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史官论文,史家论文,历史学家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史官史学的古与今
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体裁多样，内容丰富，而且从未中断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国家任命史官、组织史馆、编纂史书、记述史事，使史学的延续与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
西周已有太史、内史、史正等史官。东周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内史、外史、守藏史、柱下史等史官。汉代史官有两大类，一类先为中丞，后为兰台令史，专掌史料图籍，一类为太史令丞，专掌疏记撰述。魏、晋至隋，注记和撰述初隶中书省，后归秘书省，继而分隶秘书、门下两省。唐初，朝廷下令开设史馆，专门收集前代史料，纂修前代历史，并明定此为正史。这一制度，一直沿袭至清代。宋代设起居院，修起居注，设日历所，修纂日历，设实录院，修纂会要；加上修纂国史的国史院，史官机构之庞大与完备，超越先前各代。辽、金、元及明、清史官制度与宋代大体相同①。史家的身份为史官，这一特定的角色地位，决定了史家必须是政治统治者统治意志的忠实贯彻者。由史官主持编撰的众多史著，始终以统治者在激烈的政治冲突中用以克敌制胜、维护其统治地位以保障长治久安的政治经验、政治技能为其中心内容，并以其丰富的直观的具象，使后人可以直接袭用及作为借鉴，发挥其知识功能与实践功能。以官修的正史为主干的史学，在被概括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体系中，其地位仅次于经学，而高于子部和集部诸学，就是因为它具有这种政治性与直接实践性品格。
中国古代，也有私家修史。孔子观百二十国宝书撰《春秋》，已经开了私家修史的先河。私人所修撰者，其后大多属于别史、专史、野史、史考、史评一类，隋文帝曾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②私人修史，因此极少敢于问津本朝史事者。身为史官者，其中也有一些人素养较高，所撰史书富于个人特征，如司马迁修撰《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③为其追求的目标，成为后代身为史官的史家的楷模，但是，无论私人所修诸史，还是史官中的姣姣者所修撰的史著，他们的基本宗旨与官修之史并不相悖。他们的独立意识一旦同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及当权者的意愿发生严重的冲突，他们的著作往往就会被查禁，他们本人及其家族、相关联者甚至还会因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清代康熙二年，庄廷钺因私刻明史，其中夹杂有若干指斥清朝的语句，人虽已死而被戮尸。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因所著《南山集》对南明君臣表示了同情，遭到灭族惨祸，许多人因牵连而被判处斩首、绞刑、流放，便是人所熟知的事例。
史官史学在史学发展中的支配地位，近代以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着中国历史几千年未遇的社会大变动，一批接受了新思想薰陶的史家纷纷研治本国当代史、外国历史。清末更出现了“史学革命”的口号。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批评旧有史籍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为朝廷的君臣而撰，不知为广大国民而撰，要求为国民写史，写国民的历史；批评旧有史籍只注重政治史、学术史，要求更多地研究民风、社会、宗教、财富、种族、工艺④。官方史学也开始组织较多的力量从事外国政治、军事、科技、外交等历史著作的译述与研究。近代中国史学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形成所谓新史观、新史学。
近代以来兴起的史家史学，对现政权及现社会持批判态度，有着较强的独立性，在反省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状，了解西方各国及整个世界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改善历史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多所树建。由于近代中国新史观和新史学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形成，一直同成为时代斗争焦点的政治冲突、政治变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其研究内容一直偏重于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主义统治为中心的政治斗争。这种强烈的政治性、党派性、阶级性，使史家史学在他们所支持的政治力量取得政权、确立了政治支配地位以后，自身很容易相应地从一种社会异己意识一变而为一种统治意识，在重建意识形态控制系统中演化为一种新史官史学。正因为如此，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史官史学声威不减往昔。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学术文化领域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在史学领域内，同样实行“文化围剿”。不用说马克思主义史家独立的研究不被见容，即自由主义史家的独立研究也被多方压制。当然，国民党由于其统治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巩固地确立，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外另有多种其他势力，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的红色政权更长时期和南京政权对峙而存在，这一切，使国民党的史官史学未能象古代那样君临整个史学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初系作为史家史学而形成。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到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范文澜等，运用他们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配合当时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研究了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构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体系。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面对着占全体人口90%左右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都和古代差不多的广大农民，建立了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控制及协调体制。与此相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奉行了一条“舆论一律”的方针。原先马克思主义史家史学的批判精神和独立品格，在这一方针下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史家的角色地位被确定为政治斗争及实行专政的驯服工具，这一角色地位并通过科学院系统及高等教育系统对史学家研究工作的整合，从组织上得到稳固的保证。史学实际上又成了一种史官史学。
新的史官史学，在集合各方面力量，从事校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撰写各类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全国统一教材，组织整理出版若干历史资料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所服务的是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不断人为地扩大化的政治路线，学术是非常常由行政领导人裁决，而且最终演变为以毛泽东个人的意志为裁定是非的最高标准，这就不仅使与学术多元相依为命的史家史学无从生存，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也无法在不同见解的争论中健康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因此丧失了它诞生时所富有的那种生气蓬勃的批判精神和独立品格，变成为行政领导人观点的诠释和注疏，成为粗暴地挞伐与领导人观点相异者，包括许多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史学家的鞭子。当然，有不少正直的史家仍然坚持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还有不少史家虽然并不完全服膺马克思主义，仍继续本着科学良知在默默耕耘。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发动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社论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一篇评论员的评论是《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第三天所发表的社论题目就叫作《夺回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史学领域的争夺被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新的史官史学对史家史学的继续存在是如何不满，也显示了史官史学的传统在中国是如何根深蒂固。
史家史学的新崛起
十年“文革”，将史官史学的负面作用充分暴露出来。全盘政治化及工具化，使史学完全丧失了它所应有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最后因极度权势化而变成赤裸裸的御用史学，变成政治阴谋集团玩弄於股掌中的影射史学、阴谋史学，对历史实际和历史资料的任意歪曲、随意颠倒，使史学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
物极必反。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以后，史家史学终于带着新的觉醒迅速崛起。正直的史学家们在民族灾难的冲击下，发现只有经由自己的独立研究和积极参与，才能使史学健康地向前发展，对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作出正面的贡献。
独立思考与实事求是被视作史家批判精神和科学生命之所在。即使身在官方所设置的史学机构中，史家也应当具备这一品格。这成为越来越多的史家的共识。经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后，人们从史学全盘政治化、工具化、权势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人们通过自己创办的各种刊物、丛书，组建的各类研究会、学会、学术沙龙等研究群体及自己选择的各类课题，使中国史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史官史学的色彩日益淡化，其职能也逐步转变为组织课题以及使史官史学同史家独立研究相结合。
近十多年来，中国史学之兴盛，可以说是空前的。史学研究机构、各类历史研究会和学会遍及各省市，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每年数以百计，许多卷帙浩繁的资料、丛书、类书、译作纷纷问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1900-1980八十年来史学书目》，八十年间共出版史学著作12400余种；而据1982至1991年《中国历史学年鉴》所刊中国版本图书馆统计，1981-1990年十年间共出版史学著作5380余种。虽然这两种书目所收史著范围不完全相同，但十年与八十年数字相比，不难看出这十多年来史学繁荣的总形势。
以史家史学的勃兴为主导，给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来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研究视野扩大，视角改变，重心转移，由原先以政治史为主转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并重，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重点从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斗争转向制度史、运作史及各种专题史的过细研究。较之往昔，最大的突破是中国文化史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展开，1949年至七十年代末，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几同空白。这些研究，使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得以建立在对中国国情及世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也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更为全面地利用先前各世代留给当代的各类资源。
其二，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去传统研究方法外，计量研究，结构研究，比较研究，区域研究，群体研究，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以及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都越来越受重视，都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方法的广泛运用，使历史研究突破了原先的线形模式，而走向多层次化、立体化。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社会经济形态研究方法等，也突破了原先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对阶级、社会形态的科学内涵及其实际运用，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
其三，评价体系多元化。突破了原先以毛泽东著述为终极标准的一元化评价模式，否定了原先以阶级斗争绝对化为根本特征的泛政治主义评价体系，注重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作内在矛盾的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主导的评价体系，但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再象往昔那样成为唯领导人意志是从的一言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容许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有众多相异的学派正在孕育中。在马克思主义评价体系之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体系，不再被简单化地一概摒斥，凡是认真严肃地进行历史自身的研究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建树者，也被引进并且合法地存在，同马克思主义评价体系进行自由争论，并相互借鉴。
十多年来，由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主持，建立了一大批研究党史、当代国史、地方史志和编纂相关资料的机构，从事这些方面的工作，并作出了可观的成绩。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机构中，也相当注意尊重史家的独立精神和研究的独特心得，尽可能地集思广益。当然原先史官史学的若干缺陷并未因此而完全消除，其影响仍然相当广泛地存在。但是，就中国史学发展的总态势来看，史家史学虽然还不成熟，从史官史学向史家史学的历史性转变，毫无疑问已经在实现中。
从浪漫主义到新理性主义：史家角色转换的思想文化背景
在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时，不能不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很有作为的史家会归顺于政府主导型、政治支配型的史官史学？为什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会一度演变为一种新的史官史学？其实，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的直接而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是理性基础的薄弱，非理性化的浪漫主义的过度膨胀。
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曾极其热忱地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和理性的社会，铲除一切违背理性的东西。他们所呼唤的理性，核心是个性的解放，个人独立而自由地追求真理。它要求对先前的一切加以怀疑、反省和批判，使人的知性和人的行动完全受合乎自然法则、合乎人性的理性思维的支配。这正是近代西方史家史学勃兴的思想文化基础。
可是，中国史家史学形成之时，理性的呼唤声音却相当微弱，新产生的史家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却更多地为非理性化的浪漫主义所笼罩。
在中国史家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家身上，理性的力量之所以远远不敌非理性化的浪漫主义，这首先因为当中国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时，欧洲理性的国家和理性的社会已经被证明只是启蒙思想家们构建的乌托邦。而中国内部，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准备，现代化进程的每一步都造成了紧张的两极对峙：开始走向现代的若干都市同广大仍然停留在古代的农村互相对峙，和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新兴社会力量同亿万仍然固守着小生产的农民互相对峙。中国社会的这种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结构，使二十世纪前半期“热战”一直不断，后半期大部分时间中“冷战”即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一直不断。在这种高度政治化、二元化、两极化的氛围中，史学家很难冷静地进行客观的反省与理性的思考。
在史学研究中，这种非理性化的浪漫主义习惯于按照政治两极化的要求，将全部历史活动，包括史学研究活动在内，阵线分明地划分为两大营垒：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非此即彼，认为两者之间只有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对立与斗争，不承认多元发展的可能，不承认对立面的互相依存、互相涌透、互相转化。这种两极化的政治壁垒，使史家的独立个性和自由的反省批判精神不能不被压抑和扭曲，理性思维不能不常常为普遍的情绪化及唯意志论所左右。这就是包含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内的史学终于一度演变为史官史学的重要思想根源。
近十多年来，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思想文化的背景正是非理性化的浪漫主义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统治终于被打破。中国和世界都已结束了先前的“热战”和其后的“冷战”，二元化、两极对垒的格局为多元化、多极化的格局所取代，尤其是体现了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为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给历史学家从史官史学转向史家自身的史学，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与可能。思想文化领域国内国际广泛的交流，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多元的利用，使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和理性的思考有了坚实的基础。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虽然只是开始，但却已显示出它具有多么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
（本文为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而撰写）
注释：
①参见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有关论述历代史官制度各节。
②《隋书·文帝本纪》开皇十三年五月癸亥。
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史记》一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见《史记》。
④参阅胡逢祥等《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三章第一节第一目《新史学思潮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