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生产方式的“连接”——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与不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化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少地研究和使用“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其实，这个概念作为研究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分析工具，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80年代，西方的“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学派激活了对生产方式的研究，用生产方式“连接”的概念来描述现代化过渡阶段，揭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进行自身“再生产”的特征，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化过渡阶段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另一方面，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生产方式”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这影响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难题及出路何在的认识。本文结合对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连接”概念的分析，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方式结构中新、旧因素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作一探讨，并对如何迅速摆脱“连接”的困境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生产方式“连接”的概念
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在批评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激进依附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激进依附论的基本观点是把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归因于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持悲观主义的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与帝国主义“脱钩”而走社会革命的道路才有前途。为了批评激进依附论的这些观点，一些西方学者重新使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形态转变问题。这派学者打着“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他们基本立场是，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可超越，发展中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经历资本主义。“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冠名也由此而来。
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本身并没有什么新特点。E·拉克劳(E.Laclau)给它下的定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的理解与界定基本是一样的。① 因此，使用“生产方式”概念不是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标志。标志这个学派的是他们自己提出的“生产方式的连接”(以下简称“连接”)的概念，它指出包括西方和东方在内的所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有一个“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连接”(articulation)阶段。这个概念主要有以下特点或内涵：
(一)它是对现代化过渡阶段的概念化
J·泰勒(Jhon G.Taylor)在《现代化与生产方式》一书的序言中写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对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研究很少，这给研究第三世界问题增加了许多困难。② 如我们所知，马克思的著作中提到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比如在《资本论》中提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印度的、中国的小农生产方式”等，③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④ 马克思还论述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别。但是，马克思很少讨论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细节，更没有对“过渡阶段”作过专门的探讨。相比之下，列宁却对此有较多的思考。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列宁目睹了新旧生产方式并存的现象。他曾经指出：一方面，“旧地主经济”、“工役制”、“农奴制”等普遍存在，资产阶级过于弱小，工厂与工厂之间缺乏联系而相互孤立、劳动分工具有人为性等；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农村的分化”、“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国内市场”等，资本主义也在成长。⑤ 不过，列宁并没有把他对过渡阶段的这些观察概念化。
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连接”概念不是简单地指前资本主义的与资本主义这两种生产方式的衔接或交叉，而是指一种共生共存并共同统治的状态。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尽管从长远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终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连接”阶段，却说不清谁占据主导地位，而是“整个社会结构”被两种生产方式的“连接”(articulation)所统治。换句话说，是“连接”本身占主导地位。J·泰勒指出：在传统时期，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结构互相适应而获得平衡，而资本主义因素的进入则打破了这种平衡状态。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出现了特殊的阶级结构、特殊的国家和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它同时被两种力量所控制。⑥
(二)它论证了过渡阶段的持久性
在对新旧事物交替问题的认识上，经典马克思主义较多地参照了自然界的规律，认为社会领域的事物同自然界中的事物一样，新的生产方式一旦产生，旧生产方式就会随之衰老、死亡而被新的所替代。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连接”概念却指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逐步走向衰落，而是继续进行“自身再生产”，正是这种自身再生产限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从而长期不能够占据主导地位。⑦ 这样，过渡阶段就被持久化了。
这个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P·雷(P.Rey)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子说明了向资本主义阶段转变的长期、艰难性。他把“连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而资本主义依附于封建主义，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但仍然需要封建主义的帮忙，第三阶段是资本主义独霸天下而封建主义因素被完全摧毁。他认为，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达到了第三阶段，而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只是处在第二阶段。⑧ 就是说，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真正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而其他西方国家均没有达到这一步，因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还存在着。这种认识显然是让人感到新奇的。
(三)它肯定“帝国主义”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作用
在这方面，马克思持二分法立场，而以弗兰克、阿明等为代表的激进依附论却把“帝国主义”的作用看作是完全消极的。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连接”概念则否定了激进依附论的观点。它指出，在落后国家里，由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强大而持久的自身再生产能力，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也会不断发展，却永远也取得不了主导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难以靠内部力量而实现突破，只有靠“帝国主义”力量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连接”中逐步占据统治地位。J·泰勒(J.Taylor)通过把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渗透分三个阶段来说明这个道理：第一个阶段是“商业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即便在其本国，势力也很弱小，不得不依靠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持，至于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渗透就更加需要依赖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持了。因此，在这个阶段的“连接”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也在成长，但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通过不断的自身再生产因而统治地位不断得到巩固；第二个阶段是“竞争的资本主义”。它的竞争势头并非强劲，而是受到各种抵制，它通过进口原材料和扩大工业品出口市场而促进自己的再生产。在这个阶段，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日益被纳入资本主义商品的循环之中，从而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在此阶段，资本主义的力量强大得足以在各个层面上摧毁旧因素，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渗透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它在相互脱节的不同层面进行各种干预，以便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获得统治地位，并且创造“一种有限的和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方式”。⑨ 这样，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不仅肯定了帝国主义的作用，而且把它看作是最终决定力量。
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方式”及“连接”的复杂性
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连接”概念所包含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不断地自身再生产而得以持久存在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现代化转型期，新因素在成长，各种旧社会因素也会借用新的环境、新的资源而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或者在被消灭之后很久又重新复活，这几乎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但是，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用“前资本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两种生产方式来概括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结构显得有些简单化。他们对“生产方式”的理解受到经典概念的束缚较大：把它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和”，而在笼统的把握之中，又过多地侧重其中的“生产力”的方面。这样，就难免导致评价标准的单一化：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还是商品化的经济？生产过程是分散的还是集中的？是手工业的还是工厂大工业的？如此等等。以这样的一些标准当然很难认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形态的复杂性。
(一)发展中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常包含着多种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曾经对马克思的名言“手推磨生产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生产的是工业资产家的社会”⑩ 有不同的看法：“这句话，无论怎么说只有它的第二部分具有有限的正确性。……但是在它的第一部分，则是根本不正确的：手工磨经历了所有可以设想的经济结构形式和政治的‘上层建筑’。”(11) 韦伯的观点是，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上可以有多种生产关系。萨米尔·阿明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认为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形态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同时把多种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社会形态是具体的、有组织的结构，其标志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其周围连接着从属于它的错综复杂的一组生产方式。”(12) 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考虑到这些不同的观点，而仅仅从“自然经济”与“手工业”等生产力水平方面来界定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免把复杂的现实简单化、笼统化。即使在目前的世界上，在同一个发展中国家，可能同时存在着多样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其中有封建主义的，也有原始部落的，以及奴隶制残余的，等。这种情况在世界一些落后地区比较突出。
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引导人们在研究社会形态转变时，总是把目光集中在落后的农村地区和手工业部分。而实际上，如果从生产关系考察，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还可能广泛地存在于那些被纳入商品经济的领域和生产力先进的部门。比如，俄国的彼得一世在位时(1682—1725)推动现代化所办的政府企业，是当时俄国生产力最先进的部分，但其用工制度却是类似中国元朝时期的工奴制；在废奴运动之前的美国南部以及拉丁美洲的种植园，其生产力水平是很高的，也是典型的商品经济，但是其中却渗透着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原计划经济模式的国家，目前的情况也呈现出复杂性特征。计划经济虽然在其推行之时，强制改变了多种旧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但它所建立的以“集体”与“全民”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以及劳动关系只是一种人为的形态，没有社会自然进化的基础的支撑。在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各种旧的生产方式的因素在一个时期复活是必然的。中国目前的情况也能说明一些问题：除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手工业大量存在之外，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也同样存在于大城市和那些生产力先进的部门。比如，各种“承包制”所导致的圈地运动式的“封建化”过程，它把许多工厂车间、商店大厦分割为一个个碎片。再封建化现象也普遍出现在文化部门及大学校园，地盘割据、资源割据、“武大郎开店”等都是具体的表现。这种情况也使中国分配差距的表现很复杂，比如，在同一个单位(同一所大学、同一家出版社等)之中的同样层次的工作，由于小部门的封建化而出现巨大的工资差别。
(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资本主义”是一个可以从不同侧面界定的概念。经典概念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和”的角度来界定的。按照这种界定，国有企业的生产关系也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所以，恩格斯只把国有企业看作消灭国家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过渡手段，因为“无论是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13) 列宁也继承了这个认识。在二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西方的主流学派还是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派，都把国营企业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只是后来的教条主义才把国有企业看作“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代表。
教条主义的观点并不能改变国有企业的性质。它不是一种新的企业形态，而是古已有之的。韦伯侧重于从生产关系看问题，(14) 所以，除了国有企业这一“传统的资本主义”外，他还指出了其他许多类型的资本主义，比如“掠夺的”、“冒险性的”、“投机性的”、“享有特权的”、“借贷性的”，等。(15) 这些类型的“资本主义”不仅同时存在于世界各国的以往历史上，而且在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也均可以找到，包括那些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所不同的是，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这些不构成主导力量。比如在美国，它主要以“非正式经济”(或曰“地下经济”)为主，所占比重并不大。(16) 而在发展中国家，它们却构成了主导力量，从而导致整个经济充斥不规范行为。发展中国家还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本主义的形态，比如盛行于东南亚的“裙带关系的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等，它们是官僚系统腐败而官商勾结流行的产物。(17)
为简单起见，如果我们把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称为“前现代的”，那么，以上种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论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则均应被看作是“半现代的”。因为，一方面，它们在生产手段(大工厂生产)、市场化、产权形式、劳资关系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具备一些现代性特征，但另一方面，它们的现代性却是不充分的。而作为“现代的”生产方式，则需要从企业的内部条件、市场关系、法律关系等不同的纬度来界定。马克斯·韦伯排斥了各种资本主义，而认为只有“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才是“现代的”。它具有产权明晰(个人或民间创办)，以牟利为最高目的，固定的资本，自由劳动力制度，专业分工与合作(大工厂生产)，纯粹流通经济的劳动效益分配(18)，以及合法地获利(19)，等一系列的条件。而前面列举的各种半现代生产方式的企业，只是部分地具备这些条件。比如，掠夺性的、投机性的以及裙带关系的企业，可能具有民间创办、产权清晰、以牟利为最高目的、大生产的劳动分工合作等特点，但它们或者是依靠投机取巧，或者利用官场腐败的资源等，而不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国有企业可能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活动、具有大生产的分工等，但它却不是由个人或民间创办的，因此容易出现产权不清、管理人官僚化等问题，并且，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面积国有企业还是成熟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少量国有企业均做不到以营利为最高的目的。
这些半现代生产方式的因素都不可能促成一个国家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并且，它们的自身“再生产”能力要远远比各种前现代生产方式更加强大。前现代生产方式(如小农经济、手工业)，由于其生产力落后，所以显得很脆弱，容易被摧毁。而各种半现代生产方式，则因为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包含着某些现代的成分，并且参与摧毁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参与创造经济增长，所以它们更容易利用国际国内市场运作所提供的机会而获得自身再生产的资源，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得以不断的巩固与发展。
(三)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构成与生产方式的“混合”密切相关
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也影响对整个社会结构中政治与文化因素的理解。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连接”概念虽然也包含着对“阶级结构”、“国家”与“意识形态”的解释，并看到在这些领域存在的一系列“脱节”的现象，但它却认为这些政治与文化的因素被“工业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两种力量所控制。这显然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构成简单化了。
由生产方式的多样性特征所决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因素很难用前资本主义的与资本主义的两种来区分。在发展中国家，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残留的旧因素比较清楚，比如：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专制主义、裙带关系、庇护—被庇护关系、家长制作风、贵族主义、以及家族、种族、宗教、地方、宗派等特殊的权力网络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传统的权威与符号象征的崇拜，对传统社会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怀旧倾向，对传统的以及特殊主义的价值观的固守等。这些可以被笼统地看作是与前现代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因素。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与这些因素相对立的(即不适合用“传统”或“封建”来概括的)因素却是十分复杂。进化论马克思主义者既忽视了那些与各种半现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因素的存在，又忽视了西方国家新出现的一些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前者如拉丁美洲曾经奉行的企图把苏联模式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第三条道路”的意识形态，印度曾经奉行的“尼赫鲁主义”的意识形态，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及其集权的政治结构等；后者如在西方后工业社会兴起的与理性资本主义的牟利意识、节俭与敬业精神相对立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反对理性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等。以上这些因素或者是新的，或者是半新半旧的，或者是旧事物的新面孔。由于它们不被看作是“传统的”或“封建的”，所以，它们更容易进行自身再生产和扩大影响。政治权力结构中的这类因素围绕于官僚系统的发展。由于迟发现代化对政府作用的强调，这类因素借助政府干预经济的各种口号而不断地获得自身再生产的资源。所以，发展中国家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伴随着经济成长而腐败加剧、官僚机构在“精简”中膨胀、官本位价值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不断上升等。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生产方式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存在多种前现代生产方式的因素，也在于存在着多种半现代的生产方式的因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渡阶段中存在着两个“连接”，一是前现代生产方式与半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产方式的连接，一是半现代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的连接。(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连接”：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两个连接在逻辑中是很清楚的，表现出一前一后的时间关系。但是，在现实中并不一定如此，两个连接在现实中可能常常是界线模糊地混淆在一起。正是这种现实的模糊性导致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对第二个连接的忽视。其实，第一个连接的结束(即战胜前现代生产方式)，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转变，因为还有半现代生产方式的存在。尽管半现代生产方式也参与了瓦解、消灭前现代生产方式的过程，也是工业化、商品化与经济增长的创造者，但是，由于它们不是现代的生产方式的代表，所以，它们的大量的继续存在就是现代化过渡阶段的继续延长。由于它们具有某些现代性特征并且受到各种半新半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因素支持，所以获得了比前现代生产方式要大得多的自身再生产的能力。这就是说，以现代生产方式战胜半现代生产方式为主要任务的第二个连接的时间可能会很长，甚至比第一个连接的时间更长。这是过渡阶段在众多发展中国家被持久化的主要原因。
三、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
同样与对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解相关，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作用或发展中国家的出路的理解也很不恰当。
应该肯定，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学派围绕“连接”念的一系列理论都是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比如，H·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对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非洲农村“自然经济解体”而出现“商品化过程”的研究(20)；克里弗(Lionel Cliffe)对东非的肯尼亚和乌干达在殖民主义冲击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的情况的研究(21)；阿拉维(Hamza Alavi)对印度在殖民地时期柴明达尔制的变化及土地资产阶级的成长情况的研究；以及奇拉(N.S.Chinchilla)对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等中美洲国家在“自由主义改革”和“共同市场新近二十年”两个阶段研究(22)，通过这样一些经验性研究，他们提出了帝国主义能够在发展中国家的“连接”中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战胜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
但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他们的研究有两个特点：首先，研究的对象都是亚非拉的一些落后国家甚或它们的殖民地时期。这种研究对象的选择，显然是受到他们要针锋相对地批判依附论的动机的影响；其次，如前所述，他们判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标准是经典式的，比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否解体、手工业是否变化，等。这样，无论从研究对象和评价标准来说，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只涉及到我们所说的生产方式的第一个连接，即“前现代的”与“半现代”的/“现代的”的连接。因此，他们所论证的帝国主义的决定性作用，顶多只能说明第一个连接的情况，即前现代生产方式被摧毁的情况。而在它们被摧毁以后，并不直接转变为现代生产方式，却生成了各种半现代生产方式的因素，从而形成半现代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的连接，即第二个连接。这个连接的特点是促使一系列病态现象的发生：经济增长率很高而社会发展缓慢，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虽然解体却失业率上升，城市化伴随着大量贫民窟和无业流民的出现，农村与农业凋敝，分配差距与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跨国公司力量强大而民族资本的力量弱小，有工业化却没有相应的技术进步与创新能力的提高，等。这些病态现象被依附论者称为“低度发展”。尽管依附论者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但他们在“低度发展”概念下所揭示的各种病态现象却是客观存在。而这些“低度发展”的一系列病症恰恰是伴随着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解体而出现的。这样，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对依附论者的落后国家发展悲观论的否定，只是靠把过渡阶段无限期地延长来达到，这当然不能完全消除其悲观主义的色彩。
因此，仅仅考察一些落后国家或早期发展阶段的情况是远远不够的。要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方式转变的问题，还需要重视对那些现代化成功者的思考。如果从公元16世纪初计算，世界现代化到现在已经进展了500多年了。然而整个世界上，能够算是实现了现代化转变的地区目前只有三个：一是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欧；二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组成的移居殖民地；三是东亚NIEs(日本和“四小龙”)。在这三个地区中，第二个地区和第三个地区的现代化都贯穿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作用线索。如果把西欧看作是现代化的发祥地，那么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的现代化则是殖民主义的产物。然而，“殖民主义”的作用并没有伴随它们的现代化始终。它们的现代化的后半个过程，都是在自己政府的领导下独立完成的。这就是说，自己政府的作用对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转变十分重要。东亚NIEs的经验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其中的日本在二战以前的现代化不是依靠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来摧毁它的前资本主义结构，而是明治维新以后由自己的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大量引进现代事物。二战结束以后，美军占领了日本和韩国、并把台湾纳入其军事保护之下。美国对这三个地方的现代化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美国的作用却与进化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大不相同：美国并没有在这三个地方参与摧毁以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手工业等为代表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反而，美国却在战争一结束就推动土改，使它们建立起了“小农”土地制度；跨国公司在这三个地方的投资也不突出，尤其在韩国和日本的比重很小，自然就说不上起到直接改造其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美国对日本、韩国与台湾的影响主要在于宏观层面。美国以军事占领或军事保护为手段，总体上制约着它们的经济体制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的变革方向。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美国不仅在这三个地方推动了土地改革，还在日本推动了政治民主化改革和解散旧财阀的经济改革；在韩国和台湾推动了公营企业(主要是没收的日本人的投资)民营化，推动他们在60年代初中期转向出口导向的经济；美国还监督它们的政府管理，并在80年代后期要求韩国与台湾向民主政治转型。这一个历史过程说明，美国对日、韩、台战后发展的作用，并不表现在直接参与瓦解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主要是制约其大方向，使这三个国家或地区形成一种被称为“发展型”的政府。直接控制着生产方式“连接”的，是它们自己的政府。
东亚NIEs战后的现代化是以时间压缩性为特征的。以韩国为例，它在60年代初期还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然而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到70年代末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化，80年是其工业化成熟期。东亚NIEs现代化的这种时间压缩性特征，是对进化论马克思主义把落后国家的过渡阶段论证得十分持久的观点的一个质疑。如果说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拉丁美洲的国家以及亚洲、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展示了社会形态现代转变的时间持久性的一面，那么东亚NIEs却展示了它能够迅速实现的一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原因只能从各自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中去寻找。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东亚民众具有服从政府权威的传统，所以政府能够有效地实行所谓“统治经济”的集中管理，是其他文化圈的政府不能达到的。但仅此远远不够。还有两个重要因素的作用：
第一个原因是东亚“发展型”政府具有比较廉洁和高效率的特点。政府的廉洁与高效率对于一个国家迅速走出“连接”阶段至关重要。因为，许多类型的半现代生产方式的因素，比如“掠夺的”、“冒险的”、“投机的”、“密友的”、“裙带关系的”企业等，总是需要得到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中的因素的支持，与政治腐败和行政低效率是共生共存的，是市场经济秩序不规范的产物。它们都是民营企业的扭曲形态，而发展中国家的这类企业的数量极其庞大。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拉美国家的教训是，中央政府长期不能控制住地方势力，不能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及民主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观念陈旧，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为上述各种“半现代的”企业提供了有利的自身再生产环境。东南亚、非洲一些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第二个原因是东亚NIEs明智地控制了国有企业的比重。日本与“四小龙”在这方面都很突出，其国有企业的比重一般都很小。尽管现代社会像熊皮特说的那样是“复合型社会”，适当比重的国有企业部门为现代经济所不可或缺，然而，国有企业毕竟不是现代企业组织的典型形态，有其不可克服的管理困难。它的不断的自身再生产与膨胀，不仅不能带来社会形态的现代转变，反而加剧经济秩序的混乱，是生成各种病态发展现象的一个重要根源。由于有效地控制住国有企业的比例，这种局面在东亚NIEs的发展中却没有出现。
总之，东亚现代化时间的缩短，是由于其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使得各种半现代生产方式因素的自身再生产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而使两个阶段的“连接”被人为地合并了起来。而战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原计划经济模式各国的道路是，用发展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等半现代生产方式来瓦解、摧毁前现代生产方式。这样，即使像俄国、东德、捷克、保加利亚等这样把前现代生产方式大部分消灭并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国家，社会形态也没有发生现代转变。其工业化与城市化只是把本来在现实中混合一起的两个连接分成了明显的两个历史阶段，20世纪末又不得不重新开始解决第二个连接的问题。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它们也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不仅都实现了工业化，城市人口也在20世纪90年代都达到了总人口的80％以上。但是，它们的现代化路途尚且很遥远。在拉美地区，不仅冒险的、投机的、走私的、贩毒的等各种企业形态在历史上一直十分流行，而且，在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漫长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拉美国家积攒了大量的国营企业。60年代中期政变上台的军人政权虽然提出了经济“规范化”的口号，希望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而控制住国营企业的膨胀，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再生产”能力，借助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以“巴西奇迹”为标志的经济高增长而继续膨胀。在80年代陷入十年停滞之后，拉美国家于90年代初开始以国企“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自由化的改革。这样，也出现了一个第一个连接与第二个连接的明显的分界线。苏联模式国家、拉美国家与东亚NIEs形成鲜明的对照：它们过多地依赖半现代生产方式(包括国有企业)去瓦解前现代生产方式，虽然收到一时效果(比如工业化、经济增长、城市化，等)，却没有发生社会形态的现代转变，而且还创造了新的阻力，使第二个连接被明显地突出出来，拖延了现代化的时间。
四、结论
以上说明，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连接”概念关于旧生产方式不断地“自身再生产”从而阻碍了社会结构转型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但它对生产方式复杂性的认识与对帝国主义作用的理解却有很大的不足之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复杂的生产方式中，不仅具有多种“前现代的”的因素，也具有多种“半现代的”因素。这样，发展中国家生产方式的“连接”呈现为两个：一是前现代生产方式与半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产方式的连接，一是半现代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的连接。而在后一个连接中，由于半现代生产方式更容易接近经济增长所提供的机会而获得更大的自身再生产能力，要消灭它们十分困难。这是发展中国家充满病态现象的过渡阶段被持久化的原因，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常常出现各种倒退(包括发达国家的制度退化)的原因。
发展中国家过渡阶段时间的长短主要决定于自己政府的作用如何。如果政府有能力把两个“连接”结合起来，控制住各种半现代生产方式因素的自身再生产并使其迅速萎缩，不仅前现代生产方式消逝得更快，而且在第一个连接之后不会再经历第二个连接，那么现代化的时间就会大大缩短；反之，如果政府因为腐败、低效率或者决策错误而不能控制住各种半现代生产方式因素的自身再生产，那么前现代生产方式也不会顺利瓦解和消逝，即使消逝了，还有第二个连接的问题，从而使现代化被无限期地延长。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仅经济领域的变革，而且法律体系的完善、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变革也是决定现代化顺利与否的关键环节。
注释：
①Ernesto Laclau," 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67,1971,p.33.
②⑥⑦⑨John G.Taylor,From Modernization to Modes of Production:A Critique of the Sociolog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New York:Macmillan,1983,p.216; p.103.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276—277页。
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页。
⑤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⑧⑩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与《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
(1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421—422页；
(12)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第6页。
(13)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29页。
(14)需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具体讨论生产方式的时候，常常也只涉及生产关系。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363页
(15)(19)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三联书店，1987，第10、140页。
(16)美国1970年代末的“非正式经济”(指不纳税的企业)，过高的估计数相当于国内总产值的26.6％(1978年)，而适中的估计数相当于国内总产值的10％(1979年)。参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处编：《危机中的福利国家》，梁向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第209—210页。
(17)尹保云《现代化通病：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东南亚章节，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1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39页。
(20)Henry Bernstein," Notes on Capital and Peasantry"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10,1977。
(21)Lionel Cliffe," Rural Class Formation in East Afric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no.2,1977。
(22)Norma Stoltz Chiduction," Interpreting Social Change in Guatemala:Modernization,Dependency,and Articulat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 .In R.Chilcote and D.Johnson( eds.) ,Theories of Development:Mode of Production or Denpency? Bevery Hill/London/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Inc.,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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