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混合政制与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稳定问题——驳中产阶级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制论文,中产阶级论文,社会稳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1］04－0142－04
自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并向全世界扩张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越来越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至今仍在行进之中。观察这一进程，不难发现，早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曾一度遇到过社会稳定的问题（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兴起，首先导致新旧制度之间的、继而是新制度下劳资之间的剧烈冲突），而后发国家（不管是已经现代化还是仍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也遇到了或正面临着与早发国家一样的问题。这说明，社会稳定是现代化国家必然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但从结果来看，现代化国家之间也是有差异的：早发国家大多解决了或者说有能力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从而获得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可在后发国家中，除了少数国家外，大多数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有的甚至至今仍饱受社会混乱的折磨。这些现象当然逃不过研究者的眼睛，于是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稳定（或者说社会秩序）问题，就一度成为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至今也未消退——毕竟秩序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而社会混乱的代价的确太高。
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稳定，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死寂，好像稳定的社会就不再存在冲突，也不再发生变化了。实际上，社会的冲突与变化也可以说是常态，只不过人们并不希望这种冲突和变化是不可预期和不可解决的，从而变成无秩序的破坏。而新制度主义研究表明，社会秩序只可能是制度化的产物。[1]所以，社会稳定就不是表现为社会冲突和变化的消失，而在于社会的制度化并且未发生制度性变革，从而社会始终处于秩序化的状态。一句话，社会稳定就是社会的秩序化状态。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也是将社会稳定与制度和秩序结合起来理解的，所以他才大谈政治制度化的重要性。[2]由此可见，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就在于找到一种制度，使得社会冲突总是在秩序范围内发生并且得到解决。
但是笔者注意到，在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方面，有一种理论特别流行并且快成为主流话语了，这就是中产阶级论。这种理论没有遵循政治学的制度解决思路，而是采取社会学的社会解决思路。按照该理论，现代化国家不能获得社会稳定的根源，在于这些国家缺乏一个占据社会多数的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现代化国家要想获得社会稳定，那就必须要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作为支撑，使得社会结构成为橄榄型的样子。[3]现在这种观点在学界几乎都不用详审而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了，但笔者并不以为然。依笔者之见，中产阶级论通体都存在困难，恐难成立。解决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稳定问题，还是要回到政治学的思路上来，要将解决办法放在制度建构上——尽管人们对此的争论也从未停息过。
一、中产阶级论的第一个困难：概念基础不牢
在笔者看来，中产阶级论从头到尾存在三个困难，故而很难成立。
首先困扰中产阶级论的，就是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什么是中产阶级，并且如何确定中产阶级？目前中产阶级论者对此的态度和做法主要是三种情况：其一，明确给出定义，比如说：“直观地看，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是指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4]其二，罗列多种定义，但是不清楚他自己的定义是什么。其三，假定中产阶级概念已经清楚无误，故不作界定。后两种态度和做法当然是不对的，我们不必加以理睬，所以着重来看对中产阶级概念有明确界定的情况。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得不说，这个概念仍存在两个难题。其一，正如许多研究文献所指出的，关于中产阶级概念，学界现在仍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没有一个取得普遍共识的定义，这就导致中产阶级基本上是一个非驴非马或者大杂烩的概念。对于概念缺乏共识，直接的后果就是学界交流缺乏一个公共的平台基础，而建筑在此基础之上的理论也就变成为随意的自说自话了。
其二，更为困难的是，对于确定中产阶级的标准，学界也无法取得共识，从而导致中产阶级概念无法操作化而变得无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其实是一个纵向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概念。与横向的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是质的区分不同，中产阶级是相对于在其上的上层阶级和在其下的下层或底层阶级而言的量的区分，这就需要拿出量化的划分标准来才行，否则就不可能确定中产阶级的范围。对于社会分层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基于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进行阶级的划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提出了经济地位、声望地位和权力地位三个标准，还有一些学者更是提出了一系列的标准，即职业、收入、财产、个人声望、交往、社会化、权力、阶级意识和流动。[5]这样我们就看到了：首先，学界对于确定中产阶级的标准是缺乏共识的。其次，每一类标准也难以进行量化处理。比如说，为了便于量化处理，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学界，普遍采取收入标准，将一国所有家庭划分为五个数量相等的部分，其中收入最低的20％和最高的20％均不在中产阶级之列，只有其余的60％才被认为是中产阶级。[6]这种做法尽管是量化处理，但明显具有主观随意性（在收入标准的确定上），是在人为地构造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如果是这样操作的话，那么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说存在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对于任何理论来说，概念都是基础；概念不清，该理论就必然缺乏坚实的基础。诚如有学者所说的，在实证研究中，概念明晰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研究假设和理论框架的建立。[7]所以，目睹中产阶级研究的这一惨状，笔者不得不说，中产阶级论是建筑在沙地之上的。这一惨状也使得一些研究者显得非常无奈，只好认为：“‘中产阶级’并非是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并列的、具有严格意义的客观阶级，而是一个存在于社会理论构建和假设中的理论阶级，抑或是一个阶级分析的动态概念；是文化学者、社会学家经常使用的、时尚的文化符号，抑或是一种话语建构的产物。”[8]笔者也认为差不多就是如此。
二、中产阶级论的第二个困难：理论推导的产物
实际上，中产阶级论并不是经验归纳的产物，而是理论推导的产物。
回顾思想史，中产阶级论发源于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对此，他有一段著名的话：
“在一切城邦中都有三个部分或阶层，一部分是极富阶层，一部分是极穷阶层，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人们承认，适度或中庸是最优越的，显然拥有一笔中等的财富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这种处境下人最容易听从理性，而处于极端境况的人，如那些在相貌、力气、出身、财富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方面超人一等的人，或者是与上述人相反的那些过于贫穷、孱弱和卑贱的人，他们都很难听从理性的安排。头一种人更容易变得无比凶暴，往往酿成大罪，而后一种人则易变成流氓无赖，常常干出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这两类罪行一则起源于暴虐，一则起源于无赖。这些人无论是在军事机构还是在文职机构中都难以管束，他们越是桀骜不驯，对城邦社会造成的危害也就越严重。在这些人之外，那些在力气、财富、朋友以及其他这类事情上时运亨通的也不愿受制于人，没有法能驾驭他们。这一点在他们幼时的家庭生活中就已见得，由于生活在骄奢淫逸的环境之中，他们哪听得进教师们的指点，更不必提约束。另一方面，那些时运不济之人又容易自暴自弃。从而一种人不知统治为何物，只能甘受他人奴役。另一种人则全然不肯受制于人，只知专横统治他人。城邦便不再是自由人的城邦了，而成了主人和奴隶的城邦；一方心怀轻蔑，另一方则满腹嫉恨。对于一个城邦至关重要的友爱和交往已经见不到了，而交往中本来就有友爱，然而一旦人们反目成仇，他们甚至不愿意走同一条路。一个城邦本应尽可能地由平等或同等的人构成，而中产阶层就最具备这种特征。所以我们说，由中产阶层构成的城邦必定能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这类公民在各个城邦中都是最安分守己的，因为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觊觎他人的财富，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引起穷人的觊觎，没有别的人会打他们的主意。他们不想算计他人，也无被人算计之虞。”[9]
这就是中产阶级论的最初来源。很明显，当亚里士多德提到中产阶级的优良品性，并认为“一个城邦本应尽可能地由平等或同等的人构成，而中产阶层就最具备这种特征”、“由中产阶层构成的城邦必定能得到最出色的治理”的时候，这并不是在描述事实（当时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城邦达到了他所说的那种条件），而不过是一种寄托了某种期盼（亚里士多德希望实现城邦的良治）的纯学理的推论（城邦恪守中庸之道才能得到良治，而极富极穷者都不具备中庸的品性）。
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是老中产阶级论，现代中产阶级论则直接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将出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polarization），由此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在他们之后，这个预言并未实现，这就需要作出解释。伯恩斯坦等人仍采取阶级分析法，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避免了革命而保持了稳定，原因就在于社会并未发生两极分化，而是在中间又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新中产阶级。[10]这种解释论调至今仍在西方流传。但同样明显的是，现代中产阶级论仍是理论推导的产物（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两极分化理论和阶级分析法，推论出一个中间阶级，以解释创始人的预言为什么未能实现），而不是基于对现实的经验观察然后进行归纳所得出来的结论。
作为理论推导产物的中产阶级论，先天地存在一个困难，那就是必须接受经验的检验，但它经受得住吗？
三、中产阶级论的第三个困难：难以通过检验
经笔者概括，不管对于中产阶级概念及其标准的界定如何，中产阶级论者都是用人数、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占有和心理这三大证据，来证明中产阶级具有社会稳定的作用。其证明的逻辑过程是：庞大的中产阶级首先在人数上就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而且这些人不穷不富，既有能力抗衡极富和极穷者，也容易产生平和的心态和维护现状的心理，从而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11]简言之，中产阶级既有意愿又有能力维护社会稳定，所以就起到了社会稳定的作用。然而在笔者看来，这项证明难以成立，关键在于这三项证据涉嫌虚构。
首先在人数方面，如前所述，由于中产阶级概念不清，标准不明，所以中产阶级论者往往是在人为地构造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是构造人数的证据。
其次就资源占有的情况来看，笔者也不认为所谓的中产阶级具有强大的抗衡能力，特别是相对于极富者来说。
笔者这里借用一下中产阶级论者常用的收入标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由于各现代化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等，所以根据一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确定中产阶级的标准，也许不至于太过随意。这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达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在此线上略微浮动），那就可以划入中产阶级的范围。但接下来我们就将看到中产阶级在极富者面前是多么地软弱。根据2011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12]和近年来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排行表[13]，我们将不难发现，从经济资源占有的角度来看，少数富裕阶层远远强于所谓的中产阶级。比如说曾经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Bill Gates），尽管2011年暂居第二位，但他的资产总额也达到了560亿美元。假定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是5万美元（美国201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近5万美元），那么以此来换算，则盖茨一家就可抵112万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而像盖茨这样的极富者，在2011年福布斯排行榜的前六十名中，美国人占据了22名，其资产总额是5054亿美元，换算起来，就相当于1010万多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如果说美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贫富差距本来就很大，那么又来看瑞典这个一般被认为相对平均的国家。在2011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上，瑞典有两人上榜前六十名，其资产总额是385亿美元。假定一个瑞典中产阶级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是4万美元（2010年瑞典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近4万美元），那么这两名顶级富豪就相当于96万多个瑞典中产阶级家庭。再统计其他国家，情况也大同小异。所以笔者不得不说，资源占有的证据也只是虚构。
最后来看心理或者说意愿方面，这也不是什么真实的证据。首先，已经有学者明确指出，中产阶级并不是什么同质的社会群体，也很难说具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和集团意识。[14]所以，说中产阶级具有共同的心理或意愿，恐怕就是难以成立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论者证明中产阶级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心理的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证明了，中产阶级恰恰就是推动某些现代化国家或地区进行政治革命的主力军[15]，在这时，中产阶级的维稳心理都去哪里了呢？因此，关于中产阶级的心理证据仍属虚构。
所以不管从哪方面来看，中产阶级论恐怕都难以通过检验。
四、混合政制与现代化国家社会稳定问题的解决
按照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说法，社会科学中的经验理论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基于理论－调查背景的，重在解释和检验；另一种是基于理论－实践背景的，重在研究可行性（feasibility）。[16]以此观之，则可以说中产阶级论同时是这两种经验理论：作为前者，它试图解释现代化国家为什么能够或者不能够获得社会稳定；作为后者，它基于前者的解释而为现代化国家获得社会稳定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即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对于作为解释性经验理论的中产阶级论，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虚弱性，那么当它作为实践性经验理论而提出一种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能够相信它的可行性吗？的确，迄今为止仍有许多人士信誓旦旦地认为，中产阶级论的方案是可行的，但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关于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稳定问题，中产阶级论的社会解决方案是不可行的，而必须转向制度的解决途径。[17]
制度解决也是本文的基本观点，现在的问题是应采取什么制度。在这方面，一些人士即使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性，也还是不清楚应采取什么制度；而像亨廷顿这样的大家，甚至认可威权制度的价值[18]，这可能也是有问题的。依笔者之见，威权制度的案例至多证明了制度化对于社会稳定的意义，但却不能证明这种制度本身的价值，否则就只会造成一种短视，“第三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后还将得到证明。所以就此而论，笔者认为亨廷顿的研究只是达到了第一层，即认识到制度化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但还不够；若要寻找到具有持久效力的、能够实现社会长期稳定的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和后发的成功转型国家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这种制度，应该就是混合政制。
混合政制的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它发源于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经过波利比阿（Polybius,200～118BC）的初步发展，为西塞罗（Cicero,106～43BC）所总结，后为孟德斯鸠继续发展，最终为美国国父们落实到实践中。柏拉图通过对历史的考察，认为专制的君主政体或者毫无约束的民主政体都是极端的，是易于衰朽而不稳定的，因此好的政治制度应该是把这二者（作为任何政体的母体）、也就是把法治和自由结合起来。[19]亚里士多德则基于他的中庸思想和政治社会学的基本视角，认为只有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混合、也就是富人与穷人或者说财富与自由的混合，才是好的政治制度，而且他还希望为这种混合政制找到社会基础，即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20]到了波利比阿的时候，他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制思想运用于分析罗马共和国的政制，认为罗马政制恰恰就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分别体现在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身上，并且相互制衡，而这正是罗马共和国之所以稳定且强大的原因。[21]西塞罗对前人的混合政制思想作出了总结，并明确指出了此政制的价值理念基础：共和主义。他说国家是为了共同利益而依协议联合起来的人民的公共财产（republic/commonwealth），因此只有实行混合政制而对这种公共财产进行管理，才能克服单纯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的缺陷。[22]至于说孟德斯鸠，他大幅度地发展了古代的混合政制思想，主要是在分权思想的基础上，将各种政体的混合改变为政府机构的分权制衡设置，即行政部门相当于实行君主制，司法部门相当于实行贵族制，而立法部门相当于实行民主制，并且三种权力和机构相互制衡。[23]混合政制到孟德斯鸠这里，就算是定型了，而美国的国父们在设计宪法时，则具体地贯彻孟德斯鸠的思想（当然也有创新，特别是联邦制的设计），使之变成了现实。
总结混合政制的思想与实践，不难看出，这种政治制度是以共和主义的价值理念为基础的。[24]也就是如西塞罗所说的，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要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共治和共享。与之相对的理念，就是国家被认为是属于君主一人一家、少数寡头或者多数人所有，而其余的人则被排除在国家之外。但是共和主义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社会是分化的，各社会群体之间经常存在和发生利益矛盾和冲突，现代化国家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分化的各社会群体如何才能实现共有、共治和共享呢？正是基于这种现实的考虑，混合政制就被提出来了。因此混合政制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但是比较起来，混合政制具有几个不可比拟的优势：第一，它引导社会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诉诸于制度的解决途径，而不是诉诸于暴力，从而使得社会冲突变得可预期，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秩序。第二，它也有能力消化社会利益冲突，因为它在立法方面的代表性和包容性提供了利益诉求的表达和协调途径，它在行政方面的执行力量也使它能够应付突发事件或重大冲突，而它在司法方面的公正性更是化解社会矛盾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的利器。第三，它对于社会利益冲突的解决总是弹性而非刚性的，从而保证了长久的社会稳定。亨廷顿注意到威权体制或高压体制对于社会冲突也有一定的解决能力，但他没有意识到，那种解决是刚性的，不过是在压制矛盾使之延缓和积累，甚至就是在制造新的矛盾，所以并不是真正的解决，也因此不可能导致长期的社会稳定。与此不同，混合政制却是弹性有力而不是僵硬脆弱的，而这恰恰就是美国国父们当年所要寻找的东西。[25]应当说，混合政制的这些优势都是得到了证明的，所以我们说，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稳定问题，只有通过建构混合政制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26]
结论
中产阶级论者认为，只要现代化国家产生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就有了保证。然而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由此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培育和壮大中产阶级——的可行性也是值得怀疑的。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稳定问题，终究还得诉诸于政治解决途径，即构建混合政制。笔者始终认为，政治议程总是优先于或者说高于社会议程的，宏观的社会问题如果说在政治层面上都得不到解决，那也绝不可能在社会层面上找到解决办法。
再从学理上说，通过中产阶级论这个案例，我们甚至大可怀疑社会分层理论是不是一个好的理论工具。我们知道，只有传统社会才明确制定过等级制度，而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废除等级制度，从而趋向于平面化。在此情况下，社会分层还能成立吗？因此今天人们仍谈论社会分层，就恐怕只是反映了现代人对于传统等级制度的一种记忆思维特征。
当然，质疑中产阶级论和社会分层研究，却并不等于质疑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政治社会学依然很重要，毕竟政治人首先是社会人，而且社会存在分化。但是现代政治社会学还从社会分层而不是社会分化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却明显是走错了方向，因为现代化国家的特征提示我们：纵向视角过时了，我们需要的是横向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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