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逻辑
齐卫平1，龚少情2
(1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2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上海 20004）
[摘 要] 领袖推动体现了一种推动党内各种力量积极地行动起来朝着党的目标努力前进的作用力，揭示了政党集体行动以及组织变革发展的动因所在，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逻辑在结构与功能上的诠释。领袖成长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成长是一致的，领袖推动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显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做出了逻辑回应，进一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基本逻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人民领袖；领袖推动
栗战书委员长指出：“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1]这是我们党面向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第一次在大会上公开提出习近平是当代中国的人民领袖这样一个论断，意义十分重大。今天提出人民领袖这个论断不是偶然的，而是合乎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政党乃是由人构成的组织，组织的变迁和发展必有其推动之力。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发展并显示强大的生命力，领袖推动发挥了重大作用。领袖推动，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更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基本逻辑，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
一、领袖推动契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西方政党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先进性，而领袖推动的正当性首先就蕴含在这种先进性之中，领袖推动与党的先进性相辅相成。政党发展一般表现为政党理论的发展、政党组织体系的发展以及政党功能的发展这三个方面。[2]按照这一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领袖推动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发展，离不开领袖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以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没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更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的觉悟了的优秀分子相结合，才可能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和发展。而这种作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理论是不会自发地从工人阶级头脑中产生的，正如列宁所说，工人阶级本身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3](p29)。由此可知，这种科学理论的创立及其发展，不可能经由一般的工人阶级自发地完成，只能是人民领袖，站在全局的高度将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进行提炼和概括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二，领袖推动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体系的发展之中。对于西方政党，美国政治学家施密特曾经评论道，“在美国，成为某个政党的成员，无须交纳党费、通过考核和宣誓效忠”“美国的政党关注于赢得选举，而不是大量登记为忠诚、交纳党费并对党的纲领有着热切信念的党员。”[4](pp179～180)而英国的工党，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允许集体入党，在工会的组织下，成百上千的工人一夜之间摇身一变就可以成为工党的党员，显然，这样的党员无所谓先进性可言，其组织体制也必然是一种松散的关系，“政党是组织松散的、以特定的标签（政党名称）寻求选举政府官员为目标的组织”[5](p222)。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组织结构要素以及组织结构关系有着极高的门槛，前者体现为党员的思想入党，党员个体的先进思想武装，后者则体现为高度的组织一体化，强调集中统一的组织领导体制。就党员个体的思想武装而言，党员队伍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个人的实践体悟和学习经历是一个方面，而关键的是离不开党的领袖的理论指导及其推动的政治教育。就集中统一的组织体制而言，其要害在于党不是横向制衡性的权威结构，而是一种纵向服从性的权威结构，所谓的集中统一关键是统一于党中央，统一于党的领袖，统一于领袖的权威，由此确保全党上下一盘棋。很显然，离开了领袖推动是无所谓集中统一的，领袖推动既是党的集中统一的表现，也是党的集中统一的保证。
第三，领袖推动还深刻地反映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功能的发展之中。政党不是摆设之物，而是要发挥作用承担一定的功能的。随着社会的变迁，一定的政党对自己承担和发挥的功能进行适应性调整、完善，促进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政党功能的发展。萨托利说过，“政党首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它们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他们……伴随着政治民主化过程，政党成为表达的手段。”[6](p42)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先进性的政党，实现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使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角色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角色，其功能更多的是领导国家建设的功能。就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在政党功能发展的过程中领袖推动的作用在于：一是通过领袖作为党的最高责任者的角色，推动政党功能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国家，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居于领导一切的地位，党的领袖在政治过程中掌握了主要的政治资源，主导着关键的决策程序和议题，对于政党的前途命运负有最高的政治领导责任，由此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责任体系。在这个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的运行过程中，全党步调一致，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下级对上级负责，全党服从中央，而领袖居于这个责任体系中的最高位置，是最高的责任担负者。由此不难知道，党的领袖如何推动各政治要素的有效整合，如何推动政治任务和责任的层层落实，直接影响着整个政党的运作，影响政党功能的有效发挥。二是通过领袖对政治机制改革的主导，对政党功能的完善和强化起推动作用。政党功能的有效发挥总是以一定的政党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作为支撑的，政党功能适应性调整和提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政党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合理变革的过程，这一变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科学的顶层设计以及强有力的贯彻落实，而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贯彻落实，领袖的权威、领袖的动员部署，领袖的督促检查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是通过领袖强烈的使命自觉，推动政党功能的发展。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政党承担着自己的历史使命，党的领袖以其高度的使命精神和使命意识，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集合全党的意志凝练、提出阶段性和长远性的目标，动员全党围绕党的奋斗目标，找差距，补短板，发挥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实际上也是在党的领袖推动下政党功能得以有效发挥的过程。
二、领袖推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历史逻辑
就党的理论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理论创新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与实践结合。马克思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6](p433)恩格斯说：“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8](p676)。邓小平说，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革命导师说的何等精辟！实践出真知，实践推动认识，脱离了火热的实践，就不可能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二是与时代结合，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7](p146)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8](p338)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说，“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18](pp13～14)时代是出卷人，时代是思想之母。时代的脉动提出了理论创新的要求，理论创新也只能立足于时代所许可的范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辩证法。三是与人民结合。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党的任何理论创新都离不开人民，都是为了人民，否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人民的实践经验、人民的现实期盼，都在呼唤着理论创新，支持着理论创新。邓小平曾经指出，“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19](p142)简而言之，与实践结合、与时代结合、与人民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具备的条件，而最能够满足这三大创新条件的是人民领袖。作为全党认同、人民拥戴的人民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秉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抱有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全局高度，立于时代发展的最前沿，始终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样一个站位、立点和取向使得习近平总书记比之任何人更具备这些理论创新的条件，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合乎理论创新逻辑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愈加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新时代党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的理论的创新发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是党的组织体系的健全发展，治党管党宽松软的状况得到坚决改变，政治纪律和政治责任得到强化。在此一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使命担当，已为亿万人民所见证。实践已经表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变革离不开领袖推动，领袖推动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逻辑仍然在起作用。
从小时候到现在，我都很喜欢“图画书”。小时候喜欢看连环画，那是我们那个年代才有的啦。它很小很小，每一页都配有精美的图画，一般说的是抗日故事啦、古典名著什么的。连环画对于我们，其实有点像现在孩子们看的漫画书吧。我现在特别喜欢精美的绘本，原本简洁的文字配上画师们精心绘制的画面，顿时变得十分感人又有意境。我想说这些精美的图画能带给人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温馨，我们需要对美的感悟，这能让人变得有涵养，让人优雅起来。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次飞跃，并取得了执政地位，这与列宁作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这表现在多个方面，贯穿到列宁政治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俄国无产阶级新型建党原则的确立。俄国工人阶级政党成立之初在党员要不要严密地组织起来、党要不要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等关键问题上党内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建党原则之争。一种是以马尔托夫为代表，主张只要宣称承认党纲、不需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即可以成为党员。按照马尔托夫意见，党员没有什么门槛，也不需要严密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议会党无异。另一种则以列宁为首，坚决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网络，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支部，必须保持全党集中统一的领导，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0](p526)列宁这个新型建党原则开始引起很大的争论，经过列宁的努力争取，最终为全党所接受。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列宁努力要创建一个具有坚强核心的纪律严明、组织巩固的党，是多么正确。“这次大会决定了党的整个未来的命运”，“这在整个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1](p82)在欧洲工人阶级政党逐渐转向议会斗争的时候，列宁的建党原则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所接受，党因此也日渐壮大，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科学社会主义取得了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次飞跃，领袖推动再一次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3) 从人均公园面积与国内旅游收入相关系数来看,仅安徽宿州、山东枣庄与泰安3个地级市未通过5%水平下的t检验．泰安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均不显著．泰安作为重要的旅游城市,其旅游的吸引力受旅游城市知名度、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更为突出．淮海经济区内其他17个地级市的国内旅游收入均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有明显的正相关,各地区之间的相关系数区域差异不大,拉动作用最明显的为山东日照．
自动驾驶技术概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被提出，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是在1977年由日本筑波工程研究实验室研发的[9]，此后自动驾驶技术在不同阶段的关键事件推动下，经历了阶梯式的快速发展。从全球自动驾驶技术专利公开申请来看（如图1所示），自动驾驶技术相关专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专利公开数量整体处于上升阶段。由于专利申请到专利公布具有18 个月及以上的延迟，并且2018年数据仅统计到7月份，所以2018 年的数据仅供参考。
同样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发展中也起领袖推动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于资本主义率先发达的西方国家，强调以产业无产阶级作为政党的基础。从中国来看，共产党却产生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一开始就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党的阶级基础仍然是以产业工人阶级为主体吗？二是革命的道路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吗？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党无由发展，革命无由取得成功。历史上来看，这两个历史性问题都在毛泽东的建党实践中有了答案。对此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说，“如同共产国际一样，中国共产党起初按照马列主义的正统观点认为农民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但是，毛泽东在1927年2月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著名报告中作出了不同的论断，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先锋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贫农”，“他的真正贡献在于在农村的根据地中创立了政党和军队，并赢得了群众的支持。”[12](p434)另一个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学者易劳逸也说，“毛泽东主义战略本质上是将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由于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信条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纯粹由农民组成的群众基础上”。并认为这是“毛泽东主义战略的核心”。[13](p172)尼克松在其《领袖们》一书中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14](p338)。不可否认，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存有偏颇之处，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性变革中毛泽东同志所起的作用方面却给出了一致的结论，这无疑是十分中肯的。实际上，毛泽东同志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观点邓小平曾经反复谈到过。邓小平指出，“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5](p149)邓小平这里的讲话语重心长，感情真挚，可以说非常精辟，一语中的，是很有说服力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历史也丝毫不否认，领袖在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这一辩证法也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你不欠我什么，”她说，“妈妈告诉我善良的行为不必接受报酬。”当哈韦德·凯利离开那间房子时，他不仅仅感觉身体强壮了，心灵上也更强大了。
三、领袖推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现实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推动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从历史来看，最初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并不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也不需要建基于这个科学理论指导上的远大目标和终极关怀，主要是出于议会政治斗争中彼此相互倾扎、尔虞我诈的结果，归根结底还是现实中具体的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有两个关键的要件，一个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另一个是政治上日益走向成熟的工人阶级作为党的阶级基础，只有具备这两者才有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亲自参加了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科学理论的准备，成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推动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对此，188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追忆1848年前后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情况时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一个不大的战斗核心，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的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拥有一个至今还完全适用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党宣言》。”[8](p180)这里恩格斯明确将马克思视为当年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袖，这是对马克思推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所做出的历史贡献的高度肯定。无独有偶，另一个当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人活动家也有过类似的回忆，“马克思当年还年轻，约摸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他中等身材，结实有力，肩宽额高，满头密密的黑发，目光炯炯，能洞察一切。就在那时他的尖刻的讽刺已足以使他的论敌丧胆了。马克思是天才的人民领袖”。“当我看到马克思的时候，我立刻就感到这位非常杰出的人物的伟大和巨大的优点。我开始深信，工人运动必然会取得胜利。”[9](pp170～172)可见，当年的工人活动家是把马克思当作人民领袖来看待的。完全可以说，马克思已经起着党的领袖的作用，没有马克思作为党领袖的推动，就没有世界上无产阶级政党的顺利产生及其后来共产党向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发展。
恩格斯曾经指出，“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就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7](p43)。领袖推动可以在马克思政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得到清晰的诠释，历史与逻辑在这里是统一的。
再以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的健全发展来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个高度集中统一的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追求的政党，这就决定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健全发展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先决条件：一是以上率下。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由带着理想信念的党员构成的政治责任体系，这个责任体系是一个由上而下、逐级下压、层层传导落实的责任体系，以保证全党的集中统一和整体目标的实现。因之，所谓的政治纪律、党性原则、理想信念等等的要求如果上级不能做到，下级就很难做到，如果党的领袖做不到，那全党就做不到，上级领导的示范、督察和问责，是下级领导行动的动力。二是动真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待腐败行为不搞下不为例，真正做到零容忍。我们党并不是缺少制度，也不是没有强调反腐败，但是多年来党风问题一直不见好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不落实，不敢动真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党一直抓作风问题，规定文件有几大筐，查处的党员、干部也不少，可为什么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呢？”[20](p165)所以，一个是以上率下，一个是动真格，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健全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推动有着几千万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发展的前提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为全党做出了榜样，同时真抓实干，一身正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一网打尽，有多少处理多少…对腐败问题要零容忍。不管级别有多高，谁触犯法律问题都要问责，都要处理，我看天塌不下来。”[20](p179)在这样的领袖推动下，十八大之后党的组织体系得到健全发展，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所谓的领袖推动，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在政党的发展变革中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党的领袖在党的集体行动以及政党组织的重大变革中对党的各方面的力量所具有的动力激发作用，是推动党内各种力量积极地行动起来朝着党的目标努力前进的作用力。领袖推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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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0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3-0056-06
[收稿日期] 2019-02-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的群众组织力提升策略研究”（18BDJ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执政党建设；
龚少情，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党与政治。
责任编辑：钱亚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