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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在逐步提上日程。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党。人们发现，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大如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小如政企分开、党政关系、用人机制、监督制度等，最终都会归结到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上。这表明，党自身的改革日渐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邓小平是把党的建设问题看得很重的。早在1989年，他就用十分警醒的语言强调：“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这些年来，在这种紧迫性的促动下，我们党加大了抓党建的力度。然而，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的问题甚至比过去更为尖锐。当然，我们不能把出现的问题归因于坚持党的领导。在政党政治时代，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由政党来控制（或称为领导），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问题不在该不该领导，而在于如何领导。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这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事关党的执政地位是否巩固的问题。苏共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就是由于领导得不好，丢掉了政权。
共产党赖以立足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都是符合政党政治一般规律的，例如代表一定阶级和集团的利益，由这个阶级或集团的精英分子所组成，有自己的组织纪律，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等等。在取得政权以前，这些原则在政党活动中都充分发挥了作用。但是，为什么在执政后，所有这些党都一波三折，程度不同地出现困难和问题，甚至在掌权几十年后又丧失执政地位？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成为执政党以后，都未能探索到在执政、领导人民开展经济建设的条件下政党活动的基本规律。党的运作缺乏科学性，与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领导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一句话，与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不相适应。套用邓小平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句式，可以说成：搞了这么多年的执政党建设，什么是执政党，应当怎样建设这个党的基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其他问题概发端于此。
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的干预，只是它对这种干预的科学性的要求相比之下要严格得多。这从客观上对政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这就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在我们面前：伴随着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党本身的运作也有一个适应要求而科学化、制度化的问题，即政党现代化的问题。毫无疑问，现代化的社会，需要现代化的政党来领导。
政党现代化：政党发展普遍规律的要求
什么是政党现代化？“政党现代化”是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现代化的内涵。综观国内外学者关于现代化的阐述，至少在以下各点上是存在共识的：现代化是指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而不只是经济方面；现代化以经济发展为起点和动力，推动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相应的深刻变化。也正是从这些角度讲，我国是一个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
政党说到底是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进行政治参与的工具。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它要以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施领导，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它必须不断改革自身，以适应领导现代化进程的要求，真正起到上述工具的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民民主意识和自主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政党的要求也必然提高。政党过去习以为常的组织结构、体制和运作方式会逐渐变得落后和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改善政党内部的组织运作机制，探寻新的有效的活动方式，是每一个政党都会面临的问题。所谓政党现代化，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
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顺利开展，关键在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能不能在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适应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进行改革，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改革的命运。这正是提出党的现代化问题的意义所在。
政党现代化：我们党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谈论政党现代化并非刻意求新。以往我们党的许多失误，以及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碰到的大量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与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适应、与党实现领导的体制和机制、活动方式和方法、党自身运作等等的不够科学相联系的。表现在若干方面。
——苏共模式的长期的持续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苏共模式是布尔什维克党在领导革命武装暴动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其基本特点，就是高度集权。在取得政权后，列宁曾设想党进行转变，扩大党内民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列宁之后的实践中，这种高度集权的模式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比过去大大发展了。在改革开放以前，总体上我们始终没能突破这个模式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加大了探索的力度。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在探索之中，建立其上的政治体制因而也只能相应渐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完全摆脱了旧模式的影响、建立起了崭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党的建设模式，显然不符合实际。目前十分需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对执政以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整个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厘清其中哪些方面是我们党不能放弃的优良传统，哪些方面是我们党适应领导现代化要求的新创造，哪些方面还属于需要锡除的苏共模式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这是我们推进党的现代化必须做的基础性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应当明确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党的建设领域，也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理论的根本标准。
——在领导传统计划经济过程中形成的观念还未完全消除。应当承认，这在不少方面、不少党员、干部（其中还有不少领导干部）的思想上都有反映。例如，我们还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的机关和部门直接掌握行政权力，习惯于把党管干部原则理解为组织部门和党委一把手说了算，习惯于把领导经济建设理解为直接管企业，习惯于把民主集中制原则理解为主要是集中和服从，等等。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些观念还有实践作支撑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观念就越来越和实践发生冲突，成为不能不突破和超越的东西。
——没有完全摆脱我国政治实践中长期形成的对政党政治的误解。政党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物。当中国的革命者们把政党政治作为先进经验吸收进来的时候，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理解。这里面，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不那么正确的东西。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孙中山认为，党就是未来国家的雏形。“中华民国以人民为本位，而人民之凭借，则在政党。”人民掌权要通过政党来体现。根据这一思想，孙中山把党设计成政府的模式：设“总理”为党的领袖，在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一旦取得政权，党就转而为“国”，代替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虽然体现了他的革命民主精神，但与此同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没有看到政党和国家的本质区别，似乎认为党执政后可以和国家是一回事。这个局限性后来被国民党蒋介石所利用，演绎出了充满封建色彩的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
我们党对政党在政治中作用的理解与孙中山先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以党治国”的思想对我们也不无影响。对于执政党和政权之间的区别，我们的确是长期以来没有完全搞清楚，弄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在实践中，它往往导致混淆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的界限，把党的机关当作各级政府的上级机关，结果党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变得机关化、行政化、官僚化了。这种现象的发生，除了照搬苏联模式的原因之外，在对政党政治认识上的局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渊源。
所有这些方面，归结起来，都说明了一点：与领导现代化的要求相比，我们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还有许多有待于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党的现代化是当前我们党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政党现代化：需要把握的原则和思路
明确党的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党过去的历史，决定了我们党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党的生活的民主化。关于这一点，邓小平的论述是十分明确的。他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是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如果人们连自己的意见都不敢讲，“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所以，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些重要思想，为我们推进党的现代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倡导比较和借鉴。推进党的现代化，必须认真研究政党活动的一般规律。应当承认，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政党体制由于产生较早，经过长期的摸索，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运作规则和运作方式。这套东西，在推动整个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总体上说是有效的。其积累的经验、教训，一部分是个别政党所特有的，别的政党、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党无法使用，但也有一部分反映政党活动一般规律的内容，可以拿来供我们党参考和借鉴。例如，西方国家很注重对执政党的监督。毫地疑问，我们无须把监督权力和三权分立、政党轮流执政这套东西等同起来，搬用其模式。但是，利用民主党派、新闻媒介对权力进行监督，并在权力之间建立某种制约，显然已被证明是必要的，而且看来也已经为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党所认同。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比资产阶级政党要晚得多。这使它有可能充分借鉴以往政党运作的经验，一开始建立的就是一种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政党。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尤其是共产党在一些国家掌握政权后，这一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相反，许多被其他政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机制和手段，往往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抛弃，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这方面的教训，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总结。
坚持稳妥的原则。这里面，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划清界限。政党现代化绝不等于政党或政党体制西方化。如同不能把现代化理解成“西化”一样，把政党现代化理解成照搬照抄西方政党和政党体制的模式也是完全错误的。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政党体制模式植根于这些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土壤。搬用西方模式导致失败的混乱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了。远如拉美国家照搬西方多党制带来的政权更迭、军事政变频繁、使经济始终处于低增长或负增长的教训；近如90年代非州多党制引起的混乱和冲突给非洲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现实。在这些事实面前，就连亨廷顿这样的西方文明优越论者也承认，照搬西方模式往往不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成功，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党情，在党的现代化方面无疑应当走中国党自己的道路。二是循序渐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党自身的改革，都是事关稳定大局的问题，搞不好就会现乱子，必须谨慎从事，要吸取苏联、东欧国家搞激进政治改革导致共产党丧权的教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要在思想上、理论上和部署上都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总之，我们既不能在党的建设方面任其滞后，也不能牺牲稳定和发展来搞党的改革。这两种情况都要防止。
（选自《改革内参》1998年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