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北京地区政治学理论研究状况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地区论文,政治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光阴荏苒，对北京地区政治学理论研究状况的年度总结，转眼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根据这项工作的组织者进一步明确的要求以及邻近学科的同行们达成的共识，本综述对已有的写法作一些调整。一是，将各类成果的作者更为严格地限定在北京地区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政府部门的人员身上，无论这些成果是由北京地区或者其它省市的出版社推出，以及在哪一种刊物上发表。当然，有所遗漏是难免的。二是，政治学作为一级学科，应该涵盖八个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只是后者之一。前两年的综述以政治学理论为主体，此外只涉及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基层民主建设部分以及中外政治制度史的理论部分，无力涉及其他二级学科的成果。只是考虑到实在必要，今年会稍稍扩大到其他二级学科的重要成果。三是，将成果的类型更多地圈定在中国学者自己的论文或者专著上，只有十分重要的译著才用少许篇幅提到。
本综述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一、政治学原理
1、基本原理。国家理论方面。姚礼明在论文《国家：公共权力、社会控制及职能取代》[1]中，以“国家职能的分解式取代”深化对国家消亡问题的理解。作者根据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信息科学与未来学的知识，认为在国家走向消亡的过程中，国家的传统职能将发生几种转化，即经济职能逐步加强；社会职能让位于社会自身和个人；使用暴力的特殊职能会自行消亡；法制职能的一部分将被社会生活网络化取代，一部分趋于分散、消融在社会之中。
国家主权。徐崇温在论文《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国家主权问题》[2]里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家主权越来越多地受到限制，但与此同时有另一种发展动向，就是国家的作用更加突出。例如，许多跨国公司的核心公司在其创立和维持中，都在逐渐增强对国家政府的依赖。主权国家是全球化的推动者。
民族问题。郝时远在论文《21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走向》[3]里提出，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几乎不存在那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单一民族国家”模式；即便确实有单一民族的国家，也由于日益增多的移民而表现出社会群体的异质性，所以试图通过建立独立国家来解决民族问题的选择，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解决民族问题的着眼点，是如何建立多民族国家内部和多民族世界范围的平等和睦、共同发展的机制，而不是分离和分裂。马戎在论文《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4]中，依次澄清了民族的特性、民族、族群与国家的区分、民族的功能等基本含义，认为民族是兼有国家内涵的领土、法制因素和族群内涵的文化、血缘因素的共同体。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他主张中华民族的英文译法为Chinese Nation，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即a nation-state，将少数民族改称为少数族群，即ethnic minorities，也不再采用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民族矛盾、民族冲突等提法，而是一律改为族群问题、族群关系等等表述方式。
关于政党权威。杨松在论文《政党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5]里指出，国家政治转型的根本标志，是实现传统的人治权威向现代的法理型权威的转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当前应注意发挥政治社会化的积极作用，避免合法性资源流失，同时提高政策绩效，创造新的合法性资源。
关于政府的职能。郭冬乐、宋则主编的《通向公平竞争之路：中国转轨期间市场秩序研究》[6]对当前国内的市场秩序问题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其中的第四篇“对策篇”阐述应该如何确立和实施政府行为准则。本书的理论创新在于：通过市场秩序历史演变的轨迹考察，提出市场秩序的四种类型，即习惯秩序、道德秩序、规章制度秩序、法规规范秩序；论述市场秩序两大理论解说，即自然秩序说和制度秩序说，并从制度的定义、构成、变迁三个角度入手，解释和论证制度是一个国家秩序的决定性因素；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提出超越政府多管或少管的二元论，使二者之间保持有距离的共生关系。
关于法治。程燎原、江山的《法治与政治权威》[7]围绕法治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政治权威这一宗旨，从政治思想史和宪政史的角度对西方国家的法治传统进行梳理，并且据此对20世纪西方国家对制度框架做的技术性调整作了分析。作者认为其中的经验主要有：政治权威的结构化发展，体现为政治权威的多元化、体制化和相互制衡的特点；法治思想与制度框架之间相互影响、启示和促动的关联；法治思想通过教育、传播、革命运动等途径，转变为社会民众的常识；自然法与实证法对政治权威的双重约束。徐显明在论文《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一种人权史的解释》[8]里提出，法治的历史和民主的历史，实际都是人权的历史。新中国50年，在人权问题上，第一代领导人对人权的理解和认识还有些模糊，尚处于探索阶段；第二代领导人把人权分为“你的”、“我的”，开始注意建设“我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承认人权的普遍性，敢于与西方交流、合作和对话，推进人权全面进步成为国家民主建设的主线。
关于德治。万俊人在论文《“德治”的政治伦理视角》[9]里提出，就社会政治实践而言，法治无疑具有某种政治优先性，即首先需要确立社会和国家的政治秩序与法制系统，但是此后，法治与德治就没有社会价值意义上的轻重先后之分。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当中，德治常常被视为一种优先于或者优越于法治的治国方式，这一点与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基本构想和价值目标是不相适应的。
选举制度。关于选举理论中选民与代表的关系，彭宗超在论文《合作拟或冲突：选民与代表相互关系理论评析》[10]里归纳了三种模式，其一是两者关系完全合作与一致的委托说，其二是两者关系适度分离与合作的代表说，其三是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冲突与互动联系的博弈说。作者预测，目前乃至将来，这三大类理论仍有各自的存在空间与价值。
2、部门政治学。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分支领域。第一、政治发展论、有一批值得重视的成果。尹保云的《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11]包含对当代政治现代化理论的评价。作者特别指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缺乏深刻性，主要表现在：搞乱了政治现代化的评价标准，特别是对参与和制度化两个概念的解释是混乱的；缺乏经济学知识，只是就政治谈政治；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历史、国际环境的考察，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相互关系的理解也是肤浅的。
针对不同国别和地区的研究成果更多。刘立涛的《当代旁遮普锡克人问题研究》[12]结合印度走向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考察旁遮普锡克民族与中央政府之间形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利益冲突，认为旁遮普危机并非简单的教派分裂活动，而是上述利益冲突的总爆发，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民族国家整合政策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作者在分析中把握了几个因素，例如，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适变性、锡克人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与政治发展、印度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实施、印度政治文化的变动对地方政治的影响。
吴红英的《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历史与现实》[13]认为自19世纪80年代末以来，巴西的现代化进程走了一条从欧化、西化到巴西化的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巴西的现代化模式可以概括为：经济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国家实施强有力的干预，同时，有明显的外向性（面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依附性（严重依附这一市场）的特征；政治上，民主化趋势不可逆转，军人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参政与干政又使民主化进程曲折复杂，使得集权与分权此消彼长，独裁与民主交替使用；社会结构上，从金字塔式渐化为菱形；文化上，欧洲、印第安和黑人文化的多元并存。
端木美、周以光、张丽的《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农民、妇女、教育》[14]借鉴大量国内外新资料和优秀成果，着重考察法国大革命以来200多年间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发展和变化，作者在结论中重申罗荣渠先生的观点，认为发展的最终要求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即从传统主义到个人现代性的转变。许平的《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世纪－20世纪初》[15]进一步缩小研究范围，在法国从以小农为主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的过程中，选择农村的社会转型作为课题，考察它与政治现代化的内在关系。作者以19世纪40年代末第二帝国的出现和70年代初共和体制的确立为例，说明法国农民与政治现代化关系密切，现代民主政治能否顺利建立，直接取决于农民能否变成现代人。作者又说明，政治革命之后，彻底解决农民问题的最基本途径不是政治的暴力手段，而是经济的自然力量和社会总体环境的进步与发展。
刘祖熙的《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16]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编。在政治部分，作者以19世纪后半叶俄国的地方自治改革和国家杜马的限度为例，说明俄国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度转变的不彻底性，这种政治现代化的滞后预示革命的必然发生。在文化部分，作者回顾19世纪40年代俄国思想界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一场历史性大争论，指出虽然当时西方派占了上风，但是斯拉夫派的思想遗产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深刻和长远的，后者重视的精神共同性、思维非理性和道德人民性因素，已经深入到以后形成的俄罗斯观念中。作者富于深意地指出，如果说21世纪初的新俄罗斯国家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的总统制）基本确立，政治上的现代化接近完成，那么思想文化上的现代化在俄罗斯却远没有实现，仍需假以时日。
第二、政治文化论方面。郑也夫的《信任论》[17]虽然不属于政治学专著，但是信任是政治文化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作者在剖析传统的全权主义体制时，揭示它干预到社会生活每个空间的特征，社会中只剩下指令、服从和执行，消除了社会中间组织，没有了个体交往的自由空间，这样也就消除了信任赖以生存的社会道德环境以及道德要求的主体选择自由这一前提。作者也总结了政治运动频仍时期各种政治揭发现象，指出它们的恶劣后果之一，就是在人们当中培养了彼此不信任的气氛，瓦解了社会赖以存在的最基础的信任结构。
政治文化理论方面，有一部值得提到的译著，就是当代美国学者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18]。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是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人们相互约定中的互惠与信任等等道德意识与社会规范。它与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政治文化经典定义既有直接联系，又有研究范畴上的差异。
第三、政治沟通理论。田为民在论文《文化与权力：解读当代西方政治沟通理论研究中的文化趋向》[19]里，详细介绍了国外学者在剖析各种政治沟通现象时的新思路，例如，超级大国在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时，受制于本国文化、态度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当代中国的政治沟通也反映了它的政治文化特征，诸如社会群体的融合、自我的克制、名誉的重要性以及注重用调停方式解决争端。所有这些，已经不同于传统的、以传媒为中心的研究模式。
二、中国基层民主建设
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准有明显的提升。白钢、赵寿星的《选举与治理：中国村民自治研究》[20]汇集了作者近几年在这一课题上的十二篇研究成果，其中六篇是初次面世的。在其中一篇，作者总结了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制化、规范化的成果，包括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设立秘密写票处、贯彻违制处罚原则、设定罢免程序。作者相信，这些成果的巩固，将有力推动执政党党内选举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改革。在其他几篇，作者还归纳了当前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存在的问题（贿选、指选、派选、领导选举机关带头违法、选举程序不合法、用非法手段破坏选举），以及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失调问题（乡镇政府擅自委派、指定或者撤换村委会成员；乡镇政府包揽、干预村民自治事务，等等），并积极提出有关对策。
将村民自治与土地制度的变迁联系起来考察，这一崭新思路贯穿在荣敬本、高新军、杨雪冬等人合著的《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21]当中。作者以在河南省新密市、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江苏省无锡市所属市镇的田野调查为例，说明当前中国有的大村在村民自治取得成功后，希望单独建镇，实行乡镇长直接选举，其理由在于农民迫切需要对土地重新规划和利用，而村级没有土地转让和审批权，只有深化乡镇民主制度建设，才能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作者还追溯了中国儒家的乡党以及讲英语国家的农村党的概念流变，认为推进乡镇民主制度建设，对于扎实地搞好执政党的基层民主基础、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建设大有好处。
相比较而言，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22]特点是将考察问题的视角，转向现代中国农村地区政治管理体制的变迁上。作者在开篇就指出，近年来对于中国农村政治的关注，似乎太多地集中在村民自治的现实上面，而对于农村政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和为什么非走这一步，却缺乏起码的考察，所以他更愿意清理历史的脉络。作者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从秦汉以后到清末明初，中国农村的政治格局是乡绅主导的乡村自治，社会当中有过发达的民间组织。20世纪前半叶急剧的社会政治变动，使得农村地区发展起来一种国家政治主导的、全能式的政治体制，原先的地方精英、连同民间组织和传统文化逐渐被淘汰出局。这一巨变多少揭示了当前农村地区基层民主建设的难度原因何在。同样在自己的短文《爬上妙峰山看“村民自治”》[23]里，张鸣认为村民自治并不在于仅仅搞好村级政权的民主选举，关键还是恢复村民的组织资源，锻炼他们的自组织能力。
三、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张志洲在论文《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理论探析》中，分析了布莱尔的“思想之师”吉登斯的首要思维方式是超越左与右的二元对立，后者在1984年出版的《社会的构成》里，就阐述了这种二重性学说。史志钦在论文《解读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理论》里介绍了朱利安·勒格兰德的观点，认为“第三条道路”主张的社区、义务、责任和机遇，使它的理论有别于新自由主义和老的社会民主主义。[24]
新自由主义。张世鹏在论文《从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渗透看西欧政治思潮的基本发展趋势》[25]中提出，在整个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影响最大的经济与政治学说是自由主义（包括新、老自由主义）。文章主干部分依次介绍了保守主义政党在80年代被新自由主义化；然后是90年代中后期重新上台的社会民主党不断被新自由主义改造；最后是90年代开始入阁执政的绿党、甚至在野的极右翼势力法西斯主义也被新自由主义化。作者提醒人们，西欧政局将会不断向右调整，对此，西欧的民主力量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新保守主义。王皖强在论文《斯克拉顿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26]里认为，当代英国哲学家斯克拉顿的哲学保守主义重视社会秩序与传统的价值，据此赞扬市场机制，主张公民忠诚于制度与法律，强调私有财产及其继承关系，这一政治哲学与哈耶克等人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互为补充的。
女权主义与绿色和平主义。由解海南撰写的“绿色和平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女权主义的政治思想”[27]，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这两种在西方各国政坛兴起仅仅30余年的重要思潮。前者介绍了政治生态学的基本理念、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生态主义的社会关系与政治结构、对外关系政策主张。后者侧重分析女权主义当中的几种代表性流派，包括自由女权主义、社会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和心理分析女权主义。
另外，段忠桥主编的《当代国外社会思潮》[28]中，介绍和评价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未来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九种社会政治思潮，这些也属于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
四、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
1、政治思想史。第一、中国政治思想史。俞可平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兼论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区别》里指出，分析历史上不同统治思想派流可以发现，不论是重法治、尊君主、倡严政的思想家，还是崇民本、倡礼治、倡仁政的思想家，以及礼法并重、尊君爱民、宽猛相济的思想家，他们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把“民”当作“本”，把“君”当作“主”，这些不同的政治思想流派既是民本主义的不同表现，也是君主主义的不同表现。民本主义与君主主义相辅相成，互为前提，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最基本的特征。许振洲在论文《漫话中国的国家干涉主义传统》里提出，国家干涉主义传统开始于春秋时代的法家学说，秦汉以后走势的儒家耻于谈利，实际上仍主张明主不应忽视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致使汉代后的历代王朝都重视设置常平、平准机构，开展对贫民的借贷，免除灾区赋税，通过兴办国家工程开展赈灾救灾等。作者还联系当前中国转型时期的特点指出，在可以预见到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经济自由主义最多只能是少数“精英”或曰“成功人士”的宠儿，很难得到社会多数的认同。[29]
刘晓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30]以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为主要研究对象，肯定新儒学对于政治目标、政治价值和政治活动普遍意义的探索可以避免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的偏颇这一价值，也指出它对于制度和社会组织的伦理关系过于简略，对于制度组织与权力的分配制衡问题，对于现实社会的政治关系以及民主政治的社会关系基础有所忽略的弱点。
第二、西方政治思想史。丁林在文章《非法之法不是法》[31]里，回顾了美国1787年宪法制订期间各派政治势力围绕人权保障展开的争论，此后权利法案的精髓，就在它的“不得立法”条款，即国会不得起草通过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这一精神的来源，是有几百年历史的英国普通法体系中褫夺公权法案的逐渐消亡，它转化为美国宪法文本里的“必要和适当条款”，所谓国会有权制订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法律。
19世纪英国思想家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长期流传在中国学术界，却是一个不精确的译法。李泽厚在短文《应是“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32]里纠正了这个错误。
胡水君在短文《正义的重申》[33]里，分析了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的理论价值，指出它不同于罗尔斯的程序正义，也不同于哈贝马斯的通过理性对话达致主体间性或合意，而是突出了诸个体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而达致的共同认识。
这一部分有两部译著应该提到。一是邓文正翻译的《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34]，说明了教育与政治、《政府论》上篇、《漫话教育》与《政府论》下篇在洛克思想体系里的联系。另一个是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35]，作者批评了英国当时社会学界存在的种种不科学现象，申述了关于经济不干预主义的原则。
2、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游彪的《宋代荫补制度研究》[36]考察了与科举制度体现的选贤任能原则相悖的官僚世袭制，即荫补制度。书中前四章依次叙述了宋真宗以前、宋仁宗时期、宋神宗至北宋末期、南宋官员的荫补制度。第五至第十章叙述了荫补制度的细节，分别体现在致仕、遗表、后妃、宗室、宦官养子、先贤及本朝勋臣后裔几个侧面。最后部分放在考试制度和政治地位评价上。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史。顾俊礼主编的《西欧政治》[37]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组编的硕士生教材之一，包括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宪政原则、选举方式、政治运动、政局变化、地缘政治以及各种政治思潮。
五、全球政治、地区研究和比较政治学领域
1、全球政治。由毕思文、俞纪华、杨东红编著的《系统政治学》[38]独辟蹊径。全书以地球（地理）坐标为时空参考系，以系统科学和地球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认识和了解整个地球系统中人类社会系统所涉及的信息流过程，特别注意社会系统不同时空尺度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规律。
2、地区研究。陶涛的《西欧社会党与欧洲一体化研究》[39]归纳了西欧社会党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理论创新。一是，国家理论方面，重新认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支持国家主权部分转让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二是，重视国家的社会职能，即在国内和欧洲范围强化和扩大共同问题上的政策；三是，更新政党组织建设，社会党联盟在协调成员党的政策主张、达成共同的欧洲政策上，起到促进跨国党际合作的作用。
2001年5月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关系学院主办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研讨会上，宋新宁在发言中提出一种观点，即欧洲一体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和法律的过程，政治动因、政治家的推动和民族国家的作用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不存在所谓经济一体化超前，政治一体化滞后的问题，这两者是相互协调发展的。
3、比较政治学。同样在上面提到的研讨会上，张小劲在发言中提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冲击了一贯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的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主流倾向；发展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当中有两个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是侧重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二是侧重方法论创新。[40]
年末，张小劲、景跃进的《比较政治学导论》[41]出版。该专著的写作结构与国外同类著作相比有一点重要不同，即没有按照国别或者功能体系展开叙述，也没有包括不同政治制度的类型与特征方面的比较，而是侧重介绍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反映当代这一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
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42]在申述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总结了衡量政党制度的标准问题，例如，相同类型的政党制度有多种模式；由本国民主革命历史发展而来的政党制度，都有不可模仿的特殊性；各政党在基本政治理念和重大方针上的共识，是政党制度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凡是比较成功的政党制度，都有一、两个强大的政党作为国家发展的支柱；成功的政党制度总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总结以上，可以看到政治学理论这一学科在北京地区的稳步发展。翻阅过去一年的全部成果，可以感到有几个特点。第一，某些分支领域的成果丰厚，学术水准很高，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政治发展论和中国基层民主建设方面。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与作者长期的学术积累有关，例如，政治发展研究中的几项成果，像上面提到的吴红英、许平的专著，此外，还有中国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方面游彪与刘晓的专著，地区研究中陶涛的专著，都是以作者在国内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写下的论文为基础的，其中容纳了厚重的历史资料和前人的理论成果。中国基层民主研究开掘较深，或是因为作者连续跟踪现实的发展动态，或是作者深入历史资料追寻制度演变的客观辩证过程，两者都离不开扎实的专业功力。
第二，开掘新资料与理论创新意识明显增强。有的成果具有增补空白的价值，像以地球系统科学为基础的系统政治学的设想，其理论基础和概念框架都是新颖的。张小劲的《比较政治学导论》，是这一重要领域内国内学者的第一部系统性的理论专著。解海南对绿色和平主义、特别是对女权主义政治思想的介绍与评价，段忠桥等人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社会政治思潮的全面评介，在国内也是罕见的。有些课题初看上去并无新意，但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作者无论在开掘新资料、提出新观点，或是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努力在某一点上突破成说，都体现了作者的独立思考和个性化风格，这类例证比比皆是。
第三，更多地注意学术概念的严谨与科学性。例如，殷叙彝指出，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新自由主义不同，后者是自由主义的左翼，是倾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前者则是右翼，它吸收了一些保守主义思想，是敌视社会主义的，因此吉登斯等人称之为新右派。[43]这番话多少有助于澄清几年来流荡在国内政治理论界的一个概念混乱，即把新自由主义或自由保守主义妄称为自由主义。又例如，白钢在使用“治道”和“治理”概念时，分析governance的本意含有政府与公民双向互动、合作运用公共权力的意思，而汉语辞源学上的“治道”、“治理”和“管理”等，都含有运用行政的、法律的、制度的、政策的手段，居高临下单向性运用权力的意思。他提醒读者，在使用这一新概念时，应当注意英语和汉语在字面上的含义的差别。[44]这番话不仅有解释学的价值，还有站在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反思的味道，甚至包含对目前的译法带有怀疑与批评的意味，值得注意。可以讲，这种基本概念上的辨析，对于学术的进步来说，本身就属于基础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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