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对亚洲工业化地区的影响（一）——中国与香港地区之间经济渗透对欧洲贸易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地区论文,欧洲论文,亚洲论文,香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道南译
〔编者按〕1995年2月8日至10日，日本发展经济研究所在东京举办题为“香港回归中国及亚洲工业化地区”的国际研讨会。在3天的会议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16人宣读了论文，阐述了这一重大事件对各自国家的影响。会议气氛热烈，是一次较为全面讨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的讨论会。发言人的观点十分明确，资料与数据也较为丰富。本刊独家获得该会议资料并将连续刊登会议论文的摘要，以供读者了解“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这一伟大事件在世界各地的反响。
本刊向提供资料并译介的上海社科院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道南等先生致谢。
1980年至1993年间，中国的国际贸易实现了大跃进，进出口增长率超过世界平均增长水平，它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翻了一番。中国成了世界第九大出口国，在非OECD国家中位居第一。中国的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制成品部门：自1980年以来，制造业在出口增长中占90%，1993年占全部出口的4/5，而1980年则占50%。同年，中国在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中占2.4%。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保证了出口的成功。对外贸易自由化、推动出口策略、吸引外国投资的开放政策是这一战略的组成部分。其中最主要的努力则是允许并促进中国和香港经济的相互渗透。
香港地区与中国贸易相互依存不断增长
中国与香港地区贸易相互渗透最为明显的标志是双边贸易的力度不断增长。1993年中国是香港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早在1982年，中国就超过了日本，成为香港地区最重要的供应国。1993年，中国赶上了美国，成为香港地区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对中国出口额占香港地区出口总额的28%。中国一直是香港地区向第三市场转口的主要货源供应国，香港地区积极推销中国产品。1993年，香港地区转口商品中有57%是中国供应的，而80年代早期中国就已经是香港转口的最大的目的地。
同时，在中国进出口增长中，中国与香港地区贸易也发挥了主要作用。事实表明，中国产品和香港转口是中国和香港地区国际贸易增长最快的部分。
这种日益增长的贸易相互依存性和转口的增长反映了中国和香港一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继续得到发展。当中国经济和外贸改革拆除了有碍贸易发展的制度上的障碍后，中国与香港地区经济互补性就引发了一种共生现象。不断扩大的贸易额很大程度上是香港地区工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的结果。工业向中国转移为香港制造业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使香港的竞争力不致因劳动力成本提高而受到威胁。
外来加工形式的贸易提供了测定香港地区工业向中国转移所造成的影响的方法。1993年，向中国出口的香港地区产品中有3/4使用了中国提供的材料和原料，从中国出口的商品中有4/5是外来加工的产品。香港进口大量中国商品再向第三市场出口，这些商品大都也是通过转移业务生产的。这种情况表明，两地贸易流向取决于境内外生产过程的分工和公司内部的交易，香港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资公司很大一部分从事分运业务。这一情况导致香港经济中资源重新配置和结构发生变化。在八十年代中，香港加速实行非工业化进程：1982年至1991年间工业劳动力减少220000人，它在就业总人数中从41%下降到25%。同时，服务行业（贸易和金融业）急剧扩大，在香港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1979年以来，中国推行收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其结果造成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比其他东亚国家更多地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1993年，中国出口贸易中有超过1/4的商品是外资公司的产品，同年，国内公司的出口增长停滞，外资公司出口增加47%。在进口方面，中国更依赖于外资公司，外资公司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45%（1994年）。
在外国投资和来料加工业务中，香港一直占统治地位。1986-1992年中国利用外资总额中有2/3来自港澳地区。与香港公司有关的来料加工后的出口占中国出口的40%。
在过去的10年中，香港地区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各自的地位依靠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贸易网络。如果排除中国与香港地区之间的贸易，只观察中港对外部世界的贸易，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对外国伙伴的直接出口增长缓慢，香港地区产品向中国以外地区的出口也呈下降趋势。香港工业的国际化导致香港来自中国的转口贸易中商品结构的重大变化：纺织品仍占首位，而电器和电子产品迅速多元化则是香港与中国工业组合的结果。
中国与香港地区连结对欧共体贸易的影响
美国是香港转口输出中国产品的主要市场，1982至1992年间，其比重从25%上升到36%。同期，香港在欧洲开拓中国商品的市场。1985年前，对中国商品来说欧共体一直是相对较小的市场，但是增长速度很快。欧共体在香港转口输出中国产品的比重从1982年的7%增加到1993年的23%。德国通过香港进口中国产品已超过日本，增长最快。另外一些进口大国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在香港转口中国产品的热潮中，亚洲伙伴的作用十分有限：日本的比重只有略微的增长，1993年日本进口中国产品只占欧洲的1/3。台湾和南韩的比重却大大下降。
中国的新兴工业是香港向欧共体转口增长的推动力。1985年至1993年间，纺织品的比重相应下降（从40%降到35%），电器和电子产品重要性日趋提高：从零开始，或者说从1985年的低水平起步，1993年这两大类产品出口总和已占向欧共体转口总额的1/3，与纺织品转口总值相同。纸制品和杂货是另外两大类出口增长较快的部门。
自80年代中期起，欧共体市场向中港一体化所拥有的新的出口能力开放。欧共体吸纳了大量电子和电器产品、纸制品和杂货，其中1/4的电器和1/3的电了子产品是香港转口的中国货。中国这些新兴的出口导向的工业的崛起得益于欧共体的大市场。比较向欧洲和美国市场的转口，我们发现向亚洲市场出口的部门结构仍然相对集中在传统行业：食品和农产品、冶金制品、化学品和纺织品。这种出口结构惯性表明，对上述市场转口增长缓慢的原因。
对欧洲贸易存在着不对称性。如果香港地区在将中国商品转口到欧美市场的贸易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香港将欧美商品销往中国市场的转口作用却十分有限。我们在分析香港将不同伙伴的商品转口到中国市场时发现，各地区相差很大。亚洲国家是主要供应商且增长很快，美国的出口从1982年起开始萎缩。欧共体国家则从低水平开始成功地通过香港扩大了对中国的出口。1993年，欧共体已超过美国，但仍落后于日本和台湾省。
中国与香港地区经济一体化加强了这种不对称贸易，其结果造成欧美国家在通过香港同中国的贸易中赤字不断增大。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85年，对欧共体来说转口贸易相对来说还是平衡的，八十年代后半期赤字才大幅度增加。九十年代初，中国通过香港获取的全球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对欧美国家的贸易中。相反，中国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间接贸易中，逆差却日益增大，特别是同日本和台湾省的贸易。
90年代初，欧美国家同中国的间接贸易进出口比率存在着反方向发展的趋势，不平衡开始趋缓。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减少通过香港的出口，而是欧洲国家通过香港对中国出口在1990年至1993年间增加了两倍的缘故。在这一阶段，中国经过三年的紧缩政策后放松了对进口的管制。欧共体通过香港对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并没有大的变化，仍然以重工业产品、化学中间体的投资设备为主。
80年代中期，当香港地区工业向中国迁移时，香港产品的出口相应下降，而中国却弥补了这一缺口。资料显示，在所有工业部门都出现了这种取代现象，但在纺织业中表现最为突出，其他还有电器和电子业。这种情况同样表明，中国拥有的工业出口能力大大超过境内所需要的水平。香港地区工业向中国重新配置可以收到使用大量低工资劳动力供应的好处。如上所说，香港工业就业减少了220000人，但广东省300万工人在为香港公司劳动。
结论
在过去10年中国与香港地区经济一体化造就了国际贸易中新的一极，它在欧共体与中国和香港地区的贸易中引发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在欧共体从中国与香港地区组合体进口中的倾向反映了香港经济非工业化进程，反映了中国新兴的出口导向型工业迅速崛起并在欧洲开拓了迅速增长的市场。中港组合体的商品和地区贸易格局与东亚经济极其相似。这也加剧了欧洲市场上亚洲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之间的竞争。
香港地区工业和贸易同中国一体化出现在1997年6月政治一体化之前。香港地区经济非工业化及其对中国的依赖都是不可逆转的现象。在1997年6月香港回归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取决于中国经济战略的进一步发展。1997年之后，香港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根据中国的政策可能在两种形式：其一，政治变化将不干预香港的经济活动，中国继续经济自由化。那么可以断定香港公司将扩大它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它们的投资将多元化，将向较内向型部门投资，以便取得扩大国内市场的优势，这一趋势将有助于在现有的增长迅速的出口导向部门与中国经济其他部门之间建立联系。这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趋于平衡，并加强它同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联系。其二，新的政治形势损害香港经济，在出现这种情况时，香港的经济作用将受到限制，仅仅局限在南中国地区，即广东省。这也将加速华南的出口导向战略，并使该地区孤立于中国其他地区，导致中国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日益加剧的竞争，尤其是在欧洲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