篇。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16篇短篇小说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从48篇辑录16篇，丁玲选取与舍弃的标准是什么?她有没有舍弃更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短篇小说?这里，我对《丁玲选集》的小说进行编目，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相关的“线索”，具体情况如表格一所示。
从16篇入选短篇小说我们可以判断：丁玲对1928-1933年这一段时间的文学创作特别重视，对延安初期的小说创作有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是否就是延安生活经历的自然流露，第三部分将以《在医院中时》为中心进行考察)。入选的16篇短篇小说，有12篇是1928-1933年这一时期创作的，所占比重达75％。早期代表性作品，包括《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九三○年春上海》、《田家冲》和《水》都进入了丁玲的编选视野，这几篇作品受到当时文坛的高度评价。延安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因“新文学选集”丛书的《编辑凡例》规定，(48)只能分成1942年前后两段来认识。不过在这一合理分工的基础上，丁玲是跨越“新文学选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这两套丛书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另一个作家是赵树理)，成为研究界真正值得关注的“越界作家”。(49)1950年，丁玲还建构了另一套文艺丛书，即“文艺建设丛书”，收录1942年后成名的年轻作家的作品，她自己也名列其中，包括《欧行散记》和《跨到新的时代来》。(50)相对于1942年作为时间节点来看，丁玲在新文学文坛奠定地位主要得益于二三十年代和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她和赵树理的成名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赵树理成名于1943年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故在编选《赵树理选集》时，其时间起点为1943年，这是“新文学选集”丛书中的唯一例外。丁玲编选《丁玲选集》时，对1942年5月之后的小说没有列入一篇，包括后来出名的《桑干河上》长篇节录。
而被丁玲认为不适合进入《丁玲选集》的短篇小说篇目，具体情况如表格二所示。
根据两个表格透露的信息初步推断，丁玲在《自序》中谈及1942年之前的48篇短篇小说，系丁玲记忆的“错误”。查丁玲1928年至194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在《在黑暗中》(开明书店，1928)、《自杀日记》(光华书局，1929)、《一个女人》(中华书局，1930)、《一个人的诞生》(新月书店，1931)、《法网》(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水》(湖风书局，1931)、《夜会》(现代书局，1933)、《意外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生活书店，1938)、《我在霞村的时候》(远方书店，1944)等中，我们发现小说集内的短篇小说总数为50篇。(52)其实，真正属于丁玲创作的短篇小说只有46篇，另有4篇系其丈夫、已故烈士作家胡也频的创作。(53)
丁玲二三十年代短篇小说代表性篇目，均已列入《丁玲选集》中。但按照共和国初期新文学史书写的框架与思维习惯，作家越靠近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越进步，(54)因此，丁玲辑录作品最多的，应该是她在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但从表格中我们发现，1936年9月后进入延安的丁玲，创作短篇小说总计为12篇，真正辑入《丁玲选集》的只有4篇，仅仅为延安短篇小说创作总量(1936.9-1942.5)的33.3％，大量的其他作品被排除在应选作品之列。丁玲这种辑录小说的思维方式，是否与延安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延安时期的小说批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丁玲选集〉·自序》中，她提及“我不会为我个人的缓慢的进展而发愁，反以看到别人的飞跃进步而兴奋”，这是不是与“只要我有作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小人是没有办法的”(55)那种充分自信的信念“背道而驰”?被排斥的延安小说有6篇，它们是不是真的被丁玲舍弃了?翻看丁玲最敬重的朋友胡风、冯雪峰，中华全国文协梅林，以及丁玲自己编辑的作品集(指的是小说)，时间分别为1944、1947、1949、1950年：
1.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胡风编辑，远方出版社1944年3月版。内收《新的信念》、《县长家庭》、《入伍》、《我在霞村的时候》、《秋收的一天》、《压碎的心》、《夜》等7篇小说，全部来自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
2.短篇小说集《丁玲文集》，冯雪峰编辑，开明书店1947年版。内收《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水》、《新的信念》、《入伍》、《我在霞村的时候》、《夜》等7篇小说，除早期的代表作3篇外，全部是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
3.短篇小说集《丁玲文集》，梅林编辑，上海春明书店1949年版。内收《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水》、《新的信念》、《入伍》、《我在霞村的时候》等6篇小说，延安时期的小说有3篇。
梅林辑录的《丁玲文集》，其实是冯雪峰编辑《丁玲文集》的“翻版”。1950年8月，三联书店推出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依据丁玲《校后记》中的“追述”，她是以胡风编辑的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为底本，“我对它们都有些感情，所以全部收入”，(56)加上小说散文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所收的一篇，共收《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入伍》、《县长家庭》、《压碎的心》、《秋收的一天》、《新的信念》、《一颗未出膛的枪弹》8篇。综合1942年后出版的四部丁玲短篇小说集，我们发现：针对延安时期创作的10篇短篇小说时，胡风、冯雪峰、丁玲都在有意遮蔽(甚至是回避)某些作品，有4篇短篇小说没有进入编辑者的视野，包括《团聚》、《一月二十三日》、《东村事件》和《在医院中时》。
关于《东村事件》，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校后记》有这样的交代：“《东村事件》本是一篇小说，而且是写大革命后农村暴动的，有它的意义，可是我个人认为太凭想像了，由于我自己有了些农村革命的生活经验，我懂得其中所描写的生活是很差的，本来打算重行修改，可是又不是一时可以做到，所以也只好放弃。”《东村事件》最终放弃而不辑录入小说集，在作者自己而言是有充足的理由的，那是一篇“不成熟”的小说。从发表时间上看，《团聚》和《一月二十三日》都可以列入延安时期的短篇小说，但如果从创作时间上看，这两篇小说不应该列入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团聚》的创作时间为1936年8月，《一月二十三日》则为1936年春。胡风、冯雪峰不把这几篇小说纳入编选篇目，或许有这个时间节点的考虑。它们与之后的延安文学，其实是有本质差别的。看来争议最大的短篇小说，还是停留在1940年创作的《在医院中时》。
这里不得不让我们产生“疑问”，是什么因素最终导致丁玲、胡风、冯雪峰在编选丁玲的小说集、文集的过程中，对短篇小说《在医院中时》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胡风、冯雪峰身在国统区，对处于延安边区作家丁玲的作品的编选，采取谨慎态度是应该的，特别是两位带有左翼倾向的文艺评论家，作为丁玲生命中的“知友”，他们都会为丁玲的安全着想，这种编选或许暗含了对作家潜意识的保护。更何况，1944年身在国统区的胡风应该看到重庆《新华日报》对《在医院中时》的讨论文字，这更增加了他在编选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谨慎态度。冯雪峰编选《丁玲文集》的时间是1947年，此时丁玲仍在边区生活，谨慎推出她的作品应该是他所要考虑的。
共和国初期的1951年，丁玲编选自己的短篇小说选集《丁玲选集》时，她还是放弃了《在医院中时》。1958年《文艺报》第2期发表了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但这次并不是丁玲对小说的重新发表，而是文艺界开展对丁玲文学批判的一次材料提供，它们被统称为“再批判”(57)(包括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丁玲在创作《在医院中时》这篇小说之初、之后到底在延安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遭际，引发了1958年文艺界对她严厉的批判，(58)而她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不敢提及这篇小说?
三 丁玲回避延安争议小说《在医院中时》
正如我们对1942至1951年丁玲的短篇小说集或文集的梳理所知晓的，不管丁玲的小说受到怎样的批判，《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仍旧是她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它们是丁玲作品结集时必选篇目，连1946年隆重推出“解放区文艺创作集”时，《我在霞村的时候》仍旧是重点推出的解放区代表性小说，列为推荐的解放区文学第一篇，(59)它的编选者是周扬。但小说《在医院中时》却并没有那么幸运，1941年11月15日《谷雨》第1期发表后，1942年8月25日《文艺阵地》第7卷第1期转载它时更名为《在医院中》，(60)但从此以后该小说“销声匿迹”，(61)直到1981年版的《丁玲短篇小说选》才以本来面目重新呈现。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推出《丁玲短篇小说选》时，《后记》中丁玲的话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在医院中时》给她人生的冲击：
当我已多少年没有再写小说的时候，我的旧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还有我的长篇小说，散文，却都被当成毒草，遭到狂风暴雨般的指责，禁印禁读。原来曾写信给我说他读完《我在霞村的时候》流过眼泪的人，这时也表现出对这篇小说的深恶痛绝。原来写文章说我如何有才能的人，这时竟同擅于投左倾之机的人一个腔调骂起我来了。作品是不怕批评的，但这种出自同一个人的反反复复的意见，的确使我糊涂起来。因此，我把《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这三篇所谓“毒草”、“反党文章”都不作改动，收集在这本集子里，以求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再批评。
显然，丁玲对小说《在医院中时》倾注了感情，对它在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对待有复杂的情绪。《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时》是丁玲最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它们既给她带来了文学声誉，又与对她的批判有着密切联系。(62)遭遇批判时，批评家把莎菲、贞贞、陆萍当作丁玲的“影子”：“丁玲、莎菲、陆萍，其实是一个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三个不同的名字”。(63)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评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从“毒草”变成了“香花”。严家炎公开重新评价这篇蒙受冤屈的“毒草”小说进行，他认为，“从作品的主要方面看，从整个文学发展史上看，《在医院中》自有其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可以说，它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类作品的先驱。陆萍，正是四十年代医院里新来的青年人。在现代文学史上，象陆萍这样同周围严重的小生产思想习气作斗争的人物形象，毕竟是屈指可数的。这一切，就使《在医院中》具有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64)这种研究思路，对小说《在医院中时》产生很大影响，启发了部分研究者重新思考延安文艺与新中国文艺的关系。(65)
我们回到历史语境中来仔细考察《在医院中时》。其实，小说发表后不久延安文人圈就开始关注，引发对它的评价：“虽然作者是平直的写来，那人物，却具有搏击人的力量——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是需要受怎样的苦难啊!手术室的那个场面，那气氛是极写得真实而有力的。而成为特色的，是一些新社会的阴影一面之暴露，这也是事实，不只需要政治理论上的、工作上的清算，而且还需要作品的清算的”，“对于这方面的任务，我们生活在这新社会里的作家们，还做得不够，或许是还缺乏恰当地掌握它的能力吧”，“所以这特色是更有它的意义了”。(66)与此同时，身在国统区的批评者也指出小说存在的“问题”，“还不能算是完满‘处理’了这些问题的”，“而后小半，以及那断腿同志的一番结论，也还嫌来得草就了一点”，“我怀疑，这篇小说如果写成中篇，作者在主体和题材的处理上会更从容而丰满些吧”。不过，这位注意到小说的创作意义，“我们认为在丁玲女士笔下的陆萍，是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这正是小资产阶级女性在走向革命的路上的一个几乎是必经的阶级的典型的表现”。(67)正是因为小说的特殊意义，《文艺阵地》才在1942年8月转载了《在医院中时》。小说的优缺点都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延安的批评者提出了关于“暴露文学”的问题。经历“文艺讲话”后，“暴露文学”的观点受到严厉批判：
……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68)
持“暴露文学”观念，在党组织的部分人看来，这不仅是小资产阶级与革命文艺家的本质区别，更重要的是，它涉及革命阵营内部的“组织原则”。“组织原则”观念强的人，在组织的有效规训下，他成为党的文艺工作者；“组织原则”观念不强的人，则在革命的同盟者、反动的资产阶级文人之间游荡。这种游荡的“行为”，在党看来很容易走向革命的“对立面”(反革命)。这成为革命政党特别重视的问题。如此看来，1942年5月后，《在医院中时》显然成为“暴露文学”的代表作，丁玲的阶级立场在这样的语境下必然面临重新的“考量”，这正好与萧军日记中透露出丁玲的“苦闷”相吻合。《在医院中时》成为丁玲内心深处一根紧张的“弦”，只要有人轻轻拨动，她都有内心的“震颤”，特别是把《在医院中时》与《“三八”节有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探问《在医院中时》创作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延安时期的丁玲，她的《在医院中时》留下了什么把柄?
我们先看看小说创作前丁玲的人生遭遇问题。1940年，最让丁玲纠结的是“自首与变节”的传言，这让她有心灰意冷的心理状态。如果“自首与变节”的传言被证实属实，丁玲将被清除出党。此时的丁玲，为了党籍问题向党申诉。萧军日记留下的丁玲片断印象，让我们发现问题的复杂。1940年9月25日，萧军在日记中透露丁玲的“精神状态”：
下午同T到董老处，因为他要出去了。T很苦痛，为了她党籍的事，组织部又来麻烦她。她感情很冲动，要脱离组织关系。我劝她要冷静沉着一点，等去听了他们谈话再作决定，不要仅是发一阵感情脾气就拉倒，一定要有一种有力的手段对付一切。使他们“怕”你，而不敢轻易麻烦你。(69)
这里的“董老”指董必武，时为南方局主管统战工作的领导，T即是丁玲在萧军日记中的代号。当天(9月25日)丁玲到董必武的住处见他，拟谈自己的党籍问题和有关传言，其实董必武这天有重要的会议参加，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会议提出，请中央指示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方针”。(70)在丁玲看来，董必武毕竟是从国统区回到延安边区的党的高层领导人，她想向董老倾诉自己的遭遇，进一步引起高层的关注。但董必武太忙，并没对她的问题高度重视。丁玲对其历史问题很“纠结”，她甚至把革命、恋爱与政治信仰的观念表达了出来，“恋爱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也就算了。这个东西(政治信仰)这样磨难我，老实讲我算要吃不消了”。(71)1940年10月4日，中央组织部给丁玲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但这并没有真正解除她内心的“担忧”，“政治信仰”照常折磨着她。(72)
1941年春，她开始写作《在医院中时》，1941年11月15日，小说在《谷雨》创刊号上发表。之前的人生隐痛和纠结等内心深处的心理郁结，或许是小说创作的最初缘起。虽然中央组织部的结论在1941年1月递送到丁玲手中，但这对丁玲的心理创伤是无法弥合的，此时期创作的散文、杂文都体现出她内心的“郁结”。1942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中，丁玲把杂文《“三八”节有感》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延安妇女问题成为最醒目的“关注点”。杂文《“三八”节有感》和小说《在医院中时》很快引起了争议，受到党内和军队高层的批评。受到批评的丁玲，处于苦闷中。(73)萧军于1942年4月27日面见毛泽东，专门谈了丁玲的“精神状态”，希望共产党高层重视她：
她现在正在苦闷中，宜我看她面前摆着三条困难的路：政治，文学，婚姻……(婚姻)并不彻底……因为她本身动摇性大，把不稳，于是就受得好些误解。她将来的前途有二个：(1)随波逐流下去。(2)脱离革命组织……你们在政治上应该更深切懂得她，她是在党中难得的，她是代表这个世纪的女人上十字架受难的人……(74)
从这里我们看到，丁玲内心的“忧伤”(或许是隐痛)成为其挥之不去的“阴影”，《风雨中忆萧红》正是她彼时心态的自然流露。(75)相关的批评声浪逐渐转向她，中间虽经历文艺座谈会，但文艺界批判却有秩序地展开了起来。最终，王实味成了延安文艺界批判的“替罪羊”，丁玲虽然积极参与对王实味的批判，但自身的弱点很容易被人抓住。1942年6月10日，批评者燎荧对小说提出严厉批评：
这篇小说的主要缺点是在于主题的不明确上，是在于对主人公的周围环境的静止描写上，是在于对于主人公的性格的无批判上，而这结果，是在思想上不自觉的宣传了个人主义，在实际上使同志间隔膜……作为现实之真实的反映的文学作品，是不可以也不应该从属于现实之后，确切地说，不是从属于“现实的部分(眼前的、个别的、片面的)事实”之后的。《在医院中时》的作者，是被部分的现实(现象)所俘虏了。是被和她自己相同的人所俘虏了。她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象陆萍就只有和自己相同的朋友，带着陈腐的阶级的偏见，对和自己出身不同的人作不正确的观察，甚至否定。(76)
批判者还声称，“我们需要的是更真实地描写现实”(燎荧语)。为什么《在医院中时》成为丁玲延安小说的重点批判对象?从后来的文学发展来看，《我在霞村的时候》所犯的错误并没有《在医院中时》严重。《我在霞村的时候》成为延安文艺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延安解放区向国统区重点推出的小说作品，它毕竟针对的是边区民众的生活与思想，不涉及核心的党组织问题。《在医院中时》却不同，它针对的是“党”，是革命阵营内部的问题，正如批判者燎荧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的，丁玲“忘记了她是在写一群互称为‘同志’的人群，忘记了她是在写革命政党的党员”，“对于她的主人公，作者是同情的，无批判的；对于她的主人公周围的人物，是责备的，否定的，同样静止地描写的”。以党组织与党员的关系来衡量，丁玲犯了严重的“纪律错误”，她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公然对抗党组织，这是党员最大的“忌讳”。她的这种文学书写，在党的相关部门领导人看来，对党组织显然有着潜在威胁。
丁玲在1982年4月的创作谈中，针对《在医院中时》表达了作家本人的“看法”。针对小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小说中最后的那一句话：‘人是在艰苦中成长’。……小说里面陆萍那样一个女孩子，什么经验也没有，跑到革命队伍里，从她眼里看到很多不合理的东西，落后的东西，就有了意见，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里，就必然产生矛盾”。(77)“人是在艰苦中成长”这句话非常简单，但它放置到丁玲创作的时代却有深刻含义。从这句话出发，燎荧解读到的是文学家与党组织的关系，丁玲则从革命者的人生成长来解读。小说从1941年春开始动笔，断断续续的创作，充分表现出丁玲内心的某些隐痛。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丁玲内心隐痛对她创作的“压力”，更看到了丁玲的这种不连续写作背后存在的写作上的“难以为继”。查丁玲年谱，我们发现：1940年，是丁玲在延安经受考验的关键年份。大部分研究者往往忽略了1942年至1943年，也是丁玲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读丁玲1943年片段日记(7月25日、8月12日、8月16日、9月14日、初冬某日)，我们看到这“最难挨的一年”(78)给予丁玲的冲击并不小。
丁玲遗稿中残留的《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为我们重新认识《在医院中时》提供了新的资料支撑、新的阐释视角。整理者断言，“这是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一份检讨与说明……草稿大约写于1942年下半年”。(79)原文有7个部分：自白之一、关于在医院中、小说的产生、所谓理想、我的打算与安排、陆萍与我、失败的原因、关于环境、结尾。丁玲对小说的交代全面深刻，但文字背后却不乏自我检讨的“痕迹”。
丁玲对《在医院中时》有着特别的“感情”，尽管其创作曾在1941年1月被中断，但1941年7月《谷雨》编辑部索稿时，作者“一时便又把这旧稿拿来”，“于是在一个下午便努力继续下去，而把我怀念着的梦秋同志(失去双脚的人)塞上去，作为了小说的尾巴，用了还愿的心情把稿子送到印刷厂，连清样都没有勇气看”。(80)据陈明回忆，中央组织部的结论于1941年1月递送到丁玲手中，这是否成为《在医院中时》被中断创作的原因?陆萍这一原型人物在丁玲头脑里纠缠两年多，真正创作时她还把现实生活中“另外一些女孩子”复活在原型人物陆萍的身上，增加了陆萍的“丰富性”。《谷雨》杂志把小说列入创刊号小说第一篇，可以想见当时丁玲在延安文坛的影响力。《文艺阵地》转载了它，使丁玲在国统区的影响力更大，但这也带来新的问题，国民党特务机构也运用它大做文章。1957年反右运动中，这笔旧账被翻检出来，批判者认为：丁玲的文章同王实味、萧军等的文章一道，“在白区大量印发”，成为国民党反共宣传的重要材料(81)。目前笔者还没有见到相关材料，但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被国民党特务利用来看，丁玲文章被利用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重庆《新华日报》还就《在医院中时》展开过讨论。
在“小说的产生”部分，丁玲交待了小说的创作初衷：“我写这一篇小说是企图在一群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女孩子里面，放一点客观进去，使她们的感情在理智之下滤过，比较现实和坚强，这个企图是有它的积极性的”。丁玲检讨承认，小说《在医院中时》的创作是失败的，“文章失败是在我对于陆萍周围环境的气氛描写，有人批评我把环境写成静死的，也有人写文章企图替我掩饰一点，说丁玲不见得是那样(如陆萍)看法，我想着都不足以说明我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一，我的创作方法有问题”，“第二，我的思想方法”，“第三，把延安的环境与过去的环境不分开来看”。丁玲对《在医院中时》的环境氛围营造，做了重点检讨，“环境之所以写得那末灰色，是因为我心里有灰色，我用了这灰色的眼镜看世界，世界就跟着我这灰色所起的吸收与反射作用而全换了颜色。所以这问题不在于我写不写医院，或是把医院写得比外边坏(有人批评过)也不像重庆《新华日报》上所云，陆萍主观如此，丁玲不致有如此(大意这样)看法”。(82)
《在医院中时》成为延安文艺创作中备受争议的小说，1943年审干过程中，丁玲的历史问题再一次被揭开，她的身心再次受到摧残，她常常“夜不能寐”，愁苦的心让她无法排遣自己的人生，她有这样一些诗词，可以看出当年的心境：“食斋肠亦苦，强歌声喜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草色山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栏意”。(83)党对丁玲的信任产生新一轮危机，她内心深处是很恐惧的，钟平(84)的谈话让她“焦躁”，“感到无希望”，这种无希望，指的是党对她的信任。但她不得不说服自己，“我要坚持对党的信念我才能得到平安。党终于会明了我的。在八月不能搞清楚，九月一定可以，九月不行，今年一定行。我应该与平日一样的尽一个做党员的本分，那么生活着，那么工作着才对。我要极力设法使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使党明白我”。(85)丁玲在这年8月16日的日记中向毛泽东、彭真求助：“相信我，我请求你们，当我的问题到了现在的时候，我是没有胆子来向着我们党的领袖来胡扯，来开玩笑的”。(86)伴随丁玲在1943年受难的，还有她的小说《在医院中时》。1945年，中央党校对丁玲的历史问题有一个初步结论，针对延安时期，“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丁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特别提出小说《在医院中时》、杂文《“三八”节有感》的严重错误：“丁玲来陕北后的工作中，是有一定成绩的，一九四二年所发表的几篇坏文章(如：《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是由于存在着对党不满情绪，以及思想上的错误。但必须指出其错误是相当严重的。”(87)而当年找她谈话的钟平所了解的范围，显然也包含了小说《在医院中时》的相关问题。
中央党校的组织结论中，对《在医院中时》如此重视，指出它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显然，这种组织鉴定的结论，使丁玲对小说《在医院中时》有着内心的“恐惧”。延安当时与重庆国统区有联系，这些风言风语的流转与传播，挚友胡风、冯雪峰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分别在1944年、1947年编辑丁玲小说时，避免辑录小说《在医院中时》，一方面是出于对丁玲的“保护”，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自己对革命组织的“信任”。1950年，三联书店重版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时，丁玲仍旧对延安生活有深刻记忆，她不会选择辑录小说《在医院中时》。这与1948年她的自我表述是一致的，丁玲说：“以现在来看，过去走的那一条路是达到两个目标的：一个是革命，是社会主义；还有另一个，是个人主义，这个个人主义穿上革命衣裳，同时也穿上颇不庸俗的英雄思想”，“但到陕北来了以后，就不能走两条路了，只能走一条路，而且只有一个目标”，“即使是英雄主义，也只是集体的英雄主义，也只是打倒了个人英雄主义以后的英雄主义”。(88)既然是融入到“集体的英雄主义”时代氛围中，《在医院中时》不管是在主题思想、还是在环境描写上，与这种时代氛围显然有本质的差异。丁玲不可能脱离党组织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同样的政治因素考虑，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丁玲选集》时，她依然不敢把小说《在医院中时》编入该集子中。即使到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延安集》时，小说《在医院中时》仍旧没有选入，她甚至“趁机会抽出了许多篇”。(89)
丁玲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经历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复杂的人生经历始终伴随着她，从而严重影响对她的文学评价、人生评价，甚至在延安时期和共和国初期，她还为“自首与变节”的传言，不断接受组织的“审查”，革命阵营内同志的“非议”，最终在文艺界反右运动的浪潮中彻底败退，被赶出文坛二十多年(1978年正式复出)。丁玲有关“延安经历”的言说及内心创伤，对她的作品编选必然有潜在影响，也使她的挚友胡风、冯雪峰在辑录其作品时有着“政治风险”。丁玲对待“新文学”遗产的态度，与她复杂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处于时代激流中的她，无法逃避时代给她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她成为党组织中的一员后，她必须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开明版《丁玲选集》的编选背后，其实蕴含的不仅仅是丁玲复杂的人生，而且还有来自革命政党组织对于个人的潜在心理压力。
深入研究50年代初期的共和国文学及思想，我们发现它既是历史，更是历史在现实中的“映射”。作为依靠五四“新文学”哺育而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丁玲一方面要推进“新文学选集”编选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从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还要达到文学阅读的“价值”，“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90)她对巴金、冰心有严厉的“批评”，认为冰心“本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的”，“但她只感染了一点点气氛，正如她自己所说是早春的淡弱的花朵，不能真正有五四的精神，冰心的文章的确是流丽的，而她的生活趣味也很符合小资产阶级所谓优雅的幻想”，“她实在拥有过一些绅士式的读者，和不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少男少女”，(91)而巴金的作品，“叫我们革命，起过好的影响，但他的革命既不要领导，又不要群众，是空想的，跟他过去的作品去走是永远不会使人更向前走”。丁玲对巴金还提出时代的要求，“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正在要纠正他的不实际的思想作风”。(92)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看到编选“新文学选集”第二辑(健在作家)时，舍弃了冰心这个在新文学运动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女作家。其实，真正面对自己的某些小说时，丁玲心底仍旧流露出复杂的心态，小说《在医院中时》不敢入选《丁玲选集》的背后，我们看出了“新文学”遗产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它与政治的纠葛。而作为共和国初期文艺界的“把关人”和“引路者”，丁玲编辑开明版《丁玲选集》的身后，面临的政治压力显然并不是外人理解的那样简单。
注释：
①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第30-31页。
②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10-111页。
③以《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最为突出，其中《“三八”节有感》引起贺龙的强烈批评，新近发现的《关于〈在医院中〉》(草稿)其实是丁玲为小说《在医院中》写的检讨文字，而当时在延安这个小说已经引起了批评。燎荧：《“人……在艰苦中生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时〉》，《解放日报》1942年6月10日。
④蔡楚生：《蔡楚生文集》(第3卷·日记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页。
⑤《今年内将编刊七种文艺丛书》，《人民日报》，1950年8月8日。
⑥叶圣陶1950年10月11日日记：“编委缺席者多，仅余与雁冰、杨晦、丁玲四人会谈而已”。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38页。
⑦丁玲：《〈丁玲选集〉·自序》，上海：开明书店，1951年，第7页。
⑧丁玲：《〈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人民文学》，1950年第2期。
⑨丁玲：《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08页。
⑩同上，第108页。
(11)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12)研究者指出：“这样的礼遇也超过后来任何一位来到延安的文艺界人士，包括周扬”。徐续红：《丁玲与成仿吾——从〈怀念仿吾同志〉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期。
(13)丁玲：《我怎样来陕北的》，香港《大公报·文艺》，第854期，1940年6月6日。
(14) 丁玲：《幽居小简》，《万象》，1943年12月1日第3年第6期。
(15)陈明：《丁玲在延安》，《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颗耀眼的巨星——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5页。
(16)甘露：《毛主席和丁玲的二三事》，《丁玲纪念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3页。
(17)萧军1940年9月25日日记记录的丁玲与萧军对话。萧耘等整理：《萧军日记(1940年9月16日-25日)》，《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3期。
(18)《一九四○年十月四日〈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丁玲全集10》，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
(19)陈云还专门强调这句话是由毛泽东添加上去的，此无形中增加了丁玲终身对毛泽东的“好感”。这也是为什么在《〈丁玲选集〉·自序》中丁玲表达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
(20)1943年、1957年、“文革”期间丁玲都因这一事件成为批判对象。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0-42页。
(21)“1941年1月1日，中央组织部把陈云部长、李富春副部长亲自审定和签名的《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通知丁玲”。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9页。
(22)这里的李伯钊夫妇，指的是杨尚昆和李伯钊。关于骑马事件，应该发生在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时期。
(23)萧军1940年9月28日日记。萧耘等整理：《萧军日记(1940年9月26日-30日)》，《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4期。
(24)袁洪权：《潜在价值的〈夜〉：妇女命运的悲剧性》，《西昌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25) 丁玲：《编者的话》，《文艺》副刊第101期，《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日。
(26)丁玲：《我们需要杂文》，《文艺》副刊第26期，《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3日。
(27)有研究者曾专门分析《风雨中忆萧红》，指出这种心理个案的“复杂性”。吴建萍：《〈风雨中忆萧红〉的潜文本意义——特定时代作家的心理个案分析》，《短篇小说(原创)》，2012年第16期。
(28)丁玲：《风雨中忆萧红》，《谷雨》，1942年6月15日第5期。
(29)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温济泽、李言、金紫光、翟定一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4页。
(30)丁玲：《风雨中忆萧红》。
(31)瞿秋白因其临终前的《多余的话》受到党内大部分人的批判，冯雪峰则因抗战时期情绪低落逃避现实生活受到党内批判。
(32)丁玲：《风雨中忆萧红》。
(33)文艺界整风运动前召开会议，虽然丁玲受到批判，但并没有上升到批判王实味的高度，最终从敌对矛盾转化为革命组织内部的矛盾。
(34)高畠穰、桧山久雄、野泽俊敬等学者有对丁玲政治转向的研究。延安文学转向问题的研究虽然是“热点”，但系统的研究成果中，只有华全红的硕士论文《丁玲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的转向》有深入涉及。
(35)1948年12月3日，匈牙利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上蔡畅提议中国代表团献旗，多数人不赞成，提意见蔡畅不接受，最终决定蔡畅、丁玲等人参加献旗。丁玲建议李兰丁去献旗，“她年轻漂亮，惹人喜欢。”蔡畅不准，要求多去几个人好，“于是我捧着旗子在大姐领导之下走上去了，我捧着旗子站在一旁，大姐站在中间讲话，金涛翻译”。丁玲在日记中写道：“我演了一出戏，扮演了一个十十足足的打旗子的角色。很好，我应该感到光荣。假使不是‘妇女’抬举我，我能见这种世面么?我能演这出戏么?”丁玲：《丁玲全集11》，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3-364页。
(36)丁玲1948年12月3日日记。丁玲：《丁玲全集11》，第364页。
(37)丁玲1949年3月14日日记。丁玲：《丁玲全集11》，第368页。
(38)丁玲：《丁玲全集11》，第380页。
(39)李向东、王增如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40)丁玲在日记中记下内心的矛盾：“与党外人士合作，了解他们，学习他们，这为什么是不实际?这也是实际的一角，这种知识也是必须的。但我总觉得没有多大味道，我还想回到真正到工农群众中去。”丁玲：《丁玲全集11》，第379页。
(41)蔡楚生：《蔡楚生文集》(第3卷·日记卷)，第338页。
(42)《今年内将编刊七种文艺丛书》，《人民日报》，1950年8月8日。
(43)丁玲：《〈丁玲选集〉·自序》，第7页。
(44)“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凡例》，1951年3月。
(45)表格1和表格2中的小说篇目及最初发表期刊、创作时间、发表年月统计均根据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丁玲全集12》(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提供的线索整理而成。
(46)原题《诗人》，1933年6月收入短篇小说集《夜会》时更名为《诗人亚洛夫》。
(47)原题《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1938年9月收入短篇小说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时更名并以此为小说集的书名。
(48)《编辑凡例》规定：“我们的选辑的对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问世的作家们。这一个范围，当然不是绝对的，然而大体上是有这么一个范围；并且也在这一点上，和人民文艺丛书作了分工。”“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凡例》，1951年3月。
(49)借用陈改玲在“新文学选集”出版的微观考察中对赵树理进入“新文学选集”的描述。陈改玲：《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48-58页。
(50)丁玲：《欧行散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
(51)小说《泪眼模糊中之信念》更名为《新的信念》。
(52)这里没有统计丁玲其他很可能是盗版的文集、杰作集，包括《丁玲选集》(上海万象书局，1930年)《丁玲文选》(新兴书店，1936年)、《丁玲文集》(上海艺文书店，1936年)、《丁玲代表作选》(上海全球书店，1937年)、《丁玲杰作选》(白光书店，1937年)、《丁玲代表作》(三通书局，1941年)、《丁玲佳作选》(新象书店，1946年)等，因为这些小说集中选辑的短篇小说和前面46篇小说是重复的。
(53)即《少年孟德的失眠》、《在一个晚上》、《一个人的诞生》和《牺牲》。
(54)夏志清曾对这种文学史评价有精当的总结：“因此，对大陆文学史家来说，文学价值的优劣，是与作家本身政治的正统性成正比。一位作者的声望，终须视她在文坛与政治上的地位，以及他能否保持对党忠贞不贰的清白而定。”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8页。
(55)丁玲1948年6月22日日记。丁玲：《丁玲全集11》，第342页。
(56)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校后记》，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第165页。
(57)文艺报编辑部编：《再批判》，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
(58)华夫(张光年)：《莎菲女士在延安——谈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文艺报》，1958年第2期。
(59)该书冠之以“新文艺丛刊之一”，第一辑内收丁玲、孔厥、康濯、葛洛、束为、丁克辛、邵子南、孙犁、刘石、韦君宜、秦兆阳、高朗亭等人的小说；第二辑内收刘白羽等、华山、吴伯箫、师田手、林枫、丁玲等的报告文学。周扬编：《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东北书店，1946年。
(60)《文艺阵地》(1942年8月25日，7卷1期)转载该小说时目录页更名为《在病院中》，正文为《在医院中》。本文除引文中保留《在医院中》标题之外，其他地方的标题沿用小说最初发表的标题《在医院中时》。
(61)1958年的“再批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再发表，这篇小说能够被《文艺报》的《再批判》发表出来，并非丁玲的意愿，而是为了满足当时批判的需要。
(62)文艺界反右运动中，这三篇小说是重点批判对象，批判者认为，“莎菲女士的灵魂始终附在丁玲的身上，只是后来她穿上了共产主义者的衣裳，因而她的面貌就不那么容易为人们所识别，而她作起坏事来危害也就更大了。”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3月2日。
(63)华夫(张光年)：《莎菲女士在延安——谈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
(64)严家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钟山》，1981年第1期。
(65)洪子诚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在医院中时》的关系做过梳理，他认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情节和主题模式，让人会想起丁玲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投身革命的青年医生陆萍怀着热情来到根据地的医院里，同样出现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裂痕，也有主人公的困惑、与周围人们的摩擦，甚至同样也有一个异性的支持者和知音”。洪子诚：《“外来者”的故事：原型的延续与变迁》，《海南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
(66)雪苇：《〈在医院中时〉(麻雀)及其它——介绍延安新出版的三种文艺期刊》，《解放日报》，1941年12月5日。
(67)钱纳德(冯亦代)：《评两篇小说：丁玲的〈在医院中〉·路翎的〈谷〉》，重庆《新华日报》，1942年11月30日。
(6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69)萧军1940年9月25日日记。萧耘等整理：《萧军日记(1940年9月16日-25日)》。
(70)《董必武年谱》编辑组编：《董必武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
(71)萧军1940年9月25日日记。萧耘等整理：《萧军日记(1940年9月16日-25日)》。
(72)前面我们提及的组织结论的“模棱两可”，导致对丁玲的组织态度解读的复杂性，也为后来的批判者理解的歧义性奠定了伏笔，成为丁玲内心的“纠结”。
(73)萧军1942年4月14日日记透露丁玲处于苦闷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听了丁玲在苦闷中，忽然动了怜悯的念，写了一封信给她，可是我去送信芬也在那里，没交。回来我行走在河边思量这事，我把这信撕成细碎，让风吹去了它。”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602页。
(74)萧军1942年4月27日日记。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第610页。
(75)丁玲在后来的检讨文字中，对《风雨中忆萧红》有这样的检讨：“我在《风雨中忆萧红》里写得更巧妙和更沉重”。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
(76)燎荧：《人……在艰苦中生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时〉》，《解放日报》，1942年6月10日。
(77)武柏索整理：《丁玲答问——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的一次谈话》，《延河》，1982年第11期。
(78)李向东：《最难挨的一年——关于丁玲1943年的几则日记》，《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
(79)王增如：《关于〈在医院中〉(草稿)》的《整理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
(80)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
(81)文艺报编辑部：《编者按语》，《文艺报》，1958年1月26日第2期。
(82)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
(83)1943年7月25日日记。丁玲：《在中央党校一部的日记(1943年)》，《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
(84)钟平(1907-1987)时为中央党校整风学习小组长。
(85)1943年8月12日日记。丁玲：《在中央党校一部的日记(1943年)》。
(86)1943年8月16日日记。丁玲：《在中央党校一部的日记(1943年)》。
(87)中央党校：《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抄件)，1945年8月。转引自徐庆全：《丁玲历史问题的一波三折》，《百年潮》，2000年第7期。
(88)丁玲：《〈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人民文学》，1950年第2期。
(89)丁玲：《〈延安集〉·编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243页。
(90)“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凡例》，1951年3月。
(91)丁玲：《五四杂谈》，《文艺报》，1950年5月10日第2卷第4期。
(92)丁玲：《在前进的道路上——关于读文学书的问题》，《中国青年》，1949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