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演进中的企业合作——兼论新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组织合作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论文,产业论文,范式论文,条件下论文,新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04）06-0014-08
产业组织范式是人们对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产业组织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和行为规范的基本看法。工业经济时代产业组织的基本范式是竞争与垄断，同时存在一定程度的企业合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企业运营的技术与经济环境，进而导致企业行为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引起产业组织的基本范式由工业经济时代的垄断、竞争转变为竞争、合作。把握产业组织范式的这一转变对于中国现阶段产业组织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一、竞争、垄断与合作：工业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三维行为特征
1.竞争与垄断：工业经济条件下产业组织的基本范式
工业经济时代企业最基本的行为方式是竞争与垄断，这一点早在马歇尔时代即已明确提出，著名的“马歇尔冲突”即是关于如何处理竞争与追求规模经济可能导致的垄断之间关系的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也成为其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正是以竞争、垄断及其关系作为分析的主线，构筑起较为系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
工业经济时代产业组织的竞争、垄断经历了一个以自由竞争为主到以垄断或寡头垄断为主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直接与当时社会的技术、经济条件相联系。就企业的行为特征而言，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自由竞争或寡头垄断都是围绕着市场价格展开的，或者说市场价格是这一时期企业竞争关注的关键变量。只是由于市场竞争或垄断的程度不同，价格竞争的形态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说，在自由竞争时期，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常常呈现出较为剧烈甚至是无休止的特征，近乎于一种零和博弈式的竞争关系；而垄断或寡头垄断出现之后，企业的价格竞争转化为相互之间制定公开或默契的价格协议，或结成价格卡特尔。
2.工业经济条件下产业组织的合作特征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竞争、垄断看做是工业经济时代产业组织仅有的两种行为方式，而忽视了这一时期企业之间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合作。实际上，竞争、垄断与合作是工业经济条件下企业相互关系的三维行为特征。只是相对于竞争、垄断而言，这一时期企业的合作行为表现得不太充分和普遍，并且往往与垄断行为相交相混杂，由此使人们常常将企业的合作行为简单地归并于垄断范畴，并将其与经济的低效率相提并论。将企业的合作行为从垄断行为中区分出来，将企业行为变量看做具有竞争、垄断与合作三维特征，这对于深入认识和把握产业组织范式的演进，把握新经济条件下产业组织合作范式的产生，以及客观、辩证地认识垄断、竞争与合作的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上看，企业合作最早萌芽于工业化初期的企业内部。当时的企业基本上属于钱德勒所说的“单体企业”。合作以企业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协作形式表现出来，包括劳动者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对于这种合作的效率及其产生的原因，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等都做过具体的分析。当时之所以尚不存在企业之间的合作是由于企业规模较小且数量较多，生产技术相对简单，产品较为单一，再加上当时市场严重的封闭性和市场需求的相对稳定性等特征，使企业既缺乏形成有效合作的条件，也缺乏通过合作（或合谋）抵御市场风险的动力。根据钱德勒的研究，在美国，由单体企业到现代企业的转变是1840年以后的事情。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由于市场的扩大和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运输技术和通讯技术等的迅速发展，导致了钱德勒所称的“现代企业”的产生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孵化”出像钢铁、汽车等新兴工业产业。这些产业对巨额资本和新型企业组织的需求，呼唤着股份公司这种新的企业组织制度的出现和大企业生产体制的诞生，进而推动了企业规模的扩张在此背景下，企业之间的合作也逐渐发展起来。
现代企业之间的合作包括市场合作和组织合作两种形式。市场合作产生于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和市场供需矛盾的加剧。面对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企业为获取较稳定的利润，结成各种公开的或默契的价格或产量联盟。从消费者角度看，企业之间的市场合谋尤其是价格联盟，无疑会降低消费者福利水平，从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但如果着眼于企业追求最大化利润动机的考虑，企业的这种市场合谋或合作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合作谋求双赢的理性选择。只是由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固有的矛盾，往往导致这种合作难以持久。
从社会整体利益和效益看，企业的合谋或卡特尔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以美国铁路公司早期的卡特尔为例，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的铁路大多是由不同城市的商人各自出资建设的，为了保证自己出资的铁路所承接的托运生意不致被其他城市的商人抢走，各家铁路公司的轨距与使用的设备均不相同。这样，不仅转运费用很高，而且耽误时间。各铁路公司之间协商将铁路设备以及操作程序标准化，并就价格问题达成一致协议，从而既避免了竞相降价，两败俱伤，也促进了铁路运输业的发展。日本在经济发展中对某些特定条件下的某些类型的卡特尔组织（如萧条卡特尔）也是加以扶持或允许的（植草益，2000）。对于卡特尔组织的效率性，另有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进行过具体的分析（Kleinwachter，1883；John Bates Clark，1887；曼弗里德·诺伊曼，2003）（注：“在19世纪末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以赞许的口吻看待卡特尔，认为它是恰当的产业组织形式”（曼弗里德·诺伊曼，2003）。“在需求剧烈波动的时代，要想对生产进行有序的调整，非建立卡特尔不可”Kleinwachter，1883）。美国经济学家指出，“企业间的联合扎限于现代产业社会，无论是其起源、发展还是实践中的手段都无可厚非。科学家不应诋毁它，政府也不应对它采取压制的态度”（John Bates Clark，1887）。）。威廉·鲍威尔通过模型证明了两个纵向相关的利润最大化厂商联合制定的最终产品价格低于两个厂商独立制定的价格之和，这两个厂商的价格最后形成了消费者支付的市场价格。他通过将两个厂商联合利润最大化的价格与独立竞争下的古诺均衡价格进行比较得出，如果利润函数为凹函数，那么要使纵向联盟的利润最大化，应使这种产品价格小于古诺价格水平。由此说明了，企业的价格协调或共谋未必会损害社会利益。如果说价格合谋确实有损于公众福利，那也往往是横向合谋（因为横向合谋制定的价格高于独立竞争达到的价格）；如果厂商的关系是纵向的，那么甚至连价格的协调行为也可能是合理的（威廉·鲍威尔，2004）。
工业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合作还包括组织协调与合作。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企业规模的扩张，市场交易成本逐渐增大。为节约交易成本，同时也为了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日渐扩张的企业组织强化了对市场组织的替代，由此导致多种具有合作性质的“复合体企业”的出现，如企业集团、企业外包制、纵向一体化组织和特许连锁经营等，企业集团是由一个核心企业通过对其他企业的控股或参股，形成一定的资本权力结构，进而形成一种较为固定和紧密的经济联合体。大量中小企业在原料来源、技术协作和产品销售等方面，为核心层大企业提供了有利条件。纵向一体化组织是由在生产上具有纵向联系的不同企业通过一体化而形成的一种复合体结构（注：“在19世纪末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以赞许的口吻看待卡特尔，认为它是恰当的产业组织形式”（曼弗里德·诺伊曼，2003）。“在需求剧烈波动的时代，要想对生产进行有序的调整，非建立卡特尔不可”（Kleinwachter，1883）。美国经济学家指出，“企业间的联合扎根于现代产业社会，无论是其起源、发展还是实践中的手段都无可厚非。科学家不应诋毁它，政府也不应对它采取压制的态度”（John Bates Clark，1887）。）。它使专用资产的买卖关系变为一个厂商内部上下工序、车间或分厂之间的协作关系。在一个厂商内部，管理者可以直接协调各下属部门之间的行为，监督员工的行为，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和协作性。企业下包制是最早产生于日本的一种合作型企业组织形式，其特征是从事组装、提供制成品的大企业把生产任务“下包”给生产零部件的中小企业，并向零部件生产企业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支持；零部件生产企业则以专用性的设备，按照组装企业的要求为其提供优质零部件或半成品，从而纳入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分工体系。由此使大、中、小企业之间在生产、服务、技术开发等方面形成一种长期交易与合作关系。特许连锁经营是企业之间在产品销售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合作型网络组织。特许连锁总部与特许连锁加盟店之间既是一种合作经营关系，彼此又是完全不同的经营主体。各加盟店可以在基本保持其独立经营的同时，分享总部品牌、服务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降低自身经营风险。这就使特许总部与加盟店之间的合作彼此得益，实现双赢。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连锁企业开始大量出现，它们实行全球采购，跨国经营，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并且具有先进的分销配送系统，充分运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表现出较高的运作效率。
相对于实践中出现的企业合作，经济学的研究显得明显滞后和薄弱。自亚当·斯密首先提出分工具有效率的命题后，作为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分工、专业化和企业合作问题予以忽视，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市场竞争效率及其实现机制的分析上。虽然马歇尔也曾沿着斯密的分工与专业化分析思路提出了“内在经济”、“外在经济”和“经济组织”等与企业合作有一定关系的概念，但他终究还是把注意力转向构建以局部均衡为基本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上来。其后，经济学发展的主线基本上是沿着竞争而展开，并且从完全竞争市场的有效性假设出发，将企业间的合作简单地等同于垄断或市场合谋，将其作为低效率行为而加以鞭挞。直到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起来之后，威廉姆森等人才从交易成本节约角度对合作型企业组织的效率性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注：威廉姆森将这些介于企业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合作性组织称为“中间性组织”，并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发生频率等三维视角对其效率进行了分析（Williamson，O.E，1985）。）（Williamson，O.E，1985）；杨小凯等人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回归到以亚当·斯密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为前提，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论证了分工、专业化与协作网络的效率性（杨小凯，2003）；20世纪后期获得迅速发展和应用的博弈论，则通过“囚徒困境”、“公地的悲剧”等模型对博弈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效率更是做出严格的数理论证。
二、新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组织合作范式
1.经济全球化与产业组织的合作范式
经济全球化以全球市场化为前提，以全球信息化为条件，以国际资本快速而频繁的流动为特点，同时以产业和生产的全球化为核心与表现形式。它极大地改变了企业运营的环境，并进而导致企业行为方式和竞争理念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企业间合作行为的大量出现。
从国别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使各国经济“没有谁可以像孤岛那样，与世隔绝而能独善其身”，由此决定了各国企业之间必须形成各种形式的生产经营合作关系。从产业层面上看，经济全球化也是产业全球化的过程，是各国产业在世界范围内通过信息网络技术的媒介作用形成一种密不可分的全球产业网络的过程。国际间的企业和产业分工、协作与融合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由多个国家共同参与编织的国际产业协作网络正在逐渐形成。各国产业和企业必须凭借自身优势积极加入这一网络之中，与其他国家的产业和企业进行协作，分享协作效益。从产品生产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企业在产品生产上的专业化和全球范围内分工的实现。正如彼得·狄斯曾描述的：在经济和产业全球化时代，商品商标所注明的产地实际上只不过是产品最终装配的地点，对由许多个别零部件组装起来的产品，你既可以说它是那个地方的产品，又可以说它不是那个地方的产品，因为它们已经是全球各地生产的零部件的组合。从市场层面看，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是市场全球化的过程，横亘于各国市场间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逐渐被拆除，全球统一的大市场处于形成之中。面对这一全球性大市场，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一手遮天，也需要与其他企业包括竞争对手进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将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正如布利克曾指出的，“未来的跨国战略将日益以协作而非单纯的竞争为依据，最好把协作视为技能、机会和资本的转让和套利”。他同时还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甚至连收购这一损人利己的古老工具，也染上了更多的协作色彩”（乔尔·布利克等，1998）。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全球范围的企业兼并，已很少能够找到那种单纯属于零和博弈式的并购行为，而以寻求增加战略性资产、实现“共赢”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型并购，成为这次并购浪潮的主流。这种并购明显地具有从对方获得自己原来不具备的优势的战略动机，从而达到削减成本、创新技术、保持市场份额、进入新市场，并构筑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的合作目的。就市场范围对企业合作的影响看，斯密曾指出，“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全球市场的形成，使企业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调配和组合各种生产要素，以建立立足于全球生产的专业化协作体系。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的实力和遍及全球的运营体系，把产业分工的增值链放在全球不同区位，以利用专业化分工的优势与全球协作网络的整合优势，将各国企业形成一个彼此具有分工协作关系的企业网络。目前，跨国公司更加注重复合一体化战略，在全球各处按区位优势进行价值链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战略伙伴。
2.网络经济与产业组织的合作范式
（1）网络经济的运行机制蕴含着企业合作的特质。网络经济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兴起的一种新型经济运行方式，具有许多不同于工业经济的运行规则，由此衍生出企业间新型的合作关系。一是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对许多信息技术来说，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用户的数量。当一种技术产品对某一用户的价值取决于该产品别的用户数量时，就称这种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这样，处于同一网络的结点企业数量越多，给每个企业带来的价值就越大。这种价值实际上是一种合作效应，是处于同一网络的不同企业之间的合作所产生的一种效用。二是系统竞争。系统在信息技术中大量存在：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中央处理器和内存条、驱动器和控制卡等。通常不能指望一家公司提供一个信息系统的所有部分；相反，不同的组件是由不同的制造商以不同的生产和商业模式制造出来的。传统的竞争战略集中于竞争者、供应者和顾客。在网络经济中出售互补产品公司的地位变得同样重要。当某公司出售一个系统的一种组件时，如果与系统的其余部分不兼容，则该公司根本无法进行竞争。信息技术对系统的依赖性意味着企业不但要重视竞争对手，更要重视合作伙伴，组成联盟、扶持伙伴和保证兼容成为此时关键的商业决策。三是联结体经济，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的规模经济性主要来自于资产专用性和不可分割性，那么，网络经济条件下的联结体经济则主要来自于信息产品的共享性。对于许多不同的生产过程，信息、技术等共享性生产要素，可以不费任何成本地从一种生产过程转用于另一生产过程。信息产品的共享性必然要求信息的网络化，即通过信息通道、信息接收器、电子计算机和传真机等信息装置，把有关组织和个人联结起来，形成一种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网络技术作为媒介彼此联系的复合体，称为联结体经济效应。它具体表现为减少信息交换的成本，节约交易过程中结算的费用，削减信息产品的库存费用；信息的系统性特征还使信息网络能够把具有互补性和依存关系的分散于不同领域和由不同主体掌握和保存的信息联结起来，产生累积和互补效应，并创造出更有价值的信息。
（2）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运行环境的变化对企业合作提出新的要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传统市场和商业模式发生转变。顾客在市场交易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确立，经济发展进入到需求驱动阶段，在新的环境里，长期为生产者所垄断的定制权、定价仅逐步转到消费者手中，生产者主权相应地转化为消费者主权，客户至上成为企业经营的基本原则。消费者在以往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处于劣势，其需求信息不易快速、充分地传递给生产者。而网络技术使生产者、供给者与消费者的距离迅速缩短到只需滑动鼠标按键和电脑屏幕的咫尺之间，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得到较大程度的改观。与此同时，消费者对产品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明显增加，市场的异质性和细分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需求和供给态势的变化，对企业生产经营提出新的要求，包括缩短交货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和改进服务；同时要求企业要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做出快速、灵敏的反应，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满足用户需求的、定制的“个性化产品”去占领市场，赢得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以往那种单枪匹马式的生产经营方式，以及与竞争对手间单纯进行竞争的经营理念已不合时宜，而进行合作生产、合作经营或进行合作式竞争，则成为企业更为理性的选择。
企业产品异质性对企业由单纯进行价格竞争转向全面合作具有重要影响。工业经济时代，同一行业企业之间的产品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成为企业竞争关注的关键性变量，对定价权的争夺和对高价位的维持成为企业相互竞争的焦点。但根据伯特兰德（Bertrand）价格竞争模型，这种竞争的均衡价格并不是垄断价格，而是近乎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边际成本价格。这种竞争均衡结果源自于企业之间共同利益的缺失而使合作动机不大，即使实现了某种形式的价格合谋也难以持久。新古典经济学正是立足于企业之间的这种产品同质性建立起以价格竞争作为主线的市场理论。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起自己的核心知识和能力，形成独特的难以模仿和替代的竞争优势，从而使相互之间的异质化竞争态势愈益明显。这种竞争为企业间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且这种合作由以往的主要结成市场价格合谋转变为结成生产、营销和技术创新联盟，尽快形成竞争优势。
（3）网络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合作创新趋于普遍化。一是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技术创新本身就是一项不确定性较强的活动，企业对创新时间、创新路经、创新结果的预测等往往难以把握。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的环境更为复杂，创新结果的不可预测性进一步增强，从而进一步增大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二是创新技术的融合性增强。网络经济条件下，一项技术创新往往涉及到多个学科。企业可以从不同的知识源获得技术的相同效应，学术界、产业内上下游生产企业或不同产业间都存在技术融合的潜在来源，进而演变为不同领域企业合作创新的重要动机。就创新的具体过程看，不同领域企业的合作创新可以避免研发项目选择上的重复性，避免重复投入，提高创新效率。三是技术创新难度进一步加大。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和创新难度进一步加大，特别是那些大型的、结构复杂和技术含量高的信息技术产品在研制中一般都需要多种先进的设计技术、制造技术和质量保证技术等，所需资金投入十分巨大，创新风险大大增加，单个企业难以承担，而只有通过多个企业合作研发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四是技术外溢性效应更加明显。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企业是同质的，其创新过程具有单一性，技术外溢效应不很明显，同时企业将通过获得知识产权或保密来独享技术创新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合作创新的动机不强。现代创新理论则认为，知识并不具有纯粹的公共产品属性，至多算是一种潜在的公共产品（Nelson R.，1987）。这样，不同企业之间有可能进行一种互补性的创新活动。在创新过程中，知识溢出将生发出新的技术创意，导致企业之间对新技术的学习效应，由此使传统的封闭式技术创新模式越来越不适用。而通过合作创新，可使人们对研发项目产生的外部正效应加以内部吸收，使合作企业分享创新成果。Aspremont与Jacqueminde通过动态博弈模型证明了企业合作创新对合作双方及社会所产生的效益增加（Aspremont C，Jacqueminde A，1988）。该模型说明，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决定合作创新与非合作创新相比的优势。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当不存在技术溢出效应或技术溢出效应较小时，非合作创新相对更有效率；当技术溢出效应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合作创新更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技术溢出率越大，合作创新就越有利，企业从而会进行更多的研发投资。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更为明显，从而决定了企业合作创新动机的增强，并且这种合作创新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美、欧等国对价格合谋行为限制较严，而对于企业间共担研发成本、共享研发成果的合作创新行为却予以支持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企业合作创新的重要形式是R&D联盟。
（4）网络经济条件下合作型企业组织大量出现。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传统的U型、M型等企业组织形式越来越不适应技术条件与企业运营环境的变化，而以网络性、合作性为主要特征的企业组织表现出明显的优势。理查森（Richatdson）、佩弗（Pfeffer）曾概括这些企业组织的优势是：基于企业间活动的互补性和资源的依赖性而进行的一种组织协调、这种协调不是通过政府计划，也不是通过一体化为一个企业，而是通过企业间的多样化契约安排来实现。这种组织协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推动技术的联合开发，它们是比纯粹市场和科层企业更具优势的组织结构（Richardson，1972；Pfeffer，1978）。网络经济条件下合作型企业组织的典型形式有企业战略联盟、虚拟企业等。企业战略联盟是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性组织结构，成员企业虽然签署了超出正常市场交易的长期协定，但只是以市场机遇和契约为纽带，而一般并不以资本为纽带，未达到合并的程度。企业通过结成战略联盟拓展了了市场或产业的边界，并使企业获得了超出自身范围之外的资源，而没有引起企业自身规模的膨胀，同时还降低了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目前，《财富》500强中的前100强90％已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战略联盟，包括技术、供应、生产、营销等方面的合作。虚拟企业是由一些独立的厂商、顾客，甚至同行业的竞争对手，通过信息技术结成的临时性合作组织，目的是共享技术、分摊费用和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虚拟公司通过集成各成员企业的核心能力和资源，通过分享市场机会和顾客实现共赢的目标。“基于机遇的和动态的”特性，使得“追求对市场的有效反应速度”成为虚拟企业的主要动机。作为一种扁平化合作型网络组织，虚拟企业使信息的传递迅捷且成本很低，同时它自身又是一个高度柔性的个体，能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传统合作型企业组织如合资企业、连锁经营、业务外包等，借助于信息网络技术和全球市场的依托继续风行，并形成新的更大范围和更高效率的合作网络。经济全球化使企业可以立足于全球范围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而网络、信息技术则以最快的速度使网络组织超越了空间的限制，进行全球资源重组。通过技术、资源上的优势互补，使这些合作型组织整体优势远远大于各成员企业优势的简单相加，同时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拓展了市场，快速敏捷地满足市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合作与以往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合作存在明显的不同。以往的企业合作仅仅作为企业追求经营收益的一种手段，是以竞争作为主体的一种手段，还未上升到企业的一种经营理念。而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经济条件下，通过合作而不是单纯的对抗来实现自己的经营目标，已成为企业的一种基本经营理念和行为方式，并愈益转化为企业的一种自觉、自愿和主动的行为方式。工业化早期的企业合作是基于制造过程的自然分工，其后是基于价格垄断和市场瓜分。而网络经济时代，知识、信息成为企业经营的基本要素，企业将知识、技术的积累、创造、激活、整合和开发作为合作的基础，因而这时的企业合作被赋予更多的知识内涵。
三、产业组织的合作范式对中国产业组织调整的启示
1.进一步加强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
国际知名跨国公司为全球先进技术代表，全球先进管理代表，全球先进机制代表和全球先进理念代表（李海舰等，2002）。相比之下，目前，中国企业在规模、实力、技术创新和管理能力等方面都与跨国公司存在较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而言，应主动选择与跨国公司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如建立合资企业或组建跨国战略联盟等。与跨国公司建立技术创新联盟是国内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跨国公司调整了其全球化经营战略，开始以全球技术战略为核心构建其跨国投资经营体系，以直接建立海外研发机构以及兼并、收购东道国当地同行业竞争者等方式，将部分研发活动从本国转移到海外子公司或分公司，同时通过建立战略联盟、合资企业等形式，开展跨国间的技术研发合作。这为中国企业加入跨国公司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利用其技术外溢效应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截至2002年底，海尔已经同12个国外的家电生产厂商建立技术联盟，包括爱立信、东芝、三菱重工、飞利浦、德国迈兹、摩托罗拉等；小天鹅已经同东芝、松下、NEC、宝洁、摩托罗拉等建立技术合作；新飞冰箱同通用电气建立技术联盟，等等。
2.积极切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实行广泛的产业分工协作
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多地体现在对价值链网络的组织、管理和控制能力上。企业处于价值链网络竞争的环境之下，相互之间更多地呈现出合作竞争的特征。面对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以国际价值链为纽带的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中国企业应根据自身优势积极切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生产体系，通过发挥学习效应和利用后发优势，迅速培养和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进而提升整个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新的国际分工体系是一种产业内部分工代替产业间分工的格局，这时，一国产业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在最终产品和某个特定产业上，而是体现在该国在全球化产业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上。处于高端或战略性环节的企业将获得较高的产业附加值和回报率，而处于价值链末端或普通环节的企业所获得的附加价值和回报率相对较低。为尽快形成和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形成自己显著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必须进行业务流程再造，使企业能够专注于价值链上的某一区域做专做强，进而占据国际产业价值链条的重要环节，由此带动整个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3.国内企业之间应更多地进行合作和建立战略联盟
近些年来，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较严重的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和过度甚至恶性竞争现象，没有形成一种既竞争又联合、有分工有协作的产业发展格局。面对国外大企业的竞争，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之间，即使在市场上存在竞争关系，也应注意相互间的分工、合作，特别是建立技术研发战略联盟，以降低技术开发的风险与成本。如联想、方正、长虹、海尔等国内50家大企业联合发起组建了中国数字化（3C产品）联盟，促使国内计算机、通信、家电的优势资源沿着3C融合的方向组合配置，加速了产品和技术的开发。近年来科龙集团与小天鹅集团、海信集团与荣事达集团、长虹与东芝、海尔与东芝等之间的合作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从总体上看，企业合作规模小，技术复杂程度低，投资额小，并且合作领域主要限于计算机、通信、电子、汽车、家电等少数几个产业。在合作形式上，近年来国际上发展迅速的同一产业中竞争对手之间的优势互补型和优势加强型合作尚不多见。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除现有体制、政策因素制约外，也与企业对新经济条件下产业组织合作范式的趋势缺乏应有的认识有关。中小企业也应积极创造条件，主动地向国内大企业集团集中靠拢，为这些核心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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