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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以来若干经济政策对我国职工队伍的影响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回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把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点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是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之所以做出这样重大的战略选择，既有针对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进入崩溃边缘的现实考虑，也有加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如同邓小平所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经济上不去……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还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如说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4%、5%，甚至2%、3%，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国家的经济要发展，就必须抛弃计划经济，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理念的前提下选择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因此，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就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选择。“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发展是硬道理”就成了时代的强音和主旋律。
26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但由于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以遵循，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条“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对社会震荡相对比较小的渐进式的改革道路。26年走下来，我们终于发现，我们当初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开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26年后的今天都出现了，而且是无以回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关键时期。毋庸讳言，在市场化推进和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分化并产生出一些全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诸如腐败、贫富差距加大和两极分化、广大职工群众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城市弱势群体和“三农”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极大的警觉和重视。
（二）若干重大经济政策对职工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策的主流是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6年的发展和成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综合国力的加强，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职工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完全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若干经济政策由于执行中的失误，对我国职工队伍还是造成了相当的冲击和影响。
1.我国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选择和实施的是价格改革优先、企业改革相对迟缓；经济体制改革优先、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迟缓；法制建设优先、道德建设相对迟缓的改革取向。在改革中期随着新的社会利益阶层的形成，一些人鼓吹“精英治国”和“GDP挂帅”，一些事实上已依附于一定社会集团的“海归派”和主流经济学家沿袭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不少有悖于国情的政策主张和改革举措，什么“前十年以土地换发展，后十年以产权换发展”等等，这些主张忽视了职工队伍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一些政策在实施中直接或间接地伤害了广大职工的利益和感情，对职工队伍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2.在经济增长模式上，一些地方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并将其作为政府政绩的标准。中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初衷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和效率低下的弊端，但在具体执行中，一些地方和单位却变成了只讲效率，不顾公平。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一些人忘记了富起来的前提——诚实劳动和守法经营；忘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带动所有人共同富裕。结果，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这其中既有诚实劳动和守法经营的，也不乏非正当途径发家致富的。由于对“兼顾公平”的忽视，在支持和带动低收入阶层共同富裕方面，这一政策效应不甚明显。这是两级分化的初始和开端。
3.所有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对职工队伍的影响最为重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面积推行的承包制，当时提出的“砸三铁”，随后的“三项制度改革”，“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以及一些经济学家片面夸大国有企业在产权制度方面的缺陷和弊端，提出的所谓MBO（管理层收购），由于法律和制度的不完善，所有者的缺失，企业经营者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几乎不需要承担什么风险，而劳动者在改革过程中则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致使经营者与劳动者的收入差距逐渐加大。企业改制分流中，一些单位漠视职工的历史贡献及合理要求，致使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企业的劳动关系也发生了不良的变化。
4.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对职工队伍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例如，1998年开始了纺织行业结构调整，2000年纺织行业实现了全行业的扭亏为盈，但是，在取得这一巨大成绩的同时，那些被分流下岗的116万纺织职工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减员是否一定增效，两者之间是否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因果关系，我们缺乏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喜欢以运动的方式去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这使得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倒闭、破产，相当多的职工下岗、分流。2000多万下岗职工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承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
5.在改革顺序的安排上，价格改革优先、企业改革相对迟缓，不仅导致了价格的双轨制，使得一些人通过权力寻租，一夜暴富；而且还使得企业富有活力的机制和力量难以形成，对价格改革所发出的市场信号难以做出灵敏而准确的反应，这使得企业两极分化，相当一批中小型国有企业被市场所淘汰，大量职工下岗失业。经济体制改革优先、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迟缓，不仅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缺乏一个坚实有力的基础和保障，也使得各种监督制约机制欠缺和失衡，其结果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受到挑战；不少地方任官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单纯挂钩，不断滋生着为民众所痛恶的权钱交易和腐败，也延缓和阻滞了改革的进程。这对广大职工的心态、信念、认同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影响。法制建设优先、道德建设相对滞后，不利于人们确立良好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操，拜金主义、崇尚奢靡的浊流，不仅败坏了社会道德和风气，也对我国职工队伍产生了很大的腐蚀作用。
6.在劳动力市场与就业方面，由于我国就业基数宏大，劳动力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远远供大于求，新增就业人口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更不用说所谓的40、50人员了。这些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带动0.4%的就业增长，而到了2000年，这一拉动作用降到了0.1%。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前期没有对就业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值得欣慰的是，现在我国已将就业列为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7.在收入分配方面，改革开放的前期我们提出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而由于理论和政策的不完善，在“劳”的质和量上都缺乏明确的界定，事实上还是“大锅饭”。后来又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证和配套措施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致使这一政策施行的结果也未尽人意。一次分配是注重效率，欠缺公平，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特别是承包制时期和现在实行的年薪制，有些地方和企业严重背离了国情和广大职工的心理及经济承受能力，效果和影响都十分不好。二次分配中的税收调节作用发挥得不好，出现了收入分配中的“马太效应”，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不尽如人意。三次分配由于宣传、意识、政策的不到位，更是与这些年经济的发展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状很不相称。这样一些问题的存在，在广大职工中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心理落差，一部分人产生了积怨、愤懑，甚至是“仇富”心理。
8.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方面，1998年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目的是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也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在具体实施中操之过急，一揽子的改革政策推出过多、过急，改革的力度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职工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与之相适应的最需要的配套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没有考虑到广大职工多年劳动和贡献的物化成果，漠视政府对职工的欠债，致使社保体系的目标不清、资金不足、分散混乱，保障程度极低。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又使广大职工对自身的保障心存疑虑，不仅使职工体制内外的转换成为一种极为困难的选择，而且也使得职工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低迷，内需迟迟得不到有效的启动。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作用也逐年递减。
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是社会权力和利益的一次重新配置。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政策实施的本质是加速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合理分配和流动，促进社会的统筹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因此，改革的目标应该非常明确，即让绝大多数的人在改革中受益。否则，改革就背离了我们的初衷和本意。遗憾的是，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收入差距却不断增大，贫富两级分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0.20上升到1999年的0.437，2002年的0.458，2003年的0.475，2004年的0.497，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改革设想，更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二、某些经济政策在实行中的失当，导致劳动关系失衡
（一）某些经济政策在实行中的失当对劳动关系的逆向调节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对职工队伍最大的影响是旧的劳动关系的均衡状态被打破，而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关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从理论上讲，这种不均衡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会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国企改革在某一新的基点上重新达到均衡。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某些经济政策在实行中不仅没能促进这种均衡，反而对劳动关系的重新均衡起到了一种逆向调节的作用。
1.在经济增长方面，我们长期以来将“效率优先”片面地理解为追求GDP的增长。事实上，效率作为一个社会追求的目标应包含以下一些方面的内容：一是宏观效率，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应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二是微观效率，即政府的经济政策应该保证社会资源在不同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公平和有效率地分配。对于市场上过分追求微观效率而损害其他利益群体的私人活动，政府应当进行干预。三是激励机制，即政府部门制定的经济政策应有利于调动各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努力消除市场失序所带来的在社会劳动力供给、就业等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经济政策若单纯与经营者追求的目标一致，就会放大政策的效果使之向反向发展。例如，忽视公平的效率优先，使得经营者认为减员增效就是一条最便捷的途径，而效益又与经营者的收益直接挂钩。这样，他就会一味地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另一方面，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建设中不顾国情和我国劳动力供求特点的、片面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不适当地用资本替代劳动，也会造成不应有的职工失业和下岗。
2.某些经济政策在实施中忽视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改革之初的某些经济政策过分地向投资者和经营者倾斜，加剧了劳动关系的不均衡。在改革初期，为了鼓励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但其中鲜有对职工权益的保障。例如，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就根本没有关于工人权利的条款。1980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中，只有“企业解雇、处分职工，工会认为不合理的，有权提出异议，并派代表同董事会协商解决”这样一项极富弹性的规定。1988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只有人身健康、八小时工作制、不得招收童工和有关集体合同的条款。而在同期的国有企业的立法中，对工人权利则有较多的规定。这种做法导致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中的工人地位低下。由于缺乏外部的政策和法律的支持，加之企业管理者的强硬态度，致使这些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也无法建立工会。这些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很少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致使工人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工会组织为其维权，也无具体依据为其维权。政府在招商引资和组建工会两者发生矛盾时，偏好显然也是在前者而不在后者。
3.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最强有力的因素是资产的初始分配。我们在市场化改革中先后实施的价格双轨制、企业承包制、股份制等改革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一部分社会资产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承包制无疑打开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闸门，中国当代资本的原始积累也由此开始。这一过程的实质是部分权力持有者及其依附者共同分割部分社会财富的过程，其主要对象是全国人民40多年血汗而形成的国有资产，凭借的手段主要是手中掌控的权力。仅仅十几年的时间，这些人就完成了当代资本的原始积累，其速度之快，时间之短，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作为名义上主人的广大职工实际拥有的资产却微乎其微，他们主要的资产只是他们的劳动能力。当收入分配原则从以按劳分配为主转向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过渡中，就造成了这样一种事实：一方面所有者和经营者运用改革前期所取得的资产获取了大量的收益，而且是合法的；另一方面，当劳动者只剩下自身的劳动能力这一资本时，按劳分配在实施中却被挤到了角落，事实上是以按要素分配为主了。要素收入取决于要素的边际收益和市场供求状况，这一特征又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同时，各种压低劳动收益的歧视性政策也比比皆是，如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学历歧视、户籍歧视、行业垄断、地区垄断、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损害着职工的合法权益。
4.市场经济给谁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在实施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者、经营者之所以取得比劳动者高得多的收入，是因为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承担着经营风险，他们理应得到补偿。这种观点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
风险是指能使其生活水平遭到损害的未知事件。事实上劳动者在经济转型期承担着更多的风险，这不仅包括失业的风险、收入下降的风险，还包括由于他们生活和工作在不利的环境中，极易受到患病、受伤等重大风险的侵袭。至于将来退休后收入和医疗能否得到保障，更是一种潜在的风险。随着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广大低收入的劳动者面对这一系列风险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将进一步加大。例如就业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退休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等。上述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无疑加大了劳动者的风险敞口，而不知道什么时间，还要出台什么改革措施的心理预期更使他们“处于各种风险笼罩之下。”（世界银行）职工承担的风险并不比经营者少。
5.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包括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改革，社会必然要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一代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的社会成本。国家政策的出台，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要有利于公平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特别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和广大职工，他们事实上是这一成本的承担者，他们理应得到更多的关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不仅有欠关照，而且还由于某些执行者的独断专行，他们连话语权都被剥夺了。在企业改制、收入分配、失业下岗或被分流的过程中，职工的权益缺乏基本的补偿。这些问题的存在，正日益对职工队伍构成新的损害和影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这种政策的逆向调节下，企业管理者与劳动者在利益上的潜在差别和矛盾会不断地外在化和扩大。这种扩大的外在化所引发出来的就是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它们必然会使职工队伍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产生出对改革的忧虑和误解。
（二）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劳动关系
上述问题的存在，致使近年来我国职工队伍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断裂，工人阶级和职工队伍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呈现出整体向下流动的趋势。这其中的原因极为复杂，但某些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其产生的后果也不容忽视。这种后果集中体现在原有劳动关系的均衡被打破，而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关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劳动关系双方的经济权利和利益被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所掩盖，劳动关系是通过政府的计划，即通过政府为劳动者“分配”工作而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双方没有明确的利益差别，双方都处在一个统一的利益体中，劳动关系的主体不明确。劳动关系是一种建立在等级制、身份制基础上的行政依附关系。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靠政府的行政调节和倍为推崇的价值观念所维系。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和经营者都是企业的主人，具有相同的政治权利，二者的区别仅仅是分工的不同。特有的价值观念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构成了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均衡。计划经济下的劳动关系是均衡的，但这种均衡是建立在一种理想主义基础之上的、忽视了劳动关系双方利益和差别的、低水平的、被扭曲了的一种均衡。
需要注意的是，均衡并不等于均等。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均衡并不是说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和经营者在权利、利益等方面都是均等的，而是说在权利、利益以及心理上都达到了一种双方相对认可和满意的状态。这种状态一旦被打破，劳动关系就会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
劳动关系的均衡与否不是谁可以说了算的，要看劳动关系的双方，特别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对这种状态是否认可。我们所要建立的均衡的劳动关系，应该是一种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劳动关系。在这种劳动关系下，劳动关系双方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积极的评判和认可，这是一种宽松和谐的、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劳动关系，有利于更好地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的劳动关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说劳动关系是均衡的。
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政策对劳动关系均衡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所要建立的劳动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劳动关系。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是根本不均衡基础上的具体均衡；我们现在的劳动关系是根本均衡基础上的大量具体的不均衡；我们所要建立的劳动关系是根本均衡与具体均衡的统一，是一种既不同于计划经济的劳动关系，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这样一种劳动关系的建立，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绝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现成的经验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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