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简与《礼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记论文,郭店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大批典籍竹简（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近日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不少学者发表了很好的论文，就其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学术史的意义深入探索。郭店简包含儒、道两家文献，在《老子》以外，主要为儒家著作多篇，对认识儒学的早期状况至关重要，大家特别关心这些著作的性质内容，是当然的。
从郭店简发现的讯息见于报端起，即传闻其间有《礼记》。最近我们读到陈来先生的大文（注：陈来：《郭店简可称“荆门礼记”》，《人民政协报》1998年8月3日。），指出：“荆门郭店楚墓所出土的竹简中，《缁衣》等十四篇为战国时儒家所传文献。以现存文献与荆门竹简十四篇相比照，最接近者为《礼记》，这在内容、思想、文字上都是如此。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陈来先生的意见很对，为了进一步讨论郭店简，有必要重新检讨一下有关《礼记》的各方面问题。如果考虑到在郭店简外，还有别的战国简具有同样的特点，这一工作就显得更有需要。
所以，本文尽管不是直接论述郭店简的，却是为郭店简及类似材料的分析做一点前提性的工作，希望读者能够耐心看下去。
现代关于《礼记》的论著，最重要也最有影响的，应推洪业（煨莲）先生1936年所撰《礼记引得序》（注：洪业：《礼记引得序——两汉礼学源流考》，《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三期；又收入《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该文宏博精密，为学术界所推重，并于1937年获得法国茹理安（儒莲）奖（注：《洪业论学集》翁独健、王钟翰序。）。不过该文成于三十年代，自受当时思潮的影响，在汉代今古文学派一类问题上和我们今天的认识有所差异。本文提出一些不同想法，未必妥当，尚望大家指教。
这里讲的《礼记》，包括后来列入《十三经》的《礼记》，即小戴《礼记》，同未能列入的《大戴礼记》。把小戴《礼记》称为《礼记》，而大戴的《礼记》叫做《大戴礼》，东汉时业已如此。如《礼记正义》序引郑玄《六艺论》便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更早的许慎作《五经异义》，引《礼》家时或称“戴”，或称“大戴”，不讲小戴，足见对小戴《记》比较推尚由来已久。
大小戴即戴德及其从兄之子戴圣。《汉书·艺文志》：“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说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西汉《礼》学的传流，详见同书《儒林传》：“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人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这一传承可表解如下（注：参看章权才：《两汉经学史》，第263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闻人通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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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卿 ├─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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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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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普
需要说明的是，《汉书》所叙《礼》的传流，是指《士礼》也就是后来讲的《仪礼》一经的传承。至于《礼记》，那时虽也在流传，但没有获得经的地位。我们不能以为大小戴并时或更晚的学者，如闻人通汉、庆普等人也一定传记，更不能因《汉书》没有提到大小戴《礼记》而起怀疑（注：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王文锦前言，第2页，中华书局，1983年。），后一问题下面还要论及。
大小戴《礼记》的形成均在西汉。前引郑玄《六艺论》，已经讲明了这一点，所云大戴八十五篇、小戴四十九篇，俱与传世本一致。如果说郑玄是东汉晚年人，还可以质疑的话，《礼记正义》所引郑玄《三礼目录》，于小戴四十九篇之下逐一征引刘向《别录》，说明诸篇分属于制度、通论、明堂阴阳、丧服、世子法、祭祀、乐记、吉事中的那一类，由此可见，西汉晚期刘向整理书籍时，《礼记》已有这样四十九篇。
《礼记正义》称：“案《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则《乐记》十一篇入《礼记》也，在刘向前矣。”今传本《礼记》正是四十九篇，《乐记》在第十九。这个证据，实在是相当坚强，洪业先生文列举三点反驳（注：《洪业论学集》，第212—213页。），都没有充分理由，这里便不一一讨论了。
《汉书·儒林传》又说：“……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琊太守，由是……小戴有桥、杨氏之学。”这段记事可对照《后汉书》的《桥玄传》：桥玄“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桥仁是戴圣亲授弟子，为《礼记》撰章句四十九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是正确的。
刘向《别录》也提到《大戴礼记》。《艺文类聚》五十五引《别录》：“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礼》。”（注：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第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今传本《大戴礼记》正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闻》七篇。据上引，当时《大戴礼记》即是如此。
晚出的《隋书·经籍志》有一种说法：“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这个说法本于陈邵《周礼论序》实无所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出其与马融弟子郑玄所说，以及郑玄所引《别录》完全违背。所谓小戴删大戴，乃是妄说，洪业先生文已有定论。
实际上，大小戴《礼记》互有重复之处。今传本《大戴礼记》久已残缺，于八十五篇中仅存三十九篇，但如清陈寿祺《左海经辨》所说：“二戴《记》有《投壶》、《哀公问》两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见小戴《祭义》，《诸侯釁庙篇》见小戴《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诸侯务焉’见小戴《聘义》，《本命篇》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制节’见小戴《丧服四制》。其他篇目，尚多同者。”（注：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第44页引）如此复杂重叠的情形，只能说是传本不同，不能用小戴删大戴解释。
郑玄《六艺论》对二戴所传《礼记》的来源有明确记述。据《礼记正义》所引，郑云：“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又说：“传礼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
以上记述应对照《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大家知道，《汉志》原本刘向之子刘歆的《七略》，而《七略》又系自《别录》发展而来，所以与前面谈到的《别录》内容可相参照。志文说：“《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注：“十七”原误作“七十”，参看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第42页。）；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看《六艺论》可知，志中“经十七篇”是高堂生得到的十七篇，也就是今传《仪礼》；“古经五十六卷”和“记百三十一篇”是孔氏壁中及河间献王所得古文，经与记是对称的。
孔壁中书与河间献王得书，是西汉学术史上两件大事，史籍记载虽稍有出入，前人已作整理（注：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前者在景帝末，《汉志》：“《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注：“与十七”原误作“学七十”，参看《洪业论学集》第201页。淹中， 颜师古注引“苏林曰：里名也”，《隋志》于是认为河间献王《礼》经得自淹中。但看《汉书·刘歆传》，孔壁逸《礼》有三十九，是已有五十六篇，或许河间献王之本没有超出孔壁的。），又称：“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结合起来看，孔壁所出当有经有记。河间献王事见《汉书·景十三王传》，云献王“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是河间献王所得，也是有经有记。《汉志》的“记”百三十一篇便包括孔壁所出和河间献王所得两个来源。
清钱大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他指出“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三十一篇之数。”这很可能是对的。《经典释文·叙录》引《别录》曾说古文《记》有二百四篇，《汉志》为什么只作一百三十一篇？看来《汉志》只是将大小戴《记》合计在一起，也没有仔细考虑其间复重的问题。因此，有学者怀疑《汉志》何以未见二戴《礼记》，也就有了答案。
仔细考察，大小戴《礼记》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庞杂的。其中有一些本来是经而不是记，如小戴的《奔丧》，《三礼目录》说“实逸曲礼之正篇也”；《投壶》，《目录》也说“亦实曲礼之正篇”。大戴的《诸侯迁庙》、《诸侯釁庙》、《公符（冠）》等，性质类似。它们应该都是逸《礼》的一部分。
还有不少篇，与《汉志》另列的其他书籍相重。最突出的是《荀子》（《汉志》作《孙卿子》），前人已标明，“如小戴《记》之《三年问》全出《礼论篇》，《乐记》、《乡饮酒义》所引俱出《乐论篇》，《聘义》‘贵王贱珉’语亦与《法行篇》大同。《大戴礼记》之《礼三本篇》出《礼论篇》；《劝学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见大水’一则附之；《哀公问五义》出《哀公篇》之首”（注：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第100页。）。 另外，小戴的《月令》见《吕氏春秋》，《乐记》出自《汉志》《乐记》，《坊记》等四篇出自《子思》，《月令》与《明堂位》及大戴的《盛德》又可能见于《明堂阴阳》；大戴的《曾子立事》等十篇出自《曾子》，《千乘》等七篇即《孔子三朝》，《朝事》部分出于《周礼》，《文王官人》即《逸周书·官人》。
大小戴一小部分内容出于汉初，如小戴的《王制》可能为汉文帝时博士所作，大戴的《礼察》（部分）、《保傅》均见贾谊《新书》，但没有能确证为更晚的作品。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蒐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当时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常以单篇行世，不管是孔壁所出，还是河间献王所得，必有许多书的单篇，都被二戴分别编入《礼记》。
古代《礼》多有记，今传本《仪礼》不少篇也附有记，因而先秦已有《礼》记是无疑的。不过，汉人所说《礼》记，内涵实较驳杂，把许多不是直接申释《礼》经的文字也收进来了。小戴《礼记》中《别录》列为“通论”的部分，如《檀弓》、《礼运》、《学记》、《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以及《大学》、《中庸》、《缁衣》等等，尤其如此。
现在郭店简有关各篇，《缁衣》等等，如果用《别录》的标准划分，都相当小戴的“通论”一类，这正是由于它们本为先秦儒家著作单篇。由这一角度看，不称之作《礼记》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