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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9－0144－08
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文化之间的借鉴、模仿、挪用(appropriation)、移植、杂糅(hybridization)、整合与相互渗透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语境中，文化边界渐渐淡化，彼此分享的经验、观念和行为模式与日俱增，人类生存的处境越来越具有多元性和跨文化性，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矛盾与冲突也比以往更突出。如何超越自我，建构跨文化认同，进而展开有意义的跨文化对话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1]跨文化认同是交际者跨越文化边界，与其他文化的成员相互适应、相互建构的产物，体现了他们包容与开放的心态、贯通的知识结构以及打破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融汇不同文化视角的能力。跨文化人不仅熟识自己的母语与文化，而且对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有深切体认，在促进跨文化对话，建立美美与共、互惠双赢的跨文化关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近几十年涌现出来的双语与双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及世界公民认同等思潮都与它有密切联系。跨文化认同的内涵极丰富，西方学者从各自的视角对之作了多种解读。本文拟在分析阿德勒(P.S.Adler)、吉川(M.J.Yoshikawa)和金荣渊(Y.Y.Kim)三人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诠释。
一、认同的多元化与世界化
阿德勒率先探讨跨文化认同，其思想极具启发性，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引起巨大反响。1976年，他就阐述了超越单一文化认同，建构跨文化人格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认同的多元化与世界化角度，进一步发展多元文化人(multicultural man)理论，分析跨文化认同的特征与内涵。
认同(identity)通常又被译为身份或同一性，表达我或我们是谁，即个人或群体的归属。它大体分为个人与集体两种基本类型，无论是个人认同还是集体认同都是社会的建构，既涉及自我的界定又包括他人的评判。认同的形成取决于自我内在价值的一致性、稳定性以及相对于他人的差异性。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自身的整合和对他性的识别。[3]作为集体认同形式之一的文化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文化群体的归依感；他们归属的文化群体拥有共享的符号系统、意义框架与行为准则。[4]阿德勒认为，跨文化认同表达了一种新的身份归属，是个体面对压力与冲突、原来的身份趋于瓦解之际，在更高层次上文化与人格的再整合。超越单一文化认同的人同时以人类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为定位，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能够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回应错综复杂的交际场景。他们认同于多种文化，可以被称作多元文化人、跨文化人或世界主义者。人们不能根据其所说的语言、所到的国家和地方，也不能依据他们的职业与居住地点来界定他们的身份，而应从他们的世界观、生活与工作的联系范围，以及他们对事物的开放程度来判断。多元文化人的身份具有高度流动性，易于变化，其认同的基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归属感，而是一种能够不断创建新的文化现实的自我意识。多元文化人既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社会，也不完全属于他人的社会，他们是居住在文化边界，介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人(man of inbetweenness)。多元文化人与单一文化认同者的主要差异在三个方面。第一，多元文化人在文化心理上是适应性的。他随遇而安，与他人和文化只建立暂时的联系，把多样的文化体验和变动的生活情境看作身份建构的前提，其思维活动不受制于单一、等级化和结构化的文化图式。因此，他的价值观、态度与信仰随场景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较大的相对性。第二，多元文化人不断学习新文化，抛弃旧习俗，一直处于“成为”或“转变”的状态。他们反复探索、试验和调适，并且在与世界互动中重塑自己的认同。第三，多元文化人有着不确定的自我边界，在本质上是一个无家的流浪者。他的身份是回应性的——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和发生转变，其文化认同既不固定，又不可预测。由于多元文化人不归依于某一种文化，因此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柔韧性，能够改变原有、特定的思维框架，锲而不舍地追求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5]
阿德勒的视角反映了那种居无定所、四海为家的世界公民的文化认同观，为我们探索如何消除传统意义上文化身份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提供了有益启示。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表明，身份多元化能够有效地促进不同群体之间互动；来自不同群体的成员间持续互动的结果之一是作为团体成员的认同感的产生；它有助于减少社会偏见与歧视，使人们的身份认同更具包容性。[6]在发展多元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人们跳出单一思维模式，形成多元化参照框架以及更为全面、开阔的文化视野。多元文化人立足于文化边界，认同于多种文化的同时却不占有或囿于其中的任何文化，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文化空间的开放，开启了新的发展契机。[7]正如贝奈特(J.M.Bennett and M.J.Bennett)所言，站在文化边缘的交际者方能对自己的文化做冷静的观察，同时超越自身与其他文化的局限性，富有创造性地整合不同的文化元素。[8]
然而，多元文化人的根本问题在于他忽略了文化认同的社会根植性。人们为了生存和赢得成功，建构积极的社会身份，必须明确地认同某个具体、特定的文化群体。为了划清边界，人们在社会互动中不仅强调群体间的差异，而且运用不同方式进行交往：优待群体内部成员，歧视外部成员，以显示内外之别，增进群体的凝聚力。[9]他们还通过赋予自身正面、优良品性来提升群体形象，强化群体身份的合法地位。现存的社会身份一旦受到挑战或威胁，人们就会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恢复或重新确立边界，维护群体独特性。同时认同多种文化，既无法找到自己的真正归属，也难以在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中赢得长久、稳固的立足之地。阿德勒自己也承认，多元文化人虽然具有巨大的调节和适应能力，但过于灵活、多变的身份认同往往对交际者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使其变得脆弱、肤浅，甚至陷入虚无主义。跨文化交际者在发展跨文化认同时首先应该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然后再与他人相互借鉴、携手共进。
二、认同的互动与联合
吉川借鉴阿德勒的多元文化人理论、布伯(M.Buber)的对话理论以及佛教中有关事物相对性的思想，从认同的互动与联合的视角解析跨文化认同的蕴涵。在他看来，跨文化认同是交际者经历跨文化适应的“接触、分解、再整合与自治”阶段之后，超越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建构双螺旋(double－swing)式和谐的跨文化关系的过程。①
吉川的观点与阿德勒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关注交际者如何摆脱单一身份认同的束缚，实现创造性文化整合的问题。他认为，跨文化认同表达了一种“非一非二”(not－one,not－two)，亦即“在之间”的文化归属。在此身份认同模式中，自我与他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既保持一定距离，又建立着友好关系；既不属于单一整体，也不是两个彼此分开、各自独立的个体。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群体，但任何一方也不能排斥或兼并对方。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处于不断互动之中，形成介于分离与统一之间的双螺旋式联合认同。在双螺旋阶段的跨文化互动中，交际者不再仅仅关注自己或对方的文化经验，转而参与到对话与商讨之中，最大限度地汲取不同的文化养分。充分体会双向交流的活力与内涵。[10]
联合认同的发展是一个渐进、复杂的跨文化适应过程，大体涵盖5种可辨析的认知模式：族群中心主义的、同情的、移情的(empathic)、镜鉴的(mirror reflecting)、元语境的(metacontextual)。在第一种模式中，交际者以自我形象为标准评判他人，较少顾及对方的观点与体会。在第二种模式中，交际者能够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世界，但其投射的情感与对方的不一定吻合。在第三种模式中，交际者能够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进入他人世界，体验他人情感。在第四种模式中，交际者能够以他人为镜，透过他人反思自我。在第五种模式中，交际者能够对异文化全面开放、形成跨文化敏感性与适应能力，在各种不同的场景里进行富有创造性的互动。以上5种认知模式的层次由低到高逐步提升。在跨文化适应的高级阶段，交际者充分意识到世界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摒弃了二元对立的身份认同观。他们的认知结构得到丰富和更新，人格实现升华，文化的整合与创新能力有了质的飞跃。超越自我、发展跨文化认同与和谐的跨文化关系的路径是摒弃二元对立的认同观及其狭隘的“自我”概念，把迥然不同、相互矛盾的文化成分结合到一起，建构“在之间”的文化身份。若要实现文化认同更新，交际者首先应认识到事物的相对性，其次要避免落入极端的相对主义或绝对主义，转而开辟一条调和的“中道”。这种新的划分范畴的方法强调事物的相互占有和彼此依附，以及这种共生互补的关系为交际者带来的文化机遇，不人为地割裂彼此联系的各种文化元素，整体地看待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还事物以本来面目。
人们生存的世界是同质与异质并存、彼此混杂的世界，介于人类共性与差异之间的跨文化场域构成最广阔和最具活力的对话空间。[11]吉川的双螺旋式联合认同理论阐述了这个“在之间”场域的创造潜力，为交际者打破“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二元切割，实现文化融合提供了一种选择。但每个文化各擅胜场，如果交际者以积极的姿态寻找双方的一致性、互补性以及文化融合的契合点，主动地进行自我调适，就有可能跨越文化藩篱，把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转化为反思与创新的动力，形成相互磨砺与呼应、共生共赢的跨文化关系。[12]
与阿德勒的多元文化人理论一样，吉川的双螺旋式联合认同的弱点是忽略文化认同的社会根基，陷入了激进的建构主义，所阐述观点与跨文化交际的现实情形出入较大，只能作为一种理想化视角。[13]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与发展文化认同之时，必须作明确的选择，划出自我与他人的界限。他们不仅需要划分社会范畴、对此作出解释，而且通常需要以一种有利于自我的方式来划分和解释。[14]面对两个或多个文化，他们一般按照最佳区分原则确定身份归属，同时对此选择作出相应的承诺。依据最佳区分原理，文化身份的建构应该满足两个方面的需求：它能够在确立群体共性的基础上包容个体成员，使他们找到集体归属；它能够通过表达自身的独特性，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因此，人们在交往中倾向于认同既得到包容，又明确地划出群体边界，显示其独特性的文化身份，难以认同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群体。[15]联合认同以近乎彻底开放的形式整合了两个文化群体的成员，有可能在短期内消除文化对立与隔阂，但从长远来看，它有可能削弱交往双方的独特性，遭到他们共同的抵制。
三、认同的个体化与普遍化
金荣渊综合现有跨文化适应研究成果，从认同的个体化与普遍化的角度探讨跨文化认同的内涵。她提出，人是开放的系统，具有自我调整与适应能力；跨文化认同是人们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克服陌生环境带来的压力，获得全面的交际能力与健康的心理之后形成的超越性身份认同。[16]跨文化认同体现一种全新的文化定位。它是交际者在早期的文化习得之后，经过与新文化群体的成员长期、稳定的互动后形成的。比原有认同更具包容性、灵活性和创造性的身份认同。[17]跨文化交际者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心理危机与自我转化后，不再以单一的文化价值为准则，其文化图式更为复杂、身份认同的内涵更为丰富与细腻，交际能力获得全面的发展，能够自由地跨越文化边界，游刃有余地与其他文化的成员进行互动。跨文化认同与多元文化人、世界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文化中介人等概念有着类似的含义，但更强调交际者的自我超越性。它的发展涵盖两个辩证统一的过程：认同的个体化与认同的普遍化。
认同的个体化意味着跨文化交际者意识到人与人之间不受既定社会范畴或文化分类的束缚，以人类大家庭一员的身份与其他文化的成员交往，依据他人的个性来体认对方，准确、细微地理解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个体化的身份认同建立在交际者的自尊、自信、自得其乐和自我肯定之上，表现于他们包容异见、愿与他人合作的心态以及努力发展密切的人际关系的行为举止。个体化的身份定位表明，跨文化交际者是积极、有责任感的行动者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创造性地与他人交流。
认同的普遍化是在经历跨文化适应的洗礼之后，人们逐步领悟到人类的统一性及其每个文化价值的相对性，视野得到拓展，能够摆脱文化偏见，形成综合化的认知结构。随着新文化体验的日益深入、自我人格的不断转化与更新，交际者对他人更富同情心，也更乐于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与理解事物，其跨文化敏感性显著提高、身份认同日趋开放。他们不仅了然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知晓它们之间的相似与共性，欣赏多样化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认同的普遍化意味着二元对立的消失、元语境以及天下一家情怀的出现。在此过程中多元文化与多重视角得到有效的整合，共享的“第三种文化”渐渐产生。它填补文化鸿沟，消解族群中心主义，使来自不同文化的成员亲密、友善地聚集在一起。
金荣渊与阿德勒和吉川的观点一致，同样认为跨文化认同是跨文化适应进行到高级阶段的产物。跨文化人同时以人类的共性和多样性为价值定位，不断寻找自我本真与普遍的人性。他们不仅有开阔的视野，而且有强劲的创造力，其独特的品性主要包括：自我超越的文化定位、反思性思维、丰富的文化知识以及高超的适应与转化能力。诚然，跨文化人与多元文化人一样，在跨文化互动中也面临着多种挑战，只有通过不断学习、调整和转变才能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实现自我人格的统一、和谐与升华。
刻板印象和族群中心主义是跨文化交际中两个最为常见和最难跨越的障碍。[18]金荣渊的视角为我们解决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首先，在跨文化交际中，一方总是以陌生人的面目出现。[19]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化知识，他们倾向于借助刻板印象来判断对方的身份，并以此为向导展开交流。刻板印象是指交际者对社会个体或群体过于笼统、简单化的分类。它往往建立在表面现象和不充分的观察之上，一旦形成后很难更改，常常引起严重误解和偏见。[20]认同的个体化依据交际者的个性来鉴别身份，有针对性地进行沟通，能够避免过于主观、肤浅和武断的界定，扫除由此引起的交际障碍。其次，人们在建构文化主体性之时受到所处社会环境以及价值偏好的影响，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族群中心主义者把自己的文化价值看作解释现实的首要标准；他们倾向于抬高自我，贬低他人，排斥不同的观点，阻碍思想与技艺的交流。认同的普遍化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人类共性以及它多姿多彩的文化形式，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它有助于克服文化自恋与文化歧视，而且为跨文化交际者深入体验他人的文化、理解与欣赏他人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商讨跨文化协议，建构平等、互利的跨文化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金荣渊的理论并非无懈可击。从理论上看，当个体认同和世界认同取代以族群、社群和地区等划分的文化认同之时，文化歧视和偏见将不复存在，各种文化最终在普遍的人性中达到统一，交际者能够在人类共性的规约下进行个性化的互动。然而，自我与他人的联系是多重的，大体包括个人、人际、群体和人类四个层面。(1)自我寻求个性化行为与价值取向来表达个人身份；(2)个体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以及主体间的协议来建构自我身份；(3)个人以集体的一员身份参与群体间的交往界定自我归属，发展社会认同；(4)个体以人类一员的身份把自己与人类共同体所有成员联系在一起，以普遍的人性来显示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差异。其中，自我与他人在文化上的关系属于第三个层面。[21]作为群体一员的交际行为不仅与以个体为单位的行为不一样，而且所建立的人际关系也不相同，两者在大多数场合下平行展开、彼此独立，认同的个体化不一定能够消除文化上的误解与偏见。[22]同样地，作为人类一员的交往行为与以群体一员身份进行交往的行为有所不同，认同的普遍化未必能够消除文化层面的矛盾与冲突。
四、认同的拓展与延伸
鉴于上述三个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笔者从身份的拓展与延伸的视角对跨文化认同的内涵提出另一种解读。拓展与延伸是人类完善自我，增进相互沟通的基本途径之一。从这个角度，跨文化认同可以被理解为交际者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根基，全方位地开发自我，不断吸收与整合其他文化元素，扩展文化认同，逐步商讨协议和积累共识，进而建构和谐的跨文化关系的过程。“人的延伸”(the extensions of man)的思想首先由传播学巨子麦克卢汉(M.McLuhan)提出。他认为，衣服是人皮肤的延伸，语言、文字和生产工具等都是人的器官的延伸；机械媒介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电子媒介则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文字和机械媒介使人分割肢解，电子媒介使人整合，在更高层次上获得全面的发展。[23]跨文化交际奠基人霍尔(E.T.Hall)进一步论述了语言在人的延伸中的作用：延伸是人生存的必要手段，贯穿于人的整个进化历程。人们通过延伸来分享物质与思想资源，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在不改变身体结构的情况下，以更快速度发展。人的延伸有不同阶段，就语言而言，口语是人第一次延伸，书面语是其第二次延伸。书面语的产生使人能够更好地进行自我反思与相互沟通，加速个体完善与社会发展的进程。[24]而文化发源于特定的地理社会环境，为特定群体的人们提供日常行为的规范、建构生活的意义。文化在第一阶段延伸中呈现出明显的族群中心主义倾向，它推进了文化主体性的形成，但同时也造成了诸多跨文化交往的障碍。文化在第二阶段延伸中，逐步从族群中心主义走向族群相对主义(ethnorelativism)和跨文化认同演进。跨文化认同的建构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扩大了文化互动空间，使交际者能够充分汲取其他文化的养分，更有效地完善自我和推动社会进步。
文化认同的延伸则由两个互为表里、相反相成的向度构成：其一是面向独特性延伸；其二是面向普遍性延伸。朝着独特性方向延展，意味着亚文化群体或个人的特性与行为方式不断被吸纳与整合进来，文化认同对群体内部成员变得更为多元与包容。文化认同的本质体现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通过社会个体相互交流、相互沟通而形成的集体共识。[25]面向独特性延展过程，交际者与文化群体内部成员反复、耐心商讨，把那些得到普遍赞同与欣赏的亚文化以及个体的言行与观念吸收进来，为原有文化认同增添新元素，使其内容更多样。交际者自身文化认同结构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不仅是社会和睦、人际交往充满活力的前提，而且是人们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必要条件。
朝着普遍性方向延伸，意味着其他文化的思想或风习被源源引进和消化，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渐渐深入，跨文化共识逐步增加，文化认同对群体外部成员变得更为开放和更具反思性。人类具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禀赋和意识结构，面临相似的生活世界和许多共同问题，因此人们在对家庭、自尊和友爱等观念的理解上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26]但这些抽象的共识远不能确保顺畅、有效的跨文化沟通。面向普遍性拓展之时，交际者跨越文化边界，亲身体验新的文化。他们一方面虚心学习新的文化知识、充实自己，另一方面向其他文化的成员介绍自己的文化，让他人了解自我，努力商讨跨文化协议。经过双向延展，交际者文化认同的内涵愈益丰富，身份定位更趋开放、灵活，他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开始具备较高的跨文化可比性与通约性。交际者因此获得整合不同文化视角，在互动中进行反思和自我转变的能力。
延展文化身份，建构跨文化认同涉及三个关键要素：第一，文化间性的发展与深化；第二，意义框架的扩展与转化；第三，交际伦理的转变与更新。[27]文化间性的发展构成跨文化认同的基础。如果说，主体间性表达不同的社会个体之间的多重联系以及他们所达成的协议；那么，文化间性则表达不同文化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默契与共识。它既涵盖文化的相似、重叠与共同之处，也包括文化的差异、矛盾与张力。[28]文化间性场域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此空间里，各种视角交织在一起，交际者通过耐心的商谈与平等的争论寻求共识，差异不仅得到正面承认，而且被看作交流的动力。因为由同质性来保障的文化共识只是暂时的，平等协商使陌生人之间有可能达成合理而规范的共识。[29]差异的存在固然会造成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但文化间性的发展使来自不同文化的交际者建立起稳定的适应空间以及持续的互动关系，有利于消除排斥心理与敌对情绪，推进建设性对话。在跨文化互动过程中，交际者逐步积累共享的经验。这些经验为彼此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参照点。随着文化间性不断深化，交际者能够更为全面、细致地了解双方的差异与相似之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意义框架扩展与转化的是建构跨文化认同的必要环节。稳定、健康的跨文化关系建立在相互理解和相互增进的基础之上。由于文化有一个先于文本和语境的结构，跨文化理解因此需要超越对文本和语境的解释，触及它们背后的结构，需要一种有别于单一文化内部所适用的、能够整合不同文化结构的跨文化的意义框架。[30][31]意义框架的拓展与转化意味着交际者努力学习其他文化，不仅仅运用自己的价值观念或背景知识解读意义，常常站在对方角度理解问题，并在自我反思和相互协商基础上作更为客观、公正的判断，形成跨文化的解释。跨文化的意义框架兼容多种文化元素，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它使不同文化的成员能够关注共同的事物，积累共享的经验，为其展开深入而富有成果的跨文化对话搭建平台。
范式的转换本质上是观念的改变，[32]建构跨文化认同需要改变观念，发展新的交际伦理。迄今为止，大体上有三种交际伦理，即传统的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以及近来出现的建构主义。普遍主义认为，人类拥有内在、统一、共有的理性。交际伦理是非历史、非文化的，普遍性的原则与规范应该被理解为绝对的真理，凌驾于个人、文化和历史之上。文化之间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的，在深层次上人类心灵具有不容置否的统一性。相对主义认为，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划分范畴、解读世界；每个文化都同样有效地表达了真理，只有把它们放到特定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它们。适用于所有文化的普遍的标准是不存在的，人类没有共同行动的基础。[33]
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普遍主义强调人类普遍的价值观，但没有充分认识到每个文化中具体的社会实践对这些价值观的塑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互沟通上的困境。由每个具体的文化经验而形成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恰恰构成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障碍，对这些障碍的超越正是跨文化交际最为生动和引人入胜之处。相对主义注重各个文化的特殊性，但它简单地接受差异，否定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对不同的价值观念进行比较、反思与判断，进而达成共识的能力。普遍主义忽略文化发展的个性，相对主义无视文化运作的通则，两者从不同侧面排斥文化间性，皆未能全面把握跨文化交流的原理，使交际者的能动性与创造潜力受到抑制。
近年涌现出来的、建立在北美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建构主义为我们重塑交际伦理提供了新的思想源泉。建构主义认为，人类具有交往理性以及主动、积极地参与不同的文化活动、理解不同视角的能力。意义不是产生于事物本身，而是形成于社会互动中，形成于主体间有关如何使用语言的协议中。交际者能够通过学习获得新的语言文化知识，通过对话商讨共识，能够借助共享的经验、自我反思和创造性整合建立更为宽广、为交际双方所共享的意义框架；双方共享的经验越多，就越有可能达成跨文化协议。[34]建构主义立足于动态、开放的文化观念，强调文化的互动过程。文化的共性与差异在此观念中既保持适度的张力，又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使文化间性空间的活力以及交际者的创造潜能充分释放。
五、结论
跨文化认同超越传统的文化认同观，为我们拓展视野，增进交流与理解，改善跨文化关系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与传统的认同观相比，它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其身份定位体现在双语与双文化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世界主义、全球主义、跨地方主义和跨文化主义等诸多思想形态之中，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其观察往往得到不同的解读。认同的多元化与世界化视角立足于人类文化多样的统一，阐述多元、灵活、开放的身份认同在帮助交际者摆脱单一、僵化的文化思维，激发他们不断地学习、探索、沟通与创造中的重要作用。认同的互动与联合的视角强调事物的相对性以及它们内在的相互联系，诠释打破二元对立、建立“在之间”跨文化关系的可能性。前两种视角一致展现了跨文化人巨大的创新潜力，但皆没有回应身份认同的社会诉求，殊途而同归，走向激进的建构主义。认同的个体化与普遍化视角围绕交际者领悟个体特性与人类共性的过程，揭示他们面对陌生的环境，逐步转变自我，提升人格的能力。第三种视角比较贴近现实，但其缺憾是忽略跨文化关系中各个层面的相对独立性，未能厘清人际交往过程中文化群体之间的交互影响。认同的拓展与延伸视角试图从新的视角来解读跨文化认同。它注重交际者的文化主体性以及身份认同的社会根植性，倡导渐进、温和的自我转变与文化更新，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四种视角见仁见智，在各有侧重的同时都主张身份认同的开放与包容以及文化的互动与融合。由于人是交际的主体，交际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社会交往的元话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交际的行为与后果。[35]如何以更为客观、积极的眼光来理解它，使之更有效地促进良性、互惠的跨文化关系的发展，需要我们今后作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
①吉川用∞(double－swing)符号表示跨文化交际双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统一的人际关系及其联合式跨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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