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学生还要学习文言文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言文论文,中学生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很好地总结”（毛泽东语）。当代中学生“正在兴旺时期”，要造就健全人格，提高读写能力，当然“不能割断历史”。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重新修订的全国初高中语文统编教材，才分别将文言文比例增加到30%和50%。
问题是，不“忘祖”，是否就一定要学习文言？
这是一个争论很久了的问题。许多人都认为，汉民族大量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文言写成的，要继承，就要同文言打交道，似乎除此而外，别无捷径。然而，早在20多年前，叶老就针对当时语文界的争论，在《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凡是古代书籍对现代人普遍有用的，应当组织力量把它正确地改写成现代语文，让读者直接爽快地接触它的实质，而不是凭不容易认清楚的古代语文的外貌而去揣摩它的实质。”为了更清楚起见，叶老还列举了国外的例子，他说：“西方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都多少知道些古典的东西，荷马的神话故事，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等，他们都不是读这些作者的原著才知道的，他们是从改写成现代语文的书本里知道的。”叶老对比着我们的做法，分析道：“咱们要学生都来学古代语文，这里头仿佛含有这么个意思，你们要接受古来的遗产吗？好，你们学习古代语文吧，学通了古代语文然后自己想办法去了解那些古东西吧。假如果真是这么个用意，距离‘现代化’岂止十万八千里！”（见1978年第二期《中国语文》）虽然叶老说这只是“少数几个朋友”的“一个想法”，但面对着新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它所显示的意义却越来越清楚了。
当然，能够读懂原著的还是应该读原著，因为就像中译英一样，翻译家无论多么高明，无论怎样尊重原著，恐怕都很难让译作完全保留本色，一些美妙之处，特别是诗、词、曲一类，有的根本无法对译。然而，由此我们是否就一定要求中学生都来累死累活“突破文言关”，以提高古代文献的自读能力呢？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固然好，但现在的问题是，增加了文言文阅读量，却因为各门功课多管齐下而无法增加语文教学课时量；《大纲》规定“阅读浅易文言文”，但因为难易标准不好把握，致使中考、高考的文言测试有时却并不“浅易”，因此，为了增加中高考的保险系数，一些语文教师干脆都把“宝”押在文言上，说“文言是死的，最好拿分”。于是，或进行“字字落实”的详细串讲，或以文言今译代替作文训练，或让学生买一本“文言助读”搞“人人过关”，或每天发一张文言测试卷让学生去“摸爬滚打”。这样，有的人或许真的也能开窍入门，得到要领，但总的来看，文言文阅读能力不见长进，现代文读写教学却严重地受到影响；“对不准备学习文、史、哲专业的学生来说，已经是一种不太必要的负担，而对准备学习文、史、哲专业的学生来说，却仍然不能提供必要的基础”（吕叔湘语）。
不惜血本，却得到这么个结果，原因到底在哪里呢？这里有通过努力就能解决的教学目的和教学方法不大妥当的问题，更有怎么努力都难以解决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而复杂艰深的文言却不易被中学生掌握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光让学生了解一词多义、词类活用、通假字和文言句式等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虽然仅仅学好这一点，就要花去师生大量的心血。关于这一点，吕老说得很透彻，他指出：“只要是文言，就有使现代读者困惑的地方。读木版书，断句就是个不简单的问题，近来翻阅些重印的古书，新加标点，给读者很大便利，可是也常常有断句上的错误，例子是很多的。整理古书的学者尚且如此，刚学习读古书的青年，他们的困难更可想而知。更麻烦的是一接触古书就不得不涉及古代的风俗习惯、典章制度，常常会因为这种疙瘩而看不懂或产生误解。”（见“三老”《语文教育论文选》114页《关于语文教育的两点基本认识》）
事实表明，我们的学生，虽然对成语、“醒世”格言，以及诗词曲赋中的名篇、名句，都很有积累的兴趣，甚至功课再忙，传抄、诵读的热情都不减，但对一些悟了半天还不知个所以然的文言文，却怎么也打不起阅读的精神来。有人还大着胆子问老师：“我们学这玩意儿，将来到底能派啥用场？让我们像读历史教材那样，去读古典译著，不是照样可以得到精华吗？”怎么回答他们呢？不必费多少口舌，只说“升学要考”，就可让他们不致完全放弃，但能从根本上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吗？积极性都没了，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一言以蔽之说“增加文言文的阅读量，无论是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还是语文能力的提高，都是非常有益的”（见《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第6期《联系生活，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吗？强行灌输或许也能管用，但效果呢？就像我们已经或正在看到的一样，不仅与高效无缘，还会引发厌学情绪，招致逆反心理，弄得不好，还有可能造成性格扭曲。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作为搞教育的，我们举手投足怎么能远离“以人为本”“减负增效”的原则呢？
有人总以为，要写好白话文，就一定要学好文言文，好像语文教学走不出低谷，就是因为没有让学生学好文言文似的。应该承认，引导学生读点文言文，确实有利于丰富学生的词汇，帮助他们确切理解现代汉语的词义，提高表情达意的艺术技巧。只是为了这么点东西，就让学生花许多功夫，甚至以影响学习其他学科为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再说这些知识和技巧，学生完全可以在学习现代语文和中外古典译著的时候学。早在“五四”时期，有人就说倡导白话文是“苦囚禁而乐于放纵，避艰贞而就平易”（见章土钊《评新文学运动》），如果说这在当时是对白话文运动的诋毁，那么今天却正是我们的追求。如今虽然不能没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但现代化讲的是科学，是速度，是效率，蛮干总不可取，该“放纵”的就不能“囚禁”，要“平易”的就不必“艰贞”。语文教学实践正在告诉我们，“依靠文言来全面的有效的提高现代所需要的语文能力，是不可能的，并且越来越不可能。一代一代离开文言越来越远，绝不是越来越近，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见“三老”《语文教育论文选》190页张志公《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对此，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这是语文界同仁长期奋斗的目标，但怎样才能提高呢？虽然八仙过海可以各显神通，但有一点应该能形成共识，那就是：再也不能无视现代化对语文教学高效率的呼唤，无视中学生对学习文言的抗拒心理和厌倦情绪，继续让他们学非所用，让他们读写听说不能完全一致用白话；再也不能不顾中学生文化底蕴不足的现状，仍然用题海战术，用难懂的文言，让他们远离书籍，远离经典；再也不能不管中学生功课繁忙、负担沉重的实际情况，让他们仅为升学考试去耗时费力啃那“之乎者也”了。
我们呼吁让学生告别文言，多读经典，并不意味着要反对有人对文言的爱好，这就像不提倡中学生搞文学创作，但出了像韩寒、张天天这样的特例，我们却仍要给予肯定和支持一样，况且一部分人将来要上文科大学，想在中学阶段打点文言基础，我们还应该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譬如组织文言研读兴趣小组，定期开展文言辅导讲座，给他们提供文言学习资料，等等。但是，为了巩固并发展“五四”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成果，也为了端正文风，纯洁祖国语言，确实服务于现代化，如果有人在写作训练中要“仿古”“复古”，要搞文白夹杂，在一般情况下恐怕还是不宜开绿灯的。那种“用古白话还是现代文写作，完全看个人爱好和表达需要”（见《文汇报》2001年7月26日《怎样看待古白话文作文》）的说法，是欠考虑的，背时的，有害的。“作文要作现代文，做人要做现代人”（吕叔湘语），不正是当代中学生应该坚持的方向吗？如果说南京十三中蒋昕捷同学，用古白话写高考作文，“心里也没个底”，是一次出于好奇的侥幸的尝试，需要给予理解和引导，那么，阅卷老师慎重而非草率地将这样的作文判为满分，还要以台湾的语文教学为据，以“作文和日常会话是两回事”为由，将其当作是一种“创造”和进步而公开传播张扬，就不能不更加引起人们对中学生到底该怎样学习经典的关注，对中学语文教材增加文言文比例的关注，对中学语文教学应该坚持什么方向的关注。
吕老先生在《汉浯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中就已经提醒我们：“白话的潜力是很大的，咱们应当努力耕种白话的田地，不要图省事老向文言伸手。”（见“三老”《语文教育论文选》99页）这话说得多么切实而中肯啊！我们怎么能不为此作出努力呢？有人说，一旦不学文言了，所学课文“学生初略也能看懂”（叶圣陶语），我们的教学就更困难了。这话也许是真的吧，但顺应了时代要求，能受到广泛支持，什么困难可以挡得了我们呢？我坚信，在正确有效的指导下，我们的学生一旦能爽快地亲近书籍，多读经典，能够自主地在白话文的研究性读写实践中，去领略人文精神的博大，去接受人生哲理的熏陶，去感悟名家语言的艺术，语文综合素质的提高就绝不在学习文言文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