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综述（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三论文,年中论文,史研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
月泉
1996年明清经济史研究平稳发展，笔者所见有关论文共120余篇，但分布颇不平衡，以农业为最多，而有关民族经济、民族贸易、手工业有关的论文甚少。以下就所见略作介绍。
财政与土地关系 财政方面没有对财政状况和财政制度的总体论述，有关论文各自讨论了一些具体问题。明清以来的江南重赋问题一直备受研究者关注，但大多论述其产生的原因和重赋的程度。范金民对江南重赋作了数量分析，从而使江南重赋有了一个明确的数量概念，他着重讨论了江南重赋的消极后果，也指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促进农民充分发挥潜力，利用地力，确保农田面积及其成熟度，追求最大的投入产出效益，同时迫使小农改变经营方式，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他并探讨了明清政府的各种缓解或补偏措施（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3）。
吴滔探讨了明代苏松二府各类仓储的设立与管理营运，认为从总体趋向看，仓储系统经历了一个由官方统筹办理到社会各方参与的演变过程，从中可以窥见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转移，这种转移的背后蕴含着明清苏松基层社会结构全面调适之发韧（明代苏松地区仓储制度初探／中国农史3）。于德源从沿革、规模、管理机构、收放制度等方面考察了《清代的京通二仓》（中国农史1）。康沛林探讨《清代仓储制度的衰败与饥荒》的关系，其重点在晚清时期（社会科学战线3）。
梁淼泰对明代“九边”兵饷作了考察，认为九边饷中民运以银折纳使边储愈仰赖市场，但兵饷以银折纳对粮草市场的促进作用又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明代“九边”饷中的折银与粮草市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杜家骥作《清前期茶法述论》，考察茶业发展，商茶和边茶行销，指出清前期茶法有开放性、松驰性、种茶园户无课的特点，对清代社会经济、政治特点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影响（1995年清史论丛）。“窝”是明清盐政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除了日本学者作过一些探讨外，迄未有圆满的解释。王振忠通过考察元明以来的北方俗语，作了新的诠释，认为“窝”字直接渊源于元明北方俗语，盐务中的“窝”与俗语中的“窝”的含义并无区别，都表示空缺，明代盐务中“窝”的出现与开中制度“抢上之法”的破坏有关（释“窝”／中国经济史研究3）。
朱士石介绍了鲜为人知的泰州市博物馆所藏清代扬州三卫漕运档案（从三帮漕运档案谈三邦漕运情况／江苏历史档案4）。
土地关系方面，张研考察《明清寺观田产》的数量、来源、经营、租入分配，指出封建政府对寺观经济有保护和限制的两面性（1995清史论丛）。吕景琳考察了明代屯田制度的破坏和官田的私有化，指出，崇桢时宣布照民田起科，承认了这部分国有土地的民田私有性（论明朝国有军屯土地的私有化／江海学刊1）。王日根作《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的比较研究》，指出，江南义田设置者多为官僚阶层，福建则成分复杂，而以商人阶层为主；江南义田主要为壮大宗族，福建义田则超出宗族之外，还是乡族及其它社会基层组织的经济基础；江南义田多体制封建统治者意志，福建义田既可能成为封建统治的基石，又时而变为社会动荡的渊薮，常常是贪官索贿与槭斗日炽的经济源泉（史林2）。他另从政权、族权、亲邻权、原业权及地方霸权方面考察了《清代地权转移中的非经济因素》，指出，清代地权转移中非经济因素依然起着很大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
古代房地产交易因资料缺乏一向缺少研究，近年开始有学者发掘房产交易契约进行研究。刘小萌根据契约研究《清代北京旗人的房屋买卖》，考察典与卖的各种形式，指出，与畿辅旗地一样，北京旗房也经历了从国有到私有的演变，旗房交易具有所有权频繁转移、房权集中、交易中暴力因素削弱等特点，旗房买卖的发达不仅表现为交易活动增加、交易频率加快，还反映在交易范围的扩展上，城、乡二个方面的旗地、旗房的买卖关系加剧了旗人的分化（1996年清史论丛）。他另作《从房契看清代北京城中旗民交易》，考察了旗民间的房产交易对社会地域关系、经济、文化、政治的影响（历史档案2）。沈炳尧考察《明清遂安县房地产买卖商品化特征》，认为明清时期遂安县房地产商品化扩大，但房地产商品具有鲜明的封建宗法特征（浙江学刊1）。有关论文还有马学强、吴兴农《明清江南城镇房地产交易与地权转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
农业 总论性的有方行研究《清代农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形式》，认为清代农民扩大再生产有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形式有江南种桑养蚕农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栽棉农民调整产业结构以优化资源配置，四川农民多投入劳动力与改进耕作技术，他另估算了江南农民的家资及与四川农民的差异（中国经济史研究1）。
关于地区农业。李伯重以江南地区为例对“男耕女织”模式提出质疑，指出中国农家男女的劳动安排有多种方式，着重探讨了江南农家由明代“夫妇并作”到清代“男耕女织”的历史转变过程，指出：“男耕女织”成为江南农家男女劳动安排的支配性模式应当是清代中期的事，以此作为整个明清至以前江南农家男女劳动安排的不变模式，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中国经济史研究3）；他并研究了明清江南农户的经营规模，认为“人耕十亩”这一农户经营规模的标准模式确实存在于明清江南，但在时空分布上却很不平衡，只是到了清代才成为占压倒性地位的普遍模式，这种模式的出现与普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农民耕作能力的变化，农家妇女脱离大田农作的增加和农民阶级的“中农化”作用尤为重要，过去所强调的人地比例的变化相比之下反而是次要的因素（“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李伯重另作《明清江南蚕桑亩产考》，认为在一般年成，中地亩产叶当为60—70个，养一筐蚕需四斤筐，每筐需叶6.5个，五斤筐7.5个左右，六斤筐8.5个左右，合每筐7.5个左右，一筐可产约一斤略多；晚明湖州中等桑园每亩桑叶产值3.6—4.2两银，丝绵总产值11.2—12.6两，明后期清前期江南蚕桑亩总产值大约4倍于水稻，亩净产值亦为水稻4倍（农业考古1、3）。方行研究《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并试作数量分析，认为江南农民食物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一种温饱型的消费水平，生活消费高于生产消费支出，生活消费具有自给半自给性；他并以光绪时苏州地区农民消费与明末清初嘉湖地区农民消费相比较，说明温饱型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史研究3）。夏维中认为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粮食作物仍占主导地位，未发生向棉花、蚕桑过渡的根本性变化；商品性农业发展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强调某一因素，应对其局限性作客观评估；经营式农业没有象预期那样发展起来的原因十分复杂（对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农业发展中几个问题的反思／中国农史2）。张家炎从农业经营重点、劳动力转移途径、城镇工商业经济的作用等方面比较长江三角洲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认为两者农村经济结构演变相辅相成，次第进行，两湖农民的低效率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支持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结构的逐渐转型（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演变探异／中国农史3）。龚胜生《从米价长期变化看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发展》，指出，两湖米价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降到最低，此后便逐渐上涨，呈长期的上升趋势，认为粮食价格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均耕地的变化，两湖米价变化实质上反映了人地关系的演变，他从田地租佃、赋课完纳、商品农业等方面分析米价长期上涨的影响，认为突出的是促进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地域分工及商品农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李三谋从生产力、经营方式等考察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清代安徽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性》，指出，这种不平衡性较大程度妨碍了安徽农业的整体发展，其原因是复杂的，与清政府的态度及行为有重大关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3）。李三谋另考察《清初恢复和发展四川农业的举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刘正刚考察《清代四川闽粤移民的农业生产》，认为闽粤移民对四川农业生产的贡献表现在开山造田，改良土壤，从而扩大四川的耕地面积；引进和推广原籍的部分粮食和经济等作物品种（中国经济史研究4）。马雪芹考察《明清河南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及结构变化》，指出，明清两代河南小麦以豫东平原、豫北太行山前冲击平原、豫西伊洛平原、南阳平原、豫西淮河以北平原为主，水稻在淮河南岸种植最多，玉米、番薯从豫西伏牛山区逐渐向外扩展，谷类作物则是从大面积普遍种植逐渐退缩到山区；小麦成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玉米和薯类的传入推广打破了农作物原有的布局和结构，成为秋粮作物中的大家，水稻和谷类则处于衰落、减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马雪芹另作《明代河南王庄农业经济研究》考察王庄土地占有形式、王庄土地数量，指出王庄的兼并、剥削是明中后期河南农业生产由盛趋渐衰落，至明末彻底残破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4）。吕卓民从人口增长、土地垦殖、水利建设、多种粮食种植等方面考察《明代陕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西北大学学报3）。陈国生从粮食结构、经济作物区形成、经济林区形成三个方面考察《清代山西农业结构的变化》（晋阳学刊1）。张芳考察《明清畿辅地区水稻种植的发展及其制约因素》，认为明清政府为发展畿辅地区农业生产，重视推广水稻种植，但受自然和社会因素制约，水稻发展曲折起伏，很不稳定（中国经济史研究1）。另外有刘菊湘《有关明代宁夏屯田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3）。
关于垦荒，江太新详细考察了清代顺治至嘉道年间历朝垦荒政策，并总结了清代垦政的若干特点，认为清代垦荒政策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既有稳定性的一面，又有不断完善的一面（1996清史论丛）。江太新、段雪玉从财政收入、自耕农发展、缓解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压力、经济作物种植扩大、促进山区边区发展、唤醒人们对保护生态平衡的认识等方面论述了清代土地垦拓的积极影响，认为清代前期垦荒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积极方面超过消极方面，也指出滥垦风潮造成的一些地方生态不断恶化，是严重的历史教训（论清代前期土地垦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刘淼作《明清沿海荡地屯垦的考察》，指出沿海荡地开发分别由濒海都转运使司、卫所屯军和地方府县三个系统完成，他具体考察了屯军与民屯占垦沿海荡地的基本制度，指出，军屯、官屯、民屯、私屯的转化，不仅反映了屯垦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说明了屯垦内在结构的变迁（中国农史1）。蓝勇《明清三峡地区农业垦殖与农田水利建设研究》，指出明代三峡地区农业开发主要是在大量荆襄移民进入三峡腹地开始的，农业垦殖、水利建设仍主要在沿江地区，畲田农业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清代三峡农业垦殖中田多于土，但中后期土的比例有了增加，反映了清代中后期山地垦殖旱地增多的事实，清代三峡水利灌溉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但发展极不平衡（中国农史2）。马波、张瑞清考察《清代台湾的人口增长与土地开垦》，认为清代台湾人均耕地约为3.45亩，基本不存在人口压力问题，这是清代大陆移民入台垦殖的结果，也是台湾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马波另考察《清代闽台地区的农田水利》的类型、区域特色（农业考古3）。有关论文还有张芳《明清东南山区的灌溉水利》（中国农史1）、吴敌《清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保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等。
关于明代田亩面积，商岘将洪武清查数调整为6.45亿亩，提出万历清丈数为7.6亿亩，另有各边土地29万余顷，全国共791.8万余顷（明代田亩计量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3）。
手工业 有关手工业的论文甚少。明代方面，董郁奎作《明代两浙盐业述略》，并评述明政府的两浙盐业政策及社会影响（浙江学刊6）。张炜作《郑和下西洋前后中国造船业之盛衰分析》（福建论坛3）。季羡林从种植地区、技术、传播、种类、制糖、对外影响和外来影响等方面论述《清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文史哲4）。陈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认为对此不能否定（史学月刊3）。
市场、商业、物价、商人 赵全鹏作《明代北部地区粮食市场分析》，认为北边粮食消费市场使黄淮以北整个北部地区都卷入了粮食市场，但这一市场的兴盛并非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分化的结果，而是北边兵镇消费集团的锲入，是暂时的畸形的，对北部地区许多农业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来说反而阻碍和破坏了正常的经济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曾学优对清代赣江中游地区这样的典型农业地区的农村市场结构作了分析，认为到清末赣中地区以吉泰盆地为中心，包括边缘山区的市场网络初步形成，地方小市场数量增加，功能变化，部分农村市场发展成为手工业专业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县级市场逐步繁荣，形成以吉安府治庐陵县为中心的地区市场，指出赣中地区农村市场具有市镇发展不平衡性和分布层递性的特点（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许檀考察《明清时期山东集市的发展》，指出农村集市最基本的功能是满足当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从整体上看则是全国规模的商品流通网中一个极为重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同时使地区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1995清史论丛）。
吴承明对近年来《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市场整合》作了评述，并提出若干方法论的意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
江太新探讨《传统市场与土地流向》，认为由于宗法关系削弱，至清前期土地买卖已是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市场经济下土地主要流向地主，实行租佃经营方式，不利于资源合理配置和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土地不合理的流向正是清中叶后社会经济发展走向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
关于商业的文章不多。陈东有认为传统的“商末”观念应划分为经济范畴和伦理范畴，认为明清时期在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商末”、“商贱”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和否定，有背于传统的“抑商”思想，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进步（明清“抑商”二分说／南昌大学学报2）。陈峰《简论宋明清漕运中私货贩运及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赵全鹏《明代漕运中的商业活动》（史林1）讨论了相关问题。吴兴南作《明清云南商业发展概述》（云南学术探索5）。
运输业方面，张新清作《明初辽河航运研究》（辽宁大学学报4）。邓亦兵从运输工具、经营方式、服务设施、运输商品等方面论述《清代前期沿海运输业的兴盛》，估计沿海有船1.4万只，从业人员31.5万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郭成康研究《18世纪中国物价问题和政府对策》，认为导致18世纪物价上涨的货币因素除白银内流外，还有制钱剧增，清政府长期广铸钱文，其内在动力恰恰源于18世纪国家人口成倍增长，政府开支不断扩大诸因素造成的社会总需求的膨胀；面对物价上涨，清政府束手无策，唯事搪塞敷衍，清朝最高统治者从维护农业经济和社会结构稳定，以达到王朝长治久安的高度出发，凛然世守“不加赋”的祖训，其结果只能使变革传统财政经济体制的尝试从一开始便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清史研究1）。王水乔指出云南、贵州都处于国内区域市场之外，云南米价偏高的原因有自然灾害、人口增长、交通落后等（清代云南米价的上涨及其对策／云南学术探索5）。
刘秋根从经营者、生活性及资本经营性放贷情况考察《清代城市高利贷资本》，认为经营性资本性借贷增加了，与商业资本乃至早期产业资本有了程度不同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预示着高利贷资本逐渐褪去其封建颜色，向近代借贷资本转化（中国经济史研究4）。
本年度对地方商人的研究较为沉寂。钞晓鸿考察《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认为资本积累有经济来源与非经济来源（权力）两种，而商人的具体资本组成则有节衣缩食、合股经营、亲族资助、学徒收入、小商贩积累、借贷六种，陕商的大量商业利润为商人奢侈消费及身份地位的塑造所耗费，而向其它资本的转化相形见绌，特别是土地与产业方面，陕商普遍不置田地表明产生了一种新的商业资本类型。他并考察了陕商的经营行业与活动区域，及社会环境与陕商盛衰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钞晓鸿另指出陕商的主要诞生地在关中（陕商主体关中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李刚则把明清以来陕西商人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对中央政府食盐开中、茶马交易、边布开中等政策的有效利用（论明清陕西商人对中央政策的有效利用／西北大学学报4）。王兴亚考察《明清时期河南的山陕商人》在河南各地的分布，指出山陕商人是河南最多的地方商人，它的经营活动弥补了本地商人经营的不足，促进了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郑州大学学报2）。
刘云明研究了清代云南本地商人与外地商人（清代云南商人资本的运动／云南社会科学2，清代云南境内的商贾／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周雪香考察了明代漳泉海商（试论明代漳泉海商／龙岩师专学报1）。
关于徽商有王振忠新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4月），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之一，分为三篇：徽商与明清两淮盐政、徽商的社会流动及其影响、徽商与东南文化变迁，对明代以来盐务中“占窝”的变迁，徽商与康熙南巡及对两淮盐务的控制，“月折”制度及对徽商发展的影响，徽商的土著化进程，徽商对东南城镇、文化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从而更清晰地揭示了徽商对淮扬社会变迁的影响。
对商人经营的个案研究有阮明道对乾隆年间《吴氏经商帐簿研究》，勾稽帐簿中所记乾隆年间芜湖物价变化，并考察吴氏店业的经营方式与得失（四川师范学院学报6）。商人帐簿记录了商人经营的实态，但根据商人帐簿对商人经营作个案研究还很罕见，这一研究颇有价值，但稍显简略。
商人组织方面，新宫学用当官碑刻分析《明末清初苏州府常熟县的同业组织与徽州商人》，指出同业组织的针对政府维护利益的活动明显化，同业组织不断加强与外来商人密切相关（江淮论坛2）。陈支平对民间商业的“纲”的组织情况及功能作了考察（清代闽西商纲拾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
城镇 许檀考察了《明清时期山东的城镇与城镇人口》，提出山东城镇发展大体始于明代中叶；最早是在运河沿线，到清代东部沿海及内陆地区也相继有较大的商业城镇崛起，原作为行政中心的府州县城也大多增加了经济功能；分类估算了城镇人口，估计乾隆至道光年间山东城镇人口约为140万—180万，占总人口的4.7%—6.0%，高于施坚雅1840年代华北城市化比率为4.2%的估计；考察了商业城镇与一般府州县城人口的职业构成，指出，明清时期山东城镇人口的增长与职业构成的特点是山东人口非农业化的一个重要表征（1996年清史论丛）。徐明德考察了乍甫港的外贸盛况，认为鸦片战争前乍甫港实际上已成为当时东方的国际贸易大港（论清代乍甫国际贸易港的发展与繁荣／1996年清史论丛）。高虹从政治角度考察《清代沈阳城发展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同上）。
关于市镇，许檀探讨《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指出农村集市的发展既有分布密度的增加，又有开市频率的增加，珠江三角洲似以集市密度增加为主，江南则以开市频率增加为主，她从大规模商品流通、小农经济、地区间调整经济布局、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论述了农村集市发展的作用，指出，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能忽视中国传统经济自身的发展动力（中国经济史研究2）。杨春雪认为明清徽州市镇的发展未能推动本地社会转型，其原因有自然条件、商品经济发展局限性、浓厚的宗族文化氛围，并与江浙市镇作了比较（略论明清徽州市镇／安徽史学4）。乐承耀认为，宁波的集市形成于宋，明清迅速发展，出现了明代嘉靖前后和清代“康乾盛世”两个勃兴期，清代嘉道以来集市的发展出现错综复杂的趋势，同时出现一些新特征（明清宁波集市的变迁及其原因／浙江学刊2）。王兴亚探讨了《清代河南集市的发展》，认为河南集市达于兴盛是在清初百余年恢复之后的乾隆年间，但各地发展不平衡，其发展也不及江南（南都学坛1）。另有李纪瑞、王瑞平《略论清代河南村镇的定期集市》（中州学刊4）。
对外贸易 陈东有认为，明末清初国内市场的不充分促使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华东市场向海外发展，与正在形成的世界海洋经济市场的拉力发生互动作用，促成了十分活跃的海外贸易，这种互动力也是华东市场成熟的营养剂，拉开了中国近代中外贸易的序幕（明末清初的华东市场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4）。郦永庆将早期中俄贸易划为三阶段，认为俄国在早期中俄贸易中始终持积极主动态度，发展对华贸易给俄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而清政府将俄国商人视为“贡使”，在贸易中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对国家来说也是沉重负担（早期中俄贸易研究／历史档案1）。韩升考察了《清初福建与日本的贸易》，认为清前期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在整个清日贸易中占主要地位，受清朝禁海政策影响并不大（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李金明《清代前期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论述与暹罗、吕宋、苏禄、噶喇巴、新加坡的贸易规模、结构（厦门大学学报2）。张晓宁认为广东十三行衰败原因有责权不平衡、议价主导地位丧失、利润锐减、勒索加重、外商债务等（广东十三行衰败原因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
人口 张国雄考察唐至明清《封建社会后期两湖移民过程的时空特征》，认为两湖移民主要表现为长江流域内由东向西逐渐相继性的迁移，时间上也是如此，迁入两湖最大峰值在元末明初，而迁出的最大峰值在明末清初，强调这一大规模人口长距离的迁移极其重要（中国史研究2）。曹树基依据《明实录》、地方志、地名志考察《永乐年间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指出永乐时期的移民规模比洪武时期更大，人口更多，其中军籍移民已经超过民籍移民，民籍移民以山西人为主，军籍移民则以南京北迁的军卫为主，永乐移民重建了河北人口（中国农史3）。赵发国《从家谱资料试析清代登莱二府的人口迁移》，指出外迁人口以青壮年为主，分布于众多省区，而以“闯关东”者为最多，迁入辽宁的占绝大多数，次则为到北京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
其它 李伯重提出《“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指出：“最低”应当是“平均生存水准”这类比较明确和客观的术语，清代中国人民生活处于不断提高之中；“人口压力”应解释为人口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口压力说”能否与清代历史真实相符还须进行深入研究，他并探讨了这两个概念为学者采用的原因，强调动用这类概念进行分析前应考察其意义，能否经得住事实考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叶显恩作《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指出，南方宗族制是在待开发的生态条件下进行竞争的工具，徽州宗法制坚持以父系为中心的严格的血缘关系，为正统传承的典型，而珠江三角洲流行虚拟宗族，其宗族制已是一种变异的亚种形态；二者在功能上、与商品经济关系上也有差异，徽州宗族制以维护和谋求社会地位，政治特权为其主要功能，对商业的支持也出于这一目的，因而在引发营商致富的动机中，也包含了否定摧毁商业企业发展的因素，因而徽州商业资本不能超越传统社会所规范的商业运行轨迹；而珠江三角洲宗族却着力于扩大而经济功能，宗族组织在农业商业化、商业企业化、乡村工业近代化中充当了支持者、组织者的作用，其商业行为也越出常轨，并发出以商立国的呼唤（中国经济史研究4）。陈柯云以乾隆三十年休宁汪、胡互控案为中心考察《雍正五年开豁世仆谕旨在徽州的实施》，指出由于宗教势力的强大，使雍正乾隆年代开豁世仆的地震没有发挥更大的摧毁力，佃仆制的根基仍然较为牢固（1995清史论丛）
王日根出版《乡土之链》（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5）共26万字，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明清各类会馆。
近代
杨君
据笔者所见1996年度发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论文约为200余篇，现简评如下：
现代化 工业化发展道路 闾晓波探讨了中国早期的“防御现代化”问题（江海学刊6），陈向阳认为清末新政导致了中国现代化正式大规模的展开，促使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周积明总结了清政府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史学月刊2）。吴毅从农村衰败的视角解释了晚清现代化受挫的原因，认为晚清现代化从一开始便只能在城乡分裂的空间结构中展开，这种二元结构使农村被抛弃在现代化进程之外，必须承载现代化启动的重负。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陷入严重的衰败与动荡，并因此构成了晚清现代化受挫的一个深层原因（天津社会科学3）。
王玉茹则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工业部门的不同命运，认为这是中日两国经济现代化结局截然不同的原因之一。她认为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日本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改造和发展了传统的手工业，发挥了其优势，从而为大机器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本。而中国的传统手工业部门，却呈现出衰落、萎缩的局面，并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南开经济研究2）。宓汝成从中国铁路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他认为虽然中国近代经济不发达，国民所得少，储蓄率低又缺乏先进的金融体制来动员组织，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国内资本无潜力可挖。外国资本以超经济的力量，给中国资本以强横的摧折，这是中国产业近代化迟滞难前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经济史研究1）。李一翔用发展经济学的眼光分析了银行资本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联系，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内存在着相当可观的国民财富，新式银行将这些财富迅速、大量地集中起来，并在此基础上银行通过放款给新式工业，“部分地完成了以信用手段为转换机制的资本形成过程”，作者利用1936年的相关材料，用三种不同的估算方法，把中国工业资本形成中银行资本所作的贡献确定在25%至33.77%之间（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李先春解释了江西近代商品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外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运动、赣江和大庚岭黄金通道的衰落、闭塞的地理环境、人地矛盾等方面的因素（江西社会科学7）。刘洪英、王作峰讨论了中国近代工业产生和发展的独特道路（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江海介绍了1995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研讨会，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刘佛丁、王玉茹、杜恂诚、李一翔、陈争平、吴柏均、李伯重、曹树基、吴承明等学者的重要的、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史研究1）。苗欣宇介绍了民国年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几次论战的有关情况（学术月刊8）。
土地制度 农业 农村手工业（工业） 张爱民考察了太平天国运动后安徽土地关系的变动，他认为一方面是淮军将领通过土地兼并成为大土地所有者，但更主要的是通过低价购买荒地和向官府认垦或占垦无主荒地而出现了大批小土地所有者，并广泛获得永佃权，这种地权的较平均分配，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温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孙平分析了全国土地会议与“平分土地”政策的关系（黔南民族师专学报2）。董国强论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土地和农民政策（江苏社会科学4）。刘洁则综合介绍了解放前甘肃省的土地占有及租佃关系（北方文物1）。
史建云分析了农村工业在近世中国乡村经济中的历史作用，她认为农村工业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在一些地区，逐渐成为农民家庭的主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进一步发展，农村工业自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把农民引入了资本主义关系（农村工业在近世中国乡村经济中的历史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她还对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全面衰退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三十年代农村手工业内部的经济机制（规模小、无分工、生产效率低、质量次）以及其它的一切不利因素都不足以造成农村手工业的全面衰退，外界因素当中作者否定了自然灾害、社会经济因素、收益少、国际市场的变化、政治动荡等等长期流行的用以解释农村手工业全面衰退的论点，她还进一步表示不同意“农村手工业是一种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它的性质决定了它在三十年代的衰亡是历史的必然的说法。最后她提出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是农村手工业全面衰退的主要原因，因而这一历史现象是暂时的，不据有根本意义（近代史研究3）。小田介绍了近代江南农家凭借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独到的技艺所创造的地方特产的特性、市场结构，总结了其在产业结构方面的特点和对农家经济、城镇发展的意义（近代史研究5）。周翔鹤对1830—1937年台湾与日本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作了比较研究（台湾研究集刊3）。李先富论述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其在广西市镇发展中的作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
关于中国近代粮食平均亩产，国内外学者多有推算，并据此来分析当时农业的发展水平。徐秀丽认为这些框算的大帐不能令人满意，她作了细致的实证性考察，修正了珀金斯等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对某些历史调查资料的价值提出不同前人的看法，并据此反对“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持续衰退，亩产不断缩减”的传统流行看法，指出至少三十年代，华北平原的粮食亩产已恢复到清盛世的水平（近代史研究1）。庄维民探讨了近代山东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及其对农业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李群介绍了我国近代畜牧业科技的引进与蓄种改良实践（中国农史1）。韩国学者田炯权研究了清末民国时期湖南、湖北的农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状况（清史研究1），黎安仁和邱松庆分别论述了陕甘宁边区（湖湘论坛1）和抗战时期大后方（党史研究与教学2）农业生产的发展。
此外，连浩鋈透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东米荒问题，详细分析了此一时期广东稻米的生产、销售的有关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4），林善良论述了中国近代农村的合作运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
企业体制和运营 唐凌分析了洋务运动时期矿业生产的环境（玉林师专学报1），施渡桥认为应给洋务派经营的军工企业以更“恰如其分”的评价，他的理由是洋务运动中的军工企业为中国国防近代化建设和反侵略战争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对经济、社会、政治发挥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和辐射作用（近代史研究3）。王晓燕从企业的生产目的、动力、财务制度、管理等几个方面分析，认为洋务官办企业与传统官办手工业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实际上算不上什么企业，官督商办企业体制也只是稍具企业性质而已（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与之不同，李玉、熊秋良从创办动机、股票自由买卖、运作经营等三个方面认定晚清官督商办企业是一种特殊的公司，并分析了这种体制对国人公司意识的两点正面影响和三点负面影响（长白论丛2）。李玉研究了晚清国人公司意识的演进，并将其分为肇始、扭曲、恢复、高涨四个阶段（四川大学学报1）宫玉松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了公司制度未能成为中国近代企业主要组织形式的原因（文史哲6）。邹进文、姚会元分析了近代中国股份企业官利制形成的历史过程、原因及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4），邹进文还发表了《近代中国股份企业的官利制》（历史档案2）。徐英军也研究了洋务时期的股份制企业（中州学刊5）。宫玉松还简述了中国早期公司发展史（学术研究8）。
陈自芳（北方论丛4）和马俊亚（浙江师大学报3）都讨论了近代民族资本的联合和兼并问题，陈文着重分析了企业联合的动因、主要形式、作用和历史局限性，马文则较多地关注了通过兼并形成的资本集团的中观调控功能，强调了集中给资源的有效配置、生产管理、利润分配等带来的优势。张晓辉发表了两篇文章介绍近代香港的华资工业（近代史研究1）、（档案与史学4），林建曾（抗日战争研究3）和吕芳业（团结报4）都讨论了抗日战争时期厂矿内迁问题。袁剑秋利用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中植档案详细剖析了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的组建、主要的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4）。此外王卫星（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厂矿的兴衰／江海学刊5）、王继洲（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石油工业／石油大学学报3）、黄立人（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科技／抗日战争研究1）、王士花（日伪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交通统制／历史研究3）、耿仕信（抗战时期沦陷区民族工商业的处境及其抗争／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等都撰文讨论了抗战时期有关工矿企业的问题。高荣论述了接收中国民党对民族工业摧残的状况（史学集刊3）。马向东记述了抗战时期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的始末（抗日战争研究3）。戴鞍钢介绍了近代皖人织布工场在沪的发展（安徽史学2）。
商业 市场与价格 谢国权研究了近代长江中下游沿岸中等城市的商业，认为近代以来，这些城市的进出口贸易扩大，转口贸易功能突出，外贸依附与上海；传统商业向新式商业演变，商人组织也逐渐近代化，最后总结了这些城市的发展特点后，认为只有以工业发展为基础，其商业繁荣才能稳定（安徽师大学报3）。胡建东简述了近代吴忠地区商业的发展状况（宁夏大学学报1）。刘建生、刘鹏生则分析了阎锡山与山西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晋阳学刊2），刘娟总结了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商业的发展状况及特点（北京商学院学报4）。魏洪丘认为“林家铺子”描绘出了旧中国乡镇商业经济的基本模式（上饶师专学报2）。张朝胜讨论了民国时期的旅沪徽州茶商，同时也讨论了有关徽商衰落的问题（安徽史学2）。黄滨讨论了广东商人与近代广西城镇经济新主干行业的创立之间的联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戈福录、弘弢分别概述了1947年夏季攻势前和1947年中至1948年东北解放区的商贸工作，两篇文章都发表在《党史纵横》第4期。此外张富强和信之还分别研究了近代广州（学术研究12）和上海（上海文化1）的商业文化。
侯杨方研究了1912—1937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南、江西、安徽、湖北、江苏、浙江）的各大米谷市场，并依此来分析这一特定区域的米谷长途贸易，认为此一时期，该地区存在着一个整合的米谷市场，它由稳定的商品供给市场、集散中转市场、消费市场，迅速可靠的近代交通所构成，本文的特色在于作者利用十四个米谷市场1932—1937年间逐月的米价进行的相关系数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徐正元研究了上海近代稻米市场价格的变动，认为近代上海稻米价格的总趋势是持续上涨的，并把从1912—1949年上海的粳米价格变动分为五个涨落阶段，简述了每个阶段的特点。他还阐释了上海米价与各地米价、外米进口与国内米价的关系以及米价的地区与季节差异，最后作者还估算了稻米价格构成当中最为重要的运销费用（四大米市至上海），（中国经济史研究2）。唐凌研究了抗战时期的中国煤矿市场的分布、销售方式、销售价格、煤的运输以及煤炭市场的多极化（近代史研究5），他还论述了抗战时期的特矿销售问题（学术月刊3）。王玉茹综合研究了中国近代物价总水平变动趋势，她首先通过与西方同期比较，总结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物价变动特点，认为虽然客观上也促使国民收入的剩余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但未能与资本原始积累同步进行。并利用前人成果编制了1867—1937年中国批发物价指数，据此作者分析了中国近代物价变动的特点，认为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并不是直线的运动，而是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征，作者进一步使用对数趋势直线计算法论证和分析了这一周期，并认为这种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最后作者再次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近代化起步的五、六十年间，中国物价总水平是比较稳定的”（中国经济史研究2）。此外魏丽英按照地理格局总结出近代西北十三个主要市场和六条重要商路（甘肃社会科学4）。戴鞍钢讨论了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商路变迁问题（近代史研究4），张劲介绍了抗战时的川江航运（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
财政与税收 金融与货币 张神根分析了清末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划分，并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史学月刊1）。他还对民国初年周学熙担任财政总长时所作的有关改革进行了研究（安徽史学3）。由黄文模主持的“北洋财税制度研究课题组”发表了《北洋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文，认为自清末以来，中国财政渐被列强控制，并出现“干弱枝强”的局面，袁世凯时期中央财权得到加强，国家财政有所好转。但袁死后，地方财权膨胀，这种混乱情况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不良后果（财政研究6）。其它几篇文章集中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丁孝智评述了孔祥熙的战时财政政策（西北师大学报2）。张兆茹、张怡梅研究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3）。张鸿石介绍了抗战前夕，马寅初、钱俊瑞、何廉等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力促国民政府实现财政转轨，充实财政实力，巩固财政基础等主张（河北学刊3）。此外陈勇勤还分析了国民党政府财政与所得税之间的关系，并介绍了崔敬伯的财税理论（学术研究2）。孙修福研究了蒋介石与鸦片特税的关系，从蒋与特税法令、特税机构及人员、特税银行、特税收支等四个方面，说明蒋对鸦片明禁实纵的态度，同时也揭示了国民党在正常财政收入之外的一笔重要款项（近代史研究1）。他还探讨了蒋介石与中国农民银行之间的关系（民国档案1）。本年度解放区、根据地财政政策的研究显得十分热闹。曾宪国论述了长征时期的财务保障工作（以长征精神搞好部队财务供应保障／江西社会科学11）。陈明总结了抗日根据地财政工作的特色（经济经纬2）。程少明评述了中原解放区的财政建设（黄冈师专学报1）。刘大可和于志亭分别撰文介绍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岳论丛3）和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经济2）山东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建设。此外钟山水介绍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财务行政管理制度（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匡文辉简述了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的实行（中共党史研究2）。陈光晖、罗正悦介绍了中央苏区农业税制的沿革及其特点（镇江师专学报1）。宋坛、马学光简述了我国历史上首家股份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
冯泽培指出了银本位制对近代中国经济的重要影响（金融研究3）。冯都分别和王家红、龚莲芬合作介绍了抗战时期，中日在金融领域展开的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江西社会科学2）和假币大战（福建党史研究2）。冯都还记述了从1927年到1934年，苏维埃政权在吉安地区创办的井岗山造币厂、东固平民银行、江西省工农银行、湘赣省工农银行及苏维埃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发行和铸造的各种货币（吉安师专学报3）。高贵海则记述了鄂豫皖苏维埃银行的货币及其对革命战争的贡献（党史纵览3）。刘敏（川陕苏区银币有关问题考辨／四川金融3）、项定才（对川陕苏区货币几个问题的研考／四川金融3）、张启明（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补遗／四川文物2）分别对川陕苏区的货币作了一些考订工作。左进亮、张金根阐释了闽浙赣苏区货币的历史价值（党史文苑3）。此外学者们对国民政府的币制较为关注，蒋伟国简述了民国时期发行的纸币（民国春秋1），李育安简述了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币制改革（郑州大学学报2）。姚会元研究了法币政策与抗日战争的关系（抗日战争研究1），姜培论述了金元券的发行与国民党政权的崩溃间的联系（黑龙江财专学报2）。陈永平介绍了一张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货币（四川文物1）。丁进军利用第一档案馆的档案考证出清代广东始铸银元时间为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二日（历史档案3）。
城镇发展 涂文学分析了洋务运动中工业化的强制启动对城市化的推动，以及给城市性质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并指出由于历史局限性，也给城市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涂文学还略述了中国近代的城市化与城市的近代化两个过程之间的关系（江汉论坛1）。小田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考察了近代江南乡镇数量和规模的变化，据此描绘了近代以来江南乡镇化的走势（苏州大学学报2），陈晓燕也通过近代江南市镇人口的变化研究了江南城镇化水平的历史变迁（浙江学刊3），陈正书回顾了近代上海城市土地永佃制产生的历史过程，并考察了其历史源渊，认为渊自中、英双方本土的土地制度和英国在印度占取土地的方式（史林2）。王朝辉则通过一个个案研究——清末至民国年间的王村桐油贸易与港口勃兴，分析了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吉林大学学报2）。而刘文俊论述了农业与广西近代墟镇的布局的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刘巍利用佩鲁——赫尔布曼模式研究了近代哈尔滨的变迁（南开经济研究4）。慈鸿飞用数量分析的办法从总体上对近代中国镇、集的发展作了一个简要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王笛（历史研究1）和许洪新（社会科学报9）分别介绍了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和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国际研讨会的有关情况。
外资、外债、对外贸易 宓汝成研究了国际银团与善后大借款，系统阐述了国际银团构成的演变及其内部成员间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的斗争，并把借款过程分为两个时段，利用国内外有关档案和资料，揭示了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对谈判过程的影响，认为国际银团通过借款取得了极大的利益，实现了其监督控制中国财政的目的，并以八国联军的入侵与之相比，认为两者的形式虽大不相同，但都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经济史研究4）。李芬研究了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安徽史学3）。杨新明简述了近代中国邮权的丧失与收回（光明日报3）。
袁欣通过分析1913—1936年《海关贸易报告》中进出口商品结构（尤其是棉纺织业）的变动情况，得出结论，认为进口替代在近代中国有三个特点：1.由被动转向主动。2.由局部转向总体性。3.由初级化向高级化进展（南开经济研究1）。张平叙述了从1928年至1941年间，中国和德国以钨等战略原料为契机，发展易货贸易的历史过程和对两国的影响，揭示了不为人知的德国军火商人克兰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民国春秋1）。陈三井介绍了十九世纪法国冒险商人毕拉在南中国的活动（从北圻到中国：十九世纪一个里昂商人的殖民观／史学集刊2）。薛篁征引新发现的吉林将军衙门的涉外经贸档案，分析了清末民初吉林涉外经贸，认为是一种畸形发展（吉林大学学报6）。郦永庆研究了早期中俄贸易的有关情况（历史档案2），胡赤军分析了20世纪初中国的大豆出口与各国市场的变化情况（东北师大学报2）。竺菊英探讨了近代宁波对外贸易衰落的原因（浙江学刊2）。
张国辉回顾了抚顺、烟台煤矿的开发与俄、日势力的争夺，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资对两煤矿的经营，认为在满铁会社的严格控制和投资经营下，引进了先进的生产设备，使抚顺煤矿的生产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满铁的操纵下抚顺煤矿的市场也大大开拓，在国外销往日本、朝鲜和南洋一带，在国内主销华中地区，最后作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抚顺煤矿通过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攫取了巨大的财富（中国经济史研究4），朱婷介绍了一战前日本“内外棉”在沪企业的经营状况（学术季刊3）。
此外马凌合总结了晚清地方外债的阶段性特点（安徽师大学报1），曹均伟论述了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临时政府和南方政权利用外资的政策及有关活动（财经研究5），徐柳凡讨论了清末民初自开商埠的有关问题，考辩了晚清自开商埠的时间认为是在甲午后，约在1898年4月间，清末民初总共开埠50余处，可分为完全自开型和约订自开型两类，并从土地制度、市政管理、市政建设的四个方面论述了自开和约开商埠的主要区别，认为自开商埠的原因在于政治上“隐杜觊觎、保全主权”，经济上“振兴商务、扩充利源”，实际上也达到了“籍商务以自保”的目的（南开学报5）。
人物 社会阶层 1996年是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十分活跃。李华兴介绍了孙中山对中国近代化的目标设定，认为它们是政治上国家独立、主权在民，经济上振兴实业、均富大同，文化上融贯中外、教育立国（学术月刊11）。苑书义阐述了孙中山早年的洋务观（河北学刊1）。尚明轩介绍了孙中山农业近代化思想的形成，及其设想的农业近代化方案（包括土地问题的解决、改进管理和依靠科技问题、经济作物和商品经济发展问题），并对之进行了评价（学术月刊11）。他还比较了孙中山与张謇的农业近代化模式，指出在农业的重要性问题上，孙主张“农经商纬”，而张未摆脱传统的本末观，认为“义有先后，而无轻重”；两者都从“养民”的角度出发，力主顺应工业化的趋势，但张把奖励植棉放在首位，忽视了“吃饭”问题；两者都重视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但孙的主张涵盖新垦荒地和已垦土地，而张则偏重与新垦土地；张对农业经营方式的推陈出新颇多建树，孙对如何改革土地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学术研究10）。胡绳武、戴鞍纲探讨了孙中山的人口思想的（学术研究10）。张海林分析了孙中山利用外资思想，并认为其具有超越性特征（江苏社会科学5），萧致治论述了孙中山开发长江流域的宏伟规划（武汉大学学报5）。
此外李寅生简要论述了晚清盐政及陶澍的盐政改革措施（学海10），贾熟村论述了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为（安徽史学5），杨宗亮则叙述了丁日昌治沪的作为（历史档案3），刘仁坤研究了郑观应的市场经济意识（北方论丛3），刘叔麟叙述了郑观应与清季“官督商办”的联系（福建论坛3），陈勇勤介绍了陈炽关于茶业近代化改革的方案（江西社会科学8），杨启秀对张謇农业改革的思想与实践做了分析（社会科学2），俞政评述了二十世纪初严复关于货币制度的思想（福建论坛4），庄安正和韩国学者申义植分别研究了张謇导淮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和张謇关于厘金税的思想（江海学刊6），李卫东归纳了黄兴有关农业发展的经济思想（江汉大学学报1），苏全有、魏佩国论述了袁世凯的财政金融思想与实践（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钟祥财介绍了穆藕初1926—1942年间关于农业、科学管理理论、棉业发展、救济社会以及促进战后建设等问题的思想（学术月刊11）。周长明探讨了宋子文与南京政府建立初期的盐税改革问题（盐业史研究2），日本学者横山宏章研究了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充当股票交易人时的有关问题（史林1）。朱劭天介绍了陈云同志与西北财办的有关情况（人民日报3）。
丁长清从商人会馆、公所与商会的活动、功能与作用等方面分析了三者的联系和区别，特别是商会和前两者的质的区别（近代史研究3）。吴桂龙介绍了上海开埠初期的通事和买办（史林3），张萍从买办的界定、产生及其收入、与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的关系、政治倾向、评价等方面，简要地概况了5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对买办的研究，并分析了研究观点出现歧异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设想（清史研究1）。屠雪华探讨了清末苏州商务总会的性质，反对仅从其外在形式—结构功能模式的角度分析，反对现在学界流行的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三种说法，认为苏州商务总会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法人社团（南京大学学报2），马敏则从另一角度利用晚清苏州商会档案，分析了晚清商会商事调处的性质、特点及其运行情况（历史研究1）。马敏还撰文研究了绅商对近代实业的投资、绅商与新的营运方式、绅商经济活动的局限与影响，得出结论认为：晚清绅商即有顺应近代化潮流，推动晚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又有依附于传统，使近代社会经济转型变得复杂而迟缓的一面（中国经济史研究3）。熊秋良探讨了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的敬业精神（文史杂志1）。洞庭帮商人是早期上海买办的主要充当者，马学强介绍了洞庭商人如何在短短数下年的时间里，在“百业之首”的金融界占据重要的一席，并在其它工商领域迅速拓展渗透他们的势力（史林2）。虞和平探讨了清末民初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与经济社团的发展的关系，认为清末民初立国政策上的农商颠倒与社团意识的加强、经济体制上的官商易位与社团政策的开放、社会地位上的四民平等与社团组织中的四民一体、目的追求上的义利交替与社团的利益自维行为，说明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为经济社团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促进了经济社团的发展，经济社团的发展也体现和印证了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趋向（近代史研究4）。虞和平还发表了（民国初年经济社团考察）（东方2）。马敏对比了以张謇为代表的中国“土商”和以涩泽荣一为代表的日本“土商”，认为两者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非常接近，而两者的命运迥然不同，是由于理念之外的“经济因素”，即当时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条件之总和，进而指出文化因素在东亚经济发展中仅起着次要的、辅助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樊卫国研究了近代民族资本家与上海帮会的畸形关系，他指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家为了自身的生存安全和一定的商业竞争效用与帮会拉扯关系，到了40年代后期，这种关系还具有意味深长的社会政治意义（学术季刊2）。陈自芳对近代210多位官僚（军人）私人投资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料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分析了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特点，评价了其历史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5）。
何一民研究了晚清四川农民经济生活状况，他分析了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土地形态与农民结构的变化、超经济的沉重剥削、频繁的自然灾害对四川农民生活的影响，对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作了一些估计，认为台湾学者吕实强的结论—“近代四川农民……多半能过着安定、自足而且自得其乐的生活”不具有普遍意义，实际上一般农民的生活水平都十分低下，在饥饿线上挣扎（中国经济史研究1）。苗成研究了民国时期云南盐工的生活状况（盐业史研究3），张东刚介绍了近代中外劳动者生活费调查研究概况（南开经济研究1）。此外宋钻友探讨了民国时期上海同乡组织与移民社会（学术季刊3），张琴研究了清末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问题（江海学刊3），张海林分析了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江海学刊4）。
海关 人口 铁路及其它 姜铎介绍了晚清海关制度的演变及洋务运动的研究概况，认为关税支撑了晚清政府，同时也是大型洋务企业的财神爷，并给予赫德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对赫德为洋务运动所作的、奉献的一生，应毫不吝啬地给予满分，即使不给满分，至少应打八十分”（学术月刊11）。郭亚非介绍了云南近代海关（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孙修福分析了中国近代海关与禁烟禁毒的有关问题（历史档案1）。
黄海燕分析了近代大连地区的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张爱民论述了近代安徽人口的变迁（安徽师大学报3），郑祖挺利用马克思的过剩人口理论研究了近代中国人口问题（求索6）。
马陵合研究了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刘建生分析了同蒲窄轨铁路修筑动议、成因、过程、宽窄轨投资效益等方面，认为此路的成因主要在于当时山西财力不济，并非阎锡山拥兵自重，该路的修筑符合当时山西的实际情况，产生了很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中国经济史研究1），王明星也评述了阎锡山修筑同蒲窄轨铁路的过程（山西师大学报3）。张寿彭探索了西北近代铁路的建设（开发研究1）。
肖文评、詹亦文介绍了洋务运动中晚清政府的招商引资、募集股份的活动，从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叙述了招商活动三个阶段的概况和特点，认为虽然招商活动从1881年到1883年7月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高潮后，很快就失败了，但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外资侵夺（嘉应大学学报3）。任保秋分析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他认为一次次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对中央苏区的经济破坏严重，使苏区经济匮乏，反“围剿”战争失去经济保障，难以为继（安徽史学2）。
著作 据笔者所见有吴承明先生的论文集《市场 近代化 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文集收录了吴承明先生1986年至1995年的论文19篇，其中关于经济史理论和方法论的6篇；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的7篇；关于市场问题的6篇。对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的一些看法将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陈争平博士的《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当中这一重要而又十分薄弱的领域，作了卓有成效的充实。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编制了1894—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在此基础上，对1891—1936年中国贸易收支平衡作了新的估计和分析，作者还从资金供给、工业品市场两方面探讨了国际收支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池子华博士的《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采用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流民产生的原因、流民的影响、解决流民问题的努力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是第一部以流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