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下的资本强弱格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_劳资关系论文

经济全球化下的资本强弱格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_劳资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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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先后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全球化条件下两岸三地劳工与社会保障”大型研讨会和北京大学主办的“全球化下的劳资关系和劳工政策”国际研讨会上,我在两个主题报告中均提到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形成全球强资本弱劳工格局的观点,(注:郑功成,加入WTO与中国大陆的社会保障改革,全球化条件下两岸三地劳工与社会保障研讨会主题报告,中国人民大学,2002,1.5-6。)竟然引起了多位与会专家及多家新闻传媒的关注。为此,我认为有必要撰文较为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这一观点。

一、经济全球化带来强资本弱劳工格局的全球化

在工业社会里,劳资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资方与劳工的地位强弱,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的较量,而且亦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倾向和双方自由度的大小。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初期,曾经经历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强资本与弱劳工阶段。那是在政治强权主导下的格局;进入20世纪以后,劳工的觉醒与不断抗争,政治的民主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失灵,使工业化国家普遍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完善税收政策来协调劳资关系,在这种取向下,资本的势力受到抑制,劳工的权益得到了较好的维护,从而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劳资关系协调时期。

然而,在当代世界,以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市场的一体化为主要标志,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不仅进程在日益加快.而且已经开始波及到政治、外交乃至文化等领域。在这一进程中,资本的自由度持续扩张,日益摆脱主权国家的束缚;而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又决定了资本的流入往往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资本对投入地区的选择范围因经济全球化而持续扩大,发展中国家则成为吸收资本的竞争者,自由度的扩大与发展中国家对资本需求的增长,很自然地使资本日益居于有利地位,劳工则因为就业岗位竞争的国际化和跨境流动的限制性而陷入日益不利的境地。资本家对全球化的普遍欢迎和一些国家的劳工反对全球化倾向同时并存的现象,能够反映人们对全球化进程的客观心态。不过,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只是发达国家的一厢情愿,它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自觉与不自觉的选择,并非只有发达国家需要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全球化。因为只有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发达国家才能赢得新的、可持续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也才有可能获得分享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成果并向工业化国家靠拢的机会。

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主权国家可以调节乃至控制的劳资关系,变成了服从于资本世界市场与劳工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即取决于双方自由度的大小和供求状态。资本的强势化主要表现在它摆脱主权国家的控制之后,总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到劳工成本更低的投资场所,并仍然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发展中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均在努力争取国际资本注入),从而总是处于主动的和自主选择的地位;而劳工在发展中国家普遍过剩,在全球范围内总是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加之不能像资本一样地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总是处于被动的和被选择的地位。

如果与西方国家早期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相比,现阶段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显然具有了全球化特征。一方面,先进国家因资本的大规模输出而正面临着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进而带来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迫使政府抑制劳工福利;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了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有利的引资竞争地位,亦不得不控制本国的劳工福利以维护人工成本的比较优势。因此,尽管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并不是绝对地体现在所有国家或地区,但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又确实是当代世界的客观现象,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它是在经历一国之内的强资本弱劳工时期和一国之内劳资关系相对平抑的时期之后,进入的一个全球性的强资本劳工时期,这一格局预计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最终当然会进入到全球性的劳资关系平稳与协调时期。

二、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在我国的具体体现

我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继而正式加入WTO,表明了我们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主流体系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决心,但也无可避免地要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和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我国经济建设面临资金短缺的局面将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从而需要大力引进外资来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总量却高达8亿,较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量还要多,资本短缺与劳动力过剩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将面临着对国外资本的强烈需求和国内就业压力持续扩张的局面,这种局面决定了在我国同样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强资本弱劳工的现象。

在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获得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在这种经济发展成就的另一面,亦应当承认亿万劳动者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实际情形是普遍贫穷,但资本的全民所有决定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国家保障、企业保障与乡村集体保障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国民生活保障体系,城镇劳动者更是终生享有“铁饭碗”,从而几乎不存在资本与劳工的对抗问题,也不存在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强弱关系问题。而在今天,资本已经走向了多元化,私人资本与外国资本及其支撑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劳动者的地位却在持续下降。一方面,保护私有财产的呼声日益高涨,保护投资的法规政策日趋完善,资本所有者占有社会财富的份额越来越大,并在整个社会占有着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大批职工失业、下岗,非国有企业职工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不仅事实上处于被歧视地位甚至签订“生死合同”的现象亦不乏罕见,每年因恶性工伤事件造成劳工死亡的人数数以万计,因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而导致的潜在职业病患者更是数以百万乃至上千万计,拖欠劳工工资的事件累有发生(深圳竟然有半数私人企业拖欠劳工工资,2001年1-11月深圳劳动局共接到投诉12557件,其中有42%的投诉起因即是拖欠工资(注:深圳半数私企拖欠工资,香港《南华早报》,2002.1.15。)),一部分劳动者作为低收入阶层而陷入贫困境地,许多保障劳动者的法规政策得不到执行与落实,所有这些,均表明我国劳工的地位在持续弱化,而资本的势力则在持续扩张。当然,作为处于发展中的我国,发展经济仍然是第一位的,而要想全面维护劳工的福利与利益就意味着抑制资本,这种取向不仅可能使我们丧失对外资的吸引力,而且连国内的私人资本亦可能留不住,因为我国事实上还不具备平衡国际资本与劳工关系的实力与能力。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只是全球性强资本弱劳工格局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对劳工的影响是多重的,包括就业竞争的激烈化和福利保障的削减。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任何稳定的工作岗位,没有风险、生活安逸的福利社会作为一种理想亦似乎离得相对遥远了。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老年职工已经为国家的改革与发展付出了“铁饭碗”和高福利的代价,这种代价构成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但我认为,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后,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对青年的影响将更大。一方面,青年劳工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必然持续扩大,在世界上,失业青年占失业总数的40%以上,青年的失业率一般是成年人失业率的2-3倍。国际劳工局的最新调查资料表明,在98个经济体中有52个青年失业率高于15%;一些欧洲国家青年失业率为30%或30%以上,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攀升至40%-50%之间,(注:《世界劳工》,2001年11月总第54期,第12页。)中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时期内,青年劳工失业率同样将持续攀升。另一方面,全球化条件下的不确定性,使非正规就业成为现阶段及未来时期青年人就业的重要出路,而青年人越来越转向非正规部门谋生,也就越来越缺乏就业保护、社会保障或未来发展前途。此外,国外的实践表明,青年劳工的就业期限因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化而不断缩短,由非正规就业通向正规就业的过渡期在延长,就业岗位的过度流动性可能使青年劳工落入临时工陷阱而很难获得正规的就业岗位;我国的现实也是如此,青年人越来越多地进入非正规就业领域,有关方面似乎也开始倡导非正规就业,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却跟不上就业形式的发展变化。因此,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2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认为有必要对资本势力日益膨胀和劳工地位持续下降的发展态势保持关注和警惕,尤其需要注重这种格局对青年劳工未来就业的负面影响。

三、放任强资本弱劳工格局的发展会损害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发达国家,资本过度膨胀的势力曾经带来过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社会动荡,但自二战以后,首先是英国等欧洲国家建成福利国家,北美、大洋洲国家和日本等亦迅速完善了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加之所得税、遗产税、利息税、赠与税等与收入相关的税收制度的完善,使资本的势力受到了有效的抑制,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起到了平抑资本势力和扶助劳工提升地位的重要甚至是关键的作用,而全球化却使资本摆脱了主权国家的约束,即使在发达国家,资本的净输出亦带来了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进而迫使政府通过控制乃至削减福利保障来抑制劳工成本,从而很自然地弱化了劳工的既有地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看到了一些发达国家削减福利的计划与方案,但付诸行动的很少,因为遭到了劳工阶层的抵抗。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形成,已经带来了并且正在激化着社会阶层矛盾。

在发展中国家,因为需要利用外国资本来发展本国经济,政府有时为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亦通常较多地考虑对外资的吸引力而采取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取向,而对相关社会政策与本国劳工权益的维护较为忽略,结果出现社会危机。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即是地处拉美的阿根延,从2001年12月20日德拉鲁阿下台到2002年新年伊始的杜阿尔德上台,半个月换了五个总统(包括3位临时总统),这场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即是阿根延国内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其背后有着放任外国资本大规模地进入阿根延而政府却无视社会公平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结果使资本势力日益膨胀,而劳工地位却不断下降,其主要表现亦是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2001年阿根延的失业率高达18%—20%,有40%以上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退休者领到的养老金在严重的通货膨胀面前很难维持正常生活。劳工地位的持续恶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对抗。

阿根延危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在于,在通过加入WTO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必要考虑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适度平衡关系,如果一个政府采取了导致各个部门大规模失业或者出现就业严重不足的政策,或者一味维护资本的强势地位而对劳工的弱势地位视而不见,就不仅难以实现分享世界发展成果并向工业化国家靠近的目标,而且可能陷入国内危机与灾难之中。

四、强资本弱劳工格局下的应对之策

在强资本弱劳工的全球格局下,政府无疑处于两难之地。一方面,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较低的劳动成本仍然是吸引外资和留住内资的重要且基本的条件,这种取舍并不完全取决于我国政府的选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对资本的竞争程度;换言之,如果对中国的投资不能赚取资本所期望的回报,即使是国内资本亦有可能流到国外去,因为趋利是资本的天性使然。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不关注劳工的权益,目前的某些态势已经揭示出劳资之间的对抗性将不断强化,最终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对政府而言,需要考虑的即是如何在实现经济目标与维护社会公平及劳工福利保障权益之间求得适当的平衡。

在维护劳工的权益方面,政府的责任重大。我认为在维持我国劳动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的同时,并不妨碍国家建立并严格推行如下几种制度:一是最低工资制度应当真正适用于所有企业;二是劳动监察与职业安全管理制度应当真正得到落实,尤其是劳动用工的规范化、契约化和劳动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应当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目前在某些地方接连发生恶性工伤事件表明有关部门难逃失职责任;三是明确雇主责任,尽快确立工伤保障制度;四是按照分类分层原则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用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五是确立劳动申诉制度,有相应的法律机制来接受并处理劳动纠纷;六是真正推行集体谈判制度;七是建立相应的社会援助机制,如建立劳工权益法律援助中心等;八是社会舆论应对劳资问题保持公正立场。在对待青年劳工方面,政府有必要将青年就业纳入总体就业政策并鼓励广泛的就业密集性增长作为为青年创造就业岗位的最好手段,同时为青年人提供教育和技能培训机会,鼓励雇主考虑雇佣更多的青年人,并努力将非正规就业纳入到主流经济体系中去。上述制度的建设与推行,对抑制资本势力的过度膨胀和确保劳资关系的相对平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

在强资本弱劳工的情形下,还有必要发挥工会的作用。因为个体劳动者虽然处于弱势地位,而由劳动者组成的工会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我国新的工会法亦明确界定工会的宗旨在于维护工人的权益。(注:郑功成,全球化、劳资关系与社会保障,在全球化下的劳资关系和劳工政策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北京大学,2002.1.9-10。)工会应当且可以通过有组织的行动来为劳工的合法利益提供强大的支持。当然,劳工利益的维护并不必然地需要雇主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因企业破产而导致工人失业,则可能使劳工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工会的职责并非等于与资方的对抗,有时还需要妥协,从而要求新时代的工会不仅需要维护劳工的利益,还需要善于维护劳工的利益。

对劳动者而言,在强资本弱劳工的大格局下,首先需要明了自己的法定权益并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如在就业时要求与雇主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在从事有害健康的职业时有权要求雇主提供相应的劳动保护等等;其次,明了自己的社会保险权并积极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同时应当协助政府部门主动监督雇主有无违反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险政策的行为,这是维护长期权益和解除后顾之忧的必要举措;再次,遇到权益受损时敢于向执法部门提出申诉或起诉,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或者通过组织(如工会等)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总之,在强资本弱劳工的宏观格局下,劳动者对此应当有相应的心理准备,并具备相应的权益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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