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式与本位式的冲突:“嫦娥奔月”故事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嫦娥奔月论文,本位论文,冲突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女性主义研究为当前文化、文学热点。本文拟从神话、文人诗、鲁迅小说来对流变中的“嫦娥奔月”故事加以解读,以原型批评,文化批评等方法揭示出中国女性的命运历程及所处窘境,以期对当前研究有所昭示。
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武库和土壤,东西方似乎都概莫能外。尽管在社会嬗变中文明品位次第演进,文艺形式变异了神话样态,但就人类意识、思维等本性意义的方面来说,神话依然可烛照千年万年的后来。同样,现代女性的关怀对象、关怀特征离不开神话女性所具有的内在意蕴的俯照。卓有贡献的神话批评、原型批评也大都出于此种逻辑考虑。
与系统记载的西方神话相比,中国神话零散地寓存于古代典藉、野史和民间传说中。这样考察同一神话故事就不得不在此三维构架上去探源。保留载体的不同必然有着不同的面貌。因为载体并非单纯的形式或工具。形式寓言着一种整体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结构。足以佐证的是贝尔那句名言:“有意味的形式”。因此,中国神话便在历史化、文人化、民间化的三种形式中渗透着以各自的文化背景为本位的意识观念与审美韵味。从这一点来说,“零散化”反而使中国神话具有了多角度的开放性,其意蕴内涵也丰富而包容,可生发多重象征。
考察“嫦娥奔月”,本文拟从《淮南子》、民间传说、文人诗及鲁迅小说《奔月》入手来探索故事所反映的女性关怀、女性地位嬗变及男权意识。
据《淮南子·览冥训》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
姮娥,即嫦娥。《淮南子·览冥训》记载基本保留了神话原貌。但切记《淮南子》为准正史类作品,其中有史化意识。这一点在与民间神话相比中,始可窥破。
据民间传说:嫦娥与羿均为仙人。二人相慕结合。后来,羿因射杀九日而贬入凡尘。嫦娥与羿都失去了长生不死的神性。羿惧于死亡,从西王母处讨回长生不死药。二人各吃一半,就可长生。若一人独吃,就可成仙。嫦娥迫不及待,夜里趁羿熟睡,独自全部吞下,然后飘离大地,到了月宫,成为月精。
《淮南子》与民间传说的一个共同点在于都反映出嫦娥与羿的最终结局:分离。本文感兴趣的是造成分离的原因。对原因的探讨能揭示出一系列的奥秘。
夫妻相分,原因大致来源几个方向:1、外在打击;如民间传说中《天仙配》一类故事,仙女迫于天庭震怒才离开董永。2、夫妻之间的恶性事件造成双方决裂。3、感情原因。4、夫妻内在心灵的隐秘和欲望,即因各自本位的主体欲望不同而造成分离。
无论《淮南子》或民间传说,所记载的“外在打击”只有一条,即二人都丧失了神性,由不死之躯变成了生死跷跷板上的颠簸者,一度和他们同类的死神突然驾临其上,可以随时攫取他们的生命。但这种“外在打击”并不象《天仙配》中那样即在眼前,响彻耳边,它只是在时间之后等待着。所以,转为凡人的打击并不是直接的,直接的倒是“生/死”问题突然醒目地凸现在他们面前。第二条“恶性事件”在他们之间看不到,相反倒是满带光明的事件涌现了:羿讨回了不死之药,他们可以避开死神了。这是一件好事、喜事。第三条“感情因素”。我们读不到他们之间感情的龉龃。嫦娥离去时,羿“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一副痛苦、忠诚的情男模样。民间传说中也说他们“相慕结合”。唐李商隐、陈陶也咏叹此一神话中的情感意蕴。如《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一个“悔”字表明了诗人的情感判断,仙宫哪有两人眷属的深情蜜意更令人动心啊?“碧海青天夜夜心”。情感只能在回忆、寄念中染浓了寂冷的夜色吧!诗人陈陶《海昌望月》有言:“孀居应寂寞,捣药青冥愁”,也关注的是一个“情”字。这样看来,造成嫦娥与羿分离的并非情感之变。千古以来,其情之不能,情之可悔已世所公认。那么,他们分离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当本文面对这样的质问时,再也不敢轻视这个简单却深奥的神话了。它记载着本初女性的隐秘、深层欲望,招引着后人撇去男权意识,以女性为本位来进行解读。
让我们将这一神话联系起来分析。当二人贬为凡人时,最重要的现象是以前从不考虑的“生/死”问题凸现出来了,或者说是死亡的达摩克斯之剑悬在了头顶,他们随时都有被死神俘获的可能,对死亡的恐惧沉重地植根在心中。民间传说中,羿讨回长生之药正是出于这样的恐惧。作为生命之源的西王母成了解救他们的星辰。此时,嫦娥对死亡的焦虑,恐怖尤甚。如果说羿尚想着与她分食的话,那么嫦娥却毫不顾惜“分食”地独自吞下。她对羿有感情是不言而喻的,她不会不知道没吃丹药的羿终会死去;然而,她宁愿自己心爱的人死去也不愿放弃独吞的行动。这种悖逆常理的行为很容易让人责斥她的冷酷,导致伦理学的批判,情感判断上的误解。李商隐《嫦娥》一诗中“悔”、“偷”两字分别显示了情感评价和伦理评价两种尺度,而无论哪种尺度都在对嫦娥的同情中隐含一种指责。即使是身处当世的我们,又有几人不对嫦娥持这样的态度呢?
但我们恰恰忽略了嫦娥悖逆行为的主体深层欲望。西方一位心理学家说得好:违反常规的行为在心理上总涌动一股逃避、恐惧、厌恶的潜流,人在潜流的推动下,令人惊奇地表现出冷酷的颠覆。那么,嫦娥恐惧的是什么呢?是死亡。为了逃脱死亡的魔障,她舍弃了感情,舍弃了心爱的羿。同样,为了仙界——永生与永远幸福——她孤注一掷地独吞。
“死/生”,“苦难/幸福”,这两个矛盾并列项一起开放在羿与嫦娥眼前时,嫦娥的激动是强于羿的。如果不是这样,羿何以有“分食”之念,又何以酣然高卧,对自己命运的转变之机表现出相对的冷漠?而嫦娥是那样地迫不及待、毫不顾惜。女性这种决绝和果敢在古希腊神话中也有形象,如美狄亚为实施对伊阿宋的报复,竟惨杀了新生的一双无辜儿女。
美狄亚报复的是伊阿宋,追求的是自尊。嫦娥报复的则是死亡,追求的是生命、天国永久的幸福。
正如人类学家WASE所说:“在人类所有的关怀中、生/死关怀、苦难/幸福关怀是最基本最本质的,也是人类卓绝勇气和伟大的本位意识的突出体现。”WASE是西方人类学家。如果从文化人类学意义来考察,嫦娥对生与幸福的迫切,对死与苦难的决绝不能说不是人类对光明与理想的欲望的体现。而嫦娥比起羿的敏感与激动,是否可以说,女性对人类本质的思考与把握比男性更直觉、更超前呢?
由此,我们无法忘记摩尔根、恩格斯等对母系氏族社会的高度赞扬,是女性比男性更早地开创了人类的文明。是女性更早地思索本质问题,从而在为本质问题的解决与身体力行中达到了本位。
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嫦娥是唯我主义者,而羿则是社会关系派。我们暂不讨论二者的价值高下,只就思维方式来说,嫦娥与羿具有质的不同。一个是西方人本式,一个是东方关系式。东方思维从相互联系中把握和规定人的本质,是寻求人际关系的稳定、有序、和谐。而西方思维重孤立、个体,在对自然和灵魂的本体(即真理)求证中把握人,是寻求个体的理性、探索与发展。尽管嫦娥与羿的差别并没有如此明显,但是说其流露出此种萌芽尚不为过。于是,羿与嫦娥的分离也就部分地有着思维方式冲突上的原因。即本位式与联系式的冲突。
后人对嫦娥奔月故事的评价与改变也就寓含着这种冲突。毕竟,此一神话的诞生与演变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背景中。然而,悲哀的是联系式在流传与评价中逐步地压倒了本位式。《淮南子》记载中只写了羿在嫦娥离去时“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但对二人结合之初羿是否有感情只字不提。如果以分时深情来推断合时有情,看似合理。但若联系《淮南子》负载的文化性质则值得怀疑。《淮南子》里,“女性从夫”的规则已经成形并广布。社会是以婚姻来代替爱情的。往往先有婚姻,而情感有无尚在其次。有时婚姻下情感滋生、双方眷恋。有时婚姻下一滩死水。那么,羿对嫦娥的“怅然”也有可能是婚姻下的情感。《淮南子》不记,无法结论。也许《淮南子》不屑于记,实有情感。但无论哪种情况,我们恐怕难以忘记:女性是男子附属这一事实。这样,《淮南子》自身的矛盾便出现了,一方面正如本文所论,神话中寓含有嫦娥生死关注的智慧和本位意识,一方面又在略去情感中流露出女性为附属、女性为社会关系中一部分的联系派意识。而李商隐、陈陶的文人诗虽有对“情”的咏叹,也流露出嫦娥失去丈夫、失去依靠的凄凉之意。如果嫦娥真的依己愿行事,达到了本位目的,又何必凄凉之有?凄凉,与其说是嫦娥的,不如说是李商隐与陈陶的。男性意识常常自以为是地歪曲了女性本身的意识。其实,整个封建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它抑制了女性的独立,割断了女性向本位抵达的努力。终于在女性的意识王国中,跳跃的始终是男性色彩的舞蹈。
西方女性主义本质论代表戈尔·卢宾(GayleRubin)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有一套机制来控制人类的性生活与人种的繁衍,因此产生了各种仪式和道德观,同时也把人们生理上的性变成社会行为。即社会的性别制度使“性”成为社会性别角色。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并不是主体的自愿,而是社会的规定。这样,女性完全丧失了本位,成为社会中最低等的工具和附庸。
如果以戈尔·卢宾的观点来反观封建社会,我们不能不承认,在那漫长的历史中,联系式一直压制着本位式。“嫦娥奔月”故事中寓含的女性本位意识一进入封建社会就被湮灭了。
也许正由于此,鲁迅的小说《奔月》便具有复杂的意义。在本位式与联系式的俯照下,鲁迅无疑是矛盾的。五四时期,鲁迅主张女子本位,“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方法。”而女性正是社会的弱者。在小诗《爱之子》,杂文《我之节烈观》,鲁迅莫不呼吁女性的独立天赐。但同时,鲁迅又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知道束缚女性的罗网之严密,女性解放之艰难。从《娜拉走后怎样》,到《伤逝》,他分别提出女性解放的两种途径:1、获得经济权。2、须待全社会解放,才可谈论女性自身的解放。这两种途径的设置反映出鲁迅对“联系式”的无奈认同和努力冲决。
鲁迅1926年写出小说《奔月》时,这种矛盾依然植根心中,对“嫦娥奔月”故事的改编也就无法逃离此种冲突的表现。《奔月》中嫦娥与羿的分离几乎一开始就注定了。嫦娥读来象撒娇小姐、贵妇人,而羿奔赴忙碌、讨好俯身,象似奴仆。他们二人存在着地位的或者阶级的差别。“阶级”因素的显影一方面与鲁迅这一时期到广厦的耳濡目染,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女性在社会中的蜕变:她落入阶级的圈套,是社会网络中一个纽点。
《奔月》中二人分离的原因有几点:1、经济因素。嫦娥吃不惯“乌鸦炸酱面”,抗不过生活的困窘。2、情感冷漠。嫦娥与羿之间哪曾有脉脉温情、甜言蜜意?生活困顿,情意便失了根基,早灰飞云散。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曾写道:“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生命;……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没有现在的生命,哪有将来?没有“食欲”之基,哪有他欲的施展呢?所以,这条原因是第一条原因的结果。
从《奔月》中这两个原因不难看出,鲁迅是立足于现实主义,是从联系式入手的。但鲁迅绝不是放弃对女性走向本位关注的。这从他对嫦娥的态度可以看出来。
嫦娥离开羿,对此,千古以来,人们对嫦娥既有同情,又有抱怨。而鲁迅几乎是愤怒了。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谈到这篇小说是鲁迅文学世界中“背叛”母题的延展。1926年鲁迅至少经历了三个重大“背叛”,一是1923年兄弟失和,一是高长虹等鲁迅昔日熬血以助的学生的攻击,一是革命策源地正沦为“反革命的策源地”。三重事件,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个性精神多方融合,使《奔月》激昂亢进,有复仇之火。
但《奔月》又复杂矛盾。羿之射月,月仍高悬,羿最后只得让步,说了句:“明天再去找那道士要一服仙药,吃了追上去罢。”这番话包含着理解、宽容、无奈的认同;同时,联系鲁迅的“食欲根基”之说,是否可以说,对嫦娥离去,鲁迅从理智上是承认和希望的。袁俊在《鲁迅个性心理研究》中曾谈到:兄弟失和使鲁迅怨恨,但理智上持原谅态度。
理智与感情的矛盾始终撕扯着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接受,但同时又有历史循环论;对革命,他欢呼参加,但同时又怀疑;对国民,他因爱而责,但同时又不信任。从这种矛盾统一来看,恰恰是联系式与本位式的矛盾。从社会着眼,他奋不顾身;从本位着眼,他孤寂冷漠到绝望。“反抗绝望”不就昭示出他置身冲突中灵魂的痛苦吗?
所以,对嫦娥的愤怒与原谅隐含着对联系式的憎恶,对走向本位的想望与怀疑。可以说“嫦娥奔月”故事在鲁迅笔下才真正确切地揭示出了中国女性的命运。如果说,神话反映出女性的本初关怀,文人诗隐喻了女性向性别角色的沦落,那么《奔月》则对中国女性的命运做出大的总结和提供了切实的走向本位的途径。“经济独立”,“社会解放”是女性最终解放不可绕开的两步。唯涉过这两道障碍,女性才为女性。当我们的目光扫过建国以来女性走过的道路,当代女性小说的多种面貌时,“嫦娥奔月”故事的流变确有昭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