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论争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734(2006)02-0013-04
20世纪70年代初期，源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挑战，在二战后约30年的时间里，居于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开始动摇，与之相抗衡的几个思想流派开始或再度出现。尽管没有一个学派能够以其完美的理论和经验上的成功战胜对方，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宣告结束(Hoover,1992)。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政策建议。随着凯恩斯主义正统地位的崩溃，关于它对调节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必需的理论证明和分析工具的神话也被揭穿，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关于稳定政策的持久而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决策者应当对经济周期做出反应吗？财政与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中应当起积极作用，还是起消极作用？第二，决策者应该根据经济状况自由地运用他们的相机抉择(discretion)，还是应该承诺遵循一些固定的政策规则（曼昆，2000）？第一个问题涉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第二个问题关乎宏观经济政策的行动方式，二者都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关。
一、积极与消极政策之争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回答，首先取决于对于经济稳定性的理解。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经济是内在不稳定的。他们认为，经济时常遭受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冲击。除非决策者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稳定经济，否则这些冲击会导致萧条、失业和通货膨胀等无效率的波动。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逆风向而动”，即经济萧条时刺激经济，经济过热时则放慢经济。
弗里德曼(Friedman)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本来就是稳定的。政府运用政策工具调节经济的努力与其说是让经济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倒不如说这种努力反倒经常成为经济出轨的原因。因此，决策者不要试图去调节经济。相反，他们必须承认自身的能力有限。实际上，只要决策者对经济的运行听之任之，经济自然也就稳定了。
乍一看，置经济波动与震荡于不闻不问的观点似乎让人吃惊：假如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表明将财政与货币政策运用于防止衰退或过热是可能和必要的，那么，为什么又不让政府将宏观经济政策用于稳定经济呢？对于这一问题，消极政策的支持者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反映，它对经济增长可能具有积极的意义。杨小凯(2003)指出，很多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到斯蒂格利茨，都将经济波动归因于市场的失败。很多政府和私人组织也做过很多努力，试图通过经济政策来校正这种“市场失败”。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经济波动有规律发生的基本特征。经济波动、高分工水平和高生产率并存的现象提醒我们，有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动力机制很可能比非周期性的动力机制更为有效。这就如同日常生活中很多周期性的物理过程，往往能够产生比非周期性物理过程大得多的力量。比如，激光是一种非连续的周期性光，它能产生比非周期性的普通光强千百倍的能量。杨小凯建立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表明，经济波动具有提高生产率的含义，它与以失业为代价来换取充分利用专业化分工的好处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经济波动是市场的失败，倒不如说它是市场的成功。
第二，与宏观经济政策相关的冗长而多变的时滞，使稳定经济的努力很可能以破坏稳定而结束。假如政策所能产生的效应能够瞬时发生，那么保持经济的稳定将是容易的。但在实施稳定政策的过程中，往往面临内在时滞和外在时滞的困扰。内在时滞源于决策者首先要认识到冲击已经发生，之后实施适当的政策所需的时间。外在时滞是政策对经济发生作用所需的时间。由于改变财政支出或税收的提议通常要经过缓慢而繁琐的立法过程，因此财政政策的内在时滞较长，这使其经常成为一种不准确的稳定经济的工具。相比之下，货币政策的变动由中央银行独立做出，其内在时滞很短。不过，货币政策有相当长的外在时滞：它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改变利率，利率又影响投资来发生作用，而许多企业是提前很长时间做出投资决策的。据估计，货币政策要在半年之后才会影响到经济活动。这些时滞的存在，使得积极政策的结果很可能是经济过热时刺激了经济，或者是经济过冷时抑制了经济。成功的稳定政策几无可能。
第三，未来经济状况难以预期，削弱了决策者适时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由于政策效应的发生面临相关的时滞问题，因此，成功的稳定政策要求有准确预期未来经济状况的能力。假如我们无法预测到未来的半年或一年内经济将走向繁荣或是趋于衰退，我们就不能肯定到底是要实行扩张性的还是要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为了分析和预测宏观经济的运行，许多机构设计了反映经济波动的数据系列（即主导经济指标），还有许多组织借助于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不幸的是，迄今为止，许多最严重的经济事件看来是不可预测的。尽管对于决策者来说，除了依靠经济预测之外别无选择，但是，这些预测往往会有很大的偏差（曼昆，2000）。
二、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
宏观经济政策争论的另一焦点是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这一问题的争论不同于对积极与消极政策的争论。按规则实施的政策，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比如，消极的政策规则可以规定货币供应量按每年3%的速度稳定增长，而积极的政策规则可以规定：
货币增长率＝3%＋（失业率－6%）
在这种规则下，假如失业率为6%，货币供应量按3%增长；而当失业率每超过6%的1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就多增长1个百分点。这样，在经济衰退时，这一规则要求通过提高货币增长来刺激经济；而当经济繁荣时，则要求通过减少降低货币增长来抑制经济（曼昆，2000）。
相机抉择政策的支持者认为，相机抉择能够让决策者在对各种无法预期的情况做出反应时更为灵活。而那些主张按规则行事的经济学家则声称，政策过程是不可靠的。如果作为政治家是无能的或机会主义的，那就不应该让他们相机抉择地运用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是复杂的，身为决策者的政治家在做出判断时通常并不具备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知识。这种无知使其无法辨别那些表面上看来能够解决复杂问题而实际上却是错误的政策建议。其结果是，相机抉择政策经常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所操控，进而沦为这些利益集团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此外，政治家还会为政治目的而使用经济政策。如果选民根据大选时的经济状况投票，政治家就要在大选前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以使大选时的经济良好；当选后则抑制经济，以降低通货膨胀；然后在下一次大选接近时为降低失业率而刺激经济。这种为选举利益而调节经济的行为，是引发产出和就业波动的原因之一。
假如决策者既有能力又是仁慈的，那么，还有理由去反对能够灵活应对条件变化的相机抉择行动吗？Kydland和Prescott(1977)、Barro和Gordon(1983)等提醒我们关注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问题。为说明这一概念，先举一个为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简单例子——期末考试。像所有学生都知道的那样，教授只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感兴趣。进行期末考试无非是为了引导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教授在学期初宣布有期末考试是最优的，要不然，学生在学期内将不会认真学习。由于有期末考试的预期，学生将努力学习，并学到更多的东西。到期末考试那天，学生带着许多学会的东西去参加考试。如果教授取消考试，直接给学生打一个满意的分数。此时，学生就不必为得不到一个好分数而担心，还可以用考试时间做其他的事情，教授也省去了批卷的麻烦。这样，每个人的境况都会变得更好。因此，如果教授最初宣布进行期末考试是可信的，而学生也努力学习了，那么后来取消期末考试这种动态不一致的行为就是最优的（德雷泽，2003）。
宏观经济中存在许多动态不一致性的情形。比如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只有当通货膨胀未被预期到时，相对于正的通货膨胀才会有总失业的减少。而被完全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会通过较高的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表现出来，它对实际经济活动不会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中央银行希望每个人都有低通货膨胀的预期。为此，它预先宣布低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然而，这一承诺本身是不可信的，因为相机抉择的中央银行存在着为减少失业而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激励。一旦这一点被认识到，人们从一开始就不会相信中央银行的承诺。在此情形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无法达到提高产出、降低失业的效果。
关于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分析所得到的令人惊讶的结论是，取消决策者的相机抉择，并且用可信的单一规则来取代，有时更能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
三、对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的影响
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与消极、规则与相机抉择的争论仍在继续，目前大概惟一能够确定的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简单而绝对的支持。不过，虽然这场争论的结局还不明朗，甚至还有人对这场争论的实际意义表示怀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场争论不仅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机理的理解，而且极大激发了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必要性和有效性问题的思考，从而直接推进并深刻影响着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及其变革。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人类认知的有限性问题愈益为人们所体会和认同。尽管没有哪个政府因笃信“经济是内在稳定的”的观念，或者因笃信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无效性”的观点而全然放弃对宏观经济的政策干预，但认为政府的相机抉择行动总能收到预期效果的观念，也不再牢不可破。从财政政策看，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期“滞胀”局面的出现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正统地位的坍塌，为扩大需求、提高产出而增加赤字的功能财政思想已然随风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年度平衡预算思想的回归。从货币政策看，在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已经认同，货币政策长期无法影响到像产出、投资、消费等实际经济变量，而且也不存在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的有效性以及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性问题，则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
第二，按规则行事的做法变得普遍，原先盛行的完全的相机抉择转向有约束的相机抉择。从货币政策看，在Kydland和Prescott(1977)对动态不一致的分析之前，相机抉择优于单一规则的看法十分流行。但Barro和Gordon(1983)证明，在相机抉择下，产出没有系统性提高，而社会却承受了较高的通货膨胀。这一结论改变了长期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西班牙、瑞典、芬兰等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通货膨胀目标。有时这一目标采取了中央银行宣布其政策意图的形式，有时则用法律的规定通货膨胀目标。通货膨胀目标的设定，表明了政府对货币政策规则的一种事先的承诺。不过，由于通货膨胀目标通常是确定一个范围，如1%～3%的通货膨胀率，而不是确定一个特定的数字，因此，中央银行仍有一定的相机抉择权。但很显然，这种政策限制了相机抉择的运用，同时提高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并且使中央银行对其行为更加负责。从财政政策看，平衡预算规则再度回归，其典型表现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和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极力倡导的预算平衡计划，尤其是后者，曾于1998～2001年成功实现了从巨额财政赤字向财政盈余的逆转。
第三，一些对经济波动具有自动稳定功能的财政政策受到青睐。就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政策而言，无需税法的任何变动，它就能够在经济衰退时减少税收，因为个人和企业收入的减少使他们的缴税减少。对失业保障和社会救助政策来说，当经济衰退时政府的转移支付就自动增加，因为更多的人得到了补贴。可见，这些财政政策能够在没有任何时滞的情况下，起到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随着相机抉择政策的重要性的减弱，这些被称为“自动稳定器”的财政政策受到决策者的关注。比如，在税收政策方面，美国先后于1990年和1993年两次进行税收立法，其中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由1986年的28%分别提高到1990年的31%和1993年的39.6%。《1997年纳税人减负法》虽然确立了大规模减税的主基调，但个人所得税率的调整却没有被列入其中。支出政策方面的情况则更为明显。尽管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2月推出的第一个预算文件《推动美国变化的设想》明确将削减赤字作为其目标，但与此同时却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矛盾的增加支出计划，其中包括“通过提供教育、培训和幼儿保健使人们获得福利”，为优先项目和妇女、婴幼儿(WIC)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设立青年机会团，增加就学补助贷款，以及确保所有美国人都能获得医疗福利等转移支付政策（法兰克尔、奥萨格，2003）。尽管这些政策的实施可能首先是出于公平方面的考虑，但对这些政策自动稳定功能的关注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四，从宏观经济决策所依赖的计量方法基础看，Lucas(1976)认为，传统政策评价方法所依靠的（后来被称为）经典的宏观计量方法，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没有能够充分反映人们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而对自身行为所做的调整，从而无法反映人们的预期对政策变动所产生的效应。这一强有力的所谓“卢卡斯批评”(Lucas'critique)导致了对经典计量方法的大量反思，促使人们不断改进已有的宏观计量与预测方法，以便能够更好地反映现实经济的运行，从而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收稿日期：2006-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