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及对策--以产业结构失衡为视角_财产性收入论文

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及对策--以产业结构失衡为视角_财产性收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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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09)06-0028-06

一、从产业结构视角研究消费需求问题的必要性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前我国出口受到较大冲击,完成“保增长”的任务越来越需要依靠扩大消费需求。当然,扩大消费并不只是解决燃眉之急的应急措施。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消费需求增长较为缓慢是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与不可持续性,因此扩大消费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因为扩大消费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消费问题必然成为当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无论是对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分析,还是对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探讨,主要是从收入分配角度展开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收入分配失衡是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而扩大消费需求则必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1][2][3]。这些观点对于正确认识消费需求不足以及科学制定消费政策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笔者认为,仅仅停留在收入分配层面来研究消费问题是有局限的。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来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四个相互依存的环节,其中生产是起点,而消费是终点,分配与交换是中介,脱离生产环节去研究分配与消费的关系,终究是不完整的。由于分配只是对既定产出结果的分配,它既不能解决收入的创造问题,也不能解决供给问题,而消费需求的增长归根结底需要依靠收入的增长与供给的扩大。因此,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来促进消费只具有短期效果,要建立一种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以及消费主导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到生产环节中去谋求对策。

深入生产环节去研究消费问题的必要性在于:首先从价值形态看,消费取决于收入,收入是通过分配形成的,而可供分配的收入最终是由生产决定的;其次从实物形态看,生产直接决定了可供消费的产品与服务的数量、范围与种类。因此,生产对于消费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我们必须把生产环节纳入消费问题的研究框架中。产业结构是生产环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产业结构会影响国民收入水平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而对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产生影响。此外,产业结构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供给结构与产品结构,从而对消费结构形成制约。因此,从生产角度研究消费问题可以转化为研究产业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遵循以上思路,笔者尝试从产业结构视角对我国消费需求问题进行再探讨,说明产业结构失衡是引起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然后沿着调整产业结构的思路,寻求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的对策措施。

二、产业结构失衡引起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不协调导致“过剩经济”与“消费抑制”并存

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具有内在相关性。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对消费起着决定作用。因此,从生产决定消费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具有制约作用。然而,消费结构并不完全是被动地受制于产业结构,从动态视角考察社会再生产过程四个环节之间的关系会发现,消费需求又决定着生产。满足消费需求,不仅是社会生产的目的,而且是社会生产的归宿。消费需求对生产的导向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消费行为的变化将改变消费者的支出结构(即消费结构),从而对产业结构产生引导作用。由于消费结构引导着产业结构,因此产业结构能否与消费结构相适应、能否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而实现自我调整,是判断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的一个标准,与消费结构不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就是一种失衡的产业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最大变化就是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改革开放后,我国纠正了产业结构“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状况,走上了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我国的工业发展迅速,在消费品工业制造方面具备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基本消费品供给能力的迅速扩张使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终结了“短缺经济”时代,而进入了以有效需求不足为标志的“过剩经济”时代。此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产业结构变化不适应消费结构变化而引起的供求结构失衡问题。

近年来,我国居民生存型消费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并正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需求升级过渡。生存型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包括食品和衣着类)的比重逐步下降,同时发展型、享受型服务消费(包括居住类、交通通讯类、文教、娱乐用品、医疗保健类、旅游)比重则不断上升。但是,产业结构的发展却滞后于消费结构升级变化的需要,致使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困难重重。从消费品的供求情况看,根据商务部2006年调查显示,国内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大于求的商品有430种,占71.7%,供求大体平衡的商品170种,占28.3%,供不应求的商品没有。这表明消费品相对较为普遍的过剩已经成为了事实,若再考虑到我国消费品厂商相当一部分开工不足,生产能力较为严重地闲置,那么可以说消费品较为普遍的产能过剩业已形成[4]。但是,我国的“过剩经济”并非全面的过剩,而是一种“结构性过剩”,即在一般消费品过剩的同时,却有不少服务需求得不到较好地满足,如铁路交通、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等许多服务行业,已明显表现出发展的滞后性,压制了消费需求,产生了“消费抑制”现象。我国服务业消费价格指数明显大于工农业产品价格指数,既显示出我国居民对服务消费品需求的旺盛,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服务消费品供给的相对不足。

(二)产业结构变动的就业效应趋于下降,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而导致高投资、低消费格局

工资性收入是居民通过就业获得的收入,也是普通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促进就业是居民拥有稳定收入的基本保障,也是实现居民消费增长的基本条件。就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产业结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具有双重影响效应,既可能产生就业创造效应也可能产生就业破坏效应[5]。

对于产业结构变动可能给就业带来的破坏效应,通过分析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可以得到解答。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经历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两个资本增长阶段揭示出:在资本主义初期,生产力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缓慢,资本积累只表现为资本量的扩大,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而步入机器大工业时代后,资本主义具备了使资本急剧扩大的物质基础,资本家在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下,不断采用先进技术和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6]。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从产业结构演变的视角看,也就是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换一个角度理解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实际上就是工业化进程中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的规律,也是工业增长的就业弹性趋于下降的规律。

然而,工业增长的就业弹性趋于下降,并不意味着工业化程度提高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必然降低,这是因为进入工业化发展中后期,第三产业的成长将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吸收能力,促进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第三产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例如,截至2004年,美国与英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分别高达77.6%与76.3%。

跨入21世纪后,随着居民的消费结构向着住行通讯等方面升级,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出现了工业结构重新向重化工业方面转变的趋势。根据“十五”期间轻重工业比重变化情况,重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由2001年的62.9%上升为2005年的69.0%,而轻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则从2001年的37.1%回落为2005年的31.0%。轻重工业的比例差距明显拉大,重工业化趋势日益显著。然而,同期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却并不乐观,截至2006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只达到39.4%,而服务业的就业比例则更低,仅为32.2%。重工业化加速发展与服务业发展滞后并存,导致了我国资本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就业效应弱化,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越来越向资本倾斜,资本所得比重趋于上升而劳动所得比重趋于下降。具体表现为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2000年51.5%的下降为2005年41.4%的,而营业盈余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则由2000年的18.8%上升到2005年29.6%的。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促成了我国的高投资率;而劳动者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使得广大劳动者的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实现同步增长,收入增长缓慢最终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的提升,形成了低消费率的现状。

(三)产业结构失衡导致居民收入结构单一且增收动力不足,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

产业结构可以通过影响居民的收入结构而间接地影响其消费能力。这里的“收入结构”是指居民各种收入来源在全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产业结构是影响居民“收入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的变动会通过各种收入来源的重组引起“收入结构”的变动。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经营性收入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而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工资性收入逐渐在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各种新兴产业不断涌现,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此时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将得到快速增长。总体上看,产业结构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进会促进居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拓宽并优化居民的收入结构,最终产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作用。但是,现实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产业结构的调整往往过于缓慢,甚至偏离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发展方向,这种产业结构失衡的状况就会对居民收入结构的优化带来不利影响,并限制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的提升。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由于产业结构失衡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单一、收入增长动力不足,并最终制约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问题已经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产业结构失衡使农民多渠道增收面临困境。(1)农村第一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力度不够,渔、牧、林业经营性收入增长潜力未充分挖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渔业、牧业和林业发展迅速,改变了农民第一产业收入过度依赖于种植业收入的局面。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第一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的步伐明显减慢。截至2006年,种植业仍然占第一产业的50.8%。牧业和渔业经营性收入的增长仍存在很大空间。(2)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限制了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是为农民提供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主要阵地,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随着乡镇企业增长速度下降,其推动农村非农就业和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作用明显减弱。另外,由于农村农产品加工工业仍处于发展阶段,农民在农产品加工环节分享的利益较少,农业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至于农村第三产业,当前也处于很不发达的状态,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的、低水平的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服务业方面,而金融、保险、信息服务、旅游业发展相当薄弱,农民从第三产业中获得的收入较少。(3)城市产业结构发展失衡导致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强。进入重工业化阶段,城市工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显著提高,工业部门就业弹性趋于下降,但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服务业,其发展又相对落后,再加上就业壁垒较高,难以充分发挥就业效应,这就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进程放缓甚至是回流。特别是在受到外部冲击使出口下降时,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工业部门首当其冲,而农村劳动力又多集中于此,这必然导致大量农民工的周期性失业,增加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不稳定性。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而引发的大规模农民工失业返乡现象就充分暴露了该问题。

2.金融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四大来源。在西方发达国家,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如在美国达到了40%),因此财产性收入是发达国家居民高消费能力的重要支撑力量。财产性收入增长与金融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西方发达国家居民能够拥有较多的财产性收入,离不开发达的金融体系。反观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明显缺乏发达金融产业体系的支撑。从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变化来看,近年来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甚至在个别年份还出现了财产性收入绝对量下降的情况。如在2002年,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从2001年的1 34.62元减少到102.12元,导致财产性收入比重急剧下降,随后几年虽然逐步回升,但直到2006年才刚刚达到1.92%,仍低于2000年2.04%与2001年1.96%的水平。而我国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则更少,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比重,与城镇居民相比都有很大差距。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过慢固然受多种因素影响,但金融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显然是一个重要成因。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中心,资金过度积聚于银行,一方面使信用风险在银行体系大量积累,另一方面由于从银行只能取得较低的存款利息回报,居民资金收益受到了制约。特别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由于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非常薄弱,现代化的有价证券交易系统还不能延伸到农村乡镇,农村居民能参与交易的金融商品有限,即使农民有闲置资金,也不容易进行投资使其增值,因此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面临更大的困难。

三、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的对策措施

(一)按照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方向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良性互动

消费需求不足并非单纯的生产能力超过市场容量引起的,而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发生错位造成的,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产业结构失衡。正是由于供求结构错位,导致了“过剩经济”与“需求抑制”现象并存。因此,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需要从供求两方面入手,而对供给方面,关键就在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使其与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相适应。

1.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的结构调整。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体制机制不完善等原因,钢铁、电解铝、汽车、纺织等行业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等问题,生产能力大于需求的矛盾不断加剧。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产业政策引导与财税政策调节,提高并严格执行环保、安全、技术、土地和资源综合利用等市场准入标准,坚持扶优与汰劣相结合、升级改造与淘汰落后相结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促进服务业快速有序发展。长期以来,抑制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是需求不旺,而是供给能力不足。我国服务业中的铁路和航空运输业、通信服务业、金融业、教育、技术服务业、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以及公用事业、体育和医疗等现代服务业,都是国有资本比例较高的垄断性行业。由于缺乏民营资本和外资的竞争,行业的相对供给弹性低。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服务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服务业的价格上涨就相对快于产出增长。因此,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前提是打破行业垄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标准、积极鼓励非国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服务业发展、促进行政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积极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增强服务业的供给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我国居民日益增长的服务消费需求。

(二)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就业弹性,促进劳动所得稳定增长、扩大居民消费

重工业化是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所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是重工业化又会带来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吸收就业能力相对下降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探索一条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能够有效提高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的产业发展模式,使劳动者的就业得到保障,促进劳动所得的稳定增长,这也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一项重要措施。

1.探索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新型发展模式。虽然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弊端,但对事物利弊的判断不能脱离时空条件。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及世界大环境,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将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形式[8]。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不需要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是需要改变传统的过度依赖于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发展方式,探索一种基于我国国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新型发展模式,使之既适应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方向,又能够提高产业发展的就业弹性,按照这个思路可考虑采取以下政策措施:一是结合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要求,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布局。对于优化开发区,由于其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所以应当适时转移占地多、消耗高的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升产业结构层次;而对于重点开发区,因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所以应该及时承接优化开发区的产业转移,加强产业配套能力建设,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提高就业水平。二是发展技术含量高的新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与先进技术有机结合,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最佳模式,这种模式既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又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因此,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可以成为今后重点发展的方向。

2.通过加快服务业发展带动就业,促进劳动力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劳动力主要从农业流向工业,而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劳动力又会从工业流向服务业。但就我国服务业目前的发展状况看,其就业效应还不十分显著,因此,加快服务业发展是进入重工业化阶段后提高就业弹性的重要途径。首先,从自身优势上看,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并存的特点,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吸纳各种不同素质的劳动者就业,并且与农业、工业相比,服务业就业受经济波动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其次,现代服务业还具有一种隐性就业增长机制,服务业的发展对就业的促进不仅在于服务业本身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还在于服务业的发展能促进其他相关产业的就业[9]。因此,自身增长能力和对其他相关产业的带动能力可以成为服务业重点发展方向的指引。按照这两个标准,服务业的若干行业,如房地产业、物流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和旅游业等部门,有可能成为服务业中的新兴支柱产业。

(三)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居民收入结构、促进收入多元化增长,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消费的增长要依赖收入的增长,我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水平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10],正因为如此,农民增收成为扩大消费的关键。但是,由于当前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了农民增收面临多重困境,所以促进农民增收必须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

1.要继续优化农村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在第一产业内部实现农民收益最大化。为了适应我国农产品消费结构的变化,需要大力发展渔业和牧业。此外,还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与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2.要促进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一要继续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当前乡镇企业应当加快技术创新与体制创新,因地制宜地发挥地域特色,增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二要积极发展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促进农民增收。解决农业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主要出路就是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引导农民按照加工业要求安排农业生产,使农民得到产业链条各个环节的平均利润。三要改变农村第三产业薄弱的现状,使农民从第三产业发展中获得更多收益。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可以作为今后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

3.要推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业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由于重工业化是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今后发展趋势看,工业增长的就业弹性总体上是下降的。因此,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重点应放在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城市服务业上,使其更好地发挥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作用,稳定进城农民的工资收入。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应对“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总要求下的一项具体措施要求。在创造条件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上,金融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证明,现代社会中群众的财产性收入与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关系最为密切[11],金融发展是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12]。为了给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创造基本条件,我国必须大力发展金融产业,从两个方面着力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和完善金融制度:

一方面,要大力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并维持资本市场的健康与稳定,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增加财富的机会。截至2007年10月,中国投资股票开户数1.2亿户,基金投资账户9 000万户,总量约1.3亿户,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0%,这显示中国资本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稳步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使广大投资者共享经济增长的利益。

另一方面,要围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要求,重点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使更多的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为此,要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政策金融和商业银行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同时,逐步将证券交易系统延伸到农村,使更多农村居民能够有条件参与金融投资活动。

四、总结

笔者从产业结构视角对我国消费需求问题进行了再探讨,力图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解释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并为扩大消费需求谋求对策。之所以选取产业结构视角来研究消费需求不足现象,主要是为了克服以前主要从收入分配层面分析消费需求所具有的局限性。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收入分配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产业结构失衡的结果,由收入分配失衡引起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仍在于产业结构失衡,因而,调整产业结构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本。另外,由供求结构失衡引起的“消费抑制”问题也不可能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来解决,而只能依靠产业结构的优化。所以,要扩大消费需求,除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外,还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实现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协调,增强产业发展的就业效应与收入增长效应,从而建立起促进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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