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游资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游资论文,健康发展论文,巨额论文,金融市场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游资（Floating Capital或Floating Moneg）是指没有投入或约定投入确定的经济领域、处于游动状态的资本。人们普遍认为，目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巨额游资。为了探讨游资的性质、特点、规模、产生原因、经济后果以及其治理与疏导等问题，今年7月8日，《改革》杂志社、中国证券报社、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证券期货研究所等单位举办了“巨额游资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高级研讨会。在会议上，与会专家各抒己见，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现将会议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如何看待巨额游资
吴敬琏教授在致开会词时指出：游资是一个中性词，无所谓好坏。但是目前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方面从事物质财富生产和流通的实质部门企业资金普遍叫紧，甚至正常的经济活动都因为资金短缺而难于进行；另一方面，闲置资金又很多，就拿企业存款来说，近两年在企业普遍反映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企业在各金融机构的存款却以每年35.4%的速度增加。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了。 还有去年7月证监会宣布三项“托市政策”以后，出现了大量游资入市狂炒股票的情况，证券价格指数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飚升200～300%，这也说明社会上没有实质部门有着落的游资数量极大，它们在中国投机性很大的证券和期货市场上横冲直撞，牟取短期收益。一个国家拥有大量投机资本而实质部门却相对潇条决不是好事。所以，好几年前就有一位经济学家李拉亚提出要认真对待目前中国已经出现的数达几千亿元的投机资本问题。
董辅礽教授从投资与投机相互关系的角度谈了他对巨额游资的看法。他认为，在市场中，投机与投资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难以区分。资金的本性在于流动，只有在运动中它才能保值、增殖，才能获取尽可能高的回报，因此有市场经济也就必然有游资。事实上，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与游资的投机性相伴而生，如果没有游资在证券市场的投机，就不会有证券市场的优化投资的功能，也不会有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的功能，因此，对游资及其投机性不应持否定的态度。
金融专家刘光第教授认为，近年来出现的过度投机等问题，原因并不在于巨额游资本身，实际上，巨额游资是以价值形式存在的一笔宝贵资产，本身并无利弊，如果运用得当，它也同样会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陶礼明认为，将巨额游资看成是祸水是不恰当的。在银行业务的实际操作中，游资在运行中是正常资金混为一体，交错运动的，很难界定一笔资金的进入是游资还是非游资。因此，从保持市场有效稳健运行考虑，关键是必须加强管理。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认为，目前出现的巨额游资既不属于计划体制，也不属于市场体制，因为它不但避开了计划体制的控制，同时对市场体制也造成了冲击。问题的关键在于完善市场机制，加强市场监管，将巨额游资纳入市场体制。
加拿大约克大学博士候选人余华彬指出，游资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利弊，好比是水，既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康旭博士强调，必须明确一个观点，就是游资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实际上并不存在解决游资问题这样一个命题。因为只要有市场，资金就得流动，就得追逐利润。因此，解决游资问题实际上只能理解为消除游资的短期的负面影响。
还有许多专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游资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经济发展也是有益的，因此，对巨额游资不能持简单否定态度。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过多的游资脱离物质生产领域，充斥资本市场，进行短期投机活动，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对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弊多利少，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二、对于游资规模的判断
唐旭博士根据统计数据估计，目前股票市场的游资存量大体400 多亿元，期货市场实际资金存量不超过200亿元， 同业拆借市场的时点余额大约为500亿元左右，这三个市场加起来， 构成整个游资余额的规模，大体在1千亿元左右。他认为，判断巨额游资规模的大小， 必须要有一个参照系数。1千亿的巨额游资对于经济影响的大小， 必须同银行资金的某一部分作对比，比如银行发放贷款3万亿元，那么1 千亿只是其1/30，这个数字应当说很小。
中国人民银行政研室副主任谢平认为，讨论巨额游资的规模，必须要涉及到统计问题。我国金融统计对存款银行来说是货币量统计，通过货币量统计，广义货币量大约有5万亿元左右， 这其中有多少是游资很难区分。从目前情况看，巨额游资主要存在于证券与期货市场，因此大量游资最后都会通过各交易所的会员单位的帐面上表现出来，会员单位吸收投资者的资金，转存在银行的资金以及自己所持的现金，在帐面上表现为“同业往来”和“同业存放”科目，这两个科目据说有3 千亿元左右，这是巨额游资的一个存量概念。目前，存量是一月一报，其数额大致固定。根据存量乘以其流通速度，即为游资总量。但是目前游资的流通速度很难测定。
陶礼明认为游资是个学术上的概念，难以在统计上列出所谓游资的数字。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游资是处于统计之外，很难估算其规模。
三、关于巨额游资的成因
关于巨额游资的成因，是本次研讨会的热点之一。与会专家们围绕体制、通货膨胀、利率、市场、国际资本等各方面因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董辅礽教授认为，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出现巨额游资有其客观必然性，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资本市场不完善；第二，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政策后，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限制资本从银行流到外面去， 把各种各样的投资渠道限制得很死，投资机会越来越少；第三，物价高居不下，银行利率为负利率，迫使资本回报率必须高于通货膨胀率；第四，实施紧缩后，企业效益不好，大量企业亏损，上市公司的境况不佳，难以获得股东期望的回报；第五，政策多变，使得许多资金从长期投资资本中游离出来。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林志远博士认为，当前我国巨额游资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以交易所为中心的清算体系改进，资金流动性效率大大提高；二是利率水平非常高，使长期投资的风险成本增大，企业投资受阻；三是长期资本市场的不平衡发展，不能满足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后形成的对长期金融资产的需求；四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受阻，阻碍了资金的正常流入；五是政府主管部门对外汇、期货、股票、国债和产权交易的各种行政干预，造成不同市场的不同步发展和相应的盈利水平的差异；六是国外游资通过外汇市场的进入。
贺强联系我国80年代的经济改革对巨额游资的成因作了历史考察，认为巨额游资与资金体外循环、寻租行为等存在着历史渊源。他指出，90年代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超常发展，为巨额游资的运动与膨胀提供了空间，高度现代化的报价系统与结算手段为巨额游资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是，从根本上讲，巨额游资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体制渗漏。
农业银行体改办原主任郑良芳教授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闲散资金基本在人行手中，随着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原来国家银行垄断金融市场、财政垄断分配资金的格局被打破，特别是上海、深圳股票交易所允许股票投机，使得金融市场产生了巨额投机资本。
谢平则认为，体制渗漏因素与游资的成因有关，但并非主要因素。主要因素在于我国的市场利率体系尚未建立，整个金融市场上价格机制没有起到分配资金资源的作用，这一机制的无效，造成了体制渗漏的结果。他认为，从方法论角度看，仅从供给方即仅从一部分企业、预算外资金以及个人资金的供给作用来考察游资的成因是不妥的。游资的产生是由于某种金融工具引起的投机需求而将非游资变为游资所致，一旦出现新的金融工具如衍生产品、短期金融工具等，原先的非游资也会变成游资。因此，应立足于需求角度考察游资的成因。从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多样化角度来看，金融市场在我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利率基本上还未市场化，这二者反差的突出表现就是大量游资在这二者的空隙来回流动。
中国人民银行政研室主任吴晓灵指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游资和不规范的行为，如回购协议问题、股市的过度投机问题，除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不通畅外，还有一个是利率没有市场化，相对于居高不下的物价指数，利率仍然太低，实际上是负利率。这就使得众多的金融机构将吸收来的资金不是用于放款，而是用于在证券市场追逐高回报，寻找出路。目前，我国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缺乏自我约束机制，这更促使他们在追逐高收益时失去控制，从而表现出更大的投机性。
北京佳思特公司总经理韩志国认为，金融市场的游资过度投机主要是由宏观政策造成的。目前宏观政策造成的一个最大后果就是搞实业不赚钱。另一方面，政策朝令夕改也是过度投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结果，政策丧失的是权威，市场丧失的是机制，券商丧失的是信誉，股民丧失的是金钱，这对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是很不利的。
唐旭博士则认为，对市场产生冲击影响的游资实际上是由市场的不完善造成的，并不像很多人所说是由于宏观政策有错误所致，从投资者本人想赚钱这个角度来考虑确实会有这种看法，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要限制，要规范，对经济来讲这是一种合理的安排。投资者在市场当中，违反了国家政策的限制，完全是投资者自己的决策问题。当然如果说国家要负什么责的话，就是采取行政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董辅礽教授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应当采用市场的办法去管理，就像大禹治水那样，以疏为主。具体做法有：第一是加强宏观调控，使经济稳定下来，通货膨胀率降下来。第二要规范资本市场，减少投机性与大户操纵。第三，要广开投资渠道，减缓游资对某一领域的冲击。
中国金融学院的俞天一教授主张应适当提高存款利率，有些金融工具如大额存单应很快建立，而且数目可以大一些。要严格控制信贷，对金融业实行严格的统一管理，同时也要提高贷款利率，避免大量信贷资金转化为游资。
陶礼明在发言中指出，从我国金融市场发育情况来看，我国目前的交易手段和交易品种还比较少，中央应从政策上支持几家大银行推出新的高收益的金融投资产品，以引导游资。
林志远博士认为，在规范游资运作方面，一般不宜用直接和行政手段干预，政策所能做的就仅仅是建立监视网络，防止金融犯罪、违法乱纪、过度投机和洗黑钱等。在疏导和利用方面，基本方法是增加长期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商品的供给，同时保持长期稳定的低利率水平。这有利于疏导巨额游资流向生产建设领域，同时也可以防止国外游资的大规模涌入，破坏货币制度的稳定。
四、对巨额游资的引导与金融市场建设
董辅礽教授说，应办好期货市场， 发挥它的套期保值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现在期货市场大品种全部关了，剩下都是小品种。绿豆的套期保值功能不是没有，但是在资金没有出路只好去投机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人做绿豆期货是为了套期保值呢？因此期货市场的大品种应逐个恢复，当然要根据条件进行。比如大米，如果价格由国家管制，就无法搞期货，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放开大米的价格管制呢？棉花是应当搞期货的，但棉花期货根本不能做，因为价格由国家管制。又比如钢材也是如此。大品种如不恢复，这笔钱就没有出路，投向企业，没有回报或回报率很低，低于通货膨胀率，低于银行利率，实在没有办法就存在银行，因此企业在银行的存款还在增加。
刘光第教授主张，应当完善货币市场，建立票据贴现市场，为发展资本市场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要大力发展场内回购交易，疏通融资渠道。应适当发行一年期以下的短期国债，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变短期拆借为场内回购。设立专门的融资公司，停止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之间的违规拆借和场外回购；此外，还要鼓励证券机构参与企业改制，引导游资进入产权交易市场，以推动企业股份化。最后应做到严格规范证券机构行为，制止过度投机。主要包括：禁止违规拆借炒股，严禁内幕交易；建立大户申报制度，禁止机构操纵市场等。
韩志国指出，要解决游资问题，首先必须认真研究目前的宏观政策，搞清楚中国现在应该是紧缩还是放松？当初实行紧缩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现在达到这个目标？如果达到了，还要持续多久？如果没有达到，为什么还要实行？这些都需要研究。其次管理层要自律，特别是管证券期货市场的政府机构一定要自律；最后交易所一定要自律。总之，证券期货市场的规范，包括了政府政策的规范、交易所的规范和投资者行为的规范。
贺强主张对股票市场进行动态幅度调控，设置股指波动的“警戒线”，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股市环境改善了，资金就不会流走，巨额游资就有可能会被长期锁定在股市中，变巨额游资为巨额投资。
来自台湾原信证券公司的林志哲先生指出，管理者在制定政策设计方案之初，一定要做长期打算，切不可只针对某一方面的问题，重视短期效应。对于市场管理者来说，保留住原有的投资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股民对上市公司普遍产生抱怨的话，就说明大陆证券市场的确存在很大问题。任何一个市场行为都应尽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巨额游资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相比，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更为重要。
还有的专家指出，要培育金融市场，必须以利率为龙头，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配置和调整。其前提是利率必须是正利率，利率体系必须是合理的、市场化的。此外，还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使众多的入市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成为真正的自担风险的金融企业，这是解决游资问题的核心所在。
吴敬琏教授主张对目前存在的巨额游资采取疏导的办法，把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引导到实质经济中去。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分析出现巨额游资的原因。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基础性的原因，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制度不健全，经营环境又不够好，收益低，因此长线投资无利可图。其次，投资渠道既少又不通畅，一般投资者缺乏投资门路。而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出现了一个投机性极强的证券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短期回报看起来很高的证券和期货投机就成了游资的出路。加之在目前政企不分、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不清普遍存在的条件下，有的人可以用公家的钱炒股票、炒期货，赚了是自己的，赔了是公家的，投机资本就大大发达起来。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需要进行综合治理。首先。必须进行配套改革。不只是金融改革，还牵涉到国有企业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此外，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也必须抓紧去做。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机构做了不少不该它做的事，而有些政府该做的事又没有做或没有做好。广开正当的投资渠道和抑制过度投机，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我不赞成什么市场出了问题就关什么市场，像期货市场只留下绿豆等小的品种作试验的做法。因为这些小的品种并没有多大套期保值以避免风险的需要；而且它们的市场容量很小，市场容量越小，投机资本越容易兴风作浪。而一些大的品种，如食糖、大米的确有用期货交易回避风险的需要，期货市场应当开放。当然，所谓开放粮食等大宗商品的期货市场，并不是说放开让期货交易就行了。要是真正想建立比较规范的市场，还得必须下大力气建设能够保证它们正常运转的基础性条件。例如，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商品粮食购销和价格受到行政管制。这样，就不具备开放粮食期货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在这些方面厉行改革，加快改革，改变粮食购销体制，把粮食部门改造成为经营粮食等商品的企业，那么，开放期货市场，只能给那些拥有垄断权力和有可能获得内部信息的人们提供用于不正当手段巧取豪夺的大好机会。
吴晓灵认为，对游资应加以正确的引导，无论是证券市场还是金融衍生工具，其运作都应该有助于实质经济的发展。从金融市场发展的根本目的看，它是为解决实质经济的流动性和规避实质经济投资风险而设计的，所以从决策层和管理者的角度讲，所有的改革、创新和治理，都不应该偏离这一初衷。从市场发育的顺序看，我们应着力发展资本一级市场，加快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在此基础上加快证券二级市场的发展并适度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