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王、王季时对商政策缕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周太王论文,王季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借鉴国际关系学中分析对外政策的方法，从实行对外政策的目的、为实现该目的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对方的反应等三方面，缕析周太王和王季时对商政策的内容。由此入手，进而探讨商周关系。作者以翔实的资料论证了周太王时，鉴于当时的形势，采取臣服于商，联殷图存的政策，在商一方取得了良好的反应，双方关系处于友好阶段。王季时，由于形势的变化，转而采取力争商的支持，扩张势力的政策。起初取得了一定成效，得到商的支持，势力有很大发展。后来，周人的扩张，引起了商的警惕，武乙、文丁时对周采取抑制政策，最后以文丁杀季历而告结束。此时双方关系处于由友好向敌对的过渡阶段。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商周关系的探讨已成为先秦史研究的热点。以往的研究者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新的认识皆靠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其看问题的角度并没有变，难有新意和突破。
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借鉴国际关系学中分析对外政策的方法，从目的，为实现其目的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对方的反应等三个方面，缕析周太王和王季时对商政策的内容。由此入手，在探讨此时期商周关系方面做一番新的偿试，以就教于同行和有关专家们。
一
周太王为夷狄所迫，由邠迁至岐下周原。此事见于《诗经·大雅·绵》。其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筑室于斯，……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作庙翼翼。乃立冢土，……。”
从这段记载中不难看出，太王迁岐后，建立了庙，社，设置司空、司徒等官职，并且已经划定疆界，分区定居，并进行农业生产。
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作：“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其中所谓“邑别居之”意谓着按地区划分国民，而“作五官有司”则明显是公共权力的设置。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国家与氏族的不同点有二：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以及公共权力的设置①。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太王迁岐以后周人已建立了奴隶制农业国家，从而迈进了文明的门坎。
这一点，在考古学上也有证据。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②。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大型宫殿（宗庙）基址，有人认为：“这组建筑物的用途……应是作为宗庙来使用的……”③，而其时代，“可能在武王灭商以前”④。这正与文献中“太王迁岐”，“作庙翼翼”等记载相互印证。
再者，从其建筑规模上看，也已具备都城宗庙规模，从而证明文献记载太王迁岐建国的正确性。
对此，陕西周原考古队在发掘简报中也指出：“基址位于周人迁沣以前的岐邑所在，这就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从发现的物质、文化上证明了周人早期都城岐邑就在以凤雏村为中心的一片地区”⑤。
周太王迁岐建国后，“天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标志为：周人打破戎狄的包围，获得了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但是，这时戎狄的危胁依然存在，周人的力量不足以与强殷抗衡，于是太王根据天下形势的分析以及自身安全的需要，制定了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即加强与附近各族的友好交往，东联强殷，西抗诸戎，为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为了实现这个联殷图存的目的，太王采取了臣属于商王朝的政策。具体措施如下：
1.接受商王朝“侯”的封爵，成为其属下的一个封国
武丁卜辞有：“周方弗其有祸，周方弗其无祸”（《缀合》171）。
“令周侯，今日无尤”（《新》277）。
第一条卜辞是占卜“周方”是否有灾祸，目前有“周方”的武丁卜辞仅此一见。这不但说明周是武丁时的一个方国，而且表明两者关系密切，否则武丁就不会这么关心周的安危。另据宋新潮同志研究，认为“武丁时期，约相当于‘先周’世系的太王前后”⑥。那么，卜辞中这个周方应是太王迁岐所建立之周国。
第二条卜辞，是占卜“令周侯”是否有灾。其中“令”字，《说文》云：“发号令也”⑦。《礼记·大学》载：“其所令”。注云：“令，谓君所号之事也”。《说文》又曰：“使者，令也”⑧。由此可见，“令”指上对下发号令，使其做某事，表明了两者之间的一种上下关系。
对此，杨升南在《卜辞中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一文中论述颇精，他认为：“诸侯是商王的臣，其地位和王室的官吏相当的事实，在卜辞中商王对诸侯经常使用的几个辞上也得到反映。在商王与诸侯的交往中，商王对他们常使用‘令’这一个词。……‘令’字在卜辞中与古文献中含义相当，是一个上对下、尊者对卑者使用的词。商王对诸侯常用‘令’这一词，可知诸侯地位是与商王的臣僚相等的”⑨。
“侯”是商的一个爵位。“周侯”应为周首领接受商的封爵，也是商对周首领的称呼。关于商对周首领的册封，周原甲骨文和文献中皆不乏记载。如：周原甲骨H11:74载：“王其
祐大甲，
周方白”。其中“ ”，杨升南先生认为：即西周金文中之“册命”。金文中有许多这样的用法，如：
“王呼内史册命师兑足师和父司，左右走马”（《师兑鼎》）。
“王呼内史册命，更厥祖考服”（《起鼎》）⑩。
白，即伯。方伯，为商的封爵之一。同时，《古本竹书纪年》载：“（太丁）四年，王季命为殷牧师。”《帝王世纪》亦云：“王季于殷帝乙（作者按：即殷帝武乙）之时，赐九命为西伯长。”《史记·殷本纪》曰：“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可见，商对周历代皆有封赐。所以，商封周首领为侯，称周侯是完全可能的。
以上二条卜辞，说明“周”原来是商王武丁时周边的一个方国——即太王迁岐所建之周国。后来，其接受了商王武丁封赐，成为其属下的一个侯国，商人称其首领为“周侯”。这方面的材料还有如下武丁卜辞：
“……卜，王令周。七月。……”（《合集》4886）。
“呼周”（《合集》4887）。
“……取周”（《掇》2270）。
其中“令”已如上所述，指上对下发布号令，使之做某事。而“呼”，《说文》曰：“召也”。《礼记·檀弓》亦载：“平公呼而进之曰：……”。
“取”，《荀子·富国》：“其于货财取以计数。”注云：“取，谓赋敛也。”对此，杨升南说：“诸侯受商王的令、呼而行动，被商王取去其财物，这些用辞又与商王对其臣僚、妻妾、妇子所用的词相同，从而可知，他们的地位与商王的臣僚是相同的”(11)。这些卜辞就是周对商臣属关系的明证。
2.向商王朝进贡
武丁时记事刻辞有：“周入十”（《乙》5452）。
“周入”（《安明》445）。
其中“入”，《说文》曰：“内也”。又曰：“内，入也，自外而入也。”商承祚曰：“（入、内）同部互训转注兼叠韵，且从入得义，同《史记·范雎蔡泽传》‘恶内诸侯客’。索隐：‘内，尤入也’”(12)。孟世凯认为：“入”字前一字乃人名或族名，为贡龟或龟甲之记录(13)。武丁卜辞有：
“甲午卜，
贞：令周乞牛多”（《合集》4884）。
“乞”，孟世凯谓：“即至、来之意。‘牛多’即‘多牛’。为卜辞中常见之例语”(14)。可见，此条为占卜令周进献贡牛的卜辞。
“贞，周致巫”（《乙》7801）。
《说文》云：“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致，或隶定为“氏”(15)。于省吾先生释作“致”，谓“凡物由彼而使之致此谓之致，故《说文》云：‘致，送诣也’”(16)。
“令周致子效
”（《前》6.31.1）。
“子效”是商诸子之一(17)。卜辞中亦有“王呼”（《珠》395）之辞，其中为洒扫庭院之女奴(18)。此为商王占卜使周向子效进献洒扫庭院女奴的卜辞。
“丁巳卜，串贞：周弗致秦；丁巳卜，串贞：周致嫀；贞：周弗致秦”（《乙》7312）。
此为对贞卜辞，秦、嫀通假。孟世凯云：“秦就是周方所属之邑，……今甘肃天水与清水二县之间即古秦地”(19)。而此条卜辞中的“秦、嫀即秦地之女也。……甲骨文中许多从女之字，都是女子之名，从女字之另一字往往是地名、氏族名。故凡名此者就是该地、该氏族之女子。……嫀无疑是秦地之女子。此条卜辞就是商王占卜周会不会进献秦女之事”(20)。
3.为商王朝服劳役
武丁卜辞有：“辛卯卜，贞：令周比永、止。八月”（《龟》1.26.16）。
“永”、“止”是人名(21)。“比”，有的人释为“从”，意为率领(22)。屈万里释作“比”(23)。杨树达考证说：“在古文献中，‘比’也是一个多义性的字，除有密亲等意外，还有辅佐义。《尔雅·释诂》：‘比，辅也，……’。孔颍达正义：‘比者，人来相辅助也’。《诗·唐风·杜林》：‘故不比焉’。……可见，《班毁》中‘比’字的用法是沿袭商人的”(24)。由此可知，此为商王占卜使周辅佐永、止两人做某事之辞。
“勿令周往于……”（《簠》渤22）。
“……贞：周禽犬，……”（《乙》7461）。
“周弗其禽”（《乙》7161）。
“乙未卜，内贞：周叶禽”（《乙》5329）。
以上卜辞皆记周君长田猎之事。第二条卜辞中，，乃武丁卜人(25)。禽，《礼记·曲礼》“不离禽兽”疏：“禽者，擒也。言鸟力小可擒，捉而取之通作禽”。而擒，《正韵》：“从音琴与捦同”。《说文》：“捦，捉也”。
第四条卜辞中，内，乃武丁时卜人(26)。其中“叶”，有人隶定的“古”，意为“故”(27)。杨树达释为“叶”。其曰：“以义求之，释叶者是也。……《周礼·太史》云：‘举君执事读礼书而协事’。《说文》……协或作叶，则卜辞之叶王事，与周礼之协事是同一事也。《太史》注云：协，合也’”(28)。从文义求之，此“叶”为动词。这是记载周配合商王进行畋猎有所擒获的卜辞。此亦为“叶王事”的内容之一。此论在文献和周原甲骨中都有佐证。《史记·殷本纪》载：“武乙猎于河渭之间”。周原甲骨H11：3亦载：“衣王田，至于帛，王获（于）田”。衣、殷通假。郭老认为衣读如殷。《尚书·康诰》“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郑注：“……齐人言殷声如衣”。《吕览·慎大》高注：“……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王国维释卜辞同此说。（见《殷礼徵文》）又近出《沈子
》：‘念自先王先公乃妹克衣’，即用为殷周之殷”(29)。因此，衣王就是殷王。
“帛”，陈全方认为：“当是地名，在殷墟卜辞中也屡有出现，如第五期卜辞有“癸丑卜在帛贞：王步（于）鼓（亡）灾”（《前》2.12.4）。岛邦男先生在《殷墟卜辞研究》一书中认为与帛有关的地名应在攸、淮间。又有人说在陕西与河南交界处。袁仲一同志认为有可能在今大荔县的羌白镇附近（《周原甲骨文的断代》油印本）。根据史书记载，前二说可能性不大，袁说近是。但从古音‘帛’与‘白’相同通用，我们认为‘帛’即白水，源出陕西省
县东北，东流经同官（今大荔县）至白水县东北入黄河”(30)。
可见，“帛”在陕西，属周人势力范围。田，畋也。古音相同义近。即田猎。《广韵》：“取禽兽也。”《书·五子之歌》：“畋于有洛之表”。从文义上看，第一个“田”，为动词，第二个“田”为名词。此卜辞大意为：殷王到达周人所属的帛地狩猎，在畋猎中王有所收获。可见，殷王确实曾常至周地畋猎，从而证明，“周叶擒”乃为周协助商王田猎之卜辞。这也证明了商周之间的臣属关系。
“周彘
”，其中的“”，杨树达认为是动词(31)。王国维考证认为：“此字正象以网冒鹿首之形”(32)。而“彘”字，即猪，从语法上看，此句应为倒装，乃宾语前置，正常语序应为“周彘”。意即：周人用以网捕鹿的方法捕获到猪。
由上可见，周太王臣属于商王朝，采取了诸如接受商封爵、进贡财物，尽义务以及勤劳于王事等措施，积极交好商王朝。下面看一看商王朝方面对此的反应：
首先，商王武丁对周很关心，常卜问其安危
武丁卜辞有：“……贞：串弗
周，十二月”（《铁》26.1）
“丁卯卜，侯弗敦周”（《拾》4.12）。
“丁卯卜，贞：周其有祸”（《铁》36.1）。
“串”为串夷(33)。《说文》云：“伤也”。许敬参亦曰：“从戈从才，才亦声。是会意字。……盖才为初生之物加之以戈，有伤之义。故引申为战争诛戮之，与水火饥馑施自天然……者有别”(34)。“敦”，孟世凯曰：“动词，挞伐之意”(35)。
其次，武丁还以周女为妃
武丁卜辞中有许多“妇周”的记载，详见《乙》8894和《邺初》7.46.16等卜辞。甲骨文中“妇某”有几十个之多。张政烺先生说：“殷王的多妇是怎么来的？推测其中有些便是被征服者或归顺者世代贡纳的”(36)。孟世凯认为：“‘妇周’则是进献后成为嫔妃的称呼”(37)。由此可见，周进献的女子有的已成为武丁诸妇之一，称为“妇周”。这表明周在商王朝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并受到了重视，此可谓商周政治婚姻成功的标志。
再次，武丁常派兵保护臣属于商王朝的周
武丁卜辞有：“乙卯卜，
贞：令多子族比犬侯保周，古王事”（《簠》人31）。
“：令旃比仓侯保周，〔古王事〕”（《前》7.31.4）。
“贞：惟嘉令比保周”（《后下》37.4）。
孟世凯认为：“‘多子族’是商族军队，‘犬侯’是商王朝西部一方国之君长，受商封为侯。……旃是商王朝一员武将。仓侯（仓字从唐兰释）即仓侯虎，常奉王命征伐者”(38)。“古王事”，有人释作“叶”(39)。张秉权释作“古”(40)。孟世凯同意此说，认为其有“勤劳于王事”(41)之意。此与杨树达释“叶”，意为协助、配合之意并无太大差别。但是，我们还是认为杨说较合理。
保周之“保”，丁山认为其“当为古文之宝字。”并说：郭老也曾主张其应读作“保周”(42)。杨升南曰：“‘宝’与‘保’在古文献中是相通的。……今之保守，保卫是其义。商人‘保周’，因周是商的诸侯，周之领土亦是商王国的组成部分，故派出武装力量，助其对戎狄作战，以保其国境的安全”(43)。
从商周两方面来看，两者关系较融洽，表明太王对商友好政策的成功，这样，周在商的保护和扶持下，迅速壮大，奠定了以后灭商的物质基础。所以周的后人歌曰：“后稷之孙，实唯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44)。
二
周发展到季历时，对外政策的目的，由太王时的“确保生存”变为“力求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季历采取了积极修好商王朝，争取支持的政策。具体措施如下：
1.继续执行太王“遗道”，笃于行义，获得了邻近部落的拥护(45)。并继续作为商的一个属国，接受其封号
武乙文丁卜辞有：“令周侯，今生月无祸”（《甲》436）。
“……令周，惟臿令周”（《掇二》82）。
第二条卜辞中之臿，是商王朝西方（或西北方）的一个信臣。他除了经常向商王朝报告西方或西北方诸方国、氏族的动态外，还经常接受商王“使人于臿”（《佚》41）。其中，臿是氏族或方国名。使人，黎虎认为：“‘使人于某’也可表述为‘使人往于某’，如‘贞：史人往于唐’（《合集》5544）。‘史于某’也可作‘史至某’，如：‘乙丑卜，又史至蜀’（《合集》2197）。由此可见，‘史’和‘史人’的意义是明确的，即：派遣至各地去执行某项使命的使者”(46)。同时，还传达王命，据王命而再命西方诸侯，相当于一个传命大臣(47)。
文献中也有表明周臣属于商的记载。例如：《古本竹书纪年》载：“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彀，马八匹”(48)。此书又载：“（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49)。
由上甲骨文与文献参证，我们认为卜辞中“周侯”可能是季历。商王赏赐他并授其征伐大权，可见商王对其的信任。此为双方友好阶段。
2.季历与商贵族通婚，既吸收了商人先进的文化，又巩固了两者的友好同盟
《诗经》载：“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50)。张光直说：“这位……王季夫人的任姓女子来自挚国……可见这个挚国的任姓女子与殷商王室的关系是很密切的”(51)。本来，此前周与姜为世代婚姻的族外婚部落，季历时，打破了这项陈规，转而与殷商联姻。这里固然有其政治目的在内，但是先进的商文化对周的影响还是主要的。同时标志着周人社会的进步，消除了族外婚的残余。
3.受命伐戎，解除商西边的威胁
《古本竹书纪年》中有许多伐戎的记载：“（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
（太丁）十四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52)。
从以上记载可知：周除伐“燕京之戎”失败之外，其余皆胜，并被商王命为“牧师”之职。这不仅表明商王对周伐戎的支持和表彰，而且，也反映了周人力量的不断壮大。
季历时，最重要的活动，一是“伐诸戎”(53)。一是受商王封号，为“殷牧师”，或如《帝王世纪》所说为“西长”(54)。从中不难看出周人此时的目标——即：在商的支持下，利用伐戎之机，发展自己的实力。
4.采取全面商化的文化政策。
第一，季历娶殷贵族之女。表明周人在观念上崇尚先进的商文化，心理上表现为以娶殷女为荣。从更深一层讲，这也是在审美标准、价值取向上受商先进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也表明季历对商文化持积极的学习态度。
第二，全面吸收殷商先进的青铜文化。邹衡先生认为：先周文化“第一期约相当于商代廪辛至文丁之时”(55)。那么，按先周世系其必在文王以前。而太王时，约相当于商武丁时期(56)。所以，先周文化第一期按先周世系约相当于季历时。同时，邹先生又将先周铜器分为三类，“第一类商式铜器，所谓‘商式’，自然是以殷墟铜器为标准，即形制、花纹与殷墟铜器基本上相同的先周铜器，皆可叫它商式铜器”(57)。并申明：“所谓商式铜器，实际上也是周人仿商式制造者居多，而直接用商人铸造的铜器较少”(58)。基于此，邹先生认为：“再就时代而言，先周文化第一期，绝大多数都是第一类，第二类也还不多，第三类仅限于少量的武器和车马器，而还没有礼器”(59)。因此，季历时，从考古资料看，周人几乎是全盘地接受了商人先进的青铜文化。“窥一斑以见全豹”，据此可见季历时周采取了全盘商化的文化政策。
武丁以后，“殷益衰”(60)，加之西受戎狄压迫，对外政策转向保守，倾向于利用周安定西疆，遏制戎狄。所以对其采取安抚、笼络政策。表现如下：
一是武乙对季历的“来朝”持欢迎态度。并“赐地三十里，玉十彀、马八匹”(61)。文丁亦因季历伐戎有功，命其为“殷牧师”(62)。
二是为更有效地控制周，将殷贵族挚氏之女嫁给季历，两国结成姻亲关系(63)。其实质是一种政治婚姻。开后来“和亲”政策之先河。为历代中原王朝笼络周边落后少数民族或政权的法宝。
三是扶持周，帮助其伐戎。武乙文丁卜辞中仍有“保周”之辞：
“戊子卜，
贞：王曰：余其曰多尹……（保）周”（《通》别二·桃山）。“……令告……侯二……保周”（《徵文字》34）。，殷墟卜辞第四期卜人(64)。
对比以上商周双方政策，可见商周双方利益相关，虽然各怀心腹事，但还是抱着不同的目的，暂时联合起来，对于商来说，企图利用周伐戎，以期防止戎狄入侵，从而确保自己西疆的安全。这方法在后来的西罗马帝国时采用过。此为大国利用小国或落后部落的惯用伎俩。但是，结果却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或“引狼入室”，为其所灭；或“养虎为患”，为之所害。这是几千年来各国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国家关系时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武乙文丁时，鉴于周人的扩张以及势力的不断发展，对商产生了潜在的危胁。于是，武乙、文丁采取对周“遏制”的政策。武乙文丁卜辞就有“周”（《甲骨续存》下317）以及“执周”（《拾》4.12）的记载。其中“”，张政烺认为其与征伐有关，乃为战争细节系具体动作(65)。此似与文献中之“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66)以及“文丁杀季历”(67)不无关系。
所有这些目的只是在于遏制周的强大。从这二条记载看，武乙时着手此事，文丁时才略见成果。但此举也导致了商周矛盾的加剧，引起双方关系恶化，商周关系进入对抗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周太王、王季历时，周对商政策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从而使周在商的支持下，迅速发展。此时双方关系处于友好阶段，季历后期，在势力扩张中对商形成了威胁，双方产生矛盾，商周关系随着“文丁杀季历”而恶化，此时双方关系处于由友好向敌对的过渡阶段。
由上我们认识到，商周关系具有双重性特点，其实质既为单一民族国家间关系，又是商周两族间的关系。目前大多数学者将其划入民族关系范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国家的一个特点。
注释：
①思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6-167页。
②《左传·成公十三年》。
③④⑤《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见《文物》1979年第十期。
⑥(56)宋新潮《再论灭商前的商周关系》见《西北大学学报》（哲社）1988年第三期。
⑦《说文·卫部》。
⑧《说文·人部》。
⑨⑩(11)(15)(24)(43)《甲骨文与殷商史》第134-193页。
(12)《甲骨文字集释》第1759-1796页。
(13)《甲骨学小辞典》第64-65页。
(14)(17)(18)(19)(20)(21)(27)(47)《甲骨文中所见商周关系再探讨》，见《西周史研究》第257-260页。
(16)《殷契骈枝·释氏》。
(22)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释从犬》。
(23)屈万里《甲骨文从比二字辩》载《史语所集刊》第13本。
(25)(26)(64)孟世凯《甲骨学小辞典·附录》。
(28)(39)杨树达《卜辞求义·释叶》。
(29)《卜通》五十七片考释。
(30)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第1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1)《卜辞求义》第27页下。
(32)《戬考》六十九叶上。
(33)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94页。
(34)《存真》六十五页上。
(35)(41)《甲骨学小辞典》第52-256页。
(36)张政烺《妇好略说》，见《考古》1983年第六期。
(37)(38)《西周史研究》第256-259页。
(40)《殷墟文字丙编》考释5。
(42)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98页。
(44)《诗经·鲁颂·闷宫》。
(45)(60)《史记·周本纪》。
(46)《殷代外交制度初探》，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三期。
(48)(61)《太平御览》卷83引。
(49)(52)(62)《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50)(63)《诗·大雅·大明》。
(51)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88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53)《帝王世纪》，《通鉴前编》卷五注引。
(54)《毛诗·周南·召南谱正义》引皇甫谧语。
(55)(57)(58)(59)《夏商周考古论文集》第316-353页。
(65)张政烺《释哉》，载《古文字研究》第六辑。
(66)《史记·殷本纪》。
(67)《晋书·束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