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从农村改革中能回味出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企改革论文,中能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改革已二十年，国企改革也已十几年。两种改革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并进的，它们的动因、思路、目标、效果很值得回味。
改革“破题”前的徘徊
农村改革“破题”前是人民公社体制，它运转了二十年。到了70年代末，已步履艰难。回忆起来，这个时期主要有两个难题，三个特征。两个难题：一是农民吃不饱饭；二是农民不真干活。为解决这两大难题，从政府行为的角度看，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几乎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劳力归田，车马归队”，“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十个人九个泡在地里。大批干部下乡加强集体；年年整风整社强化集体；强调少分多留，壮大集体；批判资本主义巩因集体，保它不“散”几乎是农村工作的一个主题。第二个特征，是在旧体制的框架内“苦斗”。当时的病根儿是人民公社体制，但几乎谁也不怀疑体制的弊端，都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了，也没能换回一个正确的认识，还认准是“优越性”发挥不够。认识上不怀疑旧体制，导致理论上为它的存在制造“合理性”；行动上不是改造它，而是“强化”它；工作的着力点上，不是去解决体制这个主要矛盾，而是去解决领导作风、领导力度、经营管理等一般矛盾。现在看，问题发生在认识路线上，发生在成因的判断上。农民吃不饱饭，不真干活的根本原因是原来那种集体造成的，却千方百计强化那种集体。这是一种“逆向操作”，是在钻“牛角尖”。第三个特征，先进典型不断涌现，总体状况每况愈下。回忆几十年，农村各种先进典型最多的时期，可以说是人民公社体制晚期。全国有国家“级”的典型，省地县也都有自己的典型。毛病不在典型本身，而在上面没有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出在把典型、把个别能做到的误认为是普遍规律。“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成为强化旧体制的依据。用现在的眼光看，实际成了一种“误导”。
国企改革已进行十几年，当前正处在“攻坚”阶段。当前国企改革与农村人民公社晚期的有些现象有相似之处，农村当时存在的两个难题、三个特征程度不同存在。一些企业发不起工资，有的下岗待业，是否是另一种形式的“吃不上饭”？职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问题，也就是真干活问题，有的解决了，有的还没有真正解决。造成企业困难，在成因的判断上，究竟什么是主要矛盾，在认识上不尽一致。企业困难成因的判断，从一个企业来说，可能是班子问题、管理问题、产品问题等等，但从全局上如何判断，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判断，如同医生断脉、决定如何下药一样，决定和派生我们工作的思路和决策。总之，应当汲取农业长期在旧体制内“苦斗”的教训。
改革的“破题”
农村改革“破题”，有两个问题很值得回味。第一，为什么是普通农民首先“破题”？我们有那么多从事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为什么提不出来？是都不懂、都没提吗？不是，从一些资料看，不少人已多次提出并有成功实践，但在错误路线下被扼杀在“摇篮”里。农民“破题”又为什么到吃不上饭的时候才“破题”？有人把这种现象叫做“饥饿推动”。这些现象提醒我们反思的是：重大方针政策研究形成过程中的群众路线问题、民主决策问题和理论建设问题。还有，凡长期解决不了的带普遍性的难点问题，带有社会性的问题，根子在体制，出路在改革，阻力往往在上面，而不在最基层。第二，“破题”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作用？联产承包制之前喊了多年“全党全民大办农业”没能解决的问题，承包制一下子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一巧破千斤”。这个“巧”是什么？也就是“破题”究竟破在哪个“点”上。现在看来，破在体制上，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由原来集体集中经营的体制，变成家庭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改革，使农村的主体实现“换位”，从原来的集体变成农民，农民取代集体，成为投资主体、经营主体和市场主体，农民家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所有制有农村经济关系中的核心作用，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是“纲举目张”的作用。农村很快出现的豁然开朗局面。动力来自哪里？动力来自新的所有制实现形式。
国企改革究竟有没有“破题”？我认为，早已“破题”。实践中奏效的改革在基层里大量涌现，特别是中小企业“放”小的经验中，很多已经“破题”。破在哪个“点”上？形式多种多样，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改制，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体制。改制救活了一大批企业，也发展了一大批企业。改制的实质是体制改革，是改变公有制实现形式。改制是职工干部的创造。农村改革“破题”的是农民，国企改革“破题”的是职工干部。
改革“破题”后的推进
有人用“一泻千里”之势，形容当时农业联产承包制的普及之快。这样的好事，当时没有不同意见吗？不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先分田后分队，一下子退到旧社会”，这就是当时的一种“杂音”。当时还有一种怪现象，就是有的人在农民吃不上饭的时候，没有什么建树，一言不发；一旦吃上饭了，意见倒来了。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不对。即使在这种背景下，承包制为什么还能迅速普及？它迅速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中央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当时的不同意见很多，落实大包干中基层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出的，如集体资产流失问题，工作方法简单问题等等，就是说“小辫子”是有的。但都没有因此而动摇领导推进改革的决心。不埋怨、不指责、沉住气，满腔热情支持基层去实践，支持基层大胆“往前走”，在实践中纠正不好的东西。
国企改革虽有“破题”，但还没有成“势”。为什么十几年了还没有“成势”？这是个复杂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恐怕与改革的目标有关。回顾这二十年，我们改革的面是很广的，从农村到教育、到科技、到流通，都把改革的目标定在体制上，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等等，只有国有企业，不论思路提法变换多少次，都从没有明确提出把改革目标定在改革体制上。难道国有企业就没有体制性问题吗？有人说，我们不是讲了多少年转换经营机制了吗？机制和体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有、集体、三资、个体、私营等多种企业，它们的机制各不相同，原因在它们的体制，它们的资本组织形式、所有制形式不同。机制是由体制决定的。不触动体制，单纯解决机制，是不会收到全局性效果的。这已被十几年的实践所证明。农村改革，一开始就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几乎从来没提过转换经营机制这个词儿，它的机制已从根本上转换过来了。国有企业，几乎年年讲转换经营机制，但机制还是没有转换过来，真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农村改革直接触动的是体制问题，机制自然就转换了；国有企业这么多年没触动或基本没触动旧体制，“树根儿不动，树梢白摇”，狂风暴雨过后，树梢仍回到原来位置，机制基本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