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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慈善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现代慈善因子
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出于对人类的爱而盗取火种，甘愿受罚。对人类的爱(philanthropos)正是慈善(philanthropy)一词的词根。富人应该捐赠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的普遍观念。亚里士多德把捐赠看做是富人服务于国家、追求德性和善的途径。“慷慨的人消费在应该的对象上，以应该的方式”。“成果的德行就在大小之中。我们所说的德性是一种荣誉。例如对敬神事业的消费，备办贡品，修造庙宇，以及其他宗教活动。此外还有公共福利的消费，这都是人所羡慕的事情”。①到了罗马时期，西塞罗的公益慈善理论对西方公益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塞罗把慈善归结为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履行的道德责任。西塞罗非常赞赏个人为国家慷慨解囊，施财于公共利益。人们应当遵循“对受者有益而对施者又没有损失”的原则，经常不断地为他人和公共福利做出贡献。他认为，倘若个人行善时把钱用于修建城墙、船坞、港口、沟渠以及所有那些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工程，那么这种善行比施惠于私益的善行更加正当，因为施舍个人只能使一个人得到一时的满足，但是公共工程的改善会使后代获得更加持久的恩惠。“好心为迷路者带路的人，就像用自己的火把点燃他人的火把，他的火把不会因为点燃了朋友的火把而变得昏暗”。②
(二)中世纪基督教会的慈善遗产
教会慈善是中世纪慈善的最主要形式。这一时期对穷人的接济、开设医院等几乎全部是由教会组织实施的。基督教精神中被继承下来的遗产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平等博爱精神，不分种族、地位、贫富，每个个体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利获得生存必需的物资，爱上帝就要爱每个人。由此演化出第二个精神——责任精神。18世纪著名的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在《对穷人的慈善责任》中就说：“真正的基督徒，绝对要求有这种责任，并按上帝的教诲坚持不懈地履行这种责任……必须对穷人慷慨救助。”③第三是让捐赠财产成为富人进行自我救赎的途径之一。在基督教中，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你不能既服侍上帝又服侍金钱”(《马太福音》第6章)，《圣经·新约》篇章里就出现了大量劝人行善的说教：“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④后来随着宗教改革的不断演变，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财富观。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在《富人的获救》中阐述的财富观对后世影响极大。他认为财富是上帝赐予的，只有拥有财富才能按照上帝的吩咐做事，因此，富人并不可耻，也不用抛弃自己的财富。但是必须合理对待财富，不可过分贪恋陷入病态。以上这些思想都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中世纪教会慈善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美国慈善事业史学者维弗指出：中世纪慈善的动机一大半是为了赎罪，或更广义地讲，是为了讨好巴结天堂里的统治者，给自己在炼狱里行方便，另一部分动机则出于使捐助者的名字与荣誉不朽。⑤一位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Bronislaw Geremek)曾经说过，“基督教关于贫困的教义同社会的现实并没有多大关系”。⑥捐赠是为了赎罪和为穷人祈祷，和减轻现实的贫困没有联系。因此，这种重死人、轻活人的慈善往往被指责为伪善。英国的改革派宗教人士提出了新的慈善观念，认为应该把慈善的重点放在如何减轻现实疾苦上，并指出贫困不仅是个人的不幸，而且是一种社会罪恶，因此慈善必须着眼于社会，着眼于公共福利的改进，而不仅仅是救济少数不幸者。
(三)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现代慈善的萌芽
14世纪以后，随世俗王权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教会慈善的方式也开始不断演变。可以说，古希腊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是现代慈善的两大源头。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糅合了上述两大传统的现代慈善开始萌芽，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开始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并注重慈善的效率。这一时期，可以说从理念和制度上都为现代慈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艺复兴时期从神到人的转变也促使了慈善从天上来到了地上。致力于解决现实疾苦的慈善家们抛弃了中世纪为了赎罪对教会的捐赠，开始思考如何减轻现实的贫困和疾病。他们建设社会住房、提供教育、为开始创业的学徒提供工作资本。同时也开始实践创立基金会或者慈善信托。这一时期，商人财富的扩张使得他们逐渐摆脱了王室和宗教的干预，成为捐赠的主体。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的贫富分化也逐渐加剧，单纯靠慈善机构已经无法应付严重的贫困。160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济贫法》，女王伊丽莎白也颁布了《英格兰慈善用途法规》。后被合称为《伊丽莎白法规》，是世界上第一个捐赠立法。这一法规对捐赠对象做了详细的规定，除了老弱病残以外，大学、公共设施、失业者等都包括在内，慈善事业开始世俗化。该法并对慈善机构的管理和监督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因此，“这一法规在公益事业史上被认为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是现代公益事业的先声”。⑦
(四)20世纪初美国现代慈善模式的形成
19世纪下半叶，美国进入了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一方面，工业革命迅猛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两极分化却愈演愈烈。“1880年美国的百万富豪不足1百名，而到1946年这一数字已超过4万人，其中一小部分人的财产超过1亿美元”。⑧对于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就像弗里德希·T.盖茨向约翰·洛克菲勒建议的那样：“你的财富像雪球一样不断积累!你把财富捐出去的速度必须要比它增长的速度更快!否则，你，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的孩子都会被这些财富压垮”⑨。正是这个建议唤醒了洛克菲勒，他开始建立慈善信托。同时期，卡耐基于1889年发表了《财富的福音》，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反映美国现代慈善思想的代表作，从慈善的动机到捐赠的领域都为后来美国慈善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投身慈善事业已成为美国成功企业家在业内继续发展和稳固立足于整个社会所必须遵循的隐形合约”⑩。当今美国的很多慈善家们也称自己是卡耐基的孩子们。
在这一经典文章中，卡耐基表达了以下观点：1.贫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是文明进步的代价。也就是说有才能的人集聚大量财富无可厚非，天经地义，反对革命和平均主义。2.富人对社会进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满足了家庭成员必要的生活所需外，对于剩余财富的最好处理方式就是用于公众的福利事业。3.如何保证剩余财富使用的效率最高?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能使接受者堕落而导致进一步贫困，而是激励优秀的人自己改善自己。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建立大学、免费公共图书馆、医院、研究所和实验室以及捐赠教会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不接济个人”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基本章程之一。
与此思想配套的是一系列制度的形成。首先，成立慈善基金会，以公司的形式管理和使用这笔资金成为当时富豪们的首选，它保证了慈善基金会能持续存在下去，聘请专职人员管理基金会也使得慈善事业能够很好地延续下去。其次，1942年，美国国会批准了累进制的个人及公司所得税方案，这大大激励了更多有能力的人捐赠。(11)各种非营利组织只要在州或联邦政府税务部门登记，通过审查就能享受免税待遇。第三，健全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并有明确的执法部门。除了免税的审查必须通过税务部门外，州政府慈善事业募集基金的法律规定了两个目的：一是保证募集到的资金根据捐赠者的意向用于慈善目的；二是保证公众能够对使用捐赠的一些决定得到准确和可靠的信息。各大基金会自身内部有严格的财务制度，同时还受全美慈善委员会的监督，每年上报捐赠和财务信息。而最广泛的监督则直接来自民众，因为信息必须每年公开披露。
(五)创新和多元——冷战结束后的全球慈善时代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4年7月31日的一篇文章指出，19世纪向20世纪的过渡阶段似乎是慈善事业的黄金时代。现在，也许又一个慈善事业的黄金时代将要来临。理由与以前相似：社会不平等是慈善事业的伙伴，而且巨额财富会激发人的慷慨之心。(12)从慈善的历史来看，“过去的每一个慈善黄金时代最后都以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扩大，挤出一些慈善家而告终。”(13)但现在的趋势是政府的边界在缩小，并鼓励慈善。这就为慈善的繁荣提供了空间。欧洲的国家福利模式由于老龄化和经济全球化受到了冲击。英国政府支持了持续3年的“捐赠运动”，并以给捐赠款减税的方式来鼓励捐赠，以减轻政府在社会问题上的负担。而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软件业的巨头Infosys的联合主席南丹·尼乐卡(Nandan Nilekani)认识到“在印度这样一个贫困率高、收入分化严重、刚刚开始推行自由市场的国家，富人从事慈善更加重要，而不仅仅是倡导道德和伦理。在印度商业领袖中，慈善精神的迅速兴起是个分水岭，决定印度是成为一个更为平等的自由的民主国家，还是回到社会主义的老路上来”。(14)同样，在我国，政府和社会舆论都在鼓励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更有建设性地方式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先富群体也在探索如何用更加适合的方式回报社会。冷战结束后，在公民社会兴起的大背景下，慈善作为第三方组织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成为推进民主进程的途径之一。这些都说明了“慈善”已经被很多国家接受，而且由于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差异很大，慈善也进入了创新和多元时代。
新一代的慈善家们的宗教色彩要淡化很多，相反，却更热衷于追求慈善效率。市场规则、现代管理学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及巨额财富结合在一起，变幻出各具特色的慈善项目。“无论身处何方，众生价值平等”的信仰使盖茨致力于全球健康、环境、新能源等问题。同时，慈善的方式也在创新。在新生代中最引人注目的是eBay，易趣网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达(Pierre Omidyar)，他颠覆了慈善中的非营利理念，认为慈善通过营利性活动，可以像捐赠一样追求社会公益。他把自己描述为“亲市场、反大政府，传统慈善的怀疑论者”。(15)奥米达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比传统的慈善方式效率更高，而鼓励个人参与是实现个人的自立自强——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的自强——的最佳途径。因此，扶持小额信贷机构、投资具有社会影响的企业是奥米达慈善投资的主要领域。这种营利模式能否在解决社会问题上表现更出色，现在没有答案。
二、现代慈善的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是个体自愿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或公众福利的无偿捐赠行为，具有制度化、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特征。发达的慈善事业是公民社会的标志之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总的来说，现代慈善具有以下特征：
(一)建立在平等自主基础上的人本价值是现代慈善事业的伦理基石
在西方，大约从17世纪开始，对人的内在价值的认识逐渐从一种模糊的认识演变成一种理论，康德对于这一问题做了彻底的论证。首先，他认为“人类的价值是无上的”，因为只有人有自我意识，有欲望和目的，“事物只因他们而有价值”。在他的《实用人类学》中指出人能够有自我的观念，这使人无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个人。人的价值是绝对的。其次，人是理性的存在。人类有着内在的价值。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确定自己的目的，自由是理性存在物的本性。第三，因为每个个体都是理性存在，从而本质上是相互平等的。康德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3大准则。1.除非我的行为可以成为普遍准则，否则你不能行动。2.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做工具，而应该永远看做自身就是目的。“我认为：人，一般说来，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做目的”。(16)3.人为自身的行为立法，意志自律是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以上三点缺一不可。康德的“人是目的”揭示了人的内在价值，即任何个体不以任何外在的目的而存在。也就是社会的每个个体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从而每个个体都具有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的权利。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平等、自由、权利等概念获得了逻辑的论证，后来并逐渐形成了各种学说。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正是遵循了人本价值这一理念。每个个体都有生存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么捐献者就不再被看做高人一等，受助者也不再卑微，两者是平等的。陈光标让接受资助的人拿着钞票和自己合影，实际上损害了双方的尊严，也背离了现代慈善的精神。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先驱富兰克林在消除贫困上就主张为所有的人创造自力更生的机会，从而达到社会没有穷人接济的境界。他提出的“促进人类幸福”，“提高普遍的知识水平”后来成为许多基金会的宗旨。(17)
(二)动机多元化
慈善从本义上讲是出于同情或怜悯而对他人提供无偿帮助，但细究起来的话，并非所有的慈善都是从利他的动机出发的。正如美国社会交换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劳所说：“但在这种无私的面纱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潜在的利己主义；帮助他人的倾向常常是以下述期望为动机：这样做会带来社会报酬。”(18)尽管这种社会报酬有时仅仅是社会赞同，通俗地说至少可以获得精神慰藉。可见，纯粹从动机上对慈善进行界定是困难的。“从国内外捐献者的现状来分析，至少有如下类型：无私奉献型、同情弱者型、互助友爱型、塑造形象型、经济谋划型、政治需要型、沽名钓誉型和最终利己型等。”(19)比尔·盖茨最初的慈善项目——为图书馆免费安装互联网，曾被指责为披着慈善外衣的市场开拓行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很多慈善行为的道德色彩和追逐利益交织在一起，变得多变而复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察，慈善事业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社会资源(有形或无形)的一种合理、有效的重新配置和开发。这种重新配置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慈善的心灵和利益的驱动。前者是人类善良本性的显现或引发，后者是人们对个人利益的明智选择。”(20)在笔者看来，大多数时候二者兼而有之。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利润动机和道德动机很难区分。因此，我国著名的社会保障研究专家郑功成教授主张将动机和效果分离、在追求效果的前提下提升社会道德。这也有利于我国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过分纠缠动机的纯洁性势必会损害很大部分的慈善意愿。
(三)自愿性或自发性
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Becker)认为，“慈善”是将时间与产品转移给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或组织，他提出了慈善的两个特点：其一，慈善是一种自愿行为，它绝对没有强制的成分，这种本质使它完全不同于国家税收。其二，慈善行为是针对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或组织，以区分家族内部的互助行为。(21)自愿性或自发性已成为现代慈善的一个重要特征，以区别于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其次，任何行政摊派或舆论压力都与现代慈善精神相违背。“新慈善资本主义精神的要素似乎有两个：一是认为捐赠是一种责任，二是认为自己是问题的解决者”，(22)而不是政府或者其他机构。美国舆论界虽然对慈善基金会的非议也很多，如：指责其为富豪统治、动机不纯、捐助不积极等，但在保留基金会的态度上确是基本一致的。因为这些私人自发的基金会代表着多样性和志愿性，这有利于促进美国的民主和平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数量猛增，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慈善组织，这些组织被看做是推进公民社会的重要力量而受到重视。曾担任过大西洋慈善董事的弗勒锡曼(Joel Fleishman)在2007年的著作《基金会：一个伟大的美国秘密》中总结到：“基金会受政府和社会控制较少，而是为了履行自己的使命”，(23)这正是基金会活力的根本所在。在我国的慈善历史上，政府和民间力量此消彼长，但总体来看，政府力量处于主导地位，民间的救济力量始终不够发达。改革开放后，政府在救济领域的强大地位排斥了民间慈善救济的发展。2011年底，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向社会公布了《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58.3％的捐款都流人政府以及有政府背景的慈善会和红十字会系统，其中：20.6％的捐款直接进入到各级民政部门，9％进入到除民政之外的其他党政机关、人民团体，6.7％进入到各级红十字会，22.0％进入到慈善(总／协)会。而只有1.3％进入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非和福利院领域里，而在这个领域里，依然有一些是有政府背景的机构。(24)目前，民间力量和政府力量倒挂是制约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障碍，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职责不够明确，导致实际中政府管辖范围过大，民间活力和资源没有被切实调动起来。其实，我国的民间慈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但我们缺乏基础的制度引导和规范。
(四)专业化的团队是现代慈善区别于传统慈善的重要特征
具体体现为大量具有公信力、以现代企业模式运作、管理科学的慈善组织的存在。慈善组织是联系捐赠者和受捐者的中介力量，可以说是整个慈善事业运转的中心，而效率和社会公信度则是慈善组织的生命力所在。以美国的经验为例，卡耐基、老洛克菲勒们把基金会当做实现科学慈善的载体，仿效公司的管理体制、对如何有效地花钱也要进行科学管理，这样才能提高慈善的效率。二战以后，慈善组织越来越注重吸取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注重提高基金会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效率。被称为现代管理学教父的彼得·德鲁克同时也是现代慈善资本主义的教父，他最早开始关注非营利部门如何更好实现自己的使命，并引用管理原理帮助沃伦牧师创办了马鞍峰福音基督教会。“德鲁克帮助形成了慈善、资本主义和宗教的混合，而这种混合是非常奇异的，但它也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之一”。(25)而对于基金会的监管则是多方面的，有内部自律、行业协会监管、政府税务监管及公众监督等。即便如此，也难以保证慈善组织不出现任何丑闻。例如最大的公募组织“联合道路”，1995年被曝出其主管有欺诈行为的丑闻，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勉强恢复信誉，给美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带来了反思。但整体来看，美国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公众信任度较高，人们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慈善组织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根据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接受调查的近九成公众表示对慈善信息公开不满意。其中，在满分为5的慈善指数标准下，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透明指数仅为1.52。郭美美事件、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事件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直接影响了公众的慈善捐助意愿。可见，我国对慈善组织的管理和监督需要更进一步的改革，以增加公众的慈善意愿。
(五)救助的科学性和计划性
找出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而不是简单地施舍是现代慈善的重要特征。因此，对于某个社会问题，通常都会先调查研究，然后有计划地进行救助。卡耐基在创立基金会时的理念就是反对传统的简单施舍，提倡资助自助者。“济世救人之举主要应考虑如何帮助那些能自助者，向那些希望改善的人提供一定资助，使之得以如愿，或给那些有抱负的人以资助使之能成功。要去帮助，而不要或尽量少去包办一切。施舍从来不能改善个人或民族的处境，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值得帮助的人往往不主动求助于人。……在细心而热诚地去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的同时，必须同样注意不去帮助那些不值得帮助的人”。(26)并提出了慈善的七个最佳领域，大学、免费图书馆、医院和实验室、游泳池、公园、公共礼堂及教堂。在他的经典之作《财富的福音》中谈到，财富捐赠的原则就是“决不能使接受者堕落，进一步陷入贫困”。例如我国著名经济学茅于轼创办的富平职业技能学校，立足于帮助农民进城实现自我发展，体面就业，而不是简单地施舍。他的龙水头村基金会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帮助当地人脱贫致富。因此，现代慈善也被称为科学慈善。陈光标为自己辩护说，他拿出的是真金白银，这点不可否认，问题是真金白银是否有更好的使用方式。我们的慈善方式已经进入了考虑如何更加科学的时代。
综上所述，现代慈善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且还处在不停地变革之中。它代表着人类向善的追求，不断推动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正如美国学者尼尔森所言，虽然现在的大基金会的表现不能让人满意，但它们在开创性和多样性上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促进了民主和平等。(27)我们处在慈善创新的时代，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将出现多种手段组合的方式，政府、富豪、大众都将参与。
注释：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4～75页。
②[古罗马]西塞罗：《西塞罗三论》，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3～114页。
③戚小村：《论西方公益伦理思想的两大历史传统》，《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④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新约》第19章，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1994年，第22页。
⑤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8～129页。
⑥[美]马修·比索普等：《慈善资本主义》，丁开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⑦资中筠：《财富的归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⑧郑功成：《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7页。
⑨[美]马修·比索普等：《慈善资本主义》，丁开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⑩彭晶等：《新慈善精神的动因和社会意义》，《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
(11)Friedman,Mcgrarvie,Charity,Philanthropy and Civility in American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364.
(12)朱美荣：《慈善事业的新黄金时代》，《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2期。
(13)[美]马修·比索普等：《慈善资本主义》，丁开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14)[美]马修·比索普等：《慈善资本主义》，丁开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6页。
(15)[美]马修·比索普等：《慈善资本主义》，丁开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16)[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47页。
(17)资中筠：《财富的归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18)[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9页。
(19)郑功成：《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20)姚俭建等：《美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分析：一种比较视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1)转引自汪志真《慈善伦理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页。
(22)[美]马修·比索普等：《慈善资本主义》，丁开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23)[美]马修·比索普等：《慈善资本主义》，丁开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0页。
(24)陈一舟：《该怎么解读“六成捐款流入政府”》，商都网，http://view.shangdu.com/news/2012/02/07/105_538165.shtml，2012年2月7日。
(25)[美]马修·比索普等：《慈善资本主义》，丁开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6页。
(26)[美]罗伯特·莱西曼：《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李胜福等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210页。
(27)Waldemar A.Nielsen,The Big Foundations,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