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笔下的苏州和民间社会——兼评长篇小说《人之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州论文,长篇小说论文,笔下论文,民间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作家群，或者说在当代60岁左右的作家当中，陆文夫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我曾十分用心地翻检过他的几本作品集，翻着翻着便翻出了一个不小的“疑问”：几本不同时期不同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几乎都有不同情状的陆的肖像照，可那集里的作品却有不少“雷同”之处。有的作品此集用过了，彼集又照录不误。我想，对于一个大家来说，每一个作品集似可看作是作家的一段“因缘”，能有机会出版中篇或短篇集的作家是不多的，但陆文夫为什么就那么吝惜自己的作品呢？
按理说，这个1955年就发表小说并以《小巷深处》饮誉文坛的作家，到90年代虽不说著作等身，但也不见得如此惜墨如金。有许多60年代出生的作家，走上文坛也仅有数载的工夫，那文集却是一本接一本地出了。与后生们相比，陆文夫不免显出自己的寒伧来。
我想和我存有同样想法的可能不只我一个人。然而我细细地咀嚼陆文夫为数不多的作品时，我为陆笔下的小说世界深深地吸引住了。几十年来也可说从他开始创作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在精雕细琢一道文学风景线。说透了，就是苏州和民间社会。苏州的乡镇习俗，城河女墙，码头船坞，石板小巷，牌坊公井，园林风景，风味美食，小桥流水，吴越遗痕……不仅以它们的背景文化赢得了苏州人的激赏，而且更以这一情节素嵌入小说之中，成为必不可少的有机部分感染了每一个读者。现在人们喜欢把陆文夫称为“陆苏州”，此三字的含金量也是可想而知的。
陆文夫对苏州小巷和人物似乎特别钟情，他的两本作品集就是以“小巷人物志”命名的，里面大多数是他平生所得意的中短篇小说。他的创作初衷，包括他要像历史学家一样，为苏州各行各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作志，不过他把视域放得很低，几乎与自己平行的位置，而且不是像历史学家只盯住帝王将相、王侯贵族不放。就这一点来说，陆文夫倒更象一个风俗学家，他是把小说当作风俗来描写的，展开的是一个时代文化的长廊。
巷者，在江南水乡是一块富有特色的文化地带。打这里走过，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可以看到临街窗口的灯光，抚摩布满历史青苔的围墙，甚至倚窗还可看到油漆亮堂的馄饨担子。人们围绕着一口公井，洗衣、洗菜、淘米、飞短流长，提供和交流各种信息。就连巷子里比平日多撒下一溜黄沙石子，也忍不住四下打探、好奇、愤怒和叹息。小巷的信息交流工具便是口舌，小巷往往又是流言蜚语生长的地方。
陆文夫对底层人物的关注，我们可以追溯到他开始走上文坛的初期。比如收罗在《小巷深处》的18篇短篇小说，内容尽管包罗万象，甚至不无与那个时代相唱应的形式主义作法，但他却更多地把笔墨移情到不被人注意的小人物身上，即使是反映那些落后分子的作品（比如赌鬼、妓女、游方郎中等），也能给人以过目不忘的印像。这种创作倾向，如果我们在老舍先生描写北京车夫、茶馆的一些旧作中发现，我们就用不着大惊小怪了，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50—60年代的作品，这在当时需要多么大的“探索者”的勇气呵！《小巷深处》是陆文夫的成名作，在这篇描绘一名年轻妓女在新生活中决心忘却过去，爱伊所爱恨伊所恨的爱情故事里，虽不乏时代精神留下的概念印记，但在陆文夫的笔下，她是那么的值得同情、悯怜和忧愤，我们今天还在发问她究竟怎么办？我曾问过许多老读者的阅读体验，他们犹然记得这篇作品最末的一段话：“苏州，这古老而美丽的城市，现在又熟睡了，只有小巷深处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几十年过去了，这“敲门声”依旧在人们的心头叩响，这一点恐怕连陆文夫都始料未及。
1978年陆文夫又重新拾起那支近乎荒颓的笔，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小说。这期间的作品多了一层反思的味道。如《唐巧娣》写的是一个劳动模范的心灵忏悔。这个“唐巧娣”在过去可能是“葛师傅”、“队长”或“周泰”，但他们现在却自己埋葬了自己。他们在过去是以喜剧的面目出现的，可现在却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同时期的《小贩世家》、《特别法庭》等也都具有同样性质的价值，小说强烈透露出陆文夫对文革造成的信仰危机、思想混乱、知识贬值的愤怒之情。他对苏州“灵魂”的拯救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对苏州知识分子的描写，可说是陆文夫“小巷人物”的一大突破。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陆文夫，在描写民间社会的其他成员时他还采取“旁观者清”的态度，可他在写知识分子时，他对知识分子的了解、体察，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渗透与体验。当然，陆文夫笔下的知识分子不是高高在上的“苏州状元”，而是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压下沧落民间的一群学生或某个个体，而且也数此种成分的人最为复杂。《美食家》讲的是一个寄生的知识分子的故事，《围墙》是讲知识分子的清谈不如实干，《门铃》讲的是做官的知识分子心态，《临街的窗》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徘徊的尴尬，《井》叙述的是一曲落入陷阱的知识分子悲歌……我们看到这些人不是物质生活的匮乏而引发危机，而实在是精神生活的失范与失衡，他们看似逍遥自在，可精神却陷于十分痛苦的局面。
不论陆文夫笔下的人物是何种类型，他们都具有一种不成熟的“婴儿”特征。他们往往表现为对某一种技术、技艺成竹在胸，可落实到人际关系中却显得脆弱不堪，经不起人间风波的挫折。《美食家》中的朱自冶就是一个显例。他对饮食文化烂熟于胸，问人间情是何物，“食”令他生死相许，可他在人际关系中十足是个“废物”。《井》中的徐丽莎也有成年不足的“婴儿”特征。在四面楚歌，内心极其痛楚的情况下，最后以“溺井”表示自己无力的反抗。《天时地利》叙述的尽管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故事，但林南生善钓鱼不谙“人和”的婴儿特征却十分明显。他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真纯，可就由于真纯而使他们丧失成年人的资格。
《人之窝》是作者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陆文夫在他的这部作品里，继续拓展他的“苏州小巷”题材，以及演绎知识分子的故事，并且把苏州文化的背景移植到居住文化上来。如果说陆文夫此前成功地塑造了美食家朱自冶的形象，那么《人之窝》中对苏州大院的叙述也委实扣人心弦。关注底层人物，也必然忘不了他们的生活状态。陆文夫一直在苏州的“大山”里苦苦地搜寻着新的“林间路”，以期把人们引入一条可以揽胜的蹊径。《人之窝》可说是数十年探寻的结果，也是他要完成一部宏篇巨制夙愿的了结。
《人之窝》记叙的是一个发生在许家大院的故事。许家大院本是个尚书的宅第，积年下来只有一个大学生和寡母两个守业者。然而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许家大院却羁留着“各色人种”。比如汉奸、妓女、卖西瓜的、青皮流氓、民间艺人、落魄文人、小妾等等，当大院闯进一批年轻学生之后，大院从此就再也不复平静了。陆文夫一下子推出了类似“大观园”式的许家大院，每一个角落都代表了一种势力和存在，随着这些势力的合流或合污，许氏却相应地力单势孤了。
陆文夫在《人之窝》里，从时间上把历史裁为两个片断。第一个片断为许家大院名存实亡的阶段。虽然此时期的许家大院姓“许”，但实际上不属于“许”，许家基本上对大院处于失守的状态。一些人利用各种关系，巧立名目，一步步地蚕食“大院”，致使许家大院四分五裂，风雨飘摇。对于孤儿寡母的许达伟及其母来说，敌对的势力太强大了，他们不用说联合起来，就是一个对一个地和许氏母子作对，许氏母子恐怕也不是他们的敌手。然而，许家大院真正意义上的失守，还是因为许氏母子对许家大院不经意的放逐，他们母子俩都对许家大院没有什么留恋。就许达伟的母亲费亭美来说，她“只有对饮食、房事和打扮感兴趣，其余的一切都无所谓”，更不用说对许家大院的监控和管理了。而许达伟则可视为许家大院的“叛逆者”。他邀集几个同窗至友进驻许家大院，在一起试图建立一个“没有君臣父子，没有富贵贫贱，大家自由自在，一律平等”的“家庭”。他们建立“家庭”的宗旨就是“平等”，这种思想可说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时髦事儿，一些有个性的热血青年在向保守势力进攻时，都喜欢举起这杆大旗。许达伟在成立“同学会”时的宣言，简直不啻对家庭的一纸批判书：“少数人拥有大量的房子，这事情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同学们愿意住到这里来，恰恰是对我的帮助，帮助我这个大少爷向着平等迈进了一步”。这就等于在说，许达伟是存心故意要把这许家大院一分为几，以使天下寒士俱欢颜的。
许家大院发展到后来，即是名亡实存的片断。我们要认识这个片断，就得从《人之窝》的下部开始。正如一句名言所指，每个人的愿望最终大抵要实现，可是实现的愿望却往往变了味。许达伟要把许家大院平分出去的愿望，在解放后很快便付之实施。然而到头来这一切却有悖许达伟的初衷。经过分配后的许家大院，名义上已经消失了，住进去的足有百家，并有自己的一部春秋史，落到许氏家族的却只有几间。然而，许达伟和费亭美，却把这一空间看得很重，利用一切正当与不正当的手段，去和汪永富、胖阿嫂之流作斗争。特别是费亭美，当得知她们全家将最终离开许家大院下放到苏北农村的消息后，着意打扮一番后，从从容容地吊死在上房的过梁上，“死得阔气”，成为许家大院最后的守灵人。
在我读《人之窝》时，许达伟的形象老是在我眼前晃悠。这个解放前外穿一领长衫，内穿一件塔夫绸的中式衬衣的公子哥儿，解放后穿工作服的九级工，在我的眼里还是和朱自冶、徐丽莎、林南生属于同一个类型，他们所代表的形象系列标示着他们在社会上永远是一群长不大的“婴孩”。他们对待社会、人生的看法，过多地灌注了自然主义的灵气。不过和朱自冶稍微不同的是，许达伟还高悬着一个空想主义的浮标，而不是“唯食是问”的精神侏儒。在婚姻问题上，他的举动也明显地带有唯美主义的理想。然而事实上许达伟并未脱离“幼稚病”的纠缠，在他结婚后不久，就被军阀和流氓赶出了许家大院，而在解放后，又被无赖汪永富和胖阿嫂搞得晕头转向。所以，许达伟只是一个“失败者”，他注定要被社会大潮颠覆、吞没。
陆文夫是在一个积极的层面描写这个苏州落魄子弟的。许达伟出面的机会越多，言行越是偏离社会常规，我那份对他同情的心情就越沉重。我注意到，在《人之窝》的下部里，许达伟的出场次数减少了。而且经常作为一个被保护的角色出现。也许正是由于角色、位置的变换，许达伟才变得比朱自冶、林南生聪明，也没有像徐丽莎那样走上自尽的绝路。他学会了自我保护、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当我看到他以调侃的口吻，在造反派司令汪永富面前汇报思想时，禁不住笑出声来。
许家大院之所以能平安无事，主要还是有林阿五、王先生等人的呵护。林阿五其人，很有点民间文化色彩。他是一个卖西瓜出身的农民，来到苏州时身无立锥之地，后来费亭美看他可怜，就恩赐给他一间房子以立身。他的报恩观念“信条都从各种劝世文里得来的，是中国民间儒教和佛教混合物体”。解放后，他由于自己的“光荣”出身，又一次得到幸运女神的垂照：他被上级机关任命为居民委员会的主任。他这份“芝麻官”完全是一种民间性质的，以至于想夺权的汪永富像狗咬刺猬无处下牙。但林阿五的权却是有形的，比如他要辖理一大堆永远拣不清爽、筛不干净的芝麻事儿。他口袋里还有居委会的公章，报户口、领布票、结婚登记等等，都要用他这公章钤印。同时林阿五的权又是无形的。它不像政府部门，可以下指示，发文件，批经费，也不像工厂或商店，他这个居民委员会连个银行帐号都没有，只有几十块钱存在储蓄所里；也没有个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放在“前远五金零件厂”的门房间里，主任办公室和厂长办公室合而为一。他的“以积德为本”，“遇事不要火上加油，不要落井下石”，只有能交代过去就不把事情做绝的诸种信条，注定他要成为“保皇派”，站在许达伟们的一边，而在与汪永富们作斗争时，也不是要“痛打落水狗”。
汪永富一直想夺印，甚而要对林阿五采取“革命行动”，打掉林阿五的气焰，可他又不敢贸然行事。一次他在林阿五的后脑勺上拍了几下，就遭到居民们的一致反对，连厂里的老师傅也数落汪永富的不是。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即汪永富的“革命道理”他们不懂，可他们知道“打人是不对的”。我想正是基于这些简单明了的传统伦理观和世界观，汪永富等人的兴风作浪终究未成气候。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民间意识吧，它既不是政治权威意识的简单复印，也不是一些所谓精英意识的附庸，它是有着自己独特的信仰体系和历史传统的，它的发达与发展通常局限于政治权力所不能达到伸及的地方。
陆文夫所揭示的这种民间社会，我们还可以从许达伟的斗争策略上见出。如果我们说解放前的许达伟和他的朋友们，还是一群精英分子的话，那么解放后的他们已经逐渐民间化了。如许达伟先是在厂里做杂工，后来做车工，做钳工。张南奎作会计；朱品专门画伟人像；柳梅做中学教师；阿妹做首长的保姆……他们与汪永富的斗智，就像一则故事一样峰回路转，曲折生姿。第一回他们是与胖阿嫂斗。胖阿嫂之所以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其“根”就在房子之上。她一家数人，两个女儿结婚占用了她的房子，而且都有了孩子，经常为抢地方而闹得不可开交。为了在庭院里的一块飞地搭建一间房子，她就在汪永富的授意下造谣生事。后来，许达伟们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一张旧照，再借大字报极力渲染胖嫂的妓女史，以此打灭了胖阿嫂的气焰。在民间万恶淫为首，做妓女的最容易被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话柄，也被人们看贱。于是人们很快便宽容了许达伟们的搞间谍活动，拉海外关系的一切不实之词，而转而讥讽胖阿嫂不光彩的历史。
第二回是直接与汪永富斗智。一开始汪气势咄咄逼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林阿五及时抛出汪永富是个恶霸之子的“黑材料”，一下子镇住了占上风的汪永富，逼迫他与右派们达成妥协，救出了王知一等人。
这两次斗智在某处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尽管有些像民间故事那样引人入胜，但重复的缺欠减弱了陆文夫的创意。解决矛盾、冲突，往往是通过某物、某人等工具来实现，此也是民间故事常用的技法，从逆境到顺境，再由顺境过渡到逆境，最后归于平和，也是民间故事习见的结构模式。我们在《人之窝》里又一次看到民间故事的智慧形态。
我在读《人之窝》时，常常产生一种鲜明的感觉，即陆文夫在描写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时，描写“抢房子”风潮时，却没有鲜血淋漓的场面。在《人之窝》的“小巷深处”世界里，即便是权力的角逐，财富的追蝇逐臭，“抢房子”等都只是暗夺而非明抢。我觉得这大概也和苏州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关。以前，苏州常与扬州、杭州相提并论，而扬州、杭州就没有苏州的幸运。我们知道，历史上就有过“扬州十日屠”和杭州的惨案，可苏州很少有流血事件。因此我不得不拈出整个一本《人之窝》所体现出的浓郁的民间宽容精神。宽容既是苏州人日常的生活信念，也是陆文夫创作的精神哲学。在宽容的信条下，无论是最邪恶的、最无理性的人或事，都往往化解为乌有。传统文化里，凡大冤大仇者，拔刀相向者，如果能在某个特定的日期比如春节，某个特定的地方如祠堂，有某个特定的调停人如族长，或者某个特定的仇将恩报的机会，一切冤海似的仇都会销解。许达伟的分房子计划是一种宽容，林阿五的惜护读书人也是一种宽容。许达伟们与汪永富的矛盾销解似也是一种宽容。宽容的精神维护了苏州悠久的文化传统，也给了陆文夫如水般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