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和扩大内需的效率与效力比较——基于SVAR模型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效力论文,出对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风暴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对我国的冲击，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灵活的财政政策。一方面，国家抛出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等；另一方面，实行减免个人所得税税负，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增加出口退税，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税收优惠举措。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包括众多流派的新古典主义者，对于减税能够刺激消费、鼓励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认识比较统一。但对政府支出与消费、私人投资，进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存在争议。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可以通过乘数——加速数原理对民间需求和国民经济起到倍增的刺激作用。但大部分新古典主义者则认为，由于政府投资效率较低(Alchian、Demsetz，1972)[1]，且政府为投资而进行的筹资行为与企业投资存在着资金竞争关系(F·S·米什金)[2]，而且会增加居民未来的税负预期(Bailey，1971；Barro，1985)[3][4]，因而对民间需求具有挤出效应，进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一部分凯恩斯主义者也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增加政府支出对民间需求存在着挤出效应(Samuelson，1958，Diamond，1965；多恩布什，费希尔，1997)[5][6][7]。在国内，由于学者们所依据的理论与使用的方法不同，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关系，也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比如，刘溶沧，马栓友(2001)，娄洪(2004)的研究认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8][9]。而龚六堂，邹恒甫(2001)则认为政府的经常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资本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10]。但郭庆旺(2003)的研究却又得出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负，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的结论[11]。在对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影响方面，有些学者得出具有促进效应的结论(胡书东2002，李广众2005，李永友、丛树梅2006；曾令华2000)[12][13][14][15]，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存在着挤出效应(樊纲1999，黄赜琳2005，戴园晨1999)[16][17][18]。
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及内需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长短期关系?对于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来讲，减税与扩大政府支出哪个更有效率呢?鉴于已有文献存在的众多分歧，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继续探索。
二、计量模型选择与数据指标处理
(一)计量模型选择与介绍
自上个世纪80年代Sims的研究开始，VAR模型在很多研究领域取得了成功，在一些研究课题中，VAR模型取代了传统的联立方程模型，被证实为使用有效的统计方法。然而，VAR模型存在着参数过多，不容易通过OLS和极大似然估计；新息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而不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使脉冲响应函数的经济含义模糊不清；不能反映变量之间当期的相互关系等缺陷。SVAR模型就是计量经济学家们为克服VAR模型存在的上述缺陷而提出的一种较为成功的方法。一个包括n个内生变量的P阶VAR模型为：
(二)变量选取、处理与平稳性检验
本文关于国内生产总值(Y)、税收(T)、政府支出(G)、居民消费支出(C)、消费价格指数的所有数据均选自1994—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①。根据支出法规定的国内生产总值公式Y=C+I+G+NX，NX表示净出口额，可以求得包含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I)在内的民间需求D=C+I=Y-G-NX。为了克服物价波动的影响，所有数据指标均除以以1978年为基期的CPI指数。由于宏观经济变量多属于二阶差分平稳序列，而变量二阶差分之间的系数关系不具有直接经济意义，但在对序列取对数之后，它们大部分就变为一阶对数差分平稳，或直接表现为对数平稳，变量对数差分之间的系数关系就是它们各自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原始序列取对数再做回归，还可以成功消除异方差，从而提高估计精度。因此，本文的所有变量在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均取对数再作进一步的检验、处理。
相关变量指标的ADF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序列LnG、LnT、和LnC都是非平稳的，LnY和LnI为趋势平稳序列，它们的1阶差分序列DLnY、DLnG、DLnT、DLnI和DLnC都是平稳序列，即它们都是1阶非平稳序列。
三、模型的估计及结果分析
(一)税收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影响比较
在由变量LnY、LnG和LnT构成的3元VAR模型中，由于三个变量都属于同阶非平稳序列，所以存在协整关系的可能性，然而，在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中，迹(Trace)统计量检验显示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而最大特征值(Max-Eigen)统计量检验则显示不存在协整关系，如表2所示。因此，在弹性关系层面，依据VAR模型无法确定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由于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无法判断，所以我们就采取它们的一阶差分平稳序列构建SVAR模型。对于一个n元p阶SVAR模型，需要对结构式施加n(n-1)P2个限制条件才能识别出结构冲击。因此，由国内生产总值、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对数差分所组成的3元SVAR模型，则应当施加3个约束条件。由于三个变量之间有着很强的相互影响关系，采用长期的零约束难以满足变量之间的现实经济意义，进而会影响模型估计的准确性，所以本文采用短期约束。在现实中，政府根据当年一、二季度的相关产出数据，在下半年对政府支出规模作出调整是完全有可能的，
图1是由该SVAR模型得到的产出对政府支出和税收冲击响应的结构脉冲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第二期达到最大(约0.215个百分点)，冲击效应在第7期基本消失。同时，模型结果也表明，政府支出对产出的影响为正，政府支出的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使经济增长率累计提高0.524个百分点；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第2期达到最大，政府税收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在第2期会让经济增长率提高大约0.153个百分点，冲击效应在第4期基本消失。从冲击的累积效果看，税收收入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会使经济增长率累计上升0.238个百分点。所以，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而言，扩大政府支出的效率与效力都强于减税。
与脉冲响应函数相比较，方差分解提供了另外一种描述系统动态的方法，脉冲分析是追踪系统对一个变量的冲击效果，相反，方差分解则是将系统的均方误差分解成各变量所作的贡献。由经济产出、政府支出和税收所组成的SVAR模型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表中2—3列为政府支出增长率和税收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预期误差方差的解释量。可以看出，虽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力与效率要强于减税，但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都较为微弱，两者对经济增长率预期误差方差的解释量之和也仅在20%左右。
(二)政府支出与税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比较
与前面的模型假设相类似，假设当期的政府支出与税收互不影响，通过回归估计得出居民消费对税收的长期平均影响系数为1.568，即居民消费的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使税收收入的增长率提高大约1.586个百分点。
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在当期会使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提高0.206个百分点，税收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在当期会使居民消费支出上升0.176个百分点。与对经济产出的即期影响相比，不管是政府支出还是税收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影响效率)都相对更强。
图2为该模型对应的结构脉冲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增长率对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的一次脉冲冲击在第3期基本结束，累计冲击效应约为0.418。税收对其的影响为负，也意味着在减税的情况下，财政税收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会带动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最终上升0.291个百分点。因此，扩大政府支出与减税对消费的影响情况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相似，前者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不论是从效力上，还是从效率上都高于后者。在三者组成的SVAR模型的方差分解中，政府支出增长率和税收收入增长率对消费支出增长率的预期误差方差的解释量如表3中的4—5列所示。可以看出，虽然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支出变化的解释力略高于税收对居民消费支出变化的解释力，但两者对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预期误差方差的解释力都更为微弱，两者的解释量之和不足20%。
(三)政府支出与税收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比较
与前两部分相类似，假设当期的政府支出与税收互不影响，通过回归估计得到企业投资增长率对税收收入增长率的长期平均影响系数约为0.694，由此建立的SVAR模型的系数矩阵B=
支出增长率对企业投资增长率的即期冲击为0.166，税收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在当期会带动企业投资增长率上升0.481个百分点。
图3 企业投资增长率对政府支出增长率和税收收入增长率的脉冲响应
图3为该模型相应的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对企业投资的累计冲击效应弱于税收对企业投资的累计冲击效应，政府支出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使企业投资增长率最终累计上升0.470个百分点，而通过减税使财政税收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最终会带动企业投资增长率累计提升0.843个百分点。因此，对于促进企业投资而言，不管是影响的效力还是效率，减税策略都优于扩大政府支出。
该模型的方差分解中政府支出增长率和税收收入增长率对企业投资增长率预期误差方差的解释量为表3中的6—7列。可以看出，税收对企业投资增长率变动的解释量远高于政府支出对企业投资波动的解释量，而且两者对企业投资波动均方差的解释量累计超过了50%，这些是不同于政府支出增长率和税收收入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居民消费增长率的影响关系的。同样也告诉我们，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促进企业投资而言，减税已成为一个非常必要而且有效的政策措施。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发现，改革开放30年来，就整体政府支出而言，它对经济增长，带动内需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带动居民消费，不管是从政策效力上，还是反应效率上，扩大政府支出的影响都要优于减税所带来的效果。而对于带动企业投资来讲，情况则刚好相反。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机制仍不健全，与国外相比，企业税负偏重，并且存在鞭打快牛的不合理情况。从模型的预期误差方差分解结果来看，对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和税收对它们的解释力都不够强，这意味两者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带动居民消费的能力偏弱。所以，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刺激方案中，除了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要双管齐下、两措并举之外，还要注重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多方面的配合、协同。尤其要坚持宏观刺激与深化改革并重，在加强宏观经济刺激的同时，要积极深化和加快体制改革，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解除对广大中小企业的投资约束与限制。
注释：
①由于本轮减税项目基本上都属于国家财政预算内收入的项目，因此，与已有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不同，本文使用的税收数据为中国统计年鉴国家预算内收入统计表中的税收收入总额，不包括财政预算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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