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中国民族学学会大连学术讨论会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中国论文,大连论文,世纪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民族学学会和东北民族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学术讨论会于1995年9月15日至19 日在大连东北民族学院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共57人，分属13个民族，来自北京、辽宁等9 个省市的教学和科研机构，提交论文36篇。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院长宋蜀华教授致开幕词，副会长李绍明研究员致闭幕词。此次讨论会的主题是“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国民族学学科与理论体系；（2）在新形势下民族学如何研究和解决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3）如何培养中国民族学跨世纪教学和科研人才。与会代表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就以上三个问题分别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提出了今后中国民族学的任务和目标，它对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学科建设
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是这次讨论最为热烈的议题。与会代表着重就如下几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学科体系规范化
学科体系规范化，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前提。过去中国民族学的归属和地位一直不太明确，目前仍存在着不少问题。80年代初，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制定的关于《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先是试行草案（1983年），后是修订草案（1988年），到1990年正式公布，均将民族学归属于法学门类，定为一级学科，其下包括几个二级学科。二级学科中的第一个亦称“民族学”，后加括号“文化人类学”，含中国民族、世界民族、民族学史、应用民族学等等。可见此二级学科的民族学应为“传统民族学”。而一级学科的民族学实为一学科群。1993年7 月发布的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核准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中，民族学相当于上述学科分类的一级学科民族学，其下分民族问题理论、民族史学、民族语言、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及世界民族研究等等。1994年3 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则将民族问题研究列为一级学科，而将民族学列为其下的二级学科。这种分类的不一致，影响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会上，与会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共识，认为民族学是研究人类、民族及其文化的科学，它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
关于主体学科（或称本体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学应分为主体学科和边缘学科两个层次。主体学科是本学科研究必须具备的部分，边缘学科则是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或者相互渗透的部分。主体学科即传统民族学，或称民族学的主体部分，它包括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基本内容。作为民族学边缘学科的主要有：地理民族学、生态民族学、心理民族学、技术民族学、语言民族学、人口民族学、经济民族学、文艺民族学、教育民族学、宗教民族学、医药民族学、都市民族学、政治民族学、农村民族学、工业民族学、影视民族学等等。作为民族学工作者，对上述两者的研究，在一定时期内，仍应以主体学科的调查研究为主，在扎扎实实做好主体学科的研究基础上，逐步发展交叉学科的研究。这样，既能进一步研究传统的民族学，不断完善主体学科的体系，又不至于束缚交叉学科的发展。如果现在把精力主要用于发展边缘学科，势必影响主体学科的研究，失去民族学自己的优势。
关于学科名称问题，目前存在某些混乱，主要是“人类学”与“民族学”两个名称的使用问题。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民族学和人类学在理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基本是相同的，两者是密不可分的。除了体质人类学之外，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实际上即是民族学。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的国家和地区把这一学科称为“人类学”，有的则称“民族学”。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美、英、法等8 国学者在巴黎开会，决议调查各国社会科学课程的种类和教学方法。1954年，发表报告书，其中关于人类学的报告是由法国著名学者C ·列维—斯特劳斯执笔。该报告称：在今日的世界，几乎一致同意以“人类学”为最佳之定名；并认为人类学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体质人类学，从事由动物进化为人的研究，以及研究人类种族的生理特征和遗传基因等；二是民族志，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察而加以描述；三是民族学，根据第一手的民族志资料作综合的研究。（见《人类学》第12 页，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在当代世界，使用“人类学”这一名称的国家和地区更多一些。在我国，有的单位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将民族研究所更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这是过渡时期的一种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不少学者建议中国民族学学会与中国人类学学会合并以加强学科领导和组织协调，有的则建议成立“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联合会”，以协调两个学会的工作。不过，有的学者则持不同意见，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是两个不同的独立学科，两者的界限应该分清楚，坚决反对两个学会合并，而且认为民族学下面的分支学科不能出现有“人类学”这一名称。
（二）理论体系中国化
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是在本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在西方学术界，一百多年来形成了众多的学派，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每一个学派都以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各种研究。自本世纪初开始，西方各种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便先后传入中国，中国老一代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在本世纪前半期便以国外一些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并加以检验和修改。也就是说，民族学理论体系的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早在本世纪上半叶便在中国开始。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民族学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物色的民族学理论体系。不少与会的专家、学者都强调民族学理论体系中国化的重要性，都认为应该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体系，对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果食“洋”不化，生搬硬套，是不利于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各有其优长，也各有其缺陷。只有对西方各学派的理论、方法了如指掌，才能真正推陈出新，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只有先进入西方民族学、人类学者已开拓的园地，才会了解其优点与不足，才能“出来”加以中国化。一开始就停留在世界学术门外而拒绝进入，是不利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国化的。
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学中国化是对现有学科模式的完善，不是闭门造车，另起炉灶。外来的理论和方法固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情况，但它能为求索答案提供路径。民族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久经锤炼的，是学科认同的标志，也是学科的传统所系。民族学中国化首先应是尊重学术传统前提下的改革和完善，而不是对现有学术体系的知识革命；是了解学科本源和规范之后的充实提高，而不是闭门塞听状态下的作茧自缚；是以学科本体建设和长期效用为导向，而不是短期和权宜及功利目的为导向；是以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而不是标新立异和排斥外来影响为目的。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在研究国外民族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较适合于国外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研究。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因此，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研究。而且，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变化，回顾整个民族学史，各种学派此起彼伏，兴起者领风骚亦不过数载，衰落者也从未销声匿迹。我们不能总是跟在西方人类学的后面走，以赶上西方的学术潮流为能事。
有的学者特别强调，与传统的人类学研究相比较，人类学、民族学的当代思潮有这样的倾向：第一，研究的目的，不是寻找社会文化的发展规律而是不讲任何规律；第二，研究的对象，不是研究社会实际而是研究与社会实际相脱离的抽象观念，不是研究人类群体而研究个人；第三，不是根据客观的科学事实得出研究结果，而是凭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想法作出结论。因此，要特点慎重对待现代人类学和民族学思潮和理论。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料极为丰富，既有大量的历史学资料，也有丰富的民族学调查资料，这为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有利条件在世界各国并不多见。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应充分吸收西方各学派的优长，在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民族资料的基础上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不少学者指出，历史研究和现状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是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好方法，它是中国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它对世界民族学和人类学是一大贡献，应该大力发扬。
另有一些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可以在许多方面为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提供新的经验。理论上的建树是明显的，如通过民族识别探索民族的内涵和特征；研究处于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制社会以及封建农奴制社会的不同民族，对其社会文化现象的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看法，等等。几十年来，中国的民族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发展和完善学科理论体系方面，也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因此，中国民族学工作者不要妄自菲薄。西方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要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有的学者则指出，在理论研究上似乎更应该脚踏实地，从小理论，即从具体的社区调查中指出的并在小的社区中接受检验的假设做起，而不必一味追求一朝建立宏大的理论或发现伟大的规律。民族学的理论与田野工作密切相关，以新的田野资料修正、补充或推翻已建立的理论；新的理论又引导更深入的田野工作。
（三）民族学知识普及化
民族学是研究人类、民族及其文化的科学。民族学所研究的人类包括远古人类及现代人类，研究的民族包括原始民族和现代民族；民族学研究的文化包括远古的文化及现代的文化，也包括“原始人”的文化与“文明人”的文化，自己的文化及他人的文化。它探索人类进化、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问题。在西方国家，人类学和民族学既是基础学科，又是应用学科，受到普遍重视。许多大学都设有人类学系，大多数大学都开设有人类学课，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了解民族学和人类学知识。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应用也十分普遍，不但政府的行政、外交、和对外开发机构聘请人类学家参予其事，而且卫生、教育、精神健康、工业关系机构等也聘请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为顾问，甚至主持其事。而在中国，现在只有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中南民族学院设有民族学、人类学系，民族学、人类学课程也主要在民族院校和少数几所大学里开设。致使大多数人都不了解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不了解这门学科的重要性。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很大，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就无法理解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会由于误解而引发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因伤害少数民族感情而引发的事件，多是由于不理解民族风俗而产生的。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如果缺乏民族学知识，不熟悉当地民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就无法做好本地的工作。报刊、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如果有一点民族学知识，就不会把有伤民族感情的文章、书籍予以发表。记者们如果学过民族学、人类学课程，就不会把某地、某民族不同的风俗当作奇风异俗大肆报道，并加以嘲讽。不少学者呼吁，应普及民族学知识的教育，中等学校的教材中应有一部分关于民族学内容，使学生从小受到民族学知识的薰陶和潜移默化。普通高等院校应创造条件，逐步开设民族学、人类学的课程。同时应对各级党政干部进行必要的民族学知识教育，无论是民族地区的干部，还是汉族地区的干部，都应该具备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各种宣传媒介应大力宣传介绍民族学、人类学知识。民族学博物馆应尽快兴建，以实物宣传、普及民族学知识。有些学者还建议，应办《中国民族报》，让广大干部和群众都了解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学知识。从事民族学研究和教学的单位应把宣传和普及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组织较高水平的科研人员写出一批适合广大干部群众阅读的通俗著作。如果全国人民都具有一定的民族学知识，都认识到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差异是历史形成的，是客观存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特有的价值，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各民族之间才会相互理解、尊重，并相互认同和接近。因此，大力宣传和普及民族学知识，有利于各民族间的团结，有利于增强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四）田野调查科学化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也是民族学研究者的基本功。自民族学、人类学传入以来，中国的民族学家便以较多的时间从事田野调查。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民族学工作者曾经进行过多次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并实行“三同”的调查方法，收集了大量的调查资料，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五六十年代的田野调查过分强调社会形态和阶级斗争，有些资料的科学性、整体性不够。一些学者指出，近年来，民族学最主要的基础工作——田野调查越来越少，调查报告和通过田野调查写出来的研究成果也不太多。其原因一方面是缺乏经费，另一方面是对田野调查重视不够。民族地区现代化研究、发展战略研究等，离开了田野调查和个案调查只能是空谈。有的学者还指出，最近一段时期，走马观花的调查方式也存在，到了某一个地区，到当地政府或部门要一些材料，找一些当地干部访谈，很少甚至不到基层作深入调查。不少学者都强调应加强田野调查工作，并做到调查科学化、规范化和深入化，应吸收国外科学的调查方法。从选点、选择报告人和翻译、参予观察、访问交谈，直到材料纪录都要按照一定的科学程序办事。调查者无论持什么观点，无论采用什么理论和方法，对调查工作都要保持客观态度，收集资料时要做到准确、可靠、具体、全面。调查资料不仅能为自己利用，而且也能为他人使用；不仅能为今人而且能为后人利用。另外，中国历史悠久，文献资料丰富，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族地区不同，每一个地区都有地方志、民族志或调查报告等文献资料，到某个地方调查之前，首先必须查阅有关资料，熟悉当地情况，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调查新的材料，才能更好地了解、研究某地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如果对前人的成果熟视无睹，难免要走许多弯路，甚至会把早已公诸于世的材料当作新材料，同时也就无法了解当地社会和文化变迁情况。总之，只有大力提倡调查，提高田野调查的科学性，才能使中国民族学在21世纪走上一个新台阶。
（五）研究对象和方向多元化
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内民族，这是无可置疑的。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视，中国民族学偏重于研究少数民族，而对汉族的研究较少。由于这一缘故，不少机构和单位及个人往往把民族学误解为“少数民族学”，或认为仅仅是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少数民族是不完全的，还必须包括汉民族的研究。100多年来， 世界各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原始民族和后进民族曾是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近十几年来，随着世界政治体系的变化，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广，既研究无文字的民族，也研究有文字的民族；既研究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少数民族，也研究其主体民族。汉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91.96%（1990）， 要称得上中国的民族学，就不能不去研究汉民族。其他学科对汉民族的研究，并不能取代民族学所作的研究。
除了要加强研究汉民族之外，不少学者还提出要加强综合研究。有的学者指出要通过调查研究系统地总结中国民族历史和现实发展的特点；加强中国56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的共性的研究，研究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科学地阐述中国的民族关系及这种关系所起到的作用；有的则指出要加强研究中国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格局的形成和经验。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特殊性，也存在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便形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基础，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主要动力。有的学者还提出应加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的文化变迁，加强研究各民族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深层文化，研究如何去粗取精，有选择地继承、发扬和利用民族文化，等等。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史籍十分丰富，应加强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去分析历史上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另有一些学者则提出应加强世界民族研究，当前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冲击全球，研究其发生原因，吸取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的稳定和各民族的团结是大有裨益的。另外，研究世界各民族的民族性格，有助于外交、外贸等部门的对外交往。
二、关于民族地区现代化研究
民族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这门学科自产生之初，便与社会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学工作者积极为现实服务，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当代，应用研究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新形势下，民族学如何研究和解决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是这次会议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与会者都认为，学术应与应用相结合，应该改变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现阶段，民族学的重点应是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服务。学术与应用相结合，民族学研究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回顾中国民族学的历程，现代化曾是中国民族学的首要命题。在本世纪初民族学传入中国之时，老一辈的民族学家主要从事强国卫国、救亡图存、乡村建设、边政研究等。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民族学家直接参予当时的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如民族识别调查，研究考察处在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等社会形态的民族如何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自80年代中国民族学恢复以来，中国民族学学会历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多与现代化有关。如1980年在贵阳举行的中国民族学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民族学的对象、范围、任务和方法”；1982年在西宁举行的第二届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民族学与现代化”；1984年在南宁举行的第三届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和民族学为现实服务问题；1986年举行的民族学笔会的主题是“民族学面临的迫切课题”；1989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传统文化与民族繁荣发展”；1993年在乐山举行的第五届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民族学与社会主义建设”。可见，自从民族学在中国生根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它的主要命题。中国民族学学科的盛衰荣辱，成败得失，总与中国各民族对现代化的追求息息相关。中国民族学年轻一代应继承和发扬老一代的优良传统，积极从事现代化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民族学的现代化研究应主要从如下几方面进行：
（一）积极研究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决策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
中国正经历着社会大变革和文化大转型，各种问题错综复杂。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下，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民族学工作者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十多年来，从事现实问题研究的民族学工作者不算少，研究现实问题的专著和论文也很多。但是研究者如果不把自己的新的意见或建议向上反映，也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研究现实问题应主要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今后发展趋势和应采取的对策，向决策部门提出建议或意见。有的学者指出，做好现实问题的研究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研究成果和结论要接受实践的严格检验。这就要求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必须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以及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责任感。要做到这一点，重要前提之一就是要求从事某一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该方面的专门知识，才能在调查研究中准确地发现问题，抓住关键，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当然，去一个地方对某一个课题进行调查，发现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并不十分困难。但是，要真正抓到点子上，提出的建议能付诸实施，能真正解决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据有关部门反映，有些意见或建议太空泛，不具体，无法操作。另有一些仅仅是就事论事，科学性不够，缺乏理论分析，难以被决策部门采纳，今后应努力提高建议或意见的质量，提出既切合实际又可操作的意见或建议。同一个问题，各个研究人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各人的意见可以相互补充，即使是完全相反也可加深对问题的认识，这样才能为决策部门提供一个较全面、较系统、较科学的依据，决策部门才能“择其善而从之”。
有的学者指出，发展和稳定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在某些民族地区，这一课题具有特殊意义。许多民族工作者都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用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上，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民族问题是长期的、复杂的，发展和稳定问题现在是今后仍将是民族地区的主要问题，因此，中国民族学工作者应继续在发展和稳定问题上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决策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切实可行的意见或建议。
（二）扬长避短，加强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因素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民族学家毕竟不是经济学家，一般说来，对经济学的知识并不十分精通，因而要求他们进行纯经济问题的研究往往会觉得力不从心。民族学家的专长主要是文化研究，应该发挥自己的长处为现代化服务。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经济的动力。经济与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两者是协调发展的。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文化发展，而文化对经济发展又具有制约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东西部的差距越拉越大？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文化差距较大。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文化差距，最根本的是观念上的差距。如何改变某些少数民族自然经济观念、原始的物质财富观念；如何使他们从羞于经商、耻于竞争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如何使他们放弃听天由命和“等、靠、要”的观念，如何使他们抛弃落后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陈规陋习，所有这些，都是民族学家较为擅长的研究课题。民族地区现代化，首先必须观念现代化，树立现代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树立现代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时间观念、科技观念和人才观念。只有观念的变革，才能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快速、持续地发展。如果观念不转变，即使靠国家和各地的支持、帮助，使经济在短时期内得到较快的发展，也不能使这种发展速度长期保持下去。
此外，一些学者还谈到其他文化因素如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应研究如何使少数民族树立节俭意识、积蓄意识和再生产意识。
（三）创立民族学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现代化学说
社会发展和现代化问题，各个学科都在研究，都有自己的发展理论和现代化学说。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都已基本形成了本学科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而中国民族学在这方面的建树还不多。民族学家必须首先明确自己从民族学角度研究现代化，是民族学家的现代化研究，而不是从经济学或社会学角度。因此，民族学的现代化研究必须具有民族学特色，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取代的。走马观化，道听途说，只抓住一点，便把它无限拔高，当作普遍真理，这不是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民族学研究的特色之一是全貌性和整体性，民族学现代化研究应从不切实际的研究中转移出来，回到自己擅长的族群和文化研究中去，以某一民族或某一县、某一村为对象，应用民族学传统的参与观察法，进行长期系统的跟踪调查，对这个民族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从内容到形式，从历史到现状，作出客观、具体的纪录，并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探求这个民族或地区的发展道路。不过，各地区、各民族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不同，不能不加选择地将某一种理论普遍化和绝对化。民族学工作者应对不同环境和不同文化的地区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科学地总结出各地区的发展途径和规律，并借以提出适合各民族现代化建设的民族学社会发展理论和学说。
三、关于人才培养
一个学科拥有多少人才，是决定该学科地位和影响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了大批的民族学研究工作者，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十年浩劫，不仅没有培养人才，反而摧残了许多老一代的民族学工作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教学和科研得以恢复，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先后成立民族学系和人类学系，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有的学者估计，我国每年培养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本科生100—120人左右，硕士生30—50人，博士生3—5人，即每年可以培养不到200 人的民族学专门人才，而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每年都培养成千上万的毕业生。在当代世界，人类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民族学、人类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是培养通才的学科，每年都培养大批的毕业生，本科毕业生可以到各行各业工作。而硕士和博士专业则是培养专门教学和科研人才的。而在中国，民族学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了解、认识和支持，许多人对这一学科还很生疏，甚至发生一些误解，认为民族学、人类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只能到与民族学有关的单位工作。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人才的培养。
培养大批中国民族学跨世纪的教学和科研人才，是使中国民族学在21世纪能得到迅速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一些学者指出，目前中国民族学界35—45岁的优秀科研和教学人才少，应强化人才意识，创造人才成长的环境；鼓励中青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鼓励他们在学术上超过老一代；搞好梯队建设，处理好老、中、青的关系，消除阻碍人才成长、培养的各种因素，有意识地培养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加强宣传优秀中青年民族学工作者。有的学者还建议，设立以著名民族学家命名的奖励基金，对于在民族学的教学和科研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给予奖励，以促进民族学专业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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