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国有企业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工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国有企业在全国工业中占有显著地位，但它们的业绩并不理想。许多国有企业是盈利的，但有更多的却是低效的亏损企业。这些亏损企业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
工业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卸掉他们的社会负担，根据“国际经营标准”将现有企业逐步改造成真正的经营型企业。然而在现有的工业企业管理体制下，国有企业除生产经营外，还要履行各式各样的政策义务和社会义务。其结果是：由于它们有许多非经营性额外负担，必须给予显性或隐性的各种补贴。
中国学者对国企的真实盈利状况的评价存在不同意见：一些研究者认为，即使调整了销售额与地方税等数据后，大多数国有企业仍没有获得平均的“经济”利润，即大多数企业都是亏损企业。但是，一些研究者持相反意见，认为国有企业有利用不清晰的产权来隐瞒实际收益的强烈动机。令人遗憾的是，学者无法获得足够的企业层面上的有关数据来进行这项研究。
有幸的是，1995年世界银行在中国政府协助下，调查了156家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本文从这156家企业中选择了142家企业，其中116家“盈利”，26家“亏损”。这些企业来自中国的五个大城市：武汉、重庆、沈阳、哈尔滨和上海，其中95家大型企业，40家中型，7家小型。本文所用的数据均来自这些企业依1993年修正后的《企业会计制度》所制作的1994年度的损益表和资金平衡表。
本报告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中国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如何？如果国企卸除其社会负担，同时又免除其所得到的各种补贴，这些企业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在这些企业所获的津贴和负担帐户中，哪些科目最重要？不同规模的企业盈利状况有何不同？
一、真实利润计算方法
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最主要的任务是在其资源控制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因此，受硬预算约束的企业的利润就是收益减去成本费用，计算如下：
(1)毛利（税前利润）＝收入－成本；(2)净利＝税前利润－纳税额。
但是，象中国这样处于过渡经济期的国家，处于软预算约束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就不能这样计算，因为这些企业有两个主要职能：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社会福利机构。因此，它的真实利润（财务盈余）的计划要作如下调整：
(1)财务盈余＝税前利润－国家补贴+社会负担；(2)税后财务盈余＝财务盈余－纳税额；显性的或隐性的国家补贴包括以下内容：补贴＝价格补贴+资本投资补贴+营运资本补贴+坏帐补贴+其它。
上式还可进一步划分：(1)价格补贴＝能源补贴+生产材料补贴+出口补贴+公用事业和市政服务补贴+直接现金补贴；(2)资本投资补贴＝国家投资补贴+银行贷款投资补贴；(3)营运资本补贴＝来自国家和银行的补贴－企业银行存款；(4)坏帐补贴＝未按时归还的银行贷款+企业间的坏帐。
社会福利负担包括以下部分：社会福利负担＝为员工提供的各项企业福利+退休金+下岗津贴+多余工人的成本。
为员工提供的各项企业福利＝住房补贴+健康医疗补贴+教育补贴+伙食补贴+幼儿园补贴+其它。
本文的计算方法分成五个步骤：第一，将税后利润加上各种税收，以此得到税前利润；第二，将税前利润减去各种补贴，以此得到企业失去政府补贴后的真实利润，在此称之为“经济利润”或“经济损失”；第三，在“经济利润”或“经济损失”的基础上加上各种社会负担成本，此项为“财务赢余”或“财务赤字”；第四，在第三项的基础上减去税收，本文称之为税后的财务盈余或财务赤字。以上的计算是用各部分的价值除以销售额，可以百分比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这四个步骤的分析中，可以得到以下信息：第一，国企的税率；第二，补贴所占的比重；第三，社会负担成本所占的比重；第四，税收的净财务盈余，从而反映国企的真实盈利状况。
二、社会福利与各种补贴的详细分解
1)显性或隐性的价格补贴
隐性生产能源补贴（主要是煤炭和电力补贴，约占生产成本9%）的数额相当大，这是政策导致的。国家给国有企业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能源（远低于非国有企业支付的能源价格），这是一项隐性补贴。在此，我们估计企业的生产能源补贴约为该项成本的10%。而总的价格补贴约占销售额的1.3%。
2)资本投资的间接补贴
与来自改革中的国有专业银行的补贴一样，通过下达信贷计划，国家和省级政府对企业提供大量的投资信贷补贴，这是很大的一项隐性补贴。国家信贷或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贷款利率远低于市场利率或低于资金的机会成本，而非国有企业贷款利息就要高得多。尽管国有企业的保留利润在投资比例中有所增长，但其投资资金主要还是源于政府和银行。
对投资隐性补助的两个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和国有银行体系。世行调查表明，国有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在被调查企业中，大约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来自国家预算，54%来自银行贷款，19%来自企业自筹，21%来自发行股票、债券等筹集的资金。在中国扭曲与欠发达的资本市场以及改革中的金融体系下，这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是很难估计的。鉴于通货膨胀率为21%，短期市场利率为25%（年利），而国家和银行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款只收14%的利率，即给予11%的资本投资补贴。为了从存量变量中得到一个流量，我们对补贴流量作一个粗略估计，将这笔资金按每年11%的补贴分十年分摊。我们可以估计对国有资产投资的隐性补贴约占销售额的1.1%。
3)营运资本补贴
和投资资本一样，国有企业的营运资本大部分来自银行借款。大约13%的营运资本来自国家，其余87%借自银行。为了对营运资本借款的补贴作出估计，我们同样假定企业贷款利率为14%，营运资本短期运作的机会成本为25%，则补贴利率为11%。
考虑到企业在银行的存款资金收很低的存款利率，我们必须作另一个调整。这些存款包括两部分：货币资金的银行存款和“特殊资金”的银行存款。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调查表明，企业在银行的存款每年利率为2.6%，我们估计银行的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差额大约为8.3%。在合计时这一差额作为营运资本补贴的一个抵销因素，因此营运资本净补助额约占销售额的3.9%。
4)坏帐
“呆帐”指银行或企业间无法收回帐款。不同银行和企业对资产的划分标准有轻微不同，但总归有两大类：逾期帐款（到期日后两年之内未偿还的）和从银行或其它企业借贷的坏帐（到期两年后仍未偿还或注销）。银行贷款是企业补贴的一个组成成分，我们作一个保守的估计，仅将30%的未及时清偿贷款，列入“呆帐”。我们也将银行的坏帐按每年10%的利率分10年偿还。这样给予企业的补贴相当于销售额的0.7%。
企业间信贷提出了另外一类的问题。在我们考核某企业“未偿企业间贷款人价值”（应付帐款）时，没有相对应的企业应收帐款来作比较。本文在此作一个较高的估计，假设到期未偿欠款的违约赔偿率为30%（因是计算目前数额所以没有分期摊还），估计企业因此而得到的补贴约占销售额的1.1%。因为数额不是很大，所以即使调查存在一定误差也不会对企业间债务帐户发生重大影响，对补贴所占销售额的百分比亦不会影响很大。银行与企业间坏帐对企业的补贴总计约占销售额的1.8%。
5)提供给员工的社会服务的成本
中国国有企业从企业基金中支付给员工许多项社会服务。比较重要的项目包括（按重要性次序）：住房、医疗、教育、伙食、幼儿园、疗养院甚至对生儿育女、丧葬等的津贴。国有企业对其员工及家属从生老病死一一照顾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这些服务可能由私人和政府专门机构提供，但目前在中国，它们仍是直接由企业提供给它们的员工。所有这些由单位提供的公益服务都是免费或收取低费用，且员工终身受益。
为了了解这些费用多少，我们仅对被调查的国有企业计算它们为教育、医疗、住房所支付的费用。这些费用一部分隐藏在“福利基金”中，包括非生产性费用（医疗、幼儿园、伙食补助等）；另一部分则被放在“非经营费用”（住房、娱乐、学校及其它补贴）的项目内。这些费用估计占销售额的1.9%。显然这是低估了企业为提供这些福利所付出的费用。特别在住房上，比较国有企业提供给员工的住房价格，市场上的房价贵得令人无法接受。
6)退休金与下岗职工工资
国有企业另一项巨大的社会负担就是支付退休员工及其家属的巨额生活费，并让他们终生享受各种福利设施。在平均寿命延长而使劳动力年龄老化的同时，中国的退休年龄却几十年未变过。退休人员与在职生产员工的比率异乎寻常地高，退休员工与在职员工之比为29.7%，而平均退休金的数额与平均员工工资比却是60%，这是个难以承受的社会负担。
还有一项费用是支付给“下岗职工”的。这可能是中国特有的一项补贴，这费用相当于退休金总额的14%，这两项工资费用占销售额的3.1%。
7)多余劳力成本
粗略估计一下企业的多余劳力约占员工总数的15%。用这一数据加入每个工人成本和每个员工的社会福利额即可得到多余劳力成本。它约占销售额的0.74%，这比预期的要小得多。即使多余劳动力的比率达30%这个比率也不会超过1.5%，这与广泛接受的多余劳力成本是企业主要社会负担的结论相反。这一解释是，由于本调查中工资奖金额仅占销售额的5.5%，因此可能低估了多余劳力成本。
三、企业的盈利状况分析
由于中国企业管理体制复杂而不统一，财务数据难以得到，加之扭曲的价格体系，这使研究人员很难获得全面真实的企业盈利状况。此次我们尝试对国企的盈利状况进行估算，希望读者对这种估算所产生的误差有足够的理解。
1.获利能力
142家企业的税前利润率平均为13.4%（全国水平为13%），所有企业的税前利润率为正值，盈利企业与非盈利企业分别为13.7%和8.6%。在支付了销售税和地方税后，大约18.3%的企业变成亏损企业，这是本文区别盈利与亏损最根本的标准，非盈利企业的税率比盈利企业的高61%。总体税后利润率为5.4%，盈利企业是6%，非盈利的是－3.6%。
扣除社会补贴与福利后，这些被调查企业还剩余仅3%的税后利润率。因此，这些企业勉强达到收支平衡。但是若我们将这些企业分为盈利和非盈利的，那么盈利企业税后财务盈余则是4%，亏损企业的税后财务亏损则为－9.3%。这意味着改革后亏损企业将无法生存下去。
2.社会补贴与负担之间的关系
a)国有企业的社会补贴比社会负担高40%，社会补贴占旧会计制度中销售额的8.1%，社会负担占销售额的5.7%。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如果将社会补贴与负担同时取消后，盈利状况将大大恶化。
b)盈利企业社会补贴比例低于亏损企业。盈利企业的社会补贴占销售额的7.5%，亏损企业则占14.3%。然而，亏损企业的社会负担却远高过盈利企业，前者占销售额的8.6%，后者占5.4%。
c)营运资本补贴是所有补贴最重要的一项，占所有补贴的48%。其中亏损企业营运资本补贴比率为7.5%，远高过盈利企业的3.6%。这证明国有企业补贴来源将从财政预算转向银行贷款，亏损企业是依靠银行贷款生存。如果银行调整贷款利率，使其与均衡市场利率相接近，那么国有企业处境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如果银行利率下调，国企利息减少，利润将上升。
d)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和多余劳力成本是企业社会负担最重的部分，大约占总负担额的60%。其中，亏损企业这三项的负担占其销售额的比例5.2%，盈利企业只有3.7%。这说明改革现存的劳动力使用体系比修补现有的社会支出（企业福利）体系更重要。
3.企业规模与盈利情况
(1)盈利能力与企业规模
a)不同规模的企业有显著的差异。大型企业的税前利润率是13%，是中小型企业7.3%的两倍。扣除税收后，大型企业仍有3.4%的财务盈余，小型企业则有35%的税后财务亏损，中型企业为4%的亏损。事实表明，大型国有企业比中小型国有企业更有活力。
b)大型企业的税率最高为8%，中小企业的税率为5%。
(2)补贴与社会福利成本
a)总的说来，被调查的企业，即使它们的规模不同，它们所获得的社会补贴都超过了它们的社会负担成本。通常人们认为大型企业比小型企业获得更多的补贴，但事实与此相反。小型企业的补贴率高达54%，而大、中型国有企业分别获得8%和12%。小型亏损企业拿走了大量的补贴。小型企业的社会负担率最高，为17%，大中型企业仅为6%。
b)流动资金补贴是补贴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反映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经济改革后严重依赖银行提供流动资金这一事实。
有趣的是，不同规模的企业所获得的补贴方式有显著区别。一般说来，企业规模越大，从价格和投资方面获得的补贴就越多，从流动资金和坏帐方面获得的补贴就越少。此外，不同规模的企业的财务依赖性不同。例如，小型企业没有任何投资补贴，大型企业有1%。但是，小型企业在营运资金与坏帐补贴方面分别达到29%和24%，而大中型国有企业只有4%的营运资本补贴。这个发现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大型企业更加依赖银行体系的看法不同。它说明小型企业更加依赖银行借款生存。在坏帐补贴方面，企业越大，坏帐补贴越少。
c)大型企业最大的社会负担是退休和下岗职工的成本，约占其负担的一半。与此对应的是，中小企业最重的负担是企业福利，占其社会负担的50%。
四、结论与政策建设
第一，国有企业最大的补贴来自从国有银行的低息流动资金贷款。与全国汇总统计数据所表明的相一致，政府补贴方式已由政府财政预算补贴转为银行借款方式补贴。这意味着需要通过硬化国企借款预算约束来提高银行资金的有效使用程度。此外，企业的融资途径要多样化，以减少对银行融资的过多依赖，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第二，国有企业社会负担中最大的部分是退休和下岗职工。这意味着建立合理的劳动力使用体系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国有企业“铁饭碗”这一经济与社会契约的存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提供这些服务的市场不存在，或者非常原始和极度扭曲。即使管理者想辞退工人，想把这些服务从企业中分离出去，但市场和政府都不能提供这些服务，从而使他们不能这样做。这些市场的缺乏使劳动力市场缺少流动性，企业优化难以进行。一旦这一社会福利体系建立了，亏损的国企就被关闭或兼并，它们的社会负担应由社会来承担。
第三，国有企业平均获得的补贴要比它们所承担的社会负担高40%。这意味着如果同时去掉国企的负担与补贴，它的经营活力将下降。
第四，对国有企业补贴与社会负担关系的分析表明，大型国有企业比中小型国企要有活力得多。与中小型国企相比，大型国企更具经营活力，因为它们有最高的税前利润、最高的税率、较低的财务补贴率、最低的税后亏损率。1994年，全国大约有八万个有独立会计体系的国有企业。虽然大型国企的数量只占5%，却占全部国企销售额的61%。而40%以上的国企在报表上显示亏损。他们占总增加值的6%，GDP的1%，总销售额的2.2%。这意味着大多数亏损企业是中小型国企，也意味着工业改革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应采取不同的策略，这也证明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抓大放小”的政策措施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