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研究经费“来源-执行”部门多元化及中国启示

宋孝先¹，王 茜²，曲雅婷²，刘金涛¹

(1.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辽宁 大连 116024;2.大连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摘 要： 本文运用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经费“来源-执行”分析框架和多元化指数，对美国1953-2016年科学研究经费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除了基础研究经费执行部门多元化程度下降，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来源部门、应用研究经费来源和执行部门多元化程度都在上升。基础研究方面，联邦政府是主要资助部门，产业部门是第二重要资助来源；高等院校是主要执行主体，产业部门和联邦研究机构是重要辅助部门。应用研究方面，联邦政府和产业部门是主要资助部门；产业部门是主要执行主体，联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是重要辅助部门。比较而言，中国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原因首先是中央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不够，其次才是产业部门缺位；应用研究投入不足的原因是来源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投入，执行主要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产业部门严重缺位。

关键词：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来源-执行”部门；多元化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不断加大研发投入。2017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超过1.76万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13%。根据OECD弗拉斯卡蒂手册(Frascati Manual)的划分， R&D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简称三分法。R&D的三分法后来被OECD、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UNESCO) 、欧盟( EU) 和各区域组织采用，成为世界范围遵循的标准。我国R&D投入规模与强度不断增长，但三种研发活动的结构并没有得到显著优化(见表1)。

关于孤儿就业，民政部等15个部门出台的《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指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对城镇登记失业的适龄孤儿按规定提供职业培训补贴和免费职业介绍，并落实小额担保贷款政策，鼓励和帮助其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县、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要积极扶持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的农村孤儿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或引导和帮助其进城务工，劳动保障部门要按规定落实相关就业服务政策。”

表1 主要国家科学研究经费占全社会 研发经费的比重(2015年)

数据来源：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 National Patterns of R&D Resources (annual serie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2017/1);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Data Centre， data.uis.unesco.org/， accessed 13 October 2017.

注：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日本、法国和印度的研发经费除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之外，还有其他；印度其他比例高达38.3%。

一是，近20年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例一直徘徊在5%左右，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甚至印度的水平，基础研究投入结构性“比例失调”对中国产业核心技术创新产生了消极影响^[1]。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与主要国家的科技统计渠道基本一致，但统计方式有别，王海燕等(2017)^[2]和张先恩等(2017)^[3]研究均认为基础研究经费数据可能存在被低估，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的基本判断，到2020 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的合理目标为12%～14%。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主要原因包括非竞争性、按权力和身份分配科技资源的机制^[4]；政府基础研究投入不足^[2]；与国家所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关^[3]；现有政策存在突出实用导向、弱化科学导向，突出研发投入强度、弱化基础研究投入，突出高校成果转化、弱化基础研究要求等缺陷^[5]。张明喜等^[6]研究认为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投入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地方财政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偏低；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稳定性支持不足。

二是，不同于基础研究备受关注，不断下滑的应用研究比例几乎无人问津。1995年以来，我国应用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比例出现大幅下滑，2016年已经触及10.3%的历史低位，2017年小幅回升至10.5%，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以上的水平^[7]。周寄中等(2002)^[8]研究认为应用研究开发机构角色存在错位，表现在应用研究开发机构与企业分设、应用研究开发机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不在市场竞争最前沿等。孙早等(2017)^[9]的研究指出，应用研究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倒U 型特征，而基础研究对产业创新绩效则表现出知识积累效应；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产业创新的影响取决于产业的技术差距水平，技术差距大，应用研究对产业创新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三是，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简称科研)比例偏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实际上，国家创新体系的研发结构是一个经典问题。早在1989年，廖正衡(1989)^[10]就指出日本的科技发展是“应用型”、英国是“基础型”、美国是“混合型”(既重基础又重应用)，而中国是“协调型”，应用研究是主战场，同时保证基础型研究稳定发展。周寄中(1994)^[11]指出我国R&D内部三类研究比例不合理，需要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比例。Parrilli等(2016)^[12]提出创新具有STI(基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和DUI(基于干中学、用中学和互动中学的创新)两种模式，其中技术创新更倾向于依靠STI模式，非基础创新更倾向于依靠DUI模式。根据表1中的数据，日本、英国和美国科技发展模式的判断仍然适用，但是中国显然不是“协调型”而是“应用型”，比日本更偏向“应用型”。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就指出“我国科技投入结构不尽合理”，并且提出“建立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经过10多年的发展，科学研究经费不但没有多元化，而且更加单一化，中央财政科技拨款是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地方财政投入极少，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比例仅3.25%(1) 数据来自孙玉涛等2019年发布的《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18》。 ，高校R&D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比例偏低^[13]。

考虑到R&D经费受政府科学技术政策的影响，根据美国总统任期将1963-2016年划分为8个阶段，分别测算不同阶段R&D经费结构的多元化指标，包括1953-1960年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政府)，1961-1962年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政府)，1963-1968年(林登·约翰逊政府)，1969-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政府)，1974-1976年(杰拉尔德·福特政府)，1977-1980年(吉米·卡特政府)，1981-1988年(罗纳德·里根政府)，1989-1992年(乔治·布什政府)，1993-2000年(比尔·克林顿政府)，2001-2008年(乔治·W·布什政府)，2009-2016年(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政府)。

综上，现有研究已经就我国基础研究比例不足以及美国基础研究情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然而，第一，应用研究特别是基础和应用整体情况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关注，研发结构比例失调不仅是基础研究的问题，而是系统整体性的结构问题；第二，科学研究比例失调不仅仅是来源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与创新体系主体的功能有关。为此，本文将R&D经费“来源-执行”部门结构模型引入分析美国科学研究经费结构多元化，深入理解科学研究经费结构背后的机理，为中国解决科学研究经费比例偏低问题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一是，在现有基础研究经费不足研究基础，提出中国应用研究经费不足是当前创新体系运营效率不高的关键环节；二是，拓展现有研究仅仅从来源解释基础研究经费比例偏低的问题，从“来源-执行”运行的视角解析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比例偏低的问题，以美国为例的实证研究对于中国科学研究经费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

从执行部门看，产业部门是应用研究最大的执行者，执行应用研究经费比例平均值达到62.16%，最高接近70%；联邦政府是第二大执行者，平均执行应用研究经费为22.29%，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执行比例持续下滑，基本在15%左右徘徊。高等院校执行应用经费的比例持续增长，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达到18.26%，平均值为10.87%；非盈利机构执行应用研究经费比例平均为4.62%，非联邦政府在2000年以后其执行量很低。

二、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及样本数据

(一)科学研究经费“来源-执行”分析框架

以Freeman(1987)^[21]和Nelson(1993)^[22]等人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为基础,研发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包括政府、产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等。孙玉涛和刘凤朝等^[23-25]根据R&D经费的流动情况将研发经费的参与者划分为来源部门和执行部门。就美国而言(见图1)，R&D经费来源部门包括联邦政府、非联邦政府、企业部门、高等院校、非盈利机制，其中非联邦政府主要是指州政府。

执行部门包括联邦政府、非联邦政府、产业部门、高等院校、非盈利机制；其中，联邦政府主要是指联邦内部R&D及相关外部管理成本，以及联邦自主的研发中心(FFRDC，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非联邦政府主要是是州政府内部的R&D执行，包括州政府机构和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服务支撑内部R&D项目的经费，来源包括联邦和非联邦政府，该数据2006年开始统计。

(2)应用研究(见表2)。从来源部门看，与基础研究类似，1953-2016年，从美国应用研究经费5个来源部门中，联邦政府和产业部门是两股重要的力量，占应用研究经费来源的90%以上。不同之处在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的比例超过了产业部门，自卡特政府(1977-1980年)开始，产业部门是应用研究最大的来源；在克林顿政府(1993-2000年)时期，产业部门来源的应用研究经费达到了联邦政府来源的2倍。显然，产业部门在应用研究经费来源中所占比例要高于在基础研究经费来源中所占比例，平均值高出了28个百分点。非联邦政府、高等院校及非盈利机构所占的比例较低，三者总量不及10%。

图1 R&D经费“来源-执行”部门分析框架

(二)科学研究经费“来源-执行”多元化测度方法

为了精确地反映美国科学研究经费部门结构的多元化程度，本文采纳了被最广泛使用测度多元化程度的量化方法—熵值法(EntropyMethod)。熵的概念最早来自于热力学，是一个反映系统混乱程度的状态函数。1948年申农发表的《通讯的数学理论》，为确立信息与熵的联系奠定了基础，而后在工程技术、社会经济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熵值法常用测度指标是Shannon指数和Gini-Simpson指数^[17,24]，这两类指数均具有持续性，可以对长时间序列的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不同时期的比较。

具体测算公式：

Shannon指数：指数：

(1)基础研究(见表1)。从来源部门看，1953-2016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5个来源部门中，联邦政府和产业部门是两支主要的力量，占基础研究经费的80%以上。其中，联邦政府一直是基础研究最重要的资助者，演变过程整体呈现“倒U”型，绝大部分时间超过了50%，最高达到70.83%，奥巴马政府时期(2009-2016年)联邦政府比例首次低于50%。产业部门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呈现“U”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呈现显著下滑，20世纪80年代开始又开始逐步上升，平均在20%左右。如果将联邦政府和产业部门结合分析不难看出，两者存在一定的此消彼长。非联邦政府、高等院校和非盈利机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也均有一定贡献，整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00年以后高等院校和非盈利机构的资助比例均超过了10%。

Shannon指数与Gini-Simpson 指数虽然均表征多元化，但是两者侧重点不一样。Shannon指数表示科研经费在部门之间分配越均匀，H值就越大。如果所有科研经费平均分配在5个部门，多元化指数就最大；如果所有科研经费集中于一个部门，则其多元化指数就最小。Gini-Simpson指数表示随机取样的科研经费属于不同部门的概率，计算过程就是1-随机取样的科研经费属于同部门的概率。如果所有科研经费均属于一个部门，多元化最小；所有科研经费分别属于不5个不同部门，多元化最大。一般而言，两个指数会一起使用，相互补充。

2.2 两民族三维CT扫描结果 与汉族DDH患儿相比较，藏族DDH患儿髋臼指数显著偏高，颈干角、前倾角显著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三)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美国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是全球科学研究的中心，科研体系比较成熟和完善，科研经费筹集和配置多元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美国是第一科研强国，几乎自然科学所有前沿领域均处于世界领头羊位置，是其国家创新竞争力强有力的支撑^[26]。中国要建设科技强国，美国是重要的借鉴。三是，美国科研数据统计比较完善和系统，能够提供长时间序列的数据，便于进行测算和分析。总之，美国科研经费部门多元化的发展规律和经验可为改进我国科研经费管理提供借鉴。

科学研究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政府资助科学研究是美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支柱。美国产业界对政府资助基础和应用研究的依赖性正在逐步增强^[27]。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科学研究呈现出新特点，突出地表现为科学研究成果向技术应用转化的周期明显缩短。这客观上要求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协调互动，也为科学研究的多渠道投入创造了条件。除了中央政府仍然是投入主体以外，科学研究已经引起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地方政府、高校、非盈利机构也加大了投资力度，成为新来源。

美国一直是各国研发政策学习标杆，相关学者已经开展大量研究。Mowery(1998)^[14]研究指出政府与国防相关研发经费投入下降、产业资助基础研究比例下降是两个重要趋势。Pavitt(2001)^[15]指出，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了公共政策支持基础研究的理论模型，其核心特征是大规模和多元化的政府支持，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以及投资长期新领域发展的能力，并且指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具有非常复杂的联系。肖广岭(2005)^[16]以美国作为标杆预测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到2010年为7. 5%，2020年为10. 5%，显然均没有达到。张米尔等(2007)^[17]研究也指出，美国基础研究投入渠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而中国基础研究的投入渠道单一，为解决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需要实现投入渠道的多元化。孙喜杰和曾国屏(2008)^[18]通过美国的案例研究发现，研发投入的增长中应优先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或者说基础研究应该超前部署。Hart (2009)^[19]研究提出美国创新体系具有三个主要变化：一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的互联网繁荣和萧条引致的新技术创业，二是应对2001年“9·11事件”反恐出现的新国家安全领域的研究，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ICT制造的生产率增长。刘云等(2013)^[20]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经费的比例持续提高并保持较高的水平；联邦政府一直是基础研究主要的资助者，企业是基础研究重要的资助和执行的力量。

三、美国科研经费“来源-执行”结构演变

美国政府有组织地开展科学研究始于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局长万尼瓦尔·布什发表《科学——无止境的前沿: 给总统的关于战后科研计划》的报告，确立美国战后科学研究的范式以及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新体制。此后，美国在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美国科技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科学研究经费数据来自美国科学基金会(www.nsf.gov)，其中有几点需要说明的问题。第一，产业部门执行的数据包括所有美国国内超过5个员工公司的科研经费数据。2008年及以后产业部门科研数据主要来自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的商业研发和创新调查(BRDIS)。BRDIS区分了来自公司自身经费和其他来源经费，具体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国内公司、外国公司、外国政府以及其他美国内部或者外部的组织。2008年之前的数据主要区分了联邦和非联邦资助的产业部门研发，其中自有经费包括了非联邦政府资助经费。产业部门经费还包括了美国之外母公司和独立公司、美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州政府、外国政府以及其他来源。第二，2003年高等院校的研发经费只包括科学和工程领域，2003年开始非科学和工程领域也包括在其中。2003年非科学和工程研发是14亿美元，2015年是37亿美元。第三，非盈利机构的数据主要来自美国科学基金会(NSF)联邦资助研发年度调查(annual Federal Funds for R&D survey)。

GAO Yun-shu, ZHOU Jie, PAN Jun, YU Guan-zhen, LIANG Jun

表1 1953-2016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来源-执行”部门结构

在本文中，N 表示科研经费“来源-执行”部门类型的数量，p _i 表示各类部门占总体科研经费的比例。Shannon指数和Gini-Simpson 指数最小值均为0，即科研体系中仅有一个来源和执行部门，多元化程度最低；指数越大部门结构多元化程度越高，当来源和执行各部门分布比例相同时，则指数最大值为lnN 和(N -1)/N ，具体美国5个部门，即1.6和0.8。

HCl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实验是对酸碱滴定分析的应用，实验课采取讲授及演示和指导相结合，学生操作为主。通过对实验原理和实验过程的重点、难点及注意事项的讲述，对移液管及酸式滴定管的使用进行演示，使学生独立完成实验过程。

从执行部门看，高等院校始终是执行比例最大的执行部门，从1963年开始，其所占比例一直在50%上下浮动，平均值为47.53%。联邦政府和产业部门执行基础研究经费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1953-1960年)旗鼓相当，但是两者逐步走向分化。其中联邦政府下属研究机构的执行比例持续下降，而产业部门则是呈现“倒U”型结构，先下降后上升。非盈利机构执行基础研究经费占总量的平均值为9.72%，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有所增长；非联邦政府在2000年以前，并未参与基础研究经费的执行，2000年以后其执行比例也很低。

与美国科学研究经费“来源-执行”部门组成相比，中国科研经费“来源-执行”部门相对较少，例如在来源部门没有高等院校和非盈利机构，地方政府来源经费也比较少，在执行部门中没有非盈利机构。目前，我国实务和学术界均强调来源部门的多元化，实际上，来源部门多元化与执行部门结构有很大关联，例如高等院校来源经费主要由自身执行，反过来说高等院校作为执行主体会自己筹措自己开展科学研究。为此，来源-执行部门结构并不相互独立，而是彼此紧密关联在一起。

3.3 品种改良难 观念落后，引种又易引起疫病的传播，大多数养殖户谈引色变，近亲繁殖，使羊的生长发育严重退化，养殖效益愈来愈低，打击了养殖户的积极性。

马烽、西戎合作的《吕梁英雄传》是写抗日战争的，但人们不说它是历史小说，而说是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而李骏虎的新作《共赴国难》，是一部有大视角、高境界、新写法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它们之所以不同，在于作者的视角和展现的题材面有广狭之分，《吕梁英雄传》截取了抗战期间吕梁山一小块地区人们的抗战生活画面，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李骏虎的这部小说，作家的描写重点，是几个抗日力量的指挥机关，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各种关系，是全景式的扫描。读了小说之后，读者也就了解了那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了解了抗日战争的大体进程和经历的曲折。

宋朝著名理学家朱熹说：“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出自于吾之口；继而精思，使其意出于吾之心；然后有所得耳。”作为数学教师，要想理解教材，首先要熟读教材，先“入”教材，然后领悟教材，再“出”教材，只有教师真正理解了教材内容的编写意图及数学本质，才能做到深入浅出地教数学，将数学知识的教育学形态转化为学生易于理解的教育形态，进而让学生学到真正的数学。

(3)科学研究(见表3)。从来源部门来看，综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联邦政府和产业部门在美国科学研究经费来源中占据主导地位；联邦政府提供的科研经费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产业部门提供的科研经费比例在1980-2000年出现了大幅增长，2000年以后又逐渐下降，但总体变化不大；奥巴马政府时期联邦政府和产业部门提供的科研经费已经相差不大。非联邦政府、高等院校、非盈利机制三个渠道提供的经费比例较低。

表2 1953-2016年美国应用研究经费“来源-执行”部门结构

表3 1953-2016年美国科学研究经费“来源-执行”部门结构

从执行部门看，产业部门是美国研发系统中遥遥领先的执行者，虽然其执行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仍然占据执行比例第一的位置。联邦政府下属科研机构作为20世纪50年代时期的第二大执行机构，执行比例同样呈现下降趋势；到2016年，排名已由第二名降低为第三名。与之相反，高等院校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已经成为第二大执行部门，执行比例达到了联邦政府的两倍。与前三类机构相比，非盈利机构的执行比例较低，平均值为6.58%。非联邦政府自2000年以后，在执行层面开始有所行动，但比例较低。

四、美国科研经费的“来源-执行”部门多元化演变

根据Shannon指数和Gini-Simpson指数，本文测算了1953-2016年以来，美国基础、应用及科学研究经费“来源”和“执行”部门多元化指数，见表4。

根据表4中H值，从来源部门来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科学研究经费来源部门的Shannon指数均呈现上升的趋势，表明科研经费来源多元化趋势明显，联邦政府和产业部门作为主要来源的地位在下降。从执行部门来看，基础研究经费执行部门的Shannon指数呈现下降的趋势，向高等院校集中的态势比较明显；应用研究经费执行部门的Shannon指数呈现“S”型上升的趋势，产业部门和非盈利机构的执行比例逐步上升；科学研究经费执行部门的Shannon指数整体呈现比较缓和的“S”型上升趋势。整体而言，这表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基础、应用及科学研究经费来源部门趋于多元化，具体为联邦政府和产业部门投入强度差距在缩小，联邦政府以外的投入渠道的重要性在增强；基础研究经费执行部门多元化程度在下降，逐步集中；应用研究经费执行部门多元化程度在上升，逐步分散。

表4 1953-2016年美国基础、应用及科学研究经费“来源-执行”部门多元化指数

根据表4中D值，从来源部门来看，基础研究经费来源部门的Gini-simpson指数呈现倒“U”型上升趋势，应用研究经费来源部门指数小幅上升，科学研究经费来源部门指数呈现显著的上升态势，表明美国科学研究经费来源部门呈现显著多样化趋势。从执行部门来看，基础、应用和科学研究经费执行部门的Gini-simpson指数与Shannon指数演化态势类似。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并将工资调查比较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依据。虽然规定了公务员薪酬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由于市场有效薪酬数据的缺乏，立法和执法的不公平，定薪主体的不中立和薪酬的不透明等都造成薪酬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

综上，科学研究经费来源与执行部门Shannon指数和Gini-simpson指数演化路径并不一样。除了基础研究经费执行部门多元化程度在下降之外，基础、应用和科学研究经费来源部门，应用和科学研究经费执行部门Shannon指数和Gini-simpson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也就是说美国科研经费来源-执行部门多元化程度一直在逐步上升。

五、结论及中国启示

本研究运用研发经费“来源-执行”分析框架和多元化指数分析方法，研究美国1953-2016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科学研究经费“来源-执行”部门多元化的演变趋势，以期为中国科学研究经费管理提供经验借鉴。研究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与启示。

首先，美国基础研究来源部门多元化趋势显著，联邦政府一直是基础研究最主要的资助者，20世纪80年代以后比例从70%一直下降到50%左右；产业部门是资助基础研究最重要的辅助力量，比例维持在20%左右。美国基础研究执行部门多元化程度在下降，主要是向高等院校集中，高等院校执行基础研究比例约50%，联邦政府科研机构和产业部门执行各占20%左右。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长期徘徊在5%，朱迎春^[28]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认为我国基础研究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高校、慈善机构和社会基金尚处于缺位状态。实际上，这种判断并不全面。2017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975.5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来源为532.45亿元，占54.58%；地方政府来源为72.59亿元，占7.44%。与美国相比，当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共占62.02%，也仅仅是达到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平均水平，但是美国很长一段时间(1963-1980年)联邦政府资助占基础研究经费来源的70%。与美国高等院校为主体，联邦政府研究机构和产业部门为两翼不同，我国基础研究主要执行部门也是高等院校，所占比例大约是50%；其次是科研院所，所占比例大约为37.28%；产业部门所占比例约为3%。

为此，在当前情况下，仅仅强调产业部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难以解决根本问题：一是，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二是，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激励和市场激励让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只有企业具有开展基础研究的动力，才能够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也就说来源部门的多元化主要是由执行部门的多元化牵引。

其次，美国应用研究经费来源和执行部门均呈现显著的多元化趋势，其中应用研究来源主要是联邦政府和产业部门，平均来看两者相差不大，但是不同历史阶段存在较大差距，当前以产业部门为主；应用研究执行也主要是产业部门，占60%左右，其次是联邦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各占20%左右。

2017年中国应用研究经费1849.2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来源为1372.26亿元，占74.2%；地方政府来源为203.4亿元，占11%。与美国相比，中国应用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中央和地方合计达到85%，产业部门来源基本处于缺位状态。我国应用研究经费执行部门中，科研院所占37.42%，高等院校34.23%，产业部门占22.16%。应该看到，我国应用研究执行主体构成与美国类似，均为科研院所、大学和产业部门，但是美国以产业部门主导，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为辅助，中国相反，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为主导，产业部门为辅佐。为此，中国应用研究经费来源和执行的核心问题是产业部门缺乏，但是应用研究的问题尚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选取支架材料为Q890钢，屈服强度为890 MPa；弹性模量E=210 GPa；摩擦因数μ=0.3；密度ρ=7 850 kg/m3；使用自动划分网格功能，细化网格，调整网格的相关性和关联程度为40，网格的平滑选用Low，网格的过渡选用Fast。共划分125 907个网格。网格划分后的有限元模型如图5所示。

最后，美国科学研究经费来源部门和执行部门均趋于多元化。科研经费来源部门联邦政府主导，产业部门次之；科研经费执行部门中，产业部门是主导，联邦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是主要辅助。与美国相比，我国科学研究经费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投入，产业部门缺乏是突出问题。产业部门来源缺位的关键在于缺乏开展科学研究特别是应用研究的动力和需求。为此，仅仅依靠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杠杆效应还不够，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对企业开展科学研究特别是应用研究的激励作用，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让企业的基础和应用研究能够转化成为市场竞争优势。

随着大型零部件的机器人自动抛光、打磨和装配需求的日益增大，作业工具或待装配工件的质量越来越大，传统力控末端执行器输出力已难以满足使用要求，因此机器人力控末端执行器势必向重载化方向发展，即大输出力和大工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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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ersification of “Source -Funding ”Sectors of American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and the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SONG Xiao-xian¹,WANG Qian², QU Yating², LIU Jin-tao¹

(1.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China )

Abstract ： This paper use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source-funding” of scientific research (basic research + applied research) funding and the diversity index to analyze the data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ing in the U.S. from 1953 to 2016.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except the diversification degree of the fundingsector of basic research funds is decreasing, the diversification degree of the source sector of basic research funds, the source sector of applied research funds and the fundingsector is increasing. Basic research is mainly fund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industrial sector is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funding. Applied research is mainly fund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industrial sector, the industrial sector is the main funding actors, and the feder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important supplementary. Comparatively, the key to the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basic research in China is firstly the insufficient S&T investmen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econdly the absence of industrial sectors.The key to the shortage of investment in applied research is the over-reliance on government financial input, which is mainly implemente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high educationinstitutions, and the serious absence of industrial sectors.

Key words ：basic research; applied research; “source-funding” sector; diversified

收稿日期： 2019-02-05

修回日期： 2019-06-3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73035)；大连市青年科技之星项目(2017RQ106)；大连理工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DUT18ZD217)。

作者简介： 宋孝先(1985-)，男，辽宁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研发经费管理。

中图分类号： G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19)08-0166-09

(本文责编：海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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