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尔德喜剧的创作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尔德论文,喜剧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英国戏剧史上，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是一位占有重要地位的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挽回了英国戏剧运动的颓势，给十九世纪后期的英国剧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为肖伯纳、高尔斯华绥的创作开辟了道路。在德国人眼中，王尔德是与莎士比亚、肖伯纳鼎足而立的大戏剧家。在我国，王尔德的剧作也深受观众喜爱。二十年代，著名戏剧家洪深根据《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风靡一时，并曾据此拍成电影。在戏剧研究领域，王尔德的剧作也受到了重视，新的研究成果时有所见。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王尔德戏剧的研究还存偏向，也欠深入。例如，对王尔德的著名悲剧《莎乐美》，人们多从唯美主义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视角单一；对王尔德的喜剧，人们则注重论述其表现手法与艺术魅力，而且只重文本，忽视作者。本文将以王尔德的所有喜剧为研究对象，通过喜剧主题的分析探讨王尔德的创作心态，以期为研究王尔德戏剧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一
王尔德一生共创作四出喜剧。纵观他的喜剧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喜剧都涉及了怎样对待人的过失这一问题，都表达了主张宽容这一思想。在他的第一出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王尔德通过温德米尔夫人形象的刻画，首次表达了主张宽容的思想。温德米尔夫人还是一个婴儿时就被母亲抛弃，她的母亲离开丈夫与情人私奔了，不久自己又被情人抛弃。对这些温德米尔夫人一无所知。她是由身为清教徒的姑母养育成人的。她骄傲地告诉达林顿勋爵：“她教我懂得了世上正在被人们忘却的东西：分清是非的界限。她从不允许妥协，而我也容不得妥协。”〔1〕爱恋着她的达林顿勋爵直言不讳地说道：“我认为人生太复杂了，不宜用这些刻板固定的规则来决定人生。”温德米尔夫人坚定地回答：“假若我们真的有了‘这些刻板固定的规则’，我们就会感到人生简单得多了。”〔2〕她认为， 决不应宽恕那些“犯了被人称为罪孽的女人”。在这一原则的支配下，她断定与自己丈夫往来的欧林纳太太是个坏女人。但是，当她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准备与达林顿勋爵私奔时，欧林纳太太及时赶到达林顿家，甘冒当众受辱之险使她免遭奇耻大辱。经过这件事，温德米尔夫人不仅放弃了在姑母教育下形成的“刻板固定”的规则，改变了对欧林纳太太的看法，而且明白了许多事理。她觉察到自己没有以前想象的那样好，欧林纳太太也没有她过去认为的那样坏，因而决不宽恕“坏女人”的她变得宽容起来，其宽容程度超过了丈夫。在该剧结尾时，她说出了这样一番颇含深意的话：“不能把人划分成好人与坏人。”“我们都生活在相同的世界里，善良与罪恶，淫秽与清白，在这里是携手并进的。人们只正视生活中的一半，闭眼不看生活的另一半，满以为这样就能太平无事地过日子。这恰似蒙住了双眼，在遍地陷井和悬崖边上行走，而自以为很安全。”〔3〕温德米尔夫人的这番话，道出了她对人性的深刻认识，点明了全剧力主宽容的主题。《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以夫妻双方愚蠢的执拗开始，以明智的妥协结束。剧终时，温德米尔夫妇是幸福的，而他们幸福的部分原因在于：不追究对方的过失，不探寻彼此的秘密，妻子与丈夫各有所瞒——丈夫不让夫人知道欧林纳太太就是她的母亲，因为他相信她承受不了真相大白所带来的耻辱；妻子让丈夫永远也不会发现：自己的爱妻差点儿与达林顿私奔，幸亏欧林纳太太劝阻了她。温德米尔夫妇的幸福结局，隐含着王尔德对宽容精神的呼吁与肯定。
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之后，王尔德接着写出的喜剧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妇人》，这出喜剧的主题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主题相似。剧中深信任何人犯了罪都应受到惩罚，“没有好女孩会行为不端”的海斯特和箕拉德，发现箕拉德之母（亚勃斯诺夫人）一度失足之后，立即原谅了她。在当时的英国，玩弄女性的男人可以不受道德的惩戒，而女子一旦失去贞操，便成了大家公认的下流女人，等待她的只有无限痛苦。亚勃斯诺夫人正是这样一个被玩弄、遭抛弃的“无足轻重的妇人”。然而，海斯特与箕拉德不仅宽宥了她，而且与她生活在一起，和和睦睦，美满幸福。在此，王尔德借子女对母亲过失的态度，又一次弘扬了宽容精神。
在《一个理想丈夫》中，王尔德通过切尔突恩夫人发现丈夫丑史之后的观念转变，进一步发挥了宽容主题。纯洁高尚，“完美无瑕”的切尔突恩夫人坚信：“一个人的过去就表示了他的一切。过去是判断人的唯一方法。”〔4〕但颇具讽意的是， 她心目中的理想丈夫却有一段不可告人的丑史——在他刚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他就出卖了一项国家机密，以此奠定了自己的财产基础。他的这段丑史与上述二剧中女性的失足，丈夫的隐瞒秘密相比较，实属严重得多的犯罪行为。怎样对待丈夫以往的罪行？一向严厉的切尔突恩夫人竟改变了固守的思想观念，懂得了在生活中犯罪与宽恕都是必要的，遂以宽大为怀，放弃了以往的论人标准，不仅与“用卑鄙手段发财致富”的丈夫恩恩爱爱，而且还劝说他接受了内阁职位。切尔突恩夫人的宽容，使她的家庭免遭破裂，也使她的丈夫感到宽慰。
《认真的重要》是王尔德的最后一出喜剧。在这出喜剧里，两名男主人公恋爱时均说谎骗人，二位可爱的小姐却原谅了他们。最后，谎言居然成真，有情人皆成眷属，宽容的主题在皆大欢喜的氛围中得以弘扬。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王尔德的四出喜剧尽管人物不同，情节有异，但它们的主题同一——宣扬宽容。王尔德为什么在喜剧创作中选择同一主题？我认为，这与他的创作心态有着紧密联系。
二
作家的创作经验表明，在创作中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作者的自觉意识，而是某种心态，或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某种“情结”。有了这种心态，创作中他自然就会选择某类主题，并把它呈现于自己的意识中。作为社会名流、知名作家的王尔德，长期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他娶妻生子，扮演着合格丈夫与父亲的角色；另一方面他又有着同性恋行为，这种秽行在以虚伪著称的维多利亚时代被视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因此，公开蔑视世俗道德，敢于标新立异的王尔德内心也充满了痛苦，在陷入同性恋行为无力自拔的同时，又惧怕这种行为暴露于众，他迫切地需要一个庇护所，迫切地希望得到亲人的宽恕，社会的宽容。我们若对王尔德喜剧的创作时间稍加留意，就会对他的这种心态有所领悟。上文论及的四出喜剧皆创作于他认识同性恋对象道格拉斯之后，一八九一年王尔德与道格拉斯相识，一八九二年写出《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八九三年创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妇人》，一八九四年完成《一个理想的丈夫》和《认真的重要》。显然，王尔德的喜剧创作时期，正是他与道格拉斯情意缠绵的阶段。在不正当的恋情中陷得越深，内心的矛盾痛苦也就愈烈，希望得到人们宽容的愿望也会更强。在现实中，王尔德不敢公开表露自己的这一愿望。因此，他便在喜剧中通过家庭成员、婚恋、对象之间谅解过失，甚至宽宥犯罪的喜剧情节，表达自己想得到社会特别是亲人宽容的期望，并借由宽容而获幸福的喜剧结局慰藉自己矛盾痛苦的心灵。人们也许会问，王尔德为什么借喜剧来表达希望得到宽容的愿望呢？这是因为王尔德擅长于戏剧创作，而宣扬宽容的主题又宜于以喜剧形式来表现。另外，他与道格拉斯的奢华生活，需要丰厚的资金作后看，喜剧的成功能为他带来滚滚财源。所以，王尔德在选择宽容这一主题的同时，也选择了喜剧这一形式。令人深思的是，王尔德在喜剧所赞赏的由宽容获得幸福的结果并未在他的生活中兑现。一八九五年他的同性恋行为败露之后，王尔德锒铛入狱，结果声名狼藉，终以悲剧了其一生。对一个极富天才的作家来说，这是多么不幸！
三
如果说王尔德喜剧的宽容主题与同性恋给他带来的矛盾、痛苦、期盼有着直接关系的话，那么，王尔德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的不满，对世俗的反抗心态则是他在喜剧中宣扬宽容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维多利亚时代正值英国资本主义上升而至鼎盛的阶段，俗称“维多利亚盛世”。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而来是价值观念的庸俗化和艺术的商品化。社会道德则以虚伪著称于世。例如，在三十年代，“长裤”不能叫“长裤”，成了“令人无法启齿直呼其名”的物件。因为长裤容易令人想到大腿，而对于道德感特别发达的人由此又会引起关于性的联想，犯了大忌。〔5〕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道德风气由此可见一斑，特别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的市侩气息更浓，虚伪之风更盛。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王尔德敏锐地觉察到生活的表象与真实之间大相径庭，看到了自己周围形形色色的伪善面目，也感到了自身的伪善。他十分蔑视那些伪装虔诚、道德的伪君子，因为社会所接受的正是这帮伪君子。对社会虚伪本质的认识，使王尔德敢于离经叛道，在喜剧中公然抗议正人君子冠冕堂皇的道德准则。他喜剧中所涉及的一些世俗观念，如“决不宽恕坏女人”、“一个人的过去就代表了他的一切”等等均遭否定；信守这些观念的角色也受到嘲讽。象温德米尔夫人、切尔突恩夫人等，在现实的教育下，她们都抛弃陈规，用新的眼光审人度己，以谅解宽容取代了刻板严厉。
在不满社会，反抗世俗的同时，王尔德通过对自身缺陷的检索，也看到了人性的弱点，展开了对社会裁判的思考。他领悟到“谁都保证不了不干蠢事、错事”，而社会对人们的过错或罪行的裁判又有不公正的一面。《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的欧林纳太太的遭遇就是一个例证。青年时代的一次失足，便造成了她的千古之恨。尽管她满怀慈爱做了好事，但社会始终认为她是最没良心的坏女人，逼得她离乡背井。既然人人都难免有错，而社会对人们过错的惩罚又往往有失公允，那么怎样对待人的过错呢？王尔德开出的良方就是宽容。不要对人要求过严，不要以理想的眼光看人，“在一个堕落的社会里，最好还是得过且过”。王尔德喜剧的宽容主题，正是他这种心态反映。当然，王尔德所宣扬的宽容，有时又近乎放弃了是非原则，难以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又暴露了他自身的思想局限。
诺斯洛普·弗莱认为：“喜剧是一种计谋，不是对邪恶的谴责，而是对缺乏自知意识的嘲弄。”〔6〕王尔德的喜剧不仅反映了他特有的创作心态，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了一面观察自我形象的镜子，使人们呼吁宽容的同时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环境关系的认识有所调整。可以说，王尔德的喜剧既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又有着深刻的思想意蕴，值得我们多角度地进行深入研究。
注释：
〔1〕钱之德译：《王尔德戏剧选》花城 版社1983年版，第8页。
〔2〕〔3〕〔4〕同〔1〕第10页、第78页、第11页。
〔5〕参看朱虹：《市场上的作家——另一个狄更斯》， 《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6〕《关于“黑色喜剧”的若干阐述》、《剧影月报》，1986 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