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乡村小说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年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望本世纪这最后近十年的中国乡村小说，我们仿佛看到了丰收的田野，赤橙黄绿、多姿多彩，五谷茁壮、硕果累累。这丰厚的收成，是脚下这片热土孕育的结果，是无数劳动者汗水的凝聚。90年代的中国乡村小说，以它丰盈多样的姿态，告别了沉重的过去，走向一个新的世纪。
从新时期文学到90年代文学，乡村小说经过了一段辉煌而坎坷的历程。80年代初期至中期，是乡村小说最兴盛的一个时期，它在整个新时期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一大批起点不凡的作家带着他们厚积薄发的作品，纷纷崛起于文坛，如高晓声、何士光、路遥、张一弓、周克芹、田中禾、张石山、成一、王润滋、刘恒……此时，中国的农村改革拉开了它有声有色的序幕，乡村小说同农村改革同步前行，及时地表现了变革运动的矛盾和走向，刻画了走向觉醒和自主的农民形象。80年代中期之后，“寻根文学”的滥觞，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切入中国乡村社会，力图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积淀以及影响，发掘中国农民身上的种种文化性格。文化乡村小说的出现，是乡村小说的一次超越，但它客观上却割裂了乡村小说同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转移了作家对现实思考的注意力。紧接着，先锋派小说从斜刺里杀出，新写实小说平地突起，特别是城市文学，以它鲜活而多彩的生活画面，通俗流畅的艺术形式，潇洒自信地登上文坛。在这样一种文学局势中，乡村小说退出了它的“大哥大”位置，自认落伍，渐渐隐退，出现了一时的沉寂。但乡村小说的沉寂并没有太久，9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各样文学潮流、派别的降温与退场，乡村小说又以它强劲的生命力再度复出，并与城市文学形成了二元并存格局。首先是被文坛称之为现实主义的乡村小说，以它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朴素的创作特征，给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并逐渐聚集了一个新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群；其次是还有一些早有建树的乡村小说作家，依然执著地在乡村小说领域里多方探索、借鉴和融合了许多新的现代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形成了乡村小说创作的多样化趋向。这种多种化趋向同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创作江河汇合，构成了90年代乡村小说的多元化态势。
90年代前后乡村小说的一沉一浮，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农村经过80年代前期的成功改革，使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随着商品化潮流、市场经济对农村的步步深入，农村改革就变得艰难而复杂起来，“柳暗花明”之后一时间变得“山重水复”。80年代早期涌现出的大批乡村小说作家，此时已大都进城和返城，他们熟悉的是80年代前期的农村生活，而对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的农村生活却疏远了、隔膜了。他们面对变幻莫测的农村现实，突然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把握。这也正是这批乡村小说作家在80年代晚期以后几乎是作出一种“集体性溃退”的社会原因。大批的生力军退却了，而后继者的阵容还没有形成，乡村小说便忽然间成了一个“失语者”。90年代之后，随着整个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移，广大农村和农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商品化洪流中，冲击和改变着农村的固有格局和面貌。至此，人们——包括我们的作家才终于认识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移，决不仅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而是一场包括政治、文化、道德等在内的全社会的变革，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过渡的真正开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曾有过辉煌的历史，更有着古老而深厚的文化沉淀。因此，从农业文明向工业科技文明的过渡，就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历史进程，是两种文明不断对峙、冲突、融合的文明苦旅。毫无疑问，这一历史转型必然在农村生活中尖锐地表现出来。农村还是作家的一块大有可为的厚土。当我们那些年轻的、来自基层的作家们，对农村的变革生活有了较清晰的理性认识之后，波澜壮阔的农村变革便不可阻挡地进入他们的视野，奔涌在他们的笔底。尽管现实主义乡村小说给人一种不精不深的感觉，但它把文学从形式的桎梏里、从个人的琐碎欲望中，拉回到时代潮流和民众生活中间，几乎是全方位地展现了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这不能不说是它对90年代文学的一份重要贡献。现实主义乡村小说的再次振兴，多样化乡村小说的走向成熟，标志着乡村小说在世纪末又进入了一个兴盛期。
90年代的乡村小说同80年代的乡村小说相比，无疑显得更加开阔，更加多样。具体说来有两个鲜明的变化，一是超越了题材本身的局限，二是从无序的多元化走向了有序的多元化。乡村小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都一概称之为农村题材小说，这是一个行业化、产业化的概念，它特别强调题材本身的重要性乃至决定性，强调作家选择题材、提炼主题，都要吻合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事件和具体路线政策，它给作家造成的束缚和对文学带来的危害，至今我们依然记忆犹新。新时期文学中，题材的局限虽然逐步被打破，但它的阴影并未彻底消失，它表现在常常发生类同化的主题、题材的创作现象中。90年代之后，作家在描写农村生活时，往往把表现对象放置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上去审视、把握，使具体题材超越了自身的限制，显示出更宏大、更普遍的思想意蕴来。这是社会生活逐渐多样化、开放化的反映，也是作家主体意识得到解放的体现。乡村小说多元化的倾向，在80年代中期之后就已显露端倪，正如评论家丁帆所说：当时的“乡土小说创作是呈多元的、无序的格局，在不同作家和作品那里，这种无序和多元的格局带来的是一种艺术的自由空间”（注：丁帆：《乡土小说的多元与无序格局》，《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艺术的多元化是一种意味深广的文学现象，它反映了文化思想的多元化，也体现着作家审美的个性化。90年代是一个开放、浮躁的时代，乡村小说呈现多元化倾向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这种多元化也必然是无序的、不成熟的。9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思想领域多元化的形成，随着作家个性化的追求和主体位置的确立，中国乡村小说才真正迈向了多元化的坦途。而对90年代林林总总的乡村小说，要把它们归纳、分类是十分困难的，也是相当危险的。但没有理性的概括就没有科学的评论，我以为当前的乡村小说至少可以划归出这样四种类型来，即现实乡村小说、生存乡村小说、文化乡村小说、家园乡村小说，它们相互依存、补充、比照、竞争，共同构成了乡村小说的多元动态格局。
二
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不能敏锐地、忠实地、多方位地表现当代社会的主流生活，那将是一种软弱的甚至病态的文学。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晚生代小说等等，虽然都切入了当代生活，但它们往往侧重于表现个体困扰和自我的欲望等等，在急剧变革的宏大时代面前，就显出一种柔弱、狭小甚至病态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充分地肯定和认识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它继承了传统乡村小说那种开阔、凝重的品格，以现实主义的魄力和勇气，直接深入到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广大农村，强烈地表现了农村变革是农业文明同工业科技文明的对峙与较量，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在商品化潮流中的盲目、困惑、痛苦和蜕变。而且这批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在取材角度上、描写对象上、思想意蕴上、艺术形式上，都表现出与80年代乡村小说的诸多不同特色。随着这批乡村小说的不断涌现，一个新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群也逐渐形成，其代表性的作家有：刘醒龙、何申、关仁山、刘玉堂、张继、谭文峰、王祥夫、赵德发、孙方友……相对来讲，这批作家年龄较轻，正值创作的旺盛期；且大都来自农村，同农村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新鲜丰富的生活积累。尽管他们的创作还存在着许多局限和问题，但他们有自己的优势，相信他们会把现实主义乡村小说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现实主义乡村小说，真实而艺术地表现了变革时期，特别是90年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农村的发展走向。刘醒龙无疑是表现这一历史时期矛盾冲突的出色作家，他的《分享艰难》描述的是90年代后期一个叫西河镇的镇子里的种种矛盾与纠葛，这里有书记与镇长之间的权利角逐，有一触即发的经济危机，有政府与公安部门的利益之争，有党委、政府同企业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与不断磨擦，有猝不及防的自然灾害，有随时可能发生的“民变”因素……小小的西河镇充满危机、矛盾重重，而这所有的矛盾又与经济这条社会命脉紧紧相连，西河镇折射出的是90年代中国农村变革的一个缩影。谭文峰的《走过乡村》令人震撼地表现了工业文明对淳朴乡村的无情冲击与渗透，企业家倪土改的几个小厂子，使全村的农民大都变成了工人，村民有了钱，村子也变了样。但同时也使村里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更惨痛的是，这位有权有钱的企业家，竟残忍地强暴了单纯美丽的少女倪豆豆。倪豆豆执拗上告，屡告不中，村人、上级以及家人居然联合起来阻挠、迫害倪豆豆。他们需要的是物质、金钱，倪豆豆的青春、生命已变得轻如鸿毛。倪豆豆成了农村走向工业文明的牺牲品，乡村文明像“黄昏的落日”悲哀地沉没。准确、深刻地表现农民同乡镇干部、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也是这批现实主义乡村小说的重要主题。这在王祥夫的《早春》和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等作品中也都有所表现。但可贵的是，这些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不仅在他们的作品中揭示了历史转型期的种种矛盾冲突，更表现了社会进程中蕴藏着的生机和希望，广大民众身上的力量与美德。西河镇（《分享艰难》）虽然深陷困境，但从镇党委书记到普通干部到大多数农民、以至那位财大气粗的企业家，都有着一种“分享艰难”、同舟共济的思想意识，使西河镇每逢困难，都会出现转机。投壁县（《早春》）农民同政府的“种子矛盾”，也终于在县委的改错补救措施和农民的宽容忍让下得以解决。解决社会矛盾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刘醒龙、王祥夫们的“药方”也许还可以讨论，但它毕竟是作家对生活的一种探索和发现，它是符合生活本身的规律的；从作家对生活的这种探索和发现中，折射出的是作家对生活温暖、乐观的情感态度，以及现实主义作家的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表现农村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在各个方面发生的强烈震荡，以及各种农民的命运沉浮和他们的心理变迁，是许多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着笔的重心，而关仁山的艺术表现显得尤为真实、丰富。他在初期的“雪湾系列小说”中，就对这一题材领域有所涉猎，在近年的《大雪无乡》、《破产》、《太极地》、《九月还乡》等小说中，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市场经济下的农村生活。紧傍海湾太极地（《太极地》）的那个小村子，与日商合资办了一个矿物泥厂，却完全是歪打正着，在一种极偶然的机遇中办起来的。矿物泥厂前途广阔，但村民、村干部却一无所知，在与日商的协商谈判中，又糊里糊涂地以三七的股份签了合同；看着日商不费吹灰之力就拿走子大量金钱，村民们旧恨加新怨，借机闹事，要撕毁合同、赶走“日本鬼子”。从筹划项目——办企业——签订合同——双方冲突，无不表现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偶然性与盲目性。但农民正是在市场经济的这种“摸爬滚打”中，也懂得了自己。杨贵庄（《九月还乡》）的村民，在商品化潮流的驱使下，一窝蜂地进城，又一窝蜂地还乡，还乡之后就蛮不讲理地抢夺种粮大户的土地、粮食。平静的农村发生了新的躁动，30年不变的土地政策又将发生变动。就在这种不断的分化和聚合中，孕育和成熟了一批植根农村、富有远见、敢于冒险的青年农民形象。
现实主义乡村小说还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颇具特色的人物画廊。何申对乡村干部“情有独钟”，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从农村最底层的村民组长（《村民组长》）、村长（《村长》）到乡镇普通干部和乡领导（《乡镇干部》、《乡干部老秦》、《穷乡》、《年前年后》）、到县级干部（《穷县》、《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的乡村干部群像。如《村民组长》里那位从只顾个人致富走向带领村民奔小康的黄禄，《乡干部老秦》里那个工作有魄力、有点子、与村民感情深厚的乡政协联络干部老秦，《年前年后》中那位过年过节仍然魂系乡事、左右周旋的乡长李德林等等，都刻画得逼真鲜活，感人至深。这些乡村干部，他们置身于乡村矛盾的旋涡中，真可谓焦头烂额、忍辱负重，他们虽也有常人自私、狭隘、狡黠的一面，但更有着中国传统农民那种质朴、坚韧、宽厚、奉献的品格，正是他们支撑和推动着中国的农村改革。此外，在刘醒龙、谭文峰的笔下，也塑造了许多成功的乡村干部形象，如《村支书》（刘醒龙）里的方建国、《乡殇》（谭文峰）中的张书记，可以说已达到了典型形象的高度。普通农民的形象，在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中也独具异彩，譬如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较早地刻画了一个初具法律意识、执拗地逐级状告村长的女性形象何碧秋；譬如乔典运的《问天》，用喜剧的形式表现了一个面对“选举权利”而变得无所适从、最终放弃选举权的老农民三爷的形象；譬如关仁山的《九月还乡》，作家敏锐地塑造了两个在市场经济中站立起来的青年农民形象：双根和九月。所有这些形象，无不带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在表现方法上，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也有许多新的探索，譬如加大社会生活的信息量，强化故事的背景和环境铺陈，大量运用细节描写等等，使作品增强了真实性、时代感和可读性，限于篇幅，不再赘述。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这些乡村小说作家，他们在观照和表现农村生活时所选取的“平视角度”。所谓“平视角度”，即一个作家在看取和表现生活时，要以平等的态度、平行的位置来对待农村和农民。这同我们过去一些作家采用的“俯视角度”和“仰视角度”是很不相同的。这批乡村小说作家，由于他们的根扎在农村，有的甚而至今还是农民身份，他们在情感和理智上同农村和农民是息息相通的，因此当他们面对描写对象时，他们的心是敞开的、澄明的，农村变革的巨澜微波，农民的命运和他们的内心世界，都毫无遗漏地进入他们的心灵、进入他们的笔底，这正是他们创作能够敏锐而细腻地表现时代生活的奥妙所在。然而，也恰恰是这种“平视角度”，使他们在生活中陷得太深，入乎其内而难出其外，导致他们的作品出现平面、芜杂、琐碎等现象，难以上升到应有的审美高度。这是需要引起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反思和警惕的。
三
在对历史发展的阐释上，当代著名的法国年鉴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史”的历史思想，他把历史划分长、中、短三种时段，所谓长时段就是指自然环境、社会组织、文化思想传统这样一些长久起作用、变化最慢的现象，他把这称之为“结构”；所谓中时段是指如人口变化、长期的物价演变等变化较慢的现象，称之为“局势”；而所谓短时段是指如战争、革命等变化最快的现象，称之为“事件”。这三种时段常常是相互并行、交错、影响，构成了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布罗代尔这一历史思想对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它表明社会、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着变的一面，也存在着不变或渐变的一面。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作家，就要看到变中的不变，或者不变中的变，庶几才能写出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来。如果说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着力展现中国历史转型期间农村变动的一面，那么在另外一些作家笔下，则侧重表现了乡村社会中不变或渐变的一面，如农村中亘古的生存环境、地域特征，农民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那种密切的相互依存，农民性格中的固有个性与文化积淀……这些作家如贾平凹、铁凝、闫连科、周大新、李贯通、迟子建等，他们并非纯粹的乡村小说作家，但他们常常把深情的目光投注在黄土地劳作的农民身上，关注着他们的生存命运，思索着他们同现代化社会的巨大反差，或者批判着他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中国的农业文明存在了千年，而真正的农村改革只不过20年，尽管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实绩辉煌，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是，文明的转型才刚刚开始，还有许许多多农村依然停滞在封闭、落后的原始状态，还有千千万万的农民仍旧沿袭着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照旧是这方土地的精神主宰，中国要过渡到现代工业科技文明，还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从这些表现农村生存状态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依旧是一个古老而凝重的“乡土中国”。
读这些生存乡村小说，就像看一幅幅发黄的旧照片。铁凝的《孕妇和牛》，用工笔画式的手法，描绘了一幅朴素、和谐、渺远的乡村风俗画，黄昏的落日，空旷宁静的原野，一座突兀挺立的汉白玉牌楼，穿越麦地的阡陌村路上，行走着一个怀孕的、步态安祥的少妇。“住在山里望不出山去，眼光就短；可平原的尽头又是些什么呢？”这位沉浸在世世代代妇女生活模式中的少妇，对平原之外的广大世界，对陌生的文化知识，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遐想和渴望。铁凝对这位俊俏、温顺的乡村少妇，表现了一种深切的赞美，但对她生存世界和内心天地的狭小，又传达出一种深重的同情。曹乃谦笔下的“温家窑”村的农民们，则是另外一种生存状态，这里大山围困、土地贫脊，连起码的温饱也难以解决，村民们过着一种浑浑噩噩的日子。一个刑满释放的青年回到村里，大讲在“里面”吃白面、大米、肉，打篮球、拔河、演节目，竟使在场的农民大开眼界，充满神往（《晒阳窝》）。一个光棍青年忍受着性的饥渴，温孩女人感激他帮忙种地，真诚地想用自己的身体回报他，光棍青年却忍受着渴望，一次一次地压抑着自己（《福牛》）。这就是偏远农村人们的生存状态，食和性竟成了他们人生的最大困扰，农村的现代化离这里是何其遥远。
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农民聚族而居，相依相帮，和睦相处，形成了一种古老而和谐的人伦关系。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隔膜、功利的情形下，农民之间那种融融乐乐的关系就显得尤为珍贵。迟子建的《亲亲土豆》、《雾月牛栏》，赵德发的《通腿儿》，张继的《麦子的语言》等作品，作家都以一种崇敬之情，抒写了农村人与人之间那种真挚的情谊。但在另外一些乡村小说中，如周大新的《步出密林》、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作家则用审视、批判的眼光，表现了农村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系和丑陋的人性。这两种小说，因作家的视角和态度不同，所表现出的思想内容也就大相径庭，但都揭示了生活中真实的一面，前者表现了农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染下形成的美好品格，后者则揭示了农民身上所残留的原始本性。不同角度的观照和表现，敞开的恰好是农民人性层面的全部。
中国农民性格中坚韧、执着的个性，始终是作家们开掘不尽的一座富矿。中国的农民可以为一棵树的年龄问题，上访告状十五年（贾平凹《制造声音》）；一个乡村姑娘能为全村的吃水大事，光明磊落、义无反顾地去“贡献”自己的青春与贞操（铁凝《秀色》）；一个年迈的乡政府炊事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鼎鼎大名，用孱弱的身躯杀死凶猪，头枕猪头死在自己的岗位上（李贯通《高枕》）……不管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多么渺小、行为是怎样“荒诞”、自尊心是何等“虚无”，但他们的殉道精神、献身壮举、生命的尊严无疑是神圣而美丽的，在这些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古老民族的顽强生命与博大精神。
四
80年代中期，随着对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反思，在知识界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文化热”运动，它直接促进了“寻根文学”的诞生。许多有思想的作家，把他们的艺术目光从现实生活中撤离出来，投注到穷乡僻壤、蛮荒的异域，以及一些怪异的民间人物身上，去探索民族的文化之根。这些“寻根文学”的作家们，都无一例外地把他们的笔触伸向了中国的乡村，因为在乡村中才蕴含、保留着较为完整的传统文化。他们果然满载而归，一时间收获了大批引人瞩目的文化乡村小说。“寻根文学”使乡村小说产生了一次突破性的发展，使乡村小说具有了一种深厚的文化品格。至此以后，文化乡村小说作为乡村小说整体中的一个支流，一直发展到90年代，优秀之作层出不穷，造就了一批卓有建树的乡村小说作家。
这里我们首先应该谈到的是贾平凹，他对乡村生活的体验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释文化的痴迷，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罕见的，这使他对中国乡村生活和文化有着一种天然的感应与理解。贾平凹没有一般知识分子作家那种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他只是按照他对生活的感受与体验去写作，但他表现出的生活和人物却处处蕴含了文化。中篇小说《美穴地》描绘了战乱年代一个叫北宽坪的小村子里的故事，我们从这个村子里大户人家的日常生活、内部矛盾、兴衰变迁中，从那位乡坤姚掌柜同姨太太的冲突纠葛中，从浓墨重彩展现的踏风水宝地的活动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在这里的积淀，感受到“男尊女卑”的男权文化、封建迷信文化的荒谬与虚伪。贾平凹和盘托出的是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
与贾平凹不同，陈忠实与韩少功则有着自觉的文化审视与批判意识。他们深入乡村和农民，不仅用自己赤诚的感情感受和体验着那份古老和深厚的生活，同时也用清醒的理智理解、剖析着观照的对象；他们特别注意吸取、融汇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哲学思想，构筑着自己的思想城堡；当他们选定了表现对象时，他们也要耐心地通过资料、传说、民情风俗等等，对这方土地进行一番研究和思考，使他们的创作充满了深邃、鲜活的思辨色彩。正是这种生命体验与理性思辨的高度结合，孕育了90年代两部独创性的长篇：陈忠实的《白鹿原》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这是乡村小说在20世纪末期的重大收获。《白鹿原》描绘了白鹿原这块魔幻般的土地上，近半个世纪的盛衰兴替、人事沧桑。本世纪上半叶的一连串重大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有所涉及。还有这块土地上的饥荒、瘟疫、家族冲突、土地之争等等，也都作了深刻的展示。但陈忠实却没有迷失在纷杂混沌的历史事件中，他更为关注的、痴迷的，是历史事件背后，人物灵魂深处的文化内涵。《白鹿原》是对民族文化的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是对文化乡村小说的一次大胆探索和成功推进。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一个更富有现代性、探索性的文化乡村小说文本，作者别出心裁地用词典的形式构筑他的小说（尽管这种词典形式在外国作家那里曾经用过），巧妙机智地从一个地区的150个词汇作为切入点， 深入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民间生活，去探索这里的文化积淀以及它的内在机制，探索这里在自然环境、社会形态、文化思想的合力支配下的生存状态。正如作家在“编撰者序”中所说：“在这本书里，作者力图把目光投向词语后面的人，清理一些词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和性能，更愿意强调语言与事实存在的密切关系，感受语言中的生命内蕴。”（注：《马桥词典》第1页，作家出版社。） 作家从马桥人一个个并不在意的枯燥词语里，发掘出的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一段段逼真奇妙的生活故事。它们聚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独具地域特色的马桥世界。譬如那位叫马鸣的自由人（“神仙府”），他穷困潦倒，居无定所，但却满口之乎者也，整日逍遥快活；他不吃猪羊牛肉，却吃昆虫、蚯蚓之类，不受嗟来之食，而却四处乞讨……这是一个超然于社会、法律、道德的人，他自愿退出人境，变成了一个非人。在他身上，蕴含了文化之谜、人性之谜。再如那个级别最高的大乞丐戴世清（“九袋”），终生乞讨，以讨为生，但却过着最富有的生活。他“德才兼备”、勇武过人，可谓小镇一霸，然而却拒绝“入世”，甘做丐帮帮主。最后他死在监狱里，则是因为不能行乞走路、双脚肿烂所致。作家描述的是乡村社会的另外一个阶层、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们的生存方式、思想行为，这又是一个人生之迷。有评论家称韩少功为“怀疑论者”，他用一双质疑的眼光，探寻着社会和人生，探寻着文化的奥秘，给读者以无尽的启迪与思考。
文化乡村小说，是指从文化的视域看取生活创作的小说，但文化又是一个极宽泛的领域，你可以从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角度切入创作（如韩少功式），也可以从民间文化的角度观照和表现生活，刘玉堂的小说创作就属于后一种。90年代以来，刘玉堂创作了一大批“沂蒙山系列小说”，这些小说的突出特征就是它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化色彩。民间文化更是一种鱼龙混杂的文化，它自然容纳着当代不断变幻、演进着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它的主体却是具有原始形态的来自民间的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民间艺术等等，它与农业文明所培植起来的传统文化有着更直接的承传关系。民间文化是强大的，它在无形中规范、制约着民间社会的运行。刘玉堂立足于这样一个文化基础上，在他的作品中展现了民间世界无穷的魅力和生命力，凸现了古老的民间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微妙变动。战争、革命乃至新时期的农村改革，同这块土地发生了一次次撞击，给这里带来了许多新的事物、新的变化，但民间文化依然磐石般地存在着，并继续作用、制约着这方土地。譬如在《温暖的冬天》中，作家写钓鱼台村从初级社向高级社升级，村民们欢欣鼓舞，并迫切地渴望着共产主义马上来临。其实，村民们并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他们急切入社的目的，是“农业社千好万好不用操心最好”。而农业社的领导想的是：“集体嘛，实际就是个大家庭，无非人口多点就是了……”在村民和农业社领导的心中，兴奋着的依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小生产者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又如在《秋天的错误》里，写1958年狂热的大跃进运动，今天我们把大跃进的荒谬往往归咎于决策者的“左倾”和“盲目”，而刘玉堂却从民间的视角，看到了无数农民中蕴藏着的“历史盲动性”，它成了当时整个民族的一种集体情绪，而这种情绪又源于农民阶层的无知盲目和趋从心理以及经济贫困等原因。农民有务实、软弱的一面，但也有狂热、盲动的一面，作家揭示的依然是一种农民的文化心态。刘玉堂的小说不仅呈现出浓郁的民间文化，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也颇具民族特色，因此有评论家称刘玉堂是“最得前辈大师赵树理神韵的作家”。
文化乡村小说成绩斐然，它的前景是极为广阔的。
五
家园、或者叫做田园乡村小说，在中国的20世纪文学中，曾出现过几次兴旺景象，诞生了像沈从文与汪曾祺那样的杰出作家。在中国文学中，家园乡村小说是有着深厚传统的。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的巨大变革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随着作家越来越个性化、心灵化的发展趋向，家园乡村小说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90年代的家园小说，面对的是一个加速运行的文明转型时代，广袤的田野上楼群破土而出，乡镇企业的浓烟与污水浸染着村庄山寨，农村固有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也已分崩离析。故乡旧貌换新颜，但故乡已然不复存在。文明的转型同样改变着城市，都市村庄的朴素与和谐已成为发黄的历史，真正的城市化本质正在逐渐展开，以“平面化”、“欲望化”为特征的城市文学应运而生。在这样一种城乡背景下，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中青年作家，他们不仅经受着物质的挤压、诱惑，更经历着情感、精神的困惑与焦虑。面对着双重困惑，他们要么逃离城市、魂归故乡，在故乡的父老乡亲身上，发掘着民族的高尚精神与美好品质，呼唤着人性的复归；要么把昔日的故乡当做一片“永远的绿洲”，以安置他们无所归依的灵魂；要么从浑沌喧嚣的文明进程中超然而出，构筑着一个形而上的文明家园……毫无疑问，这些作家的思想情感带有“滞后”和“回顾”的特征，但正是这种“滞后”与“回顾”，校正着社会的发展轨迹，警示着、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这个角度看，这些作家的创作又具有“超前性”。仔细品味当代作家的创作，我们发现有许多作家身上都有这种“乡恋”倾向，如铁疑、迟子建、闫连科、关仁山、赵德发、张继等等，但表现最突出的是张宇、李佩甫、田中禾、张炜等几位。
张宇的代表性作品《乡村情感》，小说一开篇作家就满怀深情地写道：“我是乡下放进城里来的一只风筝，线绳儿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在城里由于夹紧着尾巴做人，20年前的红薯屁还没放干净。”作家在这篇小说中，用崇敬和赞美之情，刻画了两位老农民的形象：郑麦生和张树声。他们在年轻时舍生忘死闹革命，革命胜利就功成身退、回乡种地，但他们依然念念不忘和苦苦思索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郑麦生身患绝症，张树声毅然决定让女儿嫁到郑家，使郑麦生含笑而逝。在这两位亲如同胞的老农身上，闪现出辉煌的传统美德：忠义。这正是作家为之倾倒和不能忘却的民族性格，也是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城里人越来越失去的美好品德。同样是河南作家李佩甫，在他的《黑蜻蜓》中精心塑造了一个乡下女人——二姐的形象，她的心里始终演奏着“命运交响曲”。作家用最虔诚最深情的笔触，把二姐这样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赋予了一种“神性”，把她苦难与短暂的一生升华为一首诗。与二姐迥然不同的是“我”妻子的形象，她虽然漂亮、优雅，但面对乡下来的二姐，却显得冷漠、高傲，看见二姐衣领上的虱子，一下子就惊恐万状。于是作家悲哀地感慨：“我知道城市女人一向都用肉体的眼睛看人。因此城市女人的眼里没有温情和体谅，更没有厚道和宽容，只有刻薄和挑剔”。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张宇、还是李佩甫，他们情感的天平永远在乡村一边，他们心中的故乡永远是农村，他们只有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才能看到自然的美，才能发现人性的美。
在工业文明的蚕食下，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已渐渐面目全非，乡村的废墟上耸立起来的是一座座现代化小城，物质的世界变得如此美好、丰富，而人的灵魂世界却变得飘飘忽忽、无处着落。我相信这是许多现代化农村的农民们的精神状态，更是许多敏感的作家的心灵图象。《姐姐的村庄》（田中禾）里，一条高速公路从南方直通过去，飞速的车流，严密的防护网取代了昔日的一切，但“我”面对高速公路，脑子里固执地闪现着的是：沟底的溪流、戏水的鹅鸭、山坡上的砖窑、村边的小树林，还有那位淳朴、善良像大姐姐一样的四儿姑娘……。充分表现了故乡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独特位置，它永远是人的生命之根和精神家园。
近年来，张炜创作中不断出现的以“回顾”、“寻找”、“野地”、“纯洁”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取向，引起了文坛的密切关注以至热烈争论。他的这些表现内容与价值取向，在他的《九月寓言》等长篇小说中有所体现，在他的一些短篇小说中则表现得更为明朗。《怀念黑潭中的黑鱼》，作家对老人与渔夫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毁掉了一个黑鱼家族和一方黑水潭的贪婪残忍的行为，表现出一种毫不留情的谴责与批判；而对人与自然、动物的和谐共处，发出一种深切的呼唤。在《融入野地》中，作家则用抒情诗式的语言，倾诉了自己“寻找”和“融入”野地的精神向往。在他看来，“城市是一片被野蛮修饰过的野地”，现代人被城市重重包围，远离了大自然，物化的潮流又在强烈地诱惑、异化着人。面对俗世，我们要敢于拒绝、不怕孤独，要有一种宗教般的追寻精神，孑然向前，不懈劳作，走向野地、故地，与那里的一切融为一体。张炜在这里所谓的“野地”，既不是指已经开始衰落的农业文明，更不是指人工化、机械化的工业文明，而是指真正具有自然性、原始性的人类家园，在那里“无数的生命在腾跃、繁衍生长”，“泥土滋生一切，人将得到所需的全部”，是一个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由之境。很显然，张炜所追寻、构筑的这一“文明的野地”，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他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对世俗人生的批判，对人类家园的构想，却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哲学意义。张炜的小说，是一种广义的家园乡村小说。
整整100年前的19世纪末， 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在他的评论《破碎的偶像》（1894）中曾经说过：“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中反映出来了——这部小说将在地方色彩的基础上，反映出那些悲剧和喜剧，我们的整个国家是它的背景，在国内这些不健全的、但是引起文学极大兴趣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注：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文学》第92页。）加兰在当时就敏锐地洞察到，在世纪之交的两种文明的对峙和冲突中，必然会产生乡土文学的勃兴。后来的美国文学准确无误地印证了加兰的预言，出现了一大批乡土小说作家，孕育了福克纳、沃尔夫等文学巨匠。今天，中国社会也正面临着世纪的交替、也正处于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的艰难过渡，城市与乡村的撞击与交融，两种文明的转换，就必然会给乡村小说创作提供无穷的资源与最佳的契机。同时，从新时期文学到90年代文学，乡村小说已积累了丰厚的成果和珍贵的经验，而新生的城市文学又不断地刺激和启示着乡村小说。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的乡村小说完全可能进入一个辉煌的时代，也完全可能涌现出一批“大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