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延安时期“三位一体”发展科学技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试论论文,科学技术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和组织了科学技术工作，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史学界对于延安时期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却很少，本文拟对延安时期“三位一体”发展科学技术的实践与经验作一探析，望专家同行指教。
（一）
延安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三位一体”，就是把科技教育、科技研究和经济建设三者密切结合。它的提出和形成，是我们党在实践中开创出来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科技之路。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在中国共产党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下，荟聚了不少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共中央为经过十年内战的陕甘宁边区制定了“争取外援，休养民力，恢复经济，支持长期抗战”的政策。此时来到边区的科学技术人员，均分散在各实际部门从事具体的建设工作。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把侵华的主要兵力用于进攻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也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并派大军包围封锁边区，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发动反共高潮。在这种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的外援断绝和人员增加，财政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为了坚持抗战建国的总方针，中共中央制定了“自力更生、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政策，向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出了“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旧墟上，在不断的战争环境中，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的任务”①。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有大批的经济工作者和从事各种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才。要搞好边区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1940年11月12日，边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要求边区的财政经济政策由“休养民力”迅速向“自给自足”转变。1941年5月1日，中央书记处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指出应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应纠正党组织和党员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错误观点，要求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工作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门家学习技术，做好各部门的建设工作，同时使每个党员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同日，边区中央局公布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大力推崇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明确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中共中央和中央局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和改变党的方针政策，抓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处于相对和平环境的有利时机，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以科学技术为指导的经济建设，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这个总的政治目的。
但是，以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经济建设发展的任务提出后，当时在思想认识上很不一致。不少人认为，就延安和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科学技术还不具备条件，应该缓一缓；也有人认为，延安虽然已有一批科学技术人员，但都散布在各单位，担负着重要工作，被各单位视为宝贝，把他们专门集中起来办科技学校，搞科技研究，阻力会很大。这些意见虽然不无道理，但从整个革命发展，从长远利益出发，都是短视和本位的考虑。中共中央高瞻远瞩，英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革命，要建设新中国，必须重视科学技术事业，除了大量吸收现有的知识分子外，无产阶级在抗战与建设同时进行中，还必须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院校，培养自己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科学技术人才，必须尽可能地加强科学技术研究，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和其他建设方面的技术，“我们不应把科学技术上的提高工作推迟到抗战胜利以后。”②在中共中央的重视、倡导和关怀下，当时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创办了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等院校，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及下属的许多专业学会，逐步形成了把科学技术教育、科学技术研究和边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发展体系。
（二）
延安时期的科技教育、科技研究和边区建设三位一体，相辅相成。其共同的显著特点，是政府理论联系实际，为边区的经济建设服务，为普及提高边区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服务。
1.科学技术教育
193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为了“促使边区工业生产的进步和保证国防经济建设的成功”，决定在延安创办一所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8月，延安自然科学院（由原自然科学研究院改名）正式成立，内设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质矿冶系，院址选在延安城南杜甫川的山坡上。这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理工科大学。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是“以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专门的技术人才为目的。”③为此，自然科学院严格教学管理，紧紧抓住两个环节：一是以专业基础课为主，扎实学好普通物理、普通化学、高等数学、工程制图和外国语。各类课程的比例为：专业课占50%，文化课占30%，政治课占20%。二是不断改进教学方法，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强调实践性，作广泛的社会调查，和边区的建设相结合。
自然科学院以院办的机械、化学等实习工厂为院内的实习基地，还同光华农场和边区的主要厂矿建立联系，作为院外的实习基地。这样既提高了教学质量，锻炼了学生实际本领，也直接服务于边区的工业、农业和卫生等方面的建设，解决他们的实际需要。例如，自然科学院成立后，正是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年代，前方急需装运各种针药的玻璃器具，该院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在一无设备，二无资料的情况下，他们一边刻苦自学，一边求教于各种专业工作者，因陋就简白手起家，用白土代替氧化铝，用土碱代替工业碱，群策群力攻克了高温均匀锅炉和连续煅烧、半自动控温的技术难关，终于把玻璃试制成功，并创建了年产针管14万支、痘苗等4万多支及部分化学器皿的玻璃厂。再如1942年秋，地矿系师生承担了边区政府建设厅的勘察延安东四十里铺煤矿藏量的任务，师生们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自制测量工具，查明了该矿的地质情况，取得了各种需要的数据，为开发该矿提供了科学依据。……自然科学院从1940年8月开学到1945年11月迁出边区，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努力探索了办新民主主义理工科大学的路子，不仅为我们党培养了数百名德才兼备的科学技术干部，而且创造和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新鲜经验。
1940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了中国医科大学，校址在延安东川的柳树店。医科大学分设高级军医班，普通军医班、调剂班和特别班。其教学宗旨是：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作风艰苦的现代革命医务技术人才。为此，医大认真地抓了政治教育、专业教育和临床学习三个环节。在政治教育方面，培养学员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继承和发扬红军医务工作者的救死扶伤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成为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革命医务工作者。在专业教育方面，开设物理、化学、生理、解剖、内科、外科、小儿科、五官科、药物、调剂、护理、妇产等课程，反复强调学员要努力学好这些专业课。在临床实习方面，从当时的实际需要出发，要求学员在课程实习的基础上，尽量多参加护理实习，提高护理技术；更要多从事内外科临床实习，多接触病员，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以期培养成医术优良的医务人才。
中国医科大学在1940年9月至1945年11月的五年间，共举办了十三期，除培养了数千名医术精湛的医务干部外，还经常协助边区政府和驻军解决一些地方上和部队上的卫生工作问题。例如协助边区政府办好边区医务学校，培养了许多为边区农民服务的医生；根据边区军民预防天花的需要，用过期的牛痘苗作菌种，试制了三四十万份牛痘疫苗，供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各部队使用；1943年为配合大生产运动，医大师生曾多次到驻边区各部队调查并协助改进卫生工作，组织医疗队协助地方政府解决克山病、柳拐病等流行病的防治问题；1944年为配合边区文教大会提出的动员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医大作了很多卫生宣传工作，为提高边区军民的卫生知识作出了贡献。
除自然科学院和中国医科大学外，边区还有农业学校、工业学校、职业学校、摩托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等科技学校。这些学校根据自己的性质和特点，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科技教育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科学技术研究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蓬勃开展。1940年2月5日，在毛泽东、陈云、吴玉章等同志的发起和资助下，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会员有320多人，其中有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哲学、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此后，边区又先后成立了土木工程、农业、生物、医药、卫生、地质矿冶、机电、化学、数理、航空等学会，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分会。还有国医学会、中西医研究会、国防科学社、煤业学会、气象协会等科学团体。这些科研学术团体，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强大威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根据边区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以及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迫切需要，有步骤地开展了各种学术研究活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41年8月，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自然科学院召开为期三天的第一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到会的学者和技术人员达300多人。朱德亲临大会并作了《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报告，张闻天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徐特立作《科学教育》、陈明升作《敌后科学动态》、陈康白作《自然科学与人生的关系》、《中国历代科学发明》、李富春作《财政经济政策》、孙霁东作《边区工业概况》、傅连暲作《苏联工业概况》、华寿俊作《纤维工业技术》、乐天宇作《边区植物分布及特点》等学术报告，是边区举行的一次空前的自然科技学术讨论盛会。
为了交流学术经验，普及科学知识、探讨边区建设，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解放日报》上开辟了《科学园地》专栏。从1941年10月至1943年3月，专栏共出刊26期，发表稿件190多篇，其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论文就有140多篇。此外，自然科学研究会还创办有《卫生》、《自然界》、《急救常识》、《农业知识》、《药用植物》、《知识问答》等副刊。根据战备需要，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边区军民中广泛宣传了防空、防毒、防灾、防疫等科学常识。延安科技工作者编写出版了大量的科学通俗读物，仅1942年至1944年，出版的《司药必携》、《配偶禁忌》、《解剖学》、《耳鼻喉科学》、《王大娘养胖娃》等医药卫生读物和宣传材料就发行达78200多册。这些对推动边区的学术研究，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提高边区军民的文化科学水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延安时期，科技工作者形成了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史的热潮。1941年是牛顿诞辰300周年，1942年是伽利略逝世300周年，自然科学研究会先后召开了纪念大会和举行了纪念讲座，大力宣传牛顿和伽利略的创造精神和科学理论。科技工作者还对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近代一些著名科学家，如居里夫人、罗蒙诺索夫等在自然科学上的重大贡献，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对地球起源、人类起源、生命起源进行了学习和宣传。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在边区，在当时的全中国甚至国外都有很大反响。
科技工作者为了改变民众中存在的落后思想，还开展了“科学大众化运动”。毛泽东同志非常强调机关干部要学习自然科学的基本常识，他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就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强调学习科学知识的重要意义。为此，延安各机关组织了“自然科学普及小组”，建立了学习制度，规定机关工作人员每日二小时的学习时间。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的马列主义哲学课中，专门开设和讲授“自然科学概论”、“自然科学史”、“最新自然科学简介”等课程。边区从城镇到乡村，普遍建立了识字组、读报组，结合识字学习科学常识。1941年11月21日，边区可以看到日蚀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会利用这个机会，在文化俱乐部举办了“关于日蚀的科学知识”科普讲座，发表了“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的科普文章。当天，该会还在自然科学院组织了日蚀观测，并及时在《解放日报》上作了详细报道，用事实对群众进行广泛宣传，破除了群众当时流行的“天狗吃太阳”、“野太阳吃家太阳”等迷信传说，对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意识很有帮助。
3.以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
(1)农业。陕甘宁边区处于分散的农村环境，农业是经济的主体。但农业生产力低下，生产技术落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农业科技工作者当时推行了一些可能办到的农业技术。第一，兴修水利。边区多旱少雨，水利事业很不发达。他们根据河流和地势，大力推广兴修小块水利。据不完全统计，仅1942年和1943年，全边区就修水地41000多亩。此外，各地还推广修梯田、打坝堰、挖鱼鳞坑、溜崖、拍畔等方法，防止水土流失，增加地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第二，增施肥料。广泛宣传“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把粪当宝，庄稼一定长得好”的科学道理，发动群众普遍开展拾粪、垫圈、修厕所、沤肥等活动。第三，精耕细作。主要在地少人多的地区推行，改变广种薄收的老习惯。此外，实行套种、间种，“谷子地里带绿豆，高粱地里种江豆，糜子地里带小豆”，采取本科作物和豆科作物间种或轮种的方法，培养地力，减轻灾害，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第四，推广植棉技术。边区属大陆性气候，无霜期仅120-150天。因此，棉花宜种在较暖的地方和阳坡上，并要及时合理管理，争取棉花早熟。据1944年统计，全边区共植棉29.5万亩，收皮棉304.4万斤，达到边区需要量的2/3以上。第五，防治病虫害。￥虫、蚜虫、路虎、排黄牛牛，分别是边区主要农作物谷子，以及棉花、蔬菜和高粱的大敌。当时没有农药，发动农民在秋收后和开春前开展掏谷茬运动，消灭蛰伏的￥虫虫卵；用人捉手抹、烟草水涂洗、灯光诱捕等办法，遏制各种虫害。对谷子的长莠和麦子的黑丹、黄丹等病害，主要采取选择抗病强的优良品种和换茬种植等办法，收到较好效果。第六，建立光华农场。1940年成立后，积极引进繁殖和推广优良品种，抗￥虫性强的狼尾谷，两年内推广到边区17个县，面积10180亩，产量比当地谷子提高10%以上；子粒长、骨子细的金皇后玉米产量比当地品种高30%。特别是1941年边区发生了牛瘟，光华农场研究成功并制造出免疫血清16万毫升，疫苗10万毫升，全部进行免费注射，为扑灭甘泉县、富县、延安县、延安市、新宁县及关中中心区等地的牛瘟，作出了巨大贡献。
(2)工业。为了坚持抗战，陕甘宁边区必须尽可能地发展工业，科学技术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纺织工业。1938年以前，边区的布匹完全依赖从外边输入。自这年8月利用国际友人兰道尔援助的9300多元法币、创建了仅10个工人的难民纺织厂以后，边区的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到1943年已有20多家，职工有1300多人。难民纺织厂就是依靠科技不断发展和扩大生产的典型。1940年该厂成立机械制造部，先后研制成功了立式水轮动力机、打毛除尘机、织毛毯机、打纬机等，对提高质量，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起了很大作用，生产蒸蒸日上。比如布匹，仅在延安一地，1938年产布140匹；1939年产布1426匹；1940年产布14470匹，毛毯420条；1941年产布18750匹，毛毯7661条；1942年产布22832匹，毛毯18800条；1943年产布30000匹以上，毛毯50000多条。第二，造纸印刷工业。当时边区纸张供应十分紧张，为了供给印刷《解放日报》和出版书刊所需的大量纸张，1939年4月创建了振华造纸厂，开始只有20多人，收购麻绳头、破布条等作原料。因为原料短缺，生产数量有限。1940年8月，该厂科技人员华寿俊等同志，用山沟里到处都有生长的马兰草作原料试验造纸获得成功，这在当时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原料有了来源，工厂生产迅速扩大，由原来年产纸张200-300令，猛增到5000-6000令。以后，技术人员杨凤锦同志又研究用稻草和麦秸作原料造纸成功（当时延安无此先例），为造纸原料来源广开了路子。1944年夏，原厂长王元一同志与老技师刘源合作，研制成功水力碾浆机，解决了造纸的动力问题，大大提高了纸的数量和质量，基本上满足了边区对纸张的需求。中央印刷厂的技术人员修旧利废，自己设计制造小型印刷机，小型排字机、铅字和整套的印刷工具。工人们认真学习和提高技术，熟练排字工人一月内能排到120-130万字，印刷了大量报刊杂志和有关抗战及马列主义书籍。第三，石油化学工业。为了开发利用陕北石油资源，科技人员经过调查研究，初步掌握了石油分布、采历、油质与历年产量、地质与地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推论。④1940年在延川县开设了永坪石油厂，利用简陋的设备，进行石油分馏，提炼出汽油、甲油和白腊油；在延长石油厂可提炼柴油、机器油、制造洋腊，解决了当时边区的机械动力和部分照明用油。在化学工业部门中，科技工作者试制成功了许多新产品，如日用品“新华牌”肥皂、化学墨水等；医药用的小苏打、酒精、五倍子酸；工业用的黄磷、硫酸、硝酸、盐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延安还分馏成功煤焦油，是边区化学工业上的一大成就。第四，军事工业。早在1936年我们党就成立了兵工厂，主要是修理军械。1938年初，沈鸿同志带了10部机器和7名技术工人，从上海来到延安，使兵工厂由单纯的修理走向研究制造。1939年4月，该厂技术人员自己设计制造新式步枪一举获得成功，正式投入生产；并从这年起由子弹复装转为自己制造，1941年每月产量达13.5万发。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军用品也逐步升级，除了修造枪械外，还生产掷弹筒和迫击炮，1944年每月可生产五、六十门。同时，科技人员还研制了一种曲射、平射两用迫击炮，改革了炮的结构，增加了拉发装置，经过试验，命中率高，摧毁力强，是当时延安军事工业上的一项重大创造。
(3)医疗卫生事业。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文化落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愚昧迷信、缺医少药、不讲卫生的状况十分严重。为了改变这种情形和陋习，医药科技工作者付出了巨大的辛劳。第一，研制新药。他们利用简陋的条件，从边区盛产的中草药中提炼有效成份，制成各种丸、片、粉、酊等药品，到1941年，已制出新药千余种。特别是粗制青霉素的试制成功，是当时非常贵重的药品。第二，巡回医疗。为了解决广大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他们经常组织医疗队、防疫队，自带药品下乡为群众治病。1945年春，边区部分地方疫病流行，许多医务工作者报名参加巡回医疗队，仅到延属各县的就有72人，共计治疗4627人，还普遍为群众种牛痘和注射了疫苗，有效地遏制了疫病的流行，深受群众的欢迎。第三，宣传卫生常识。边区由于长期缺医少药，巫神比比皆是，群众有病找巫神，浪费钱财还要送命。为此，医务人员在全边区开展经常性的卫生宣传活动，开展深入的反巫神斗争，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发挥了很好的社会效应。第四，加强疾病治疗。延安中央医院、边区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等医疗单位，发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仅中央医院就收治伤病员12677人，为救治干部和群众健康作出了显著贡献。
（三）
延安时期“三位一体”发展科学技术，在地广人稀、文化落后、交通不便、毫无基础的偏僻山区，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光辉业绩，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是：
1.制定明确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政策
发展科学技术为抗战建国服务，是延安时期我们党制定和实行的一项正确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⑤他还说：“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工业化；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⑥为了发展边区的科学技术，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中，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学习理论与参加实际工作都是每个党员不可缺少的责任”，要求纠正某些党员不愿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同时，把“提倡科学知识”明确写进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为发展边区文化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正确的科技方针政策指引下，科技工作者为了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在工厂、农村、医院、学校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2.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他们当中有的曾留学国外，如陈康白、屈伯川、李强、刘鼎、杨作材等；有许多知识水平较高的大学毕业生，如钱志道、陈振夏、乐天宇、武衡、闫沛霖、李苏、吴崇凌、聂春荣、华寿俊、王勋、林华、徐驰、黎雪、武可久等；还有自学成才的工业专家，如沈鸿等。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促进边区自然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党中央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人才，把他们视为党的宝贵财富，在政治上完全信任，给予各种崇高的荣誉；在工作上热情鼓励，大力支持；在生活上关怀备至，优先照顾。仅1941年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和聘请的科技工作者参议员就有赵一峰、鲁子俊、翁远、何穆、金茂岳等人。为了鼓励科研人员形成研究风气，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把“奖励自由研究”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并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支持帮助一切科研活动的开展。中央和边区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优待科技人员的条例和规定，如中央书记处的《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边区政府的《技术干部待遇标准》、《技术干部优待办法》、《优待国医条例》、《医务人员技术津贴等级暂行标准》等。津贴按等级发给，干部一般是1元到5元，科技干部可以拿到20元。边区政府和一些科技团体还分别制定了许多奖励制度和办法，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仍设法筹集资金，奖励作出成绩的科技人员，如边区医药学会颁布的《白求恩奖金》条例规定，甲等奖边币200元，乙等奖边币50元。边区的科技人员不为名利，埋头苦干，刻苦钻研蔚然成风，涌现出恽子强、沈鸿、华寿俊、林华、陈振夏、钱志道、朱次复等一大批模范科技工作者。1944年5月，毛泽东赞扬他们说：“象沈鸿同志、陈振夏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知识分子先锋和桥梁作用的充分发挥，是推动边区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3.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边区在被包围封锁断绝外援的情况下，广大军民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想敢干，从事了开创性的边区建设，很快打开了局面，取得了飞速的发展。1938年，边区开始了公营工业建设，，到1944年，边区就有120多个公营工厂。其中，边区系统15个工厂，军工系统8个工厂，中央管理局系统16个工厂，联防军司令部系统12个工厂，各地驻军有35个工厂，各专署有9个工厂，各县政府有8个工厂，其它单位有20个工厂，边区的产业工人发展到12000多人，公营供给工业奠定了相当的基础。边区的农业生产取得了重大发展，到1943年，全边区开荒976224亩，耕地总面积达到1338万亩，粮食总产181万石，除满足当年消费外，有了21万石余粮；棉花种植面积达到150287亩，产棉173万斤，达到边区需要棉花量的一半以上；牛发展到220781头，驴167691头，羊2033271只。以后又有新的发展，使边区呈现了“丰衣足食。”、“六畜兴旺”的可喜局面。医药卫生事业也取得显著成绩，先后创建了中央医院、边区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八路军野战医院、军委直属医院、第二兵站医院等49个医疗卫生单位，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经常宣传卫生知识，扫除封建迷信思想，大大提高了边区军民的健康水平。边区工业、农业和医药卫生事业奇迹般的巨大变化，是广大军民和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晶，也是科学技术之花结出的丰硕成果。
延安时期发展科学技术也有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1.有些同志不顾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看不起土家伙，要搞洋玩艺，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在当时的条件下，要生产出汽车、坦克、飞机、大炮，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党中央没有采用这些不切实际的空想计划，而是从当时的实际需要出发，制造经过努力奋斗可以生产的手榴弹、迫击炮和步枪。2.整风后期，康生搞了个“抢救运动”，无中生有，大搞逼、供、信，把像徐驰、王立、汤钦训、龚家宏等一批知识分子关起来了，天天晚上大会批斗，挫伤了不少人的积极性，导致科学技术工作几乎陷入停顿，幸亏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很快加以纠正，才使科技滑坡的情况得到扭转。前车之覆，后车之诫。回顾延安时期的历史教训，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明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更好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好地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才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中，少走或不走弯路。
注释：
①《论经济与技术工作》，1941年6月2日《解放日报》社论。
②《欢迎科学艺术人才》，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社论。
③自然科学院招生启事，1940年5月17日《新中华报》。
④见陕西省档案馆《延长油矿》原件。
⑤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0年3月15日《新中华报》。
⑥毛泽东号召发展工业打倒日寇，1944年5月26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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