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结构变化与城市贫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贫困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发育尚不成熟、社会成员的素质差异以及改革还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等多方面的原因，在相当多的城市中，贫困人口大量出现，逐渐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群体。贫困是一个相对的历史概念，它指的是社会分层结构中，以一定的收入构成为主要参照系数，某些社会成员处于基本生活需求无法保障的状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的贫困问题多属于因为社会制度不合理而产生的阶级性贫困。当前的城市贫困问题，与我国的体制改革及结构调整有着直接的联系，多属体制转轨性或结构调整性的贫困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具有社会转型期的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和社会阶层分布特点，因此，有必要从社会分层结构变化角度去分析认识城市贫困问题。
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是一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为直接动力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它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经济资源重新配置、社会利益结构重新界定的过程。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一切政治与文化资源的配置和重新安排，都是以经济资源在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之间的配置或重新安排为基础的，它是我国目前整个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的核心部分和支配力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的多元化配置格局的逐渐形成，由于社会成员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所处单位的体制性质不同，适应经济环境的个人能力不同，其获得收入、财富的能力、条件就出现了较大差异，社会个体在经济社会资源的占有方面逐渐呈现较大的差异格局，其两极就是引人注目的贫富群体。资源配置方式与状态的变化，形成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分化，并最终导致旧有社会分层的解组、分化和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社会分层结构既是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结果，又是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相对固定化，因而也就是富裕与贫困群体相对固定化的表现。
二
改革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体制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实行集权制或集中管理制，并由中央计划来调节和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社会成员的利益边界一般是通过行政性力量来规定的，他所拥有的使用资源获得收益的权利是按照等级及社会身份来划分的。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决定了该社会成员只能在多大的范围内支配资源。财产、收入的获得也是依据这种等级秩序而划分的。与之相对应，社会也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分配结构和社会分层结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身份制为核心特征的社会分层体系，在城市主要分为干部与工人。干部级别的垂直分层是全社会分层的基础与主线，并由此派生出全社会的分层体系。我国单一的所有制经济划分，使得干部的工资收入分层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福利、待遇制度成为社会财产、收入分层的本位体系。因此，干部在当时社会上的权力分层、声望分层、收入分层三者是高度一致的，干部成为极令人羡慕的阶层，“转干”、“提干”等名词也颇为流行。从工人阶层来看，工人阶层内部以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划分为国有制和城镇集体制两大类。国有制工人是中国工人的主体力量，其比例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5%左右，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老大哥”，收入一般比集体所有制工人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存在着上述社会分层及其收入差距，但由于这种经济体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因而当时贫困群体的产生主要不是源于体制性的，而是个体性的因素。改革开放以前和初期的城市贫困成员主要包括那些无劳动能力、无固定收入来源的社会成员，其致贫困素也属个体性的。大体是：处于待业、无业状态的；家庭有业成员供养人口较多的；家庭成员中有严重残疾、患病等特殊困难和特殊负担的；由民政部门救济的鳏、寡、孤、独人口。同时，刚性的社会等级关系和社会分层结构决定了人们在社会分层上垂直流动的机会很少，使得整个社会呈现超强的稳定性，城市贫困问题也显得相对不突出。
三
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成员、特别是那些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占有优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空间和自由资源，制造了大量上升流动的机会。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和发育，正促使社会分层机制发生重大的变化，即社会地位决定因素和与此相联系的社会权力结构、机会结构的变化，以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体系开始形成，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转变正开始朝着以市场机制为配置社会资源基础，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元标准并存的方向发展。
但是，由于改革的渐进性特征，传统的制度结构仍然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基础之一，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只能逐渐地加以改变，从而造成社会分层结构变革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沿着原有的制度结构方向发生变化，阻碍着符合改革方向的社会地位分化，过去的社会分层体系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从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个层次来看，国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并通过权力的授予进行分配，从而使多数单位组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国家，单位成员依附于单位组织，单位成员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被决定。与改革之前不同的是，这种社会地位决定机制的范围比改革前有所缩小，少数单位成员的自主流动和自主选择权利不再象过去那样单向地依赖于单位组织了，但在与国有资源有关的社会成员范围内以及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较时，仍然起重要作用。因此，干部和专业人员虽然取得了权力和声望的优势位置，但不得不损失部分的经济收入，当然，由于社会结构转型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性，随着单位集权的弱化和资源与利益的日益单位化，一些部门、单位源于计划体制赋予的权力资源和管理权限，可在市场交换中获取丰厚的利益。这样，不同部门、单位之间的经济效益差距也开始扩大，身在其中的单位成员因单位组织的不同，而扩大了相应的地位差异，他们在收入、居住条件、各种福利等众多方面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差别。
从不同的经济成分的企业来看，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体制改革大多是在体制的外围展开的，体制内的改革相对滞后，出现了外商投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体制外员工的收入与国有经济职工收入的差距。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和劳动力市场化的条件下，由于一些企业结构调整、减员增效乃至破产租赁等非自愿性原因导致部分劳动者失业、下岗，使其家庭收入锐减，进而陷入贫困境地。而体制外群体的利益来源和满足方式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特别是经营者的收入已基本市场化和多元化。与体制内的国有经济单位职工相比，他们的活动领域要宽广得多，只要市场能够容纳，都可以从中获取利益，当然，他们的收入也就比国有经济职工高得多。
从国有经济内部企业之间的个人收入来看，由于社会体制的先赋性差别和市场化改革推进程度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行业、企业、地区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生产要素结构、区域布局结构等企业经济行为都是按照计划规定来进行社会分工的。推行市场化改革后，国家承认了这一先赋性差别。于是，那些从事紧俏行业、生产要素来源较广或具有地理区位优势、处于国家政策优惠地区的企业便可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相对丰厚的利益，而其他企业的情况则差得多，有些连生存发展都成问题。这样，就使得虽然同是国有经济，甚至个人的付出也几乎相同，但仅仅因为所在的行业、企业、地区不同，便导致劳动者个人的收入有高有低。这样，对于体制内的企业职工来说，社会地位的流动，往往不是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公平竞争，而是取决于行业、企业、地区的先赋地位。
基于上述变化，目前中国城市社会贫困群体的构成，除了社会分层结构中原有的无劳动能力、无固定收入来源等贫困人群外，主体部分则表现出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特征。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由少部分长期亏损、社会负担重的国有企业的职工构成，从行业结构来看，城市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纺织、煤炭、森工、轻工、军工的部分亏损企业；从收入结构来看，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下岗生活保障费、失业救济金或较低的工资；从区域结构来看，城市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内陆地区、三线地区、计划体制控制严格的矿产和制造业产地；从文化结构来看，贫困人口主要由较低文化素质的职工构成。
城市贫困问题是社会实现现代化过程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它由基础性社会条件变迁所引起，在社会转型期内不可避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由体制性、政策性影响而产生的城市贫困问题也会得到逐步解决；加之社会分层结构正处于多元化、异质性的发展过程中，故目前的城市贫困也具有较大的变动性特征。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社会转型，必将增强社会分层结构的开放性，从而拓宽社会成员自由、公正流动的空间，激励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社会群体通过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好地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从而摆脱贫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四
城市贫困群体作为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结构中的特殊群体，它与城市富裕群体等其他阶层的形成使城市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了新的特点，打破了过去按干部、工人身份划分的比较单一和同质的城市社会分层结构，增强了城市分层多元化和异质化的特征，从而加速了社会流动，促进了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增添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但是也应看到，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虽然小于农村贫困人口的规模，其社会影响却远远大于农村。以国有企业职工为主体的城市贫困人口，由于他们是从过去同一阶层分离出来的，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具有相似性，极易形成独立的阶层意识。现实的生活状况使他们产生相对剥夺感，自认为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因而有可能对社会生活及现行的政策持某种怀疑或否定的态度，甚至因此产生严重的政治问题。同时，贫富收入过于悬殊也成为推动阶层分化的主要力量，其他影响社会地位的因素的作用往往为收入差距的急剧拉大所遮蔽，以致于在不少人心目中社会分层等同于收入分层，阶层分化等同于收入差距拉大。这种认同感从心理上势必会加大分层间距，从而加剧分层隔阂。这些问题，极大地抑制了因社会分化而产生的社会激励效应。
过去，农村的贫困问题和不发达的西部地区以及东、中部省区的“老、少、边、穷”地区等区域性贫困是国家实施贫困救助政策的重点。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完成和农村区域性贫困问题的逐步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将更加突出，社会分层性或结构性的城市贫困群体将成为国家实施贫困救助政策的重要对象。
治理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引导和推动社会分层的健康发展，既要着重考虑影响贫困产生的体制转型和体制不健全、不完善的原因，也要适当注意社会分层体系中贫困的个体性因素，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
一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缓解城市贫困、调整社会分层结构首先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改革的实践表明，“发展是硬道理”，也是解决贫困、从而优化社会分层结构的根本。只有经济稳定发展，才能使人民在经济发展中逐步提高收入；才能扩大就业，减少隐性失业和显性失业；才能逐步消除贫困，使社会分层结构进一步优化。
二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尽量缩短体制转换的阵痛。国有企业是我国城市人口的主要就业部门，国有企业经营状态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大多数城市家庭收入状况和城市贫困人口的多少。同时，国有企业还是国家筹措扶贫资金和社会保障体系资金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尽快缩小目前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减少停产、半停产企业，就成为城市扶贫的最主要的措施。所以，必须下决心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尽快使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好转起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有可能在短期内增加一些困难职工和贫困人口，但从长远看，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调整社会分层结构是利大于弊。
三要解决当前分配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针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应当继续坚持效率和公平统一的原则，在此基本思想指导下，加强宏观调控，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政策，解决政策疏漏和分配方式上存在的问题，减少导致地区、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不合理因素，逐步形成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健全科学的分配机制。同时，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税收法规和税收政策，对富裕阶层的高额收入进行合理的调节，抑制贫富悬殊的日益加剧，从而规范约束社会分层的外部制度环境，增强政府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宏观调控影响，使社会分层结构健康有序的变迁和发展，以利于社会结构的转型。
四要继续实施再就业与再社会化工程。就业是决定贫困与否的主要因素，充分的就业可以有效地减少城市贫困人口，当前实施再就业工程的关键，是要通过探索建立运转有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再就业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基于自获性基础的社会分层机制将进一步强化，社会将按照人们在知识、能力方面的差别，相应地分配各种社会资源，社会分层在收入、声望、权力诸方面也会趋于一致性、合理性。因此，下岗、失业等城市贫困人口的当务之急就是通过各种再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实现再社会化，以利于流向较高的社会层次。
五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十几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存在着实施范围小、资金筹集困难和资金使用社会化程度低、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严重地制约了企业改革的深化、城市扶贫工作的开展和社会阶层的正常分化。为此，要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尽快提高失业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化程度；建立和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全面推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城市帮困基金和城市扶贫基金，用于补贴贫困户，以完善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救济保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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