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驻外使节与辛亥革命

晚清驻外使节与辛亥革命

戴峰[1]2003年在《晚清驻外使节与辛亥革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75年,清政府派出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正式与西方国家互派使节,这是它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甲午战败后,整个中国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正是在这种危机感的驱动下,清政府再次对其外交政策作出调整,开始选用实用性的人才办理日益复杂的对外交涉。一大批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走进了驻外使节的队伍,从而形成了一个思想上欣赏西方,行动上又忠于清廷的特殊外交群体。 20世纪初,革命风潮兴起,对清政府的统治形成极大冲击,统治者下令严拿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分子。很多革命者因为在国内受到通缉,纷纷避难海外。这样,缉拿革命者的任务就落到了清朝驻各国的外交使节的身上。另外,使节们还对可能受革命影响的留学生群体的活动严加监视。当留学生们发起的爱国运动,一次次地被清朝使节们压制后,很多人对清朝渐感失望,逐渐转向了革命,这更加剧了驻外使节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即使有个别使节同情革命,或爱护留学生,但只能是暗地里的。辛亥革命前,驻外使节们总的立场还是站在清政府一边,对革命运动采取镇压的态度。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又一转折点,随着这个既破又立的过程,驻外使节和国内其他阶层一样,必须作出是进或退的选择。作为大清的官员,他们有着维护清王朝的神圣职责,作为受过西式教育,又长期在海外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又有着欣赏西方民主制的内心趋向。在清王朝的大厦还未倾覆时,他们自动地履行着维护的职责。但当清王朝已遭到致命一击时,他们的内心必定也有一番权衡。虽然他们最终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方式有主动,有被动,过程中也存在反复,但转变本身已经对共和制的建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也为他们在民国时期的去向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李细珠[2]2006年在《近五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近五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有一个从革命史转向改革史、从事件史回归制度史研究的趋向,学界在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视、研究视角与研究路径的转换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研究方面成果较为突出。本文对近五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略做述评。

李细珠[3]2007年在《近五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政治史向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内容,经过20世纪的风雨历程,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而成熟的分支学科。上个世纪末,姜涛先生曾经就1949~1999年50年间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做了系统的评述,[1]总结了以往研究的得失利弊,明确了该学科进一步发

马建标[4]2016年在《“洹上渔翁”:辛亥年间袁世凯的公众形象与权势格局》文中指出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清廷对于应付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已经表现得力不从心。这期间,由外患所体现出来的"洋权",从内乱所彰显的"绅权",与隐居在野的袁世凯所遥控的北洋派"军权"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权势格局。这一权势格局的核心人物就是袁世凯。在清廷围绕袁世凯的"起用"问题上,具有洋权、绅权和军权背景的驻外使节、朝野官绅和地方督抚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其中。此时,不便公开发声的袁世凯巧妙地运用现代摄影技术,将其"洹上渔翁"照相刊登在着名的《东方杂志》上。通过这一无声的图像暗示,袁世凯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超然于政争之外的公共形象,并向外界传递了他无形的政治影响力。

宋莉[5]2004年在《清末民初商人的政治参与》文中认为近代商人,尤其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商人,改变了以往的锱铢必较、唯利是图的形象,开始以过去所没有的新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近代化发展,都产生了非常显着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领域的方面,商人的一系列政治参与思想及其活动,更能体现近代商人不同以往的特性,以及历史进步性。一、商人政治参与意识的萌发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世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使这个封闭的近乎停滞的东方封建大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这动荡的年月里,近代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行为也逐步发生了变化,近代中国的新式商人群体开始产生。他们不同于单个商人,在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化。清末民初的商人的政治思想意识的发展变化主要经历了以下叁个阶段。(一)对传统的“在商言商”,不问政治原则的突破甲午战争之前,对“在商言商”的传统信条的突破,最先表现在言论上的代表人就是郑观应。他认为:应参酌西方,对现有政治进行适度的改革。到甲午战争后,民族主义意识更为激烈,从而推动着资产者政治参与的发展。这一时期商人的政治参与不再仅仅限于刚开始的一般文字表达,而且还开始了实际的参与活动。他们的代表人就是经元善。他们逐渐突破传统“在商言商”的束缚,开始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要求,尝试在有关的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 70<WP=75>(二)爱国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发晚清时期,中国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以及随之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各种危机感,是促使当时商人爱国民族主义思想萌发的主要催化剂。这些危机,使当时的中国人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造成利权的外溢,中国情势危急。商人将眼光从自己的身家移注于整个国家和民族,这也是商人爱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要表现所在。在 1901 年至 1903年间,商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日益高涨。其中最能表现商人的爱国民族主义思想的运动是:拒俄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在运动中,许多商人甚至置一己之身家财产损失于不顾,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爱国精神,逐渐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角。(叁)自治自立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中国的近代是一个不幸而可悲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变革时代。特别是对于商人来说,中国的近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重要地位,肩负起救亡图存的艰巨历史使命。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商人自治自立的思想逐步发展起来,主要表现在国民观念的更新,商人群体意识的发展,时代使命感的萌发,自治自立思想的日趋成熟这四个方面。商人在晚清反帝爱国的民族运动中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二、商人参政与干政的举措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着商人的政治参与活动的发展变化。这一时期商人的政治参与活动也日益活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参与地方自治运动20 世纪初兴起的地方自治运动是这一时期商人正式参与政治的一个 71<WP=76>开端。20 世纪初,商人所从事的地方自治运动,以上海的总工程局(后改名为城自治公所)、苏州市民公社最为典型。地方自治运动,是商人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提高的具体表现。(二)参与拟订商法活动拟订商法活动也代表着商人的政治参与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起点。晚清以前的商人,因完全不受法律的保护,故自嘲为“无法之商”。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种情况得以改变,商人以新的面貌出现。1907 年,由上海资产阶级首倡,掀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民间商业立法活动。拟订商法活动是中国资产阶级争取立法权的首次尝试,它充分显示了资产阶级政治责任感和主体意识的增长。(叁)支持立宪请愿运动在自治基础上实行君主立宪,这已成为这一时期商人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他们进行一切政治运动的中心目标。1910 年的国会请愿运动把清末立宪运动推向高潮。国会请愿运动是资产阶级直接参与的较大规模的政治活动。但在请愿运动中,商人态度出现分歧。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政治态度变得十分保守,(四)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参政与干政1、参政表现辛亥革命中各地商人阶层或迅速,或迟缓,或主动,或犹豫,均对革命表现出一定的同情和支持,以附从革命,趋向共和的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阶级意愿。辛亥革命中,商人的政治动向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革命力量比较强在,采取武装起义的地区,绅商通常是热烈响应革命, 72<WP=77>竭其所能地支持起义,发挥了积极配合作用,以武汉、上海为例。另一种类型,则是在封建旧官僚和立宪派势力占上风,革命力量相对弱小或鞭长莫及的地区,商人则往往同旧官僚和立宪派相串联,共谋“和平独立”。这种情况在辛亥革命中占绝大多数,而尤以苏州和广州的“独立”为典型。 然而,从商人阶层依附革命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到,商人阶层在政治上的态度是极其务实和保守的。 2、干政表现 民初政局的复杂和动乱促使商人的独立政治意识逐步增强,他们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治语

梁家贵[6]2013年在《略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山东社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山东民众生活日趋艰辛,清王朝内忧外患,统治岌岌可危,再加上官吏贪腐、"民怨"沸腾,社会控制力越来越弱。"民变"时时发生,社会骚乱不断,社会失范日趋严重。这一时期的山东社会力量出现了分化、组合,社会分裂严重,有组织的反政权力量日益强大,原有的社会秩序濒临瓦解。山东与全国其他省区一同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形成、发展及高潮的到来,是全国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佚名[7]2011年在《旧式外交的绝望终结》文中提出一位晚清外交大臣之死1902年2月20日,俄国圣彼得堡。清朝驻俄公使馆里,一位面容憔悴、饱经沧桑的老人合上了双眼,问心无愧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就是清朝驻俄公使杨儒。两年前的1900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这年,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同年,早就觊觎中国东叁省的沙皇俄国,趁机派十几万大军抢占东北,并诱使盛京将军增祺签订条约,

参考文献:

[1]. 晚清驻外使节与辛亥革命[D]. 戴峰. 扬州大学. 2003

[2]. 近五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J]. 李细珠. 教学与研究. 2006

[3]. 近五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J]. 李细珠.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07

[4]. “洹上渔翁”:辛亥年间袁世凯的公众形象与权势格局[J]. 马建标. 南京社会科学. 2016

[5]. 清末民初商人的政治参与[D]. 宋莉. 吉林大学. 2004

[6]. 略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山东社会[J]. 梁家贵.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7]. 旧式外交的绝望终结[J]. 佚名. 世界知识.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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