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记载中的史前时期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前论文,时期论文,文字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5)01-0148-08
一、史前时期的界定
上古阶段的历史，以有文字记载的时期为界限，以下称为历史时期，以前则称为史前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说：“《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按照此说，史前时期当是指虞夏之前。所谓“虞夏之文”，是谓《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经仔细分析，这些文件是后人写的，不是当时的直接文献，于是，史前时期的界限便向后移动了。商代因有甲骨文及许多实物为证，又《史记·夏本纪》的后半篇写法和《殷本纪》基本一致，所以，夏朝的后半段即从帝杼以下也可以列入历史时期。夏以前本来还有个虞朝，所以在古书中多以虞夏连称，又称虞、夏、商、周为四朝或四王[1]。但由于缺乏地下发掘的实物为证，并且多与神话传说相混杂，故自20世纪20年代疑古学派风行一时后，虞朝和虞朝以前的文字记载，其真实性皆被否定了。结果，关于史前时期，唯有考古学者从事地下发掘，得出几千年前或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的遗物，才能证明很长的史前时期确有丰富的文化创造发展；而在这个时期中，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载竟不值得一顾。从研究上古史的工作而言，这是一项极大的损失。因为其中有许多宝藏是地下发掘得不到的，如各种名号及重大事件的关系影响等，只有从文字记载中才可以得到说明。
在虞朝与其上很长的时间，是有零星的文字记载可考的。可以说，这段时间的历史是上古史的最早阶段，从考古学方面看则为最晚的了。这一大段时间，本来无名可举，《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记晋大夫范宣子自述其家世：“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可知当时没有朝代可称，但氏族国家已普遍存在了。用现代通行的话来说，部族或部族联盟是广泛存在的，只不过没有共同的名号罢了。各氏族国家的发展不一致，其中强大的可以成为各国的共主，局部地区的称为伯，广大地区的就称帝或天子。帝与伯，就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了。其中，名号或有传于后世的，但不能代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战国时期，学术发达，古代历史很受重视，关于朝代建立以前的这段时期，使用了一个概括的名词，称为“五帝”时期。《荀子·非相》篇明确指出：“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业，久故也。”又称：“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这个时期流传于后世的，只有称帝称伯的一些名号，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事件，如战争、自然灾害等；至于主要过程及一般的政事，就无从详知了。“五帝”实为一个统称之词，即诸帝之意，包括所有传于后世的古帝王名号。“五”字本有虚用之法，一般的氏族国家称“诸侯”，居于其上的共主便统称为“五帝”了[2]。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虚用的“五帝”一词被坐实为五个皇帝，并且都出于黄帝一个族系，显然不符合“五帝”的本义。为了说明正式朝代建立以前的真实历史，必须恢复“五帝”一词的本义。在“五帝”一词的本义失去之后，传说又妄造出“三皇”一词，连称为“三皇五帝”，这个说法已经违反了“五帝之外无传人”的原则。既有妄造，更有妄传，于是“三皇五帝”的虚影掩蔽了“自虞以上”长期的历史真相，这是首先需要扫除的迷雾。
二、有关史前时期文字记载的可靠性
文字记载保存下来的古史资料，首先为各国的史官所提供。史官在古代各国的统治机构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谓“君举必书”，以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都已形成为必须遵守的条规。古代设置史官的时间很早，因为很早人们就感到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了。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长期经历中得出的结论。
最古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文字，便以口传为主，而盲人的记忆力比较强，最适宜担任这项工作，于是有“瞽史”之称[3]。他们口传的要点及其经验教训，后来用文字记载下来，称为“瞽史之纪”。史前时期的重要人物及其有关事迹，因此得以保存要点，时间既久，难免混入一些神话传说，其内核是可取的。春秋时期的史官和博学之士，如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鲁国的展禽、齐国的晏婴等，他们有机会看到这类资料，其言论自然会透露出古史的真相。笔者据此草成《五帝时期的历史探秘》一文[2]，对于黄帝、炎帝、蚩尤、太皞、少硩、颛顼、尧、舜、禹、四岳、梼杌、祝融等二十余人，略识其历史地位与作用。可知禅让是共主地位的替换，不影响其在本国内的实权地位；到共主的地位提高后，又为一族一国长期占有，于是朝代就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向不同文化地区发展，便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主要方式。这些要点，都是在五帝时期才能找到其根源的。
以氏族为中心建立的国家，传世既久，也可以保存一些古代史实的要点。如《左传》所记郯子作的说明“少皞氏鸟名官”一事的由来[4]，虽杂有传说的成分，其中帝王名号与设立官职等事，都是可靠的史实。古人的祭祀，其中涉及神话的部分虽多，所保存的某些史实则为不可忽视的。展禽说：“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5]（《鲁语上》）他还举了几个例子，“法施于民”他举的是黄帝和颛顼，说明二帝的内政很成功，影响远及后世；烈山氏之子名柱，能殖百谷百蔬；夏朝的周弃，在农艺上也有大贡献，二人先后被祀为农神，农神称稷，故周弃又号为后稷；共工氏之子句龙长期为后土，即以后土为号，被祀为社，即土地神。农神和土地神，在农业社会中都是最受尊重的。柱、句龙、弃，本来都是世间的人，由于在本业方面有特殊优异的表现，于是被尊奉为神。尊奉世人为神，正说明其中自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在早期的农业中，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为土、木、水、火；到了铜石器并用时期，又加上一项金，于是有了“五行官正”的神位[6]（昭公二十九年）。被尊奉为神的，土正为后土，封为社，即与稷并称之社，是为土地神；木正为木神，称为句芒；水正为水神，称为玄冥；金正为金神，称为蓐收。木、水、金三正，都是出自少皞氏一族的。火正为火神，称为祝融，出自颛顼氏族内。以祝融对后世的影响为最大。春秋时，夔子不祀祝融，楚即指为罪状，起兵灭之[6]（僖公二十六年）。又有一次大风，使宋、卫、陈、郑四国受了严重的火灾，这次大风被称为“融风”[6]（昭公十八年）。周内史过称：“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5]（《周语上》）舜的祖先有一位名句芒，应是曾为木正者，事迹已不可详知。商朝的祖先也有一位曾为玄冥的，展禽称：“冥勤其官而水死。”[5]（《鲁语上》）正是符合“以死勤事则祀之”这一条的。到战国时，关于五行提出了新的概念，即五行之德，于是有了相生、相克的各种说法。以此为原则，解说各种事物，甚至包括远古的历史发展，一般的也称之为五行。这与五行之本义必须分别清楚，以消除对“五行官正”的神秘性。
三、史前时期的文字记载与考古发掘相对证的实例
诸子之书，多以战国时期的文化水平评论传说保存下来的史前情况，或以神话相杂糅，经仔细分析，犹不难发现其中所保存的史实内核，这也是一项可信据的重要资料。《墨子·节用》中篇记尧的生活：“饭于土塯，啜于土形（型）。”《韩非子·十过》也说尧：“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型）。”同书《五蠹》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
，粝粢之含，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这都是以战国时的生活水平来看尧时的日常生活，以为是简朴节俭，而不知尧时正是以陶器为主要生活用品的。《十过篇》又说：“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在以陶器为主要用品的时代，这是很高级的了，当时还有人议论，这样做近于奢侈，到战国时绝不会有人用这样的器物来祭祀了。《越绝书》卷十一记载了风胡子对楚王说的一段话，意义更为深远：“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风胡子之名未于见他书，其事迹不详，楚王亦不详为何人，时间当为春秋后期，其言杂有许多神话，今皆略去。其言实保存了极重要的远古史实。以石、玉、铜、铁四种兵器为划分时代的标志，兵器实际上也是工具，用于生产和防御，因而有不同的称谓，实际上原为一物。近代考古学者于原始人类文化发展，分为旧石器、新石器、铜器、铁器四个时期，风胡子之说与之不谋而合，应为有所依据而非妄造。唯原文掺杂了许多神话，使其真实的历史内核埋没不显，略去神话，真义自明。其言还附带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轩辕与黄帝，原是不同时期的两个名号，战国以后，被强合成为一个人[7]。在《越绝书》中，轩辕和神农、赫胥都是远古氏族名号，当时还是处于以石为兵的旧石器时期，而黄帝是一个帝王的名号，已是以玉为兵的新石器时期，二者时间相去既远，自无从合成为一人。由于《越绝书》和风胡子从来不受世人重视，史前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无人理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