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失度中反思“道统”
程亚文
一、“政治过度”之困
自2008 年欧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给人的感觉是不断走向混乱无序，而且这种混乱无序还不是“前进中的曲折”，想再次如以往那样实现由乱而治，至少从短期来看并不可能。尤其是2016 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2017 年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闹剧以及2018 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法国“黄马甲”运动，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
在分析西方国家出现的这种乱象时，笔者认为西方国家当前所遇到的困难，已不单在金融和经济层面存在，而且带有整体性，尤其是政治议程以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已出了大问题。不从这方面做出深刻反思，危机恐怕难以缓解。为概括西方国家所遇到的政治困难，笔者近来较多使用“政治过度”这个词语，即认为西方政治在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该进入政治议程的事务进入了政治议程，也即政治理想与行为超过了契约可承载能力，导致政治的运行不堪重负。与之相应，良好的政治状态应是“政治适度”，即政治运行是在其自洽的范围内。西方哲学家们所关注的“现代性”，实际上有其内生限度，超出这个限度，必致国家生出乱象。
任何政治都有其限度，当本不属于既定政治范围的人群也卷入政治、当原先并不属于政治范畴的事务也被纳入政治议程时，适度政治就可能转化为政治过度。当然，这个限度是有一定的弹性的。实际上，自民族国家这种新的国家形态产生以来，很多国家的内部契约关系都已有不少突破，并且在刚过去的20 世纪里，很多时候并没有出现大问题，那为什么今天会产生那么多不适呢？
3.故障排除后，笔者又特意测量了低压燃油压力，怠速时压力值在2.5～4bar之间摆动，发动机转速在2 000r/min时，则稳定在3.5bar左右。由此可见，该车故障发生时低压燃油压力偏低确实是喷油嘴泄漏引起的。
以美国为例，它是一个移民国家，自南北战争结束到20 世纪下半叶，一直在突破政治共同体的边界，为何并没有导致大的内部危机？原因在于：其一，长久以来，美国的财富一直在增长，能够为契约在更多人群中的扩展提供良好的经济支持；其二，美国的主流人口和文化，一直未受到大的挑战。
当年美国建国时，很多人认为共和制只适合于小国，而不适合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的国家。曾经担任过美国第四任总统的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却在美国创建时，颠覆了这条当时的“真理”，他说人口较多、领土较大的国家也可以实行共和制。美国此后的历史进程，也为共和与民主体制在大国中的践行提供了很多经验。它的成功在于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建国200 多年来，以精英共和与选举民主为特征的政治体系，一直以欧洲来的白人移民及移民后代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主流地位为前提，并没有真正碰到种族构成和文化与信仰上的挑战。
华盛顿在总统告别演讲中说：“既然你们因出生或归化而成为同一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就有权集中你们的情感。”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来到美国的新人群，许多说的不再是英语，不再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体系为圭臬，与传统的“美国人”的共同情感也日益淡薄。美国的人口结构进入新世纪以来已发生巨大改变，最近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按人口年龄来看，白人在55 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占四分之三，在18 岁至34 岁的美国人中仅占56%，在未成年人中甚至低于50%；从地域来看，在位于全美36 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370 个县中，非拉丁裔白人人口不到本县总人口的一半。人口结构及其文化信仰上的变化，已经越出了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形成时的边界。
3）引入问题驱动式翻转课堂教学环节，教师提供与课程相关的实际工程问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指定一名学生主讲讨论结果，其他学生辅助讲解，提交报告。这对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很有好处。
美国、欧洲当前的窘境，正在应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几十年前说过的话：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一旦超越政治发展，政治衰败就会发生，因为现存政治制度无法容纳动员起来的新兴社会群体。亨廷顿所关注的“新兴社会群体”，其实一直都存在，但只要新兴群体在种族、宗教和文化构成上与其他群体无别，就不太容易引发政治衰败。然而，在美国式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下，新兴群体的到来与壮大，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不仅难以起到补充劳动力的功能，反而会对美国的社会资本形成巨大消耗，还会加剧不同信仰人群间的关系紧张。
流动相在高效液相色谱法中至关重要，考察了甲醇-乙酸-水、乙腈-水作为流动相的分离效果。结果表明，10种酚类物质在甲醇-乙酸-水体系中分离效果较好，通过反复摸索调整梯度洗脱程序，峰形和分离度达到要求。流动相A为甲醇-乙酸-水(90∶2∶8)，流动相B为甲醇-乙酸-水(10∶2∶88)，流速为1.0 mL/min，洗脱程序见表1。结果表明，10种酚类物质在25 min之内均得到了良好的分离，此条件下标准品的色谱图见图1。
在民族国家的契约形成之初，人们并不清楚政治共同体究竟拥有多大的弹性空间。此后契约一再被突破，也给人们营造了一种错觉，那就是以为现代性的制度空间是可以无限拓展的。这也就为政治过度、契约瓦解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与“政治过度”相对，西方政治在当前还有另一个面相，那就是“政治不足”，即该进入政治议程的事务没有进入政治议程，甚至从政治议程中划出，这导致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下降，政治所赖以运行的支撑条件出现缺失。
从表面上看，财富分化加剧与权利扩张是相悖的过程，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富人所得增多，当然就意味着穷人所得减少，那当然就谈不上还能扩张权利。然而，在过去很多年间，看到的现实是，富人虽然更富了，但穷人也没有因此就更穷了，富人好像并没有剥夺穷人的福利，相反全体公民的福利保障水平在不断提高。
更糟糕的是，在政治过度的过程中，社会必然出现的多元化趋势，又会使不同群体拥有不同的政治目标。这些目标都是“正当”的，但却往往是互相对立的，当它们同时出现于政治生活时，就会造成严重的政治撕裂。
不仅如此，它们还从两个方向共同引爆政治危机。一个方向是，权利扩张所带来的“政治过度”，使国家不堪重负；另一方向是，资本在解构国家权力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政治不足”，即本该进入政治议程的金融监管等事务，脱离了政治审议的范畴，由此不仅造成了金融管理领域的混乱，产生了金融和经济危机，还衍生为社会和政治危机。
本文采用的淤塞试验模型如图1所示，在有机玻璃圆筒两侧分别布置测压管(1号—7号)，测压管下端用软管与渗透仪测压管出口相连，接口处设置滤层；测压管固定在侧压板上，侧压板上装有最小分度值1 mm的刻度尺。试验采用两种排水管壁，试样直径分别为100 mm和150 mm。采用常水头渗透试验，通过调节进水水头改变试验渗透水力梯度，试验设置平均水力梯度i分别为6、8、10，每个试样的试验周期初步定为72 h，试验过程中根据土与排水管壁的梯度比变化适当延长或缩短。
另一方面我们着重培养幼儿的听记能力。在幼儿园日常活动中，我们有意识地借助现代教学媒体播放声音文件，让幼儿进行故事内容听记。为了让幼儿能够准确记住声音信息，我们引导幼儿把机械听记转变成有意听记，也就是让幼儿边听声音边看多媒体展示的图像或视频，或者让幼儿边听边按照声音内容做出相应的动作，或者让幼儿把听到的声音和看到的图像概括性记忆，或者让幼儿用绘画等方式把听到的声音信息表现出来。总之，通过不同的形式，把原本抽象的声音转换成较为具体的动作、画面，在这个基础上再变成字词的语言表达，不仅易于幼儿理解，同时也强化了幼儿的语言记忆能力，提高听记能力。
资本的权势在提升，民众的福利也在增长，它们从不同方向提升了国家运行的成本。前者使有能力汲取社会资源、本该进入政治议程的事务在政治议程中弱化甚至退出；后者将原先并不属于政治领域、消耗资源的事务也裹挟进政治领域。由此还形成了经济生活全球化与民众福利保障国别化之间的紧张，即资本具有了越来越强的去国家特征，消解了主权国家体现人民意志的能力，而福利保障制度则强化了国家特征，要求国家必须呼应公民的权利需求。
目前，虽然产教融合模式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不够成熟。学校和企业之间，特别是企业，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认识还不够深，参与意识不强，无法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一些企业虽然参与到校企合作中来，但也只是出于利益的考量。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一旦教育与自身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便很难再继续参与合作。
近些年来成为强势话语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一种抽象的无边界的政治想象，可是不能不正视的事实是，具体的政治都是有边界的，不必首先去问它道德还是不道德。问题在于：这种无边界政治的理念，正是以往西方国家的道德优越感所系，它们现在敢于鼓足勇气，放下端了那么久的“架子”，承认实际的政治是有边界的吗？
二、“政治不足”之惑
20 世纪特别在下半叶，很多国家在福利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上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展示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最新文明高度；但另一方面，当民主、权利成为至高无上的新政治图腾时，很多国家也在不知不觉地进入一种自我设置的陷阱，那就是要承担越来越多公民越来越多的权利需求，实际上是国家不可承受之重。
以两个日益显著的现象为例。一个是，自20 世纪80 年代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以来，与全球财富总量迅速增长形成对照，贫富分化的全球化也强化了，财富进一步向少数群体集中，而且在发达国家内部，“镀金时代”卷土重来。第二个是，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不断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为主要体现，西方国家迎来了普遍的权利扩张。不仅民主的范围大为扩展、程度大为加深，国家对公民在其他各方面的“照料”，也越来越深入细致了。
比如，一些自媒体从业者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发表批评地方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官员的意见，引起地方官员或者企业负责人注意，于是这些地方官员或者企业负责人为了消除负面影响，主动支付费用，以换取批评者撤回有关稿件。对这种情况，司法机关一般按照敲诈勒索处理。其实，在司法实践中，这种行为性质非常复杂。
这种看起来并不相悖的场景的出现，实际上不过是经济全球化的“前半场”。在以往世界区分为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尚未工业化的欠发达国家的阶段，发达国家的富人和相对不那么富的人，通过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共谋”形成了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它主要体现在低成本利用欠发达国家的资源、人力，以及在“知识产权”名义下实施技术保护，形成对欠发达国家的不公平交易。
推广2 已知抛物线C:y2=2px，过抛物线外任意一点D作抛物线的两条切线，设切点为P,Q，过点D作直线l与抛物线C交于不同的两点M,N，过点M作与DQ平行的直线与直线PQ,QN交于点A,B，则A是线段BM的中点.
为维护这种全球财富分配格局，发达国家也需要对国内政治进行改造。一方面，为方便资本在全球逐利，对资本放松政治约束或政治审查，成为普遍选择。这在西方国家的典型表现是，20 世纪80 年代市场原教旨主义兴起，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都在“小政府”的主张下，实施了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政策。近些年来，全球性的贫富分化加剧及财富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权势通过所掌握的财富能力，逐渐重新塑造和改组了各国的权力结构，使很多国家的政治安排更有利于资本的自由运作。另一方面，为平息民众对财富差距的抗议，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发达国家又普遍采取了增加福利支出、扩张公民权利、提高民众保障水平的公共政策。这两种过程同时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内部政治中所形成的，乃是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所说的“权利与权力的对冲”，即以扩张公民权利的方式，来对冲民众对资本集团更深介入国家权力、操控政治议程的不满。
2017 年8 月，美国一些团体要求撤除南北战争纪念物所引发的冲突，同样是这种现象的反映。美国精英一再说美国的制度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但其实它的包容仍然是在一定刻度下的包容。白人的主导权是美国历史的隐叙事，所谓“大熔炉”是要让“多”融进“一”，并服从“一”的领导。如今，当多元文化主义推动“多”的并立，完全平等的理想成为强大声音并转变为实践时，当然就会动摇美国国本，造成建国契约的瓦解，从而必然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激起滔天骇浪。
在以往西方国家普遍处于“工业化国家”的阶段，这个成本还是可以承受的，因为国家整体的财富一直在增长。但随着全球化进入“去工业化”的“后半场”，西方国家的财富来源大量减少，人的劳动精神大为减弱，而福利支出却有增无减，政治运行的成本还在提高，用“权利与权力的对冲”来消解资本与权利的双扩张悖论，就已经行不通了。
对此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一些欧洲国家对待加泰罗尼亚独立和科索沃独立的不同态度，对后者支持，对前者反对。这种选择性一方面反映了这些国家在道德上的伪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民主的正当性有可能冲击到欧洲联合的正当性时，欧洲国家就不得不在不同的正当性中有所选择。但这种选择显然不可能让各方都满意，也难以让某一方做出妥协，原先以为可以并行相得的价值与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却相悖互戕、南辕北辙。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来自左翼的福利主义和权利诉求演变到21 世纪的结果，是权利预期超过了政治共同体的承载能力，导致契约瓦解、政治过度；而来自右翼的自由放任主义，又使得资本意志肆意扩张，面对主权国家日益强势（比如国家纷纷对大资本减税），严重削弱了国家通过一定的政治安排来化解内部紧张的能力。今天在西方国家内部，左右两个方向已在同时摧毁政治共同体的契约伦理，这对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安排的政治格局具有巨大的杀伤力。这种政治乱象虽然目前在西方国家表现得更明显，但其生成原因却具有普遍性，因此也值得引起所有国家的反思，以避免前车之覆。
通过对9个注水系统分析，查找出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节能技术措施，通过评价分析，采取相应节能技术措施后，9个系统年可节电量为424.77×104kWh。
三、王夫之的反思
对当前西方政治的乱象，西方国家的思想者们显然有些手足无措。就在冷战刚刚结束的二十多年前，西方政治思潮中谈得最起兴的，还是“历史终结”论，一派“自由民主制度”一统天下的自信，转至2008 年欧美金融危机爆发，一些有反省能力的西方思想者，才感受到西方的政治制度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已经出现严重问题。
真知往往出于乱世。饱暖时的思考往往是轻飘飘的，而临危机、动荡之际，才会有更多的人被迫面对真实世界。16 世纪后期至17 世纪前期中国的“明清易世”，就是一次国家和社会“向下沉沦”的历程。在国破家亡的悲剧局面下，明末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大家”，他们均对当时政治有极为切身而深刻的总结反省，一字一句都可谓痛定思痛。尤其是王夫之对明朝以及之前中国历代政治的鞭挞，对动荡的社会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如果我们把他的论述与当下西方政治中出现的诸多乱象相比对，虽然相隔了近四百年，竟然可以“无缝对接”！
王夫之对历代政治得失的检讨，主要见于其史论《读通鉴论》《宋论》和经论《周易内传》《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思想深邃广大。其中对当今之世仍富有启示的一个历史经验总结和政治伦理观念，乃是对“道统”“治统”的区分及对二者相互关系的认识。“道统”历来为中国思想所重。唐代韩愈在其名篇《原道》中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且有异于佛老的“道”，宋代朱熹最先使用“道统”一词，王夫之则在明朝亡国的新语境下，对道统、治统做出新的概括、提出新的理解。“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408 页。 明亡之际，政治衰败，儒学走向道理理想主义的凌空蹈虚，王夫之因而极为重视政治实践即“治统”，强调“力行而后知之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但他亦重“道统”，“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第497 页。 合理有效的政治，应该是“以道统术，以术得道”，也就是说，以道统驾驭治统，以治统体现道统。这不仅是要求“师出有名”，即为实践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而且是以实践的效果，来检验道统能不能成为道统、有没有实践的可行性。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话说，是意图伦理设想得再美好，也要以责任伦理来检验实行。道统与治统因此是合法性、正当性与可行性的统一与协同，没有体现为有效的政治实践的道统不成其为道统，只有结果为善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才真的值得信任和追求，“善作为政治伦理，皆不能离开政治实践之效果来单独谈所谓个人道德”。② 谢茂松：《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4 页。
可以有效进入政治实践、并能产生善的结果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才能成为道统，这又意味着政治其实有其边界，是有限的，能够追求的政治只能是适度政治，而不是所想的东西都能去做。有些政治“理想”其实不过是臆想，尽管说的人和听的人可能都会觉得美好，但如果真的实行，却可能产生坏结果。王夫之曾批评功名之士志在功名而不闻君子之道，最终归不遂、名不贞，实乃自贻之，“无求成求可之躁愿”，应该看到的是，“政治不能是无所不能的，而乃有俟时、听命于天”。③ 同上，第7 页。
与王夫之处在同一时代的英国人霍布斯（Thomas Hobbes），虽然处在相互不通音信的不同地理和政治空间，却也对当年的英国有过类似于王夫之对于明朝的观感，在其《利维坦》一书中，他说：“……人们由于读了这些希腊和拉丁著作家的书，所以从小就在自由的虚伪外表下养成了一种习惯，赞成暴乱，赞成肆无忌惮地控制主权者的行为，然后又在控制这些控制者，结果弄得血流成河，所以我认为可以老实地说一句：任何东西所付出的代价都不像我们西方世界学习希腊和拉丁文著述所付出的代价那样大。”④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168 页。 霍布斯的这番感慨，因1642年至1651 年的英国内战而发，乃是亲历混乱之世而产生的思考，只问结果、只看事实而不奢谈观念是非，也不太中人之听，但却是肺腑之言；不当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追求可能导致糟糕的政治实践结果，他对此同样充满警惕，认识到政治有其边界，当欠缺成本计算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进入实践时，就可能突破政治的有限性，而使善因结出恶果。
王夫之和霍布斯都曾身逢乱世，都从血淋淋的政治现实中重新反思政治，他们所共同看到的问题，都是在政治理念、政治伦理与政治实践不相适应之时，政治混乱将随之产生。以此来看当前西方政治之失，症结实际上仍在于王夫之和霍布斯在几百年前就已痛切认识到了的问题，即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上的僭妄，已超过既有政治体系的承受能力，使政治实践失序无当，也即治统僭越了道统，使道统迷失、政治失度，致使政治失去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
治统僭越道统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治理工具变成政治价值，或者说，是工具理性变成价值理性。以福利制度为例，这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治实践的产物。1942 年，英国政府公布了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计划，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并在战后结束仅三年率先宣称“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其他西方国家紧随其后，也纷纷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这一体系的建立是必需的，是化解在此进程中产生的国内国际问题的重要工具，然而，它的问题在于：社会保障需不需要设定一定的限制和标准？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西方国家刚性的福利保障支出已导致严重的债务负担，而在可见的未来，这一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当年制定福利保障政策的西方政治家和在理论上为之提供正当性的思想家们恐怕都没有想到：即便是最低标准的社会保障，所需要的财政支持也是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可承受之重。而且问题还在于，在民主政治的语境下，福利保障只可增加、难以削减，当前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便是民众对政府试图减少福利支出的激烈反应。由此造成的困境，不仅给民众带来沉重的税负，也窒息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再比如民主制度，如苏力所说，在古希腊时期，民主实际上只是一种政治工具，① 参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53 页。 然而，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共和政治向民主政治演化，民主在很多国家已从工具转变成价值。在失去制约的民众意志面前，美国出现了政党极化现象，凝聚政治共识已越来越不可能；欧洲国家面临的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在激烈的党争和多变的民众意志面前，没有办法形成共同意见去化解。本作为“治统”的民主，在转身成为“道统”后，其政治伦理也从注重正当性、合理性和可行性，转变成了合法性至上，西方国家的政治，也因此演变成“合法”而无效的政治。
四、重建道治平衡
在近代以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因其工业、科技和经济优势，而被认为还有着制度优势，西方文明也因此被世界其他地方看作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智慧。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经济优势显著下降，相伴而来，政治乱象也不断增多，这使得西方转而开始以问题的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这也在提醒人们，在继续学习西方近代以来的一些成功经验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些成功经验在另一个时段转变成难解问题的可能性。同时，西方近代以来的经验，也只是局部时空中的经验，当把西方的问题当成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可能发生的问题时，把西方问题放到整个人类历史的经验系统中进行诊断、从而找到其病症所在并为之开出药方，也变得非常必要。
从中国传统对道统、治统的区分看，西方政治自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演变，也就是作为工具理性的治统逐渐僭越作为价值理性的道统的过程，其间一些新的政治伦理的提出与实践不再考虑长远结果的善恶，这是出现政治过度和政治不足，并导致政治混乱的关键成因。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霍布斯，都高度关注“以道而治”，而“道”在政治体系中的呈现，乃是超越具体是非、着眼长远利害，并有能力进行决断的政治意志。这种稳定而相对中立的国家意志是有着公共性的，不允许任何非公共性力量左右国家政治生活，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皇权和绅权就是当时语境下公共性和政治意志的体现。近代以来，在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西方国家曾建构起这样的政治意志，还曾有效将民主机制包容其中，并在相当程度上管控了民众意愿的变幻莫测和资本意志的肆无忌惮。然而，西方国家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民主政治、权利主义、福利制度等的发展，使得以往用来约束民众意愿和资本意志的政治机制逐渐被解构，以往用以解决问题的政治体系，今天也成为了其中一个问题。
此外，当代西方所流行的政治理念、所提供的政治伦理，其物质基础是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前者为后者设置了一种线性时间观，即以斯图亚特·密尔（Stuart Mill）为代表的英国功利主义者们的只能进步不会退步的文明论。然而，今天西方的“后工业化”，乃是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但不能保证在“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的物质条件仍然能够维持并且继续“进步”，当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作为前提条件衰败时，工业化时代产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解决方案必然也会失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前西方政治中出现的问题，在于工业化时代产生的政治解决方案，并不能应付“去工业化”之后产生的挑战。在工具变成价值、治统僭越道统时，问题就更加凸显。化解这一困局，只能是重建道统，重新构筑治统与道统的平衡。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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