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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团结”是周恩来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古代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共同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但直到1957年，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妨碍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最突出表现就是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说，“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1〕这两种倾向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极其不利，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解决。为此，周恩来对妨碍民族团结的表现，两种民族主义的危害、产生的根源，克服两种民族主义的方式，以及加强民族团结的现实意义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思考。
周恩来认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不仅会妨碍民族间的团结，而且，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造成各民族之间的对立，甚至于分裂，必须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高度来认识这两种民族主义的危害。在周恩来看来，兄弟民族多数处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状态，如果站在人口最多的汉族方面批评兄弟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时，就容易去指责这些客观存在的落后现象，这就变成民族歧视了。同样，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历史上反动统治压迫的后果也还存在，如果站在少数民族方面批评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时，如果只注意这些历史痕迹，就很容易在少数民族中产生民族对立的倾向：“我不信任你，你人口多，总是对我们不利，因为你是多数，经济、文化发展一些，总是会利用发展的优势继续过去的歧视和压迫。这样，怀疑的心理就增加了，甚至觉得和过去差不太多，这就容易助长民族分裂、不团结的倾向”。〔2〕
周恩来同志在认真正视这两种民族主义危害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产生这两种民族主义的原因。
第一，历史原因。在中国古代的每个汉族王朝统治时期，都有一些较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活跃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如秦汉时期的匈奴，南北朝时期的柔然，隋唐时期的突厥、吐蕃、契丹、奚、回纥、南诏等等。在这些时期，一方面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有一些友好往来活动，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甚至民族战争。这类例证不绝于书。即使在少数民族政权主宰中原时，也有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现象，如元代把全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尽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总体来看，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有一定责任，只不过是在不同事件中责任者不同而已。周恩来客观分析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公正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在古代又是不完全统一的，甚至各民族彼此作战，不是你侵犯我，就是我侵犯你。民族间的互相侵犯，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上是很多的。在各民族互相侵犯中，如果算总帐，汉族侵犯兄弟民族的次数多、时间长。虽然历史上汉族也被一些兄弟民族多次侵犯过，被统治的时间也不算短，如：北朝、辽、金、元、清。”〔3〕那些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其阴影却很难在短时间内甚至几代人中消失。
第二，经济原因。尽管当代中国各民族及其先民创造历史与文化的生存发展空间是比较明确而稳定的，但在中国古代，汉族普遍居住在中原地区，那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经济和文化自然发达一些，并有条件向各方面发展，而少数民族大都生活于边远地区，那里自然条件较差，气候寒冷，物产贫瘠，因此，他们“生活就更困难，经济、文化也就更不容易发展”。〔4〕落后状态更加突出。从汉族角度来说， 如果只注意到这些经济、文化不发达现象，势必容易产生民族歧视；从处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角度来说，如果对内地的情况不了解，“对一些进步和发展的现象不认识，因而发生一些怀疑，不晓得汉族到底对兄弟民族的态度怎样。尤其是因为历史上汉族的反动统治者压迫少数民族，剥削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免不了带着怀疑的眼光看汉族，这是很自然的。”〔5〕
既然造成一些怀疑和不信任在于历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客观原因，那么，历史和逻辑的结论必然是改变那些客观原因，决“不应该简单地去批评某些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而是应该诚恳地帮助兄弟民族了解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去掉他们的怀疑。”〔6〕当然， 要去掉产生这些倾向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根源，并非朝夕之功，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需要“发展全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掉这种怀疑。这需要时间，需要工作，而不应该简单地不加分析的批评，只是简单的没有分析的批评，有时甚至会引起误会，造成错误。”〔7〕既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今天还存在，历史上反动统治压迫的后果也还存在，那么就需要把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事实上不平等的现状逐步加以改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各民族加强团结，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那么，如何解决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种倾向呢？周恩来同志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的问题以外，在民族问题上的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当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就是运用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公式，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除此之外，在批评过程中，还应当区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汉族同志中如果确实存在大汉族主义倾向和民族歧视的错误，就批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而不要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指责，不要对汉族的整体产生怀疑、不信任，不然就会助长民族分裂倾向，不能达到民族间的团结。
无论批评大汉族主义，还是批评地方民族主义，其目的都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各族间的进一步团结。那么，各民族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新基础上达到进一步团结呢？周恩来认为，这个新的基础，就是我们各民族要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那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我们50多个民族所共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在周恩来看来，只要我们有了这个新的基础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就能够反对、克服和避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从汉族这方面来说，如果从为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出发，就会想到少数民族中那些落后状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现象，应该去帮助各兄弟民族实现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能把那些客观现象当成兄弟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就是有一些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也要研究它的来源，其中很多是有客观原因的，如果把这些客观原因改变了，这些倾向也就不存在了。从兄弟民族这方面来说，如果都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出发，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历史遗留下了一些痕迹，但这总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些事情在新中国诞生以前是存在着的，而在新中国诞生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的宪法上，在国家的政策中，规定了民族平等。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祖国，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为着这个目的，我们要把历史上的痕迹消除掉，要把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逐步消除掉。总之，周恩来同志所指出的达到民族间新团结的新的基础使人眼界开阔，心胸宽广，是当时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最高境界。
周恩来在认真分析当时妨碍民族团结的表现、两种民族主义的危害、产生两种民族主义的客观原因以及克服两种民族主义的方式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
第一，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才能保证不受帝国主义的侵侮。1840年之后，中国人民曾饱尝帝国主义侵略之苦。帝国主义之所以敢欺负中国，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8〕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发动侵华战争，“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9〕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不受欺侮了，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永远不受欺侮。周恩来认为，“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欺侮。”〔10〕因为处于帝国主义现在还存在的世界，帝国主义还不死心，一有机会还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提高警惕，“更要着重强调我们各民族间的团结。”〔11〕只要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帝国主义就不敢欺侮我们，否则，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站起来以后，还会栽跟头，还会是个落后的、贫困的、受欺侮的国家。
第二，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距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以及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仍然还有一定的距离，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方面，仍然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如何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呢？周恩来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12〕而要做到这一点，仅靠汉族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尽管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区丰富。从兄弟民族来说，尽管有着丰富的地下资源和比较广阔的土地，但由于他们劳动力缺乏，技术水平不高，如果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兄弟民族显然也不可能单独发展。因此，要使各个民族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各个民族必须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在共同发展的目标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周恩来举例论证说，要把包头建设成为中国的一个工业基地，就必须把那里的铁和大同的煤结合起来。现在包钢已经开始建设了，将来会成为很大的工业中心，这就需要各个民族共同努力，首先是蒙古族和汉族共同努力。再如要在新疆建立起包括克拉玛依油田和乌鲁木齐地区的将来工业中心，如果没有新疆各民族和内地汉族的共同努力，就搞不成功。首先铁路就修不成。铁路通了，劳动力不够，资金不够，也没有办法来开发。这就必须用全国的力量去支援。在这里，周恩来把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同民族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他看来，加强民族团结不仅是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需要，而且经济发展了，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就会逐步减少，民族歧视和民族分裂的倾向也会减少，某些不满的对立情绪就会被克服，某些消极因素就会被积极因素所代替。由此可见，共同发展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
“民族平等”是周恩来民族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
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着民族歧视、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在汉族人建立的中央王朝统治期间，少数民族一般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而在少数民族建立中央王朝统治期间，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般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辛亥革命后，有一段时间满族人受欺侮、受歧视的现象比较突出。全国解放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各民族所共同遵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和国家政策中，规定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方针。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和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地区经济相对比较发达，而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自然环境比较差，而且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今天还存在，历史上反动统治压迫的后果也还存在。”〔13〕这些都对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利，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是一切不满和一切摩擦的基础。”〔14〕为此，周恩来曾多次阐述他的“民族平等”观，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做到民族平等。1961年6月10日， 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中指出，在中国旧社会，等级森严，毫无平等地位可言。清朝时我们“要见溥仪非下跪不可，也根本见不到。辛亥革命后就变了，但只变了一点，推翻了清政府的压迫，代之以少数汉族人的统治，而且更凶。北洋军阀是年年打仗，国民党统治也是战争不断，搞得民不聊生。”〔15〕辛亥革命后，满族人如果说出自己的真实民族，“就会受欺侮，受歧视”，“只有中国革命胜利了，社会才变了，全中国人民都平等了。”〔16〕满族人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在旧社会被叫作戏子，受人歧视，在新中国被称为艺术家，“都是平等的。”〔17〕
（二）走向民族及种族平等是世界趋势。1947年2月16日， 周恩来同志在致美国黑人民权领袖乔治·T·道宁之孙菲利浦·B·道宁的信中指出，“世界的趋势是走向民族及种族平等。而种族歧视、民族优越感，正是帝国主义统治用以分化人民挑拨民族仇恨的一种反动方法。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与你们反对美国反动统治的斗争，正是站在一条战线上，一定能取得胜利。那时，有色人种，包括中国人及你们，将有平等及自由。”〔18〕在这里，周恩来同志不仅科学地预测到了走向民族平等是世界发展的趋势，而且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搞种族歧视的反动本质，同时坚信有色人种最终会有平等及自由。
（三）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存在。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也是从历史上来的，经济基础是这样，上层建筑也是这样。”〔19〕又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今天还存在，历史上反动统治压迫的后果也还存在。”〔20〕
（四）消除事实上不平等的方式。既然在当时还存在着民族经济、文化上的事实不平等，既然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产生不满和摩擦的基础，那么，就必须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如何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呢？周恩来认为：
⒈时刻想到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目标，只要心中有了这一目标，就会自觉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⒉诚恳地帮助各兄弟民族实现经济文化的发展；
⒊共同发展。周恩来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有这样一个气概，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爱的气概。我们不能让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如果让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这就是不平等，就是错误。”〔21〕
⒋共同繁荣。周恩来指出，在民族政策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根本不同。我们要帮助各兄弟民族的繁荣，必要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民族也给予帮助。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22〕
⒌积极进行社会改革，“把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23〕
（五）民族无优劣之分。民族虽然有大有小，历史有长有短，经济文化有的发展快一些，有的发展慢一些，但“绝不能说这个民族是优越的，那个民族是劣等的。”〔24〕周恩来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世界上所以有些民族比较落后，这是环境造成的，是因为没有给他们发展和锻炼的机会。”〔25〕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他进一步认为，四海之内都应是兄弟关系。〔26〕
（六）真正做到民族平等，除了上述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方式之外，还要尊重民族自治权利、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⒈关于尊重民族自治权利。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民族自治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凡是宪法上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利，以及根据宪法制定的有关民族自治权利的各种法规、法令，统统应该受到尊重。”〔27〕
⒉关于尊重宗教信仰。1955年4月19日， 周恩来在亚非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28〕2 年之后，周恩来又强调指出，不信仰宗教的人应当尊重信仰宗教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也应当尊重不信仰宗教的人。不仅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可以合作，而且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
⒊关于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在周恩来看来，虽然一个民族不一定都信仰一种宗教，但风俗习惯常常是一个民族一种，因此，风俗习惯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容易刺激感情。另一方面，对于反映在文化方面的风俗习惯，不要随便加以修改。
三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发展及共同繁荣是周恩来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民族平等是基础，只有坚持民族平等原则，才能将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同心同德地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民族团结是保证，只有搞好民族团结，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是目的，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都得到发展，得到繁荣，而且因为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会使各民族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比封建主义更优越；也只有如此，才能消除各民族经济文化上的事实不平等，不断巩固民族团结的新局面。综观周恩来的民族理论，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特点。
（一）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丰富与发展。在民族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许多精辟论述。周恩来根据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继承并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如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29〕周恩来在坚决反对大民族主义的同时，也旗帜鲜明地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认为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而且，周恩来还认为，“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30〕再如关于民族平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它民族。”〔31〕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考虑到这两个趋向，因而首先是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容许在这方面有任何特权……”〔32〕斯大林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它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33〕周恩来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这些观点，更加明确地指出，“绝不能说这个民族是优越的，那个民族是劣等的，”〔34〕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 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因此，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又如关于消除民族事实上不平等的实际措施，斯大林概括为如下五点：“（一）研究落后民族和部族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和文化；（二）发展它们的文化；（三）对它们进行政治教育；（四）把它们逐步地无痛苦地引向高级的经济形式；（五）建立落后民族劳动者和先进民族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合作。 ”〔35〕综观周恩来同志有关民族问题的著述， 似可将其消除民族事实上不平等的具体措施约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各民族经济文化上的事实不平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第二，逐步改变各民族经济、文化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前提是共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第三，进行社会改革（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是根本性的措施；第四，有步骤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第五，把汉族干部派到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帮助那里的工作；第六，各民族合作互助，不能孤立地讲发展。只要我们把周恩来的以上六点和斯大林的上述五点加以对照，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周恩来在消除民族事实上不平等这一问题上对斯大林观点的继承和丰富，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斯大林关于这一问题认识的发展轨迹。
（二）对毛泽东民族理论的补充、发展及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36〕毛泽东的民族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周恩来的民族理论正是对毛泽东民族理论的补充、丰富、发展以及精辟阐述。如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讲话中指出：“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37〕“宪法草案第七十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38〕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讲话中指出，“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分别情况，成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或者民族乡，使所有少数民族不论聚居或者杂居都能实行真正的自治。”〔39〕又说，“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40〕再如关于民族隔阂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41〕周恩来在阐述这一问题时说：“我们的国家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在古代又是不完全统一的，甚至各民族彼此作战，不是你侵犯我，就是我侵犯你。民族间的互相侵犯，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上是很多的。在各民族互相侵犯中，如果算总帐，汉族侵犯兄弟民族的次数多、时间长。……这种历史痕迹在兄弟民族中的印象是很深的。”〔42〕从以上两例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于民族问题的有关论述同毛泽东论述到这些问题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并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观点，因而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三）历史地看待民族问题。如对民族经济文化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在周恩来看来，这些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今人不能承担历史责任，但有责任改变这些状况。如此看待民族问题的思想方法，不仅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而且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民族现状。
（四）客观辩证地看待民族问题。如对满族所建立的清朝政权的评价，就比较客观。他一方面承认清朝“做了许多坏事”，〔43〕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它的历史作用：第一，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起了统一的作用；第二，减低了田赋，使农民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第三，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44〕如此看待民族问题，既尊重了历史，又尊重了民族感情，而且也符合辩证法的思想原则。
（五）发展地看待民族问题。在周恩来看来，克服两种民族主义倾向和消除民族经济文化事实上的不平等，需要共同的、积极的发展目标，只要各个民族的经济文化都得以发展，各民族都得以繁荣，那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就会被消除。再如对待民族风俗习惯问题，周恩来认为，“风俗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民族经济基础本身的发展”。〔45〕如此看待民族问题，不仅可以使人们丢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而且可以唤起人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极大热情和干劲。
（六）对民族思想文化遗产的扬弃。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都对民族问题作过一些论述。“四海一家”的观点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孔子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46〕荀子认为，“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疾其劳，无幽闭隐辟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47〕萧何认为，“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48〕唐太宗认为，“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49〕又说，“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50〕明太祖朱元璋曾说：“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宁如下。”〔51〕并说“无间远迩，一视同仁。”〔52〕客观地说，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论述，既有接近真理的一面，又有其历史局限性。综观周恩来的民族理论，可见他对民族思想文化遗产始终持扬弃态度，既有吸收优秀思想文化遗产的一面，又有否定民族思想文化遗产中的糟粕的一面。如“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肤色，四海之内皆兄弟”〔53〕的观点，就是对传统的“四海一家”观点正确一面的弘扬，而“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我们五十多个民族所共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54〕的论述，就是对传统的“四海一家”观念中王者“私天下”的彻底否定。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4月第1版。
〔2〕〔3〕〔4〕〔5〕〔6〕〔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50页，第251页，第251页，第249页，第250页，第249—25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
〔8〕毛泽东：《复西北各民族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电报》， 转引自1951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10〕〔11〕〔12〕〔1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51页， 第252页，第252页，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
〔14〕《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01页。
〔15〕〔16〕〔1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8页， 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
〔18〕《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19〕〔20〕〔21〕〔22〕〔23〕〔24〕〔25〕〔26〕〔27〕〔28〕〔30〕〔3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60页，第250页，第266页，第263页，第266页，第263页，第263页，第317页，第268页，第155页，第263页，第26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
〔29〕〔32〕《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19页，第1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4页。
〔33〕《斯大林文选》（下）第507页。
〔35〕《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46—47页。
〔3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37〕〔38〕〔4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8 页，第128 —129页，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39〕〔40〕〔42〕〔43〕〔44〕〔45〕〔53〕〔5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60页，第261页，第251页，第320页，第32页，第 271页，第317页，第24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
〔46〕《礼·曲礼》。
〔47〕《荀子·王制》。
〔48〕《汉书》卷1《高帝纪》。
〔49〕〔50〕《资治通鉴》卷192，卷197。
〔51〕〔52〕《明太祖实录》卷53，卷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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