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 20世纪 80年代美学论争的理论现场
----以《美学》《美学论丛》两本辑刊为对象

吴泽南¹, 宋 伟²

(1. 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36; 2. 东北大学 艺术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4)

摘 要 :围绕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返20世纪80年代美学论争的理论现场,梳理了以《美学》和《美学论丛》为阵地的两个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美学中的人道主义,以及“两种尺度”“美的规律”等问题的论辩,展现了两种不同美学观念之间的论争,呈现出改革开放新时期旧与新两种哲学话语、思维方式由认识论向实践论的转变。

关 键 词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主义美学; 《美学》; 《美学论丛》; 论争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美学大讨论涉及到诸多重要的当代美学问题,其核心议题都是围绕着如何阐释、理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而展开的。在论争中,诸多美学观点以思想论战交锋的形式得以进一步的阐发,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不同学派。其中,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派和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美学学派。这两个学派影响很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两派各自拥有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美学杂志。一个是由李泽厚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美学》,俗称“大美学”杂志;一个是由蔡仪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学论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美学大讨论中马克思早期著作《手稿》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其中的哲学和美学观点被引用、阐释,并引起争论。可以说,对《手稿》美学的不同理解直接反映了不同美学观点的根本分歧。而这次美学论争中的关键论点在对《手稿》的不同美学阐释中都有具体呈现,《手稿》几乎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马克思美学原典依据。

围绕马克思《手稿》相关美学问题的论争,前后有14篇文章集中发表在《美学》的第2期、第3期和《美学论丛》的第1～5期上。从时间上看,这些文章完成于1976—1982年之间,发表于1979—1983年之间。两本辑刊中最早关注《手稿》美学问题的是蔡仪写于1976年,发表于1979年《美学论丛》第1期的《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蔡仪在文中批判了苏联万斯洛夫等人用歪曲篡改的手法宣传其“唯心主义思想”“反动”的美学理论,认为他们的理论为私有制辩护、为剥削制度辩护,并且中国有一些学者受到这种理论的“迷惑”,必须肃清这种美学思想的流毒^[1]12-33。随后,钱竞和毛崇杰在《美学论丛》第3期和第4期的文章中直接批判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中的观点。钱竞批判李泽厚的一些观点,“根本上是由万斯洛夫那里来的”^[2]72。毛崇杰认为李泽厚的“实践”观点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大颠倒”^[3]199-216。针对上述批判,朱狄在《美学》第3期上发表文章予以反驳,他批判蔡仪没有正确了解当时苏联和东欧学者对《手稿》的基本态度,也没有正确了解这种贬低态度的缘由,只不过是想借清理苏联美学中的“社会派”来清理国内主张用实践观点来解释美的本质的人罢了^[4]80-81;而陈望衡在《美学》第3期的文章中也对蔡仪进行反驳,并论述了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为回应朱狄等人的反驳,《美学论丛》第5期又发表了许明的再批判文章,批评朱狄歪曲了蔡仪的观点。由此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以《美学》《美学论丛》为前沿阵地,围绕马克思《手稿》美学问题产生了尖锐、深刻的理论论争。

一、 关于马克思美学哲学基础问题的论争

人的本质是什么?美的本质是什么?人类从没有停止对本质问题的追问。但是对美的问题、人的问题的提问和回答必须回到人的感性实践中,而不能抽象地脱离人的现实生存和感性实践。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巨大历史功绩正在于能够从人的生存境遇出发,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说明和阐释艺术审美问题。然而,20世纪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的研究受到“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机械唯物主义的重述。从本体论层面看,这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或物质统一性的理论表述,实质是一种传统的物质实体本体论;从认识论层面看,“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主客二分的符合认识论;从价值论层面看,“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的客观反映或认识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客观中立的科学实证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论争中,各派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持不同观点。蔡仪坚持认为认识论或反映论是马克思美学的哲学基础;郑湧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李泽厚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的论争,也没有在《美学》上发表关于《手稿》美学的文章,但其主体性实践美学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作为哲学基础。从思维方式的转变上看,这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的论争呈现出由认识论向实践论的转变,是社会转型时期旧与新两种哲学话语、思维方式递变的美学表达。

“我就说他们（林雪川和黎永兰）两个应该分开的，我又不好说的。”黎永兰母亲懊悔地对上游新闻记者说。黎永兰在2014年的时候将林雪川介绍给了家人认识，黎家人普遍对这个男人不满意。

蔡仪深受“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影响,形成了一条客观论—反映论—典型论的逻辑线索,形成以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为哲学基础的美学体系,从而使美学遵循科学实证主义而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郑湧在《美学》第2期的文章中指出,这种认识论美学的弊病是把艺术看作认识的低级阶段,一种低于理性认识的感性认识,即看作一种与逻辑思维阶段不同的前逻辑思维阶段。基于这种弊病,郑湧提出从认识论美学走向艺术心理学、走向艺术社会学的美学发展之路,认为这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这一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方法,在把握美感和艺术的特性上,远远超越了一切在此方法产生之前所形成的研究艺术的科学----美学,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5]35-38。

设定一个疗程的时间为4周,期间全部患者接受相同的护理干预,对照组接受阿司匹林治疗,300mg/次,此后根据患者病情调节药量为100mg/次。观察组在上述基础上加以氯吡格雷治疗,300mg/次,此后根据患者病情调节药量为氯吡格雷75mg/次,阿司匹林100mg/次。

李泽厚等人打破了对哲学家和哲学观点原有的评价体系,宣布了以唯物论和唯心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为核心的评价标准的无效,进而也宣布了以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作为哲学根本问题的荒诞性。“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体论、一元决定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宣告失效;同时,主体性实践哲学通过确立实践的本体地位而重新揭示了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悖论性。主客二分、心物二元的认识论对现实生存着的人的解释宣告失效;同时,在形而上学领域内人性得以复归,人性的完整性、复杂性得以揭示,阶级性的分裂的人性走向完整的普遍人性。

张志扬认为,在人类尚未出现的自然界,无美可言;在人业已存在但还没从“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时,即人像动物般地屈从于自然时,也无美可言;只有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不再像动物般地屈从自然,相反自然已开始逐渐变成人为的和为人的,即“人化的自然”,从而人的感性已生成能自我意识的、内涵理性的感性时,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不仅对象化了,人还能直观自己的对象化本质,使客观和主观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谐时,美才应运而生了”^[11]56。他强调了人不同于动物的“人道主义”的本质,人的本质在感性实践中对象化,将人的本质力量作用于自然使其人化之后,并且在人的感性得到丰富发展和反思之后,美才得以产生。也正如郑湧所说:人类在长期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不仅形成和改造了人的生理结构,而且形成和改造了人的心理结构,从而形成和改造了人的审美的生理和心理结构;所以,人的美感是人类生理和心理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人类审美的生理和心理结构发展又为人类的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所决定^[5]29-30。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属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美感产生于人的感性实践。这样看来,《美学》一派基本上接受并坚持着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中的主体性实践美学,强调美和美感的感性实践起源和属人的性质。

二、 关于“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实践问题的论争

马克思《手稿》是一部经济学、哲学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典。它是“经济学-哲学”,又是与之相联的美学。或者说,它是美学,又是与之相联的“经济学-哲学”^[11]50。马克思《手稿》中对美学问题的思考是从对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异化劳动等问题开始的。《手稿》中关于“人”的理论是马克思《手稿》美学理论的核心,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对“人道主义”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分别体现为蔡仪等美学家对“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批判和李泽厚等美学家对主体性美学的阐发。

2.4.1 控制活动步骤不健全。控制活动的步骤是否完善决定了这次活动质量完成效果如何，完整的控制活动步骤促进内部控制的实施，但在单位内部控制活动数量不仅较少，控制活动设计步骤也不完善，单位风险加大，不利于内部控制活动进一步向前推进。

马克思在谈动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区别时谈到了“每个物种的尺度”和“本身固有的尺度”,以及“美的规律”。蔡仪指出,“美”的文本阐发出的整个美学体系的路径大致是这样的:对美学的根本问题发出机械唯物主义二元论的提问^[1]34,并进行“唯物主义”的回答,认为自然美、人的美、社会美和艺术美来自自然、人的身体、社会和艺术品“本身”,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纯客观物质存在,美来自事物的纯客观物质性,即事物的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35-45;美感是从人的主观意识出发的,是客观物质现实的反映,美感来源于纯客观物质性的美;美的规律即是这种客观物质性规律,而艺术的反映功能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种更集中、更突出的形象化的典型^[1]48-54。蔡仪的美学体系形成了一条客观论—反映论—典型论的逻辑线索,形成以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为哲学基础的美学体系,其基本观点也就是美感反映美、艺术反映现实、美反映本质。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李泽厚等美学家持有与蔡仪等人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以一种委婉的方式表述了对《手稿》人道主义问题的关注。主体性哲学是与人道主义相关的一个哲学表述。如果说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那么,主体性问题就可以理解为一种人道主义思想的哲学化表达。简单地说,主体即人,人即主体,主体性哲学所关注的就是人的问题,就是“人性”问题,也就是“人类如何可能”的问题^[10]。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指出,从美学的角度看,并不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而应该是“康德—席勒—马克思”。他强调马克思《手稿》中的从人和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在探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异化问题中所关注的人的主体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李泽厚形成自己的主体性美学观点,即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美学观。虽然李泽厚在《美学》中并没有发表关于《手稿》美学的文章,但他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显然源自对马克思《手稿》美学思想的解读,《手稿》中对人的本质问题的回答,即《手稿》中的人道主义。

20世纪80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的论争中呈现了美学研究中的旧与新两种思维方式、理论话语、理论范式。蔡仪和《美学论丛》代表的是旧的教科书式的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而李泽厚和《美学》代表了新的实践论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当然,这里所划分的“旧与新”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而言的“旧与新”。而论争本身则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两种美学范式、美学话语的冲突、紧张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手稿》美学讨论中呈现出一条明晰的哲学美学转向的线索。而这次转向的成果在于:以李泽厚和《美学》为代表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启蒙主义话语的主导性表述”^[10],马克思哲学美学的实践论、生存论维度得以敞开,哲学美学研究的思维方式、理论话语、理论范式终于开始整体性地进入启蒙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

《美学论丛》一派美学家把“人的本质”问题和异化问题归结为《手稿》中的社会历史观问题而不属于美学问题,他们把《手稿》中的美学问题仅仅限定在几处直接提到“美”字的文本中,从而批评《美学》一派错误地圈定了《手稿》原典的美学边界^[6-8]。而《美学》一派则强调,马克思《手稿》的美学正是以人的本质和人本质的异化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正是在讨论劳动异化问题时涉及到“美的规律”问题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和美学思想是以人的问题为主线贯穿的。只有在对这些经济学哲学问题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揭示那些美学问题的哲学高度和方法论意义。也只有在充分讨论这些经济学哲学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恰如其分地确定那些美学问题在《手稿》中的地位^[5]31。对《手稿》的美学研究不能仅仅关注那些出现“美”的字眼的地方,更要从马克思《手稿》中一以贯之的对人生在世问题的解答入手研究《手稿》美学。马克思《手稿》美学,或者说整个马克思的美学思想虽然在形式上是片段式的,但不能否认马克思美学自身发展的连贯性和理论本身的整体性,要找到把握马克思美学的主线。蔡仪等美学家机械地割裂开《手稿》的美学问题和社会历史观问题,就是为了证明其哲学基础是认识论而非唯物史观。而郑湧则是将《手稿》的美学问题还原到经济学哲学问题之中,还原到马克思《手稿》对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5]30-31。陈望衡和朱狄则在《美学》第3期上直接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辩护,“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精髓”^[9]114。正如《手稿》并非是美学著作一样,马克思是从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来讲美的规律的,而并非是从审美活动出发来讲美的规律的^[4]96。不论是美学问题还是社会历史观问题,马克思《手稿》都奠定了实践论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在《手稿》中直接谈论到“两种尺度”和“美的规律”问题,对“美的规律”的不同解释直接代表了各派美学的根本分歧。可以说,对人道主义、人的本质问题的不同理解直接导致了两种对美的规律问题的不同理解,从而形成了在两种哲学基础上的美学体系。蔡仪等美学家之所以将《手稿》的美学问题限定在几处直接提到“美”的文本,就是要在《手稿》美学问题中回避人道主义问题,回避那些他们所认为的《手稿》的唯心主义成分,从而将美与美感、美的规律、美的本质等问题归入唯物主义反映论中。而李泽厚等美学家则是将这些只言片语还原到《手稿》具体的文本语境中,即还原到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劳动异化问题中,使《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和美的规律成为同一个问题。

蔡仪认为马克思《手稿》还没有达到新的社会观、历史观,还留有旧唯物主义的某种弱点,这个弱点就是人本主义思想,人本主义是马克思还没有写完《手稿》时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12]。《手稿》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成为《美学论丛》一派美学家把《手稿》当作马克思思想尚未成熟时的作品,以及此时的马克思还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依据。而《美学》一派则指出,《手稿》是马克思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5]29-30,《手稿》本身就是一部人的本质力量已经打开了的书卷,包含着真正的理论的革命^[11]56,《手稿》中包含一种对资本主义非人生活的抗议,而在这种抗议中又对未来充满着信念^[4]81。可见,对《手稿》的评价问题直接与如何理解《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相关。

三、 关于“两种尺度”和“美的规律”问题的论争

蔡仪等美学家对马克思《手稿》人道主义思想的否定,是由于他们认为,对哲学基本问题理解的两种不同观点,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把唯物主义“物质”抽象地、机械地理解为脱离人的感性实践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将人的本质根本上片面地理解为人的纯客观自然本质,而忽略了人文化心理的方面。在机械的二元认识论基础上理解人的本质,也就否定了《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整体性、全面性的观点,从而也就否定了《手稿》人道主义思想的意义。而李泽厚等美学家在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基础上,阐释了《手稿》的人道主义思想,也看到了人的全面的本质中包括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客观性和主观性、物质性和精神性、生理和心理的各个方面,从而肯定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完整性。他们认为,美与美感正是产生于人与动物所不同的人的本质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的过程中,即产生于人的感性实践过程中,这也便是《手稿》人道主义的内涵之一。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从生理上、从身体方面来说,其根本是自然的,蔡仪强调人的本质根本在于人的自然性^[1]39。邢培明认为:马克思《手稿》中提到的社会的人根本上还是自然的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与《手稿》中人的本质的论点在思想原则上是根本不同的,总结起来就是自然界和现实社会、现实的人和抽象的人的不同^[6]32-33。钱竞认为人的本质异化是费尔巴哈的基本论点,包含其思想的重大弱点,而马克思由于没有脱离费尔巴哈的影响,以人的族类本质作为异化理论的基点,以此来解释社会,说明历史,就走向了唯心主义^[2]63。关于人的本质,蔡仪等美学家强调《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规定,同时又指认人的本质根本是自然的;在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方面,马克思《手稿》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没有超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抽象的作为族类的人的本质;对于马克思思想自身的发展问题,存在青年和老年、不成熟的和成熟的、人道主义唯心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两个马克思”。蔡仪等美学家在人道主义的问题上强调人的本质的自然性、客观性,身体和生理的这一面,否定或者忽视包括心理、情感、意志等其他主观因素在内的人的本质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在他们看来,人本主义就必然走向唯心主义,至于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究竟是何种关系,却始终没有明确地说明。

《美学论丛》中其他讨论《手稿》美学问题的文章几乎都持有与蔡仪相同的美学观点和论证逻辑。王德和在1982年《美学论丛》第4期中指出:远在人类诞生以前,大自然就在每时每刻地、自发地、合乎美的规律地产生着美;自然界独立于人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然的美也独立于人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毛崇杰在文章中强调,唯物主义反映论坚持人的一切感觉包括美感的根源都在身外的客观世界的观点,也就是要承认先有自然的美,然后才有欣赏者的美感。从这种“物”对“心”的决定论出发便可断言,自然的美就在于自然事物本身^[3]213。《美学论丛》一派以“唯客观”“唯自然”和“纯物质”为基础,否定美产生于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过程,否定美产生于人的感性实践,进而否认美感的感性实践来源,否认美与美感的属人的性质,从而将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人与物对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美与美感、艺术都成为自然性客观性物质性本质的反映,成为第二性的存在,甚至与认识中的谬误一样,美感也存在虚假性,进而也就否认了感性实践基础上人性的统一、主客观的统一和物我统一。在蔡仪等美学家看来,这种建立在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美学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的美学,才是根本不同于唯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

《美学》一派坚持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以及人的感性实践问题出发,将美、美感与艺术的起源问题还原到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的历史中,即还原到人的感性实践的发展中,从而在不同的哲学基础上形成了迥然有别的美学体系。朱狄在文章中指出,《手稿》中只有一个意义上的“自然界”,那就是“人化了的自然界”。而蔡仪所说的“自然界”,是排除了人的实践活动影响的未经人化的“自然界”,这样的“自然界”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看是根本不存在的^[4]85。针对蔡仪等美学家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排除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之外的纯自然、纯客观、纯物质的美与美感的来源,朱狄更强调美、美感的实践来源,强调不可能脱离人、脱离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来谈美和美感,也不可能脱离自然的人化来谈人的自然本质和自然的客观本质。同时,朱狄也对客观论、反映论的美学观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只要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就必须也要承认美在于一种物的自然属性呢?在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和美在于一种物的自然属性之间究竟有着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呢?如果一个人并不否认世界是物质的,但是却否认美是一种物质属性,凭什么说他是唯心主义者呢?”^[4]85这一连串的质疑无疑挑战了蔡仪等美学家唯物论-客观论-反映论-典型论的理论链条的逻辑性及其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哲学基础。进而,在美的规律问题上,“马克思是从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来讲美的规律的,而并非是从审美活动出发来讲美的规律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重点都是讲主体而非讲客体,都是指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区别于动物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基础,所以人才能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4]96朱狄强调感性实践中人与动物的区别,强调人的本质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过程中,人的本质的完整性、全面性,强调人的感性与理性、社会性与自然性、人与自然的统一,即主体性实践哲学。

郑湧、张志扬、陈望衡在《美学》上阐述了对马克思《手稿》“美的尺度”和“美的规律”问题的看法。郑湧在文章中指出,人类的生产不同于动物的生产,动物只按照自己所属物种的尺度和需要在直接物质需要的支配下片面地生产,人之所以能够按照美的尺度来生产正是因为人能够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普遍地生产,这是一种非异化的劳动^[5]43。张志扬把马克思“美的规律”指认为必然和自由的统一^[11]51-52。陈望衡在《美学》第3期的文章中指出,“物种的尺度”讲的是客体的特征,“内在固有的尺度”讲的是主体的特征,两者的结合才能构成“美的规律”,认为美的规律是通过恰当的感性形象充分体现出人的自由意志,显示人的本质力量。它是客体的感性形象与主体的自由而自觉的类的特性的完美统一^[9]110。美的规律就是符合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感性实践,是创造性的非异化劳动,也是人自由自觉的生产。在美的规律中,人真正的区别于动物而获得主体性,人的心理、文化、情感等因素得到确证,人的本质得到全面的完整的发展。而美感、艺术作为生活对人、对人的感性实践起着积极的塑造作用,形成着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承载着人的自由解放。《美学》一派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基础上的美学正阐明了马克思《手稿》人道主义的内涵----人的全面解放。

四、 结 语

重返20世纪80年代美学论争的理论现场,梳理以《美学》和《美学论丛》为阵地的双方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美学中的人道主义“两种尺度”及美的规律等问题的论辩,面对美学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理论话语及理论范式上的差别与转向,面对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各种理论的和现实的弊端和恶果,不能对当时的部分美学家过分苛责,还是要回到20世纪80年代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回到美学理论自身发展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历史语境中作出较公正的评判。那种二元认识论、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美学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难以消散的冷战思维和极权主义对美学、艺术,以及人们心灵的戕害。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泽厚与《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新启蒙”意义和对学术史的贡献不可磨灭。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20世纪80年代美学领域的重大论争进行回顾与反思。

合同约定的内容主要站在有利我方角度考虑，原则是我方权利越多越好，义务越少越好。并视具体合同而设置应有的条款；合同履行条款的设置原则：合同相对人履行在先，我方履行在后。在约定我方付款期限时，要充分留足公司报销流程时间，以免不能及时付款而造成违约。

One patient in the 20 mL group experienced ischemic stroke recurrence,while no cardiovascular event or death was found;with regard to the patients in the 40 mL group,no cardiovascular event,cerebrovascular event,or death was found(Table 6).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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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o Theoretical Field of Aesthetic Debate in the 1980s :Two Collections of Aesthetic and Aesthetic Discussion

WU Zenan ¹,SONG Wei ²

(1.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2. College of Art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 : Focusing on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returning to the theoretical scene of the 1980s aesthetic debate, this paper combed the debate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t aesthetics, the humanitarianism in aesthetics and the “two scales” and “the law of beauty” between two schools based on Aesthetic andAesthetic Discussion . It shows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two different aesthetic concepts, and prese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and new philosophical discourses and the way of thinking from epistemology to practice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Key word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arxist aesthetics; Aesthetic ;Aesthetic Discussion ; aesthetic controversy

中图分类号 : B 83-0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18-05-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3&ZD071)。

作者简介 : 吴泽南(1994-),男,浙江余姚人,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 宋 伟(1957-),男,山东长岛人,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文章编号 :2095-5464(2019)01-0030-06

【责任编辑 刘 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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