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赖于创新：技术的或制度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技术论文,一切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相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而言现代文明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尽管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仍然处于急遽的变动之中，尘埃尚未落定；尽管对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问题没有一个不存在激烈的争论，但是对于下面一个判断，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成共识，那就是：一切赖于创新——技术的，或者制度的，而归根结底是技术的。
几千年的历史，几十种文明，数不清的王国和朝代，兴起、强盛、衰落、消亡……人类历史的画卷象万花筒一样变幻莫测、气象万千。然而，这一切不都是在以石头、火、铜、铁、蒸汽机和计算机芯片等等为背景的舞台上活动吗？人类的一切制度不都是以它们作为各自时代的标记、随着它们发生或快或慢的变迁、并且有时会产生或强或弱的互动吗？
最近一、两百年的经济史更加清楚地表明，为什么一些国家仍然在贫困和愚昧的泥潭中绝望地挣扎，而另一些国度则成功地飞到了世界经济金字塔的顶端，开始享受“进步”带来的温暖阳光？其中的关键在于——而且仅仅在于——它们是否拥有创新的能力：技术的，或者制度的。
技术的创新和制度的调整，使美国经济冲破了许多所谓的“规律”，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从此进入一个新时代，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也出现值得注意的变化
关于美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多数经济学者、包括美国政府部门都认为有一个不易改变的规律，即在理论上有一个每年增长约2.2—2.5%的“速度极限”和一个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即5.5—6%。这也成了美联储实行宏观调控的警戒线。
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在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的4年中，经济平均增长率为2.55%， 比布什政府时期的年均增长率1.6%高近一个百分点。
199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9%，是9年来最高增幅；失业率为4.9%，是24年来最低水平；通胀率仅1.7%，是11年来最低增幅。
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98个月。上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则分别达到6.8%和4.3%。
道·琼斯指数从90年代初不到3000点上升到现在过万点。
经济迅猛增长，股市连攀新高，使现实生活中美国人又开始一掷千金，动用他们的存款购买新轿车、新家具和其他用品。《华盛顿邮报》有一种说法表明美国人良好的自我感觉：他们花的钱是他们在华尔街上挣的。
舆论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实现了无通货膨胀的强劲增长，创造了“奇迹”。格林斯潘有一个绰号——“华尔街的阿尔戈斯”。象百眼巨人看护着自己的羊群一样，这位被称为美国经济守护神的巨擘一向出言谨慎。但是他说，这是他从未遇到过的美国经济50年来的最好时期。他把这一切归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据美国“新经济”方面的导师曼纽尔·卡斯泰尔计算，美国生产率的年增长率达4%， 是被人们称为“辉煌年代”的60年代的两倍，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4倍。
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董事长兼主编、波士顿房地产公司董事长莫蒂默·朱克曼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美国经济不是一种暂时性的繁荣，而是源自一系列结构性优势的繁荣，今天只有美国享有这些优势。他说：“法国曾经拥有17世纪，英国曾拥有18世纪，美国曾经拥有20世纪，也将拥有21世纪。”
也许朱克曼过于自信了。但是我们确实应该看到，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交互作用下，美国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变化。无论在微观层次，即企业制度包括产权制度、组织形式和内部结构、企业战略思想和决策体制、管理观念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还是在中观层次，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等，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标、手段的变革和创新等，都标志着美国经济已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完成了经济转型。
比如信息网络产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在全球排名前15名的信息技术公司中美国占13家。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称，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40%，1997年提供740 万个就业机会并作出了使通货膨胀下降1.1%的贡献。 比尔·盖茨十几年间就成为富可敌国的世界首富，个人财产900多亿美元；硅谷每天造就上百个新百万富翁， 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已高达4500亿美元，仅英特尔、CISCO SYSTEMS、3COM、太阳微系统公司和网景公司5家的市场价值为2570亿美元，比通用、 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的市场价值总和还多。
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中，美国把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甩在了后面，国际竞争力连年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世界第一。据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1998年《世界竞争力年鉴》介绍，科技实力以美国为100分排名为：日本89.3，德国72.12，法国69.43。 日本科技厅官员称日本科技落后于美国十年以上。美、日经济近20年来有趣的河东河西的变化，是否能在这里找到注脚呢？
据最近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提供的数字，美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自6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1960年美国制造业公司的利润额占所有公司利润额的47%，提供的就业机会占整个就业市场的31%。而到1998年，这两项指标已分别降到了26%和15%，降幅分别为45%和52%。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也从27%下降到1997年的17%，1998年这一比例仍在继续下滑，但这并没有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如果说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两个推动经济快速前进的轮子中，对美国来说技术创新这个轮子的作用更突出一些的话，那么对老牌的资本主义英国来说，制度创新的作用相比之下更大些。
以蒸汽机为标志的世界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并曾为它带来“日不落帝国”的荣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曾经一马当先，独领风骚数百年。但是进入20世纪后，其头号工业强国的地位就被美国取而代之了。二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英国经济持续衰退，直至60年代沦为“西方老六”的悲惨境地。
70年代末，上台执政的撒切尔夫人提出“重振英国”的计划，在对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实施民营化改革的同时，对英国经济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加大了第三产业以及包括电子、信息及生物工程等高科技行业在内的“朝阳产业”的投入，给英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英国经济调整最突出的成果表现在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使服务业取代了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目前，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已由60年代的43%上升到1998年的66%，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已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75%。在服务业中占有重要份额的金融服务行业，无论是在金融监管机制的健全、还是在服务的范围、质量以及所产生的效益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近两年来，尽管受到全球性的金融动荡和欧元启动等重大经济事件的冲击，英国仍牢牢确保了伦敦金融城作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
英国政府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大胆的改革和调整，使得它能够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崛起中得益，从而带动了包括商业和金融服务业在内的所有服务业的发展。仅就伦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的电子交易项目为例，从设备的更新到人员的培训带动了一批相关行业的兴起。旅游、娱乐和卫生保健等行业也得到促进。最近几年来，一种耗资巨大、集购物、娱乐、餐饮和休闲为一体的超大型娱乐购物中心在英国各地纷纷建立，显示出经济发展以后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科技对法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增大。法国经济部长说，法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增长”，是靠高科技实现的：高科技为法国1998年经济增长率（3.2%）所做的贡献高达0.5个百分点。
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表明，高科技为法国创造的营业额为1860亿法郎，这样就使法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位居第四。1997年，信息与通信技术所创造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 高出汽车工业和能源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
拉美地区80年代曾陷入滞胀的泥潭，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心头，以至于人们从文化、民族性格等方面寻找落后的根源。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制度创新效果的逐步显现，拉美经济走出衰退，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
本世纪80年代，一场债务危机把拉丁美洲拖入通胀停滞的泥潭。 1981—1990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增长12.4%， 年均增长率仅为1.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8.9%，年均增长－0.9%， 而地区通货膨胀率1990年达到1188.3%。
绝望的气氛笼罩着拉美，许多学者开始从文化、民族性格、心理、习惯等方面寻求落后的根源。《欠发达是一种精神状态》一书作者劳伦斯·哈利森指出，拉美文化的特点是“反民主、反社会、反进步、反创新以及反劳动。”在他看来，拉美文化仅仅着眼于过去和现在，甘愿牺牲未来。他解释说，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美国的邻国，而且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墨西哥的发展为何不如加拿大？最重要的根源是文化差异。
《纽约时报》在墨西哥城工作和生活了六年的记者艾伦·赖丁为墨西哥人描绘的肖像是这样的：“墨西哥人关心的是他的地位，而非他的所做所为。他为了活着而劳动，不是为了劳动而活着。……为了掩盖贫穷的羞耻，家人会毫不掩饰地消费。……为了获得大笔利润，商人宁愿赌博也不会在扩大其市场上下功夫。人人都喜欢消费，而不是储蓄。”整个儿一游手好闲、吊儿啷当、虚荣心极强而又没有本事、怕下力气的“混混儿”形象。
应该指出的是，文化传统、心理习惯等固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制度恐怕还是最直接的原因。与制度或政策相比，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它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或抵消制度及经济政策的作用，这也被拉美自己的实践所证明了。
拉美80年代的危机，表面上是债务问题，实际上是由于拉美国家的政府未能积极利用世界经济变化带来的种种机遇及时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造成的结构性危机。
为了克服危机，拉美国家普遍开始制度创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即从过去长期实行的“国家对生产和价格体系进行强有力干预的内向发展”模式转向“自由市场占统治地位、私人部门扮演主角的外向发展”模式。
拉丁美洲经济改革的基本措施包括：放开物价；取消各种形式的补贴；谋求财政平衡；普遍取消非关税壁垒；大幅度降低关税、地区平均关税由80年代的100%降至目前20%以下；实行公共企业民营化； 将许多原来认为是隶属国家的职能如社会保障以及部分卫生和教育职能等交给私人部门……
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生产和企业发展部主任约瑟夫·拉莫斯1997年8月发表的题为《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总结》， 将拉美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归纳为7项改革：1、反通货膨胀政策和调整政策；2、税制改革；3、贸易开放；4、金融自由化；5、民营化；6、 养老金制度改革；7、劳工市场改革。
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在九十年代显出成效。从1991年起，拉美经济走出衰退，增长率呈逐步加快的态势。1991—1997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5%，其中智利和圭亚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阿根廷、萨尔瓦多、秘鲁分别为5.5%、5.4%和5.3%。1997年， 拉美经济增长率达到5.3%。为最近25年来的最高增长率。 地区通货膨胀率由1990年的1188.3%降至1997年的11.5%，是50年来的最低水平。
民营化和税制改革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公共开支逐步压缩，财政赤字普遍下降，据19个拉美国家的统计，1997年公共部门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于3%的仅有一国。
由于经济形势的好转，拉美地区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逐年迅速增加，1991年为106.79亿美元，1997年达到创纪录的440.21亿美元。同期流入的外资总额每年达到400—500亿美元的规模，1997 年达到创纪录的730亿美元。
尽管拉丁美洲经济仍然存在对外资依赖程度增高、负债偏高、就业形势严峻等弱点和制约因素，尽管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拉丁美洲经济带来挑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拉美地区经历了两轮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波，但是专家们认为，如果国际环境没有大的变化，21世纪头10年可以维持90年代的增长速度，甚至更好。
90年代以前，对民族工业的过度保护使巴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巴西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和改革，使巴西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大大增强。据统计，巴西的出口额从1990年的300 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511.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在7%以上，汽车、飞机和信息等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巴西出口部门的新增长点。近年来巴西政府逐步取消了对外资进入的一些限制，目前巴西的大部分产业包括以前禁止外资进入的金融、电信和石油部门，都已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并给予他们优惠待遇。
曾被《纽约时报》记者认为是不可救药的墨西哥人90年代以来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墨西哥抓住全球化大潮的机遇，早在1992年就同美国和加拿大签定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了拥有3.6亿消费者、 每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6万亿美元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墨西哥利用美、 加两国的先进技术和巨大市场，大力发展外向型企业，以外贸带动经济部门的运转。对外贸易大幅度增加，1998年，墨外贸出口额增至1175亿美元，继续保持拉美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
阿根廷90年代以来进行大胆的结构性改革，使经济迅速复苏，对外资政策进行了大胆的修正，大大放宽甚至在某些方面取消了对外资的限制，使阿根廷外资从1990年的20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90亿美元。外资的大量涌入为经济注入活力，该国经济8年来平均增长6%。
从1991年开始，阿根廷还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将企业全面推向市场，建立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民经济生产体系。这一变革使各行业迅速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在资源配置和资金利用等方面的效率均有了长足进步。据统计，阿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4%。
通过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开放市场，保障资本的流入，企业活力明显增强。一些长期以来效益差的国有企业经重新组合或转轨后发出新的气息。目前，拉美国家正在涌现一些富有朝气的企业，超大型的企业集团逐步走向国际市场。
幅员狭窄、土地浇薄、资源贫乏……日本和韩国曾被认为是不毛之地。但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使他们迅速窜升为世界强国。金融危机使它们受了一场风寒，但种种迹像表明它们正在“扛”过去……
我们身处的东方，尤其是东亚的变迁更清楚地表明技术和制度的决定性作用。
当中国在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独领风骚的时候，东方的这些狭小的岛屿、半岛还是荒蛮之邦。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虔诚地捧着贡品、步履蹒跚地跟在中国的后面，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效法完备的封建制度。
遣唐使到了中华帝国的都城，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后来即便成群结队的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骚扰，无论是天子还是臣民都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
但是当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事情起了本质的变化：庞大的睡狮睁开眼睛，伸了个懒腰，然后又爬下接着睡了，而日本却贪婪地学习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走上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道路。
两个国家的命运也反映在两个人的命运上：同在英国留学，严复回中国之后不过翻译了几本书，而他的同班同学伊藤博文却回到日本当了首相，辅助日本走向现代文明。
一个时期是先进的东西在另一个时期成了落后的东西。学生反过来超过了老师。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甲午海战“上疆场，彼此挽弓月”，结果是学生教训了先生。
二战失败以后，日本又像小学生样服服贴贴地跟着美国的鼓点跳舞。但是几十年之后，日本就不仅对美国说不，而且让美国感到害怕了。
日本把钱都用到教育上，打出了“技术立国”的口号，在技术和制度创新方面表现出罕见的才能，不知不觉已跨入世界最发达国家之列。
日本产品价廉物美，潮水一样涌向世界各地；日本的企业家大举挺进美国，大片地购买土地、工厂、包括文化传播公司，以至于美国人惊呼：日本是否要购买整个美国？
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材料说，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尖端武器里有93个特种半导体，其中美国提供的只有1个，其余92个全是日本提供的。
80年代美国的一次舆论调查表明，有70%的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力量比苏联的军事力量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更大。”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工资和兑换率决定竞争力量。 然而日本根据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定，在一年之内把238日元兑换1 美元的兑换率升值以168日元兑换1美元，而日本的工资也不比美国低，但是日本持续出超。究其原因，还是技术。在民用技术领域，日本当时拥有世界最高水平。
再看韩国，人口4300万，土地面积99262平方公里， 还不到广东省的一半，自然资源贫乏，从本世纪初到1945年，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从60年代后，不足30年时间，就迅速跃升为世界经济强国，据一些专家计算，70年代平均增长率为10.2%，80年代为8.4%， 其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超过日本。
究其原因，固然有冷战时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等外部原因，但主要还是韩国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及体制，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所至。
最初是仿造的技术政策：“我把日本的仪器拆开，看它们是如何工作的。韩国高级科技学院电机工程教授朴成裴的话就是代表。
但是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这样做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努力改进，在研究和发展上下大功夫，对技术教育以及研究和试制投入大量资金。1970年，研究和试制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39%，到1986年，即使国民生产总值大大增加了，研究和试制经费所占的比例仍然达到2%。1990 年时是2.8%，据其政府计划，2000年时占5%， 而发达国家也不过只占3—4%的水平。
新加坡素以其人口所受教育程度之高而享有美誉，但是韩国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占的比例比新加坡大：每1000个新加坡人有5.2 个科学家和工程师，而每1000个韩国人中就有22名科学家和工程师。
美国布兰德斯大学杰弗逊教授日前在北京大学演讲时驳斥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东亚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积累的结果，而技术进步不明显，因而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杰弗逊针锋相对指出，如果亚洲经济增长不是奇迹，也是非同寻常的；如果技术进步的速度不是惊人的，那由技术进步导致的生活水平提高也是东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
事实上技术进步是显而易见的，韩国和日本的一些产品汽车、电器、造船等在世界上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但这无疑也是相对的，韩国的研究开发经费不到日本的1／15，还不如美国商用机器公司（IBM）一年的研究经费，有一些差距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不少人印象中，荷兰不过就是遍地古堡和风车，但是飞利浦电器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人可能说不清瑞典、芬兰的位置，但是对爱立信和诺基亚了如指掌。我们用的是德国的洗衣粉，日本的相机和胶卷，美国的电脑软件……在21世纪的人类盛宴中，中国能够奉献出什么呢？
沧海桑田，潮起潮落，不过是技术和制度的交互作用而已，这一点也验证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当我们的农业技术领先的时候，我们的制度也是先进的，中华文明不仅把周边国家甩在身后，也让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叹为观止；但是当西方开始以蒸汽机等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就相对落后了，不仅是“器”的落后，更重要的是“道”的落后；这一切得以改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旧制度的彻底调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加快向世界先进技术和制度学习力度，加大对束缚生产力的传统制度的革新，中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增长。大地像陶轮一样翻转过来，变化太剧烈了，以至于如果它没有成为事实，有谁能想象得到呢？
但是，我们来不及发出“真美啊，请你停一停”的惊叹，国际竞争的气浪已经扑面而来，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参与21世纪的竞争，我们能出什么牌？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的心是悲伤的，又充满欢乐。悲伤是由于，经过如此漫长的跋涉，经历了这么多的困苦和磨难，我们要到的地方还那么远；而欢乐则在于，希望就在我们眼前：短短几十年我们就完成了让世界瞠目的惊人跳跃，如果我们继续拆除影响创新的体制上的藩篱，充分激发国人的创造力，未来的变化又有谁能够逆料呢？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