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动态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比较优势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比较优势思想始终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虽然经济学家们已经在理论上从各个方面证明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有效性(Deardoff,1979、1980、2004)，但是关于比较优势问题的讨论并没有结束。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各国要素禀赋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比较优势，各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能够实现自身福利最大化，整个世界也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Robinson,1956; Findlay,1970)。然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资本、技术方面的优势完全垄断了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世界财富的分配中占据了相当的份额；而发展中国家始终局限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在非常低的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陷于贫困落后的境地。没有国家愿意始终集中于初级产品的生产，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够通过采取种种措施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改变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进入比较高级的产业，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比较优势是如何形成的？到底哪些因素决定比较优势的形成和演变？发展中国家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政策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以促进自己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发展？
这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回答：1.比较优势本身是如何演变的，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取决于什么因素；2.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影响和决定自己的比较优势，使自己的比较优势能够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遗憾的是，不论是李嘉图模型还是赫克歇尔－俄林(H-O)理论，考虑的都是静态比较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的比较优势必然会发生变化。相应的计量分析(Balassa,1979; Berman etc.,1998; Proudman and Redding,2000; Landesmann and Strchrer,2001; Redding,2002)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的贸易模式、专业化分工模式以及背后的比较优势都发生着变化。显然静态的比较优势需要做出相应的扩展来分析比较优势本身的动态演变。
Oniki和Uzawa(1965)首先考虑了存在内生物质资本积累情况下的国际贸易模型，由于考虑了人口增长和内生的资本积累，各国比较优势以及贸易模式会发生动态变化。Findlay(1970)在他们的基础上，通过引入非贸易的资本品来考察各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总体而言，①早年对于静态比较优势的拓展集中在从要素禀赋的变化方面来分析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在静态比较优势模型的基础上将物质资本积累问题内生化；其基本思想和分析框架相对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本质的突破；这种扩展更没有言及发展中国家如何构建自己的比较优势，以实现经济增长和赶超。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开始关注收益递增、产品的多样化、垄断竞争、分工与专业化、产业内贸易等因素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这种发展使得经济学家们能够在一个新的框架下探讨、研究动态比较优势问题。与此同时，新增长理论开始兴起，当新增长理论家们将分析从封闭经济扩展到开放经济时，他们发现自己分析的问题正好是新贸易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这样一来，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合流的趋势，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动态比较优势的讨论就不可避免的和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联系在一起了。
Krugman(1987)扩展了李嘉图模型中比较优势的思想，通过引入边干边学，考察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他认为比较优势是可以通过政府适当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影响来培养的，适当的政策能够使比较优势向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Lucas(1988)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考虑了边干边学和比较优势的演变，边干边学效应的存在会强化各国在不同产品上的比较优势，最终会导致各国完全的专业化。Young (1991)考察了边干边学对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和Krugman(1987)模型不同的是，Young(1991)认为在某一产业中存在的边干边学效应能够溢出到其他的产业，即使边干边学效应是有界的，存在外部性的边干边学也会使得新产品的引入成为可能。Redding(1999)在Krugman(1987)的基础上考虑了动态比较优势演变所带来的福利效应。
Grossman和Helpman(1991a)以及Markusen(1991)几乎同时指出了一种特殊情况：在这个特例中，各国的初始状态和历史的偶然对各国的长期增长和专业化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际竞争有可能出现“一朝落后，处处被动”(once behind,always behind)的情况。Brezis等(1993)则认为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领导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构造了一个国际竞争的“蛙跳”模型，描绘了一种后进国家抓住机遇赶超先进国家的可能。Desmet(2002)发现如果在“蛙跳”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资本流动以及技术进步的外部性，两国的发展模式将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并不只出现“蛙跳”这一种情况。②
显然来自边干边学的规模经济并不是决定动态比较优势的惟一原因。从理论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边干边学效应迟早会消耗殆尽(Young,1991、1993)，边干边学效应对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并没有长期和持久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内向型发展战略普遍失败的现实也表明边干边学也不是动态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实际上考虑边干边学效应的文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并没有考虑技术的内生变化。如果考虑到技术的内生变化，各国的比较优势以及贸易模式会不会出现有趣的现象？
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企业有意识的进行研发(R&D)活动的结果，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目的在于对创新所带来的垄断利润的追求(Romer,1990; Grossman and Helpman,1991b; Aghion and Howitt,1992)。当新增长理论家们讨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创新和增长时(Rivera-Batiz and Romer,1991a、b)，当国际贸易理论家们开始在国际贸易的框架下考察内生的技术创新时(Grossman and Helpman,1989、 1990、1991a)，他们就不得不考虑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以及这种动态演变给贸易模式、各国长期增长所带来的影响。Grossman和Helpman(1989、1991a)成功的扩展了标准的两国、两要素、两商品模型，他们加入了企业的研发行为，当企业研发成功时，那么该国就能够在新产品上获得比较优势，从而垄断新产品的生产。因此各国在不同商品上的比较优势并不一样，随着各国创新行为的变化，比较优势也会发生动态的变化。沿用Dixit和Norman(1980)发展出来的一体化均衡(integrated equilibrium)的分析方法，能够很方便的分析贸易模式、专业化分工等问题。Grossman和Helpman(1990)进一步在两国国际贸易模型中讨论了内生技术进步条件下的长期增长问题。这些扩展工作使得传统的国际贸易框架能够和新贸易理论中的垄断竞争模型(Krugman and Helpman,1985)、内生增长理论框架完全融合。
各国的创新行为受限于各国的技术能力，而技术能力又和各国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这对人力资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先进的技术必须要有相应的人力资本与之匹配，这是适宜技术理论（Basu and Weil,1998; Acemoglu,1998；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邹薇和代谦，2003）的基本思想之一。这样，如果要在内生技术的基础上讨论动态比较优势问题就不得不引入人力资本。
在Schultz(1960、1961)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后很长的时间内，国际贸易理论都没有注意到人力资本在决定比较优势和经济长期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一直到1983年，Findlay和Kierzhowski(1983)才在 Kenen(1965)的基础上，正式将人力资本引入标准的两要素、两商品贸易模型。遗憾的是，在国际贸易模型中，经济学家们很少考虑人力资本在决定各国比较优势、技术能力和生产效率方面的特殊作用，仅仅把人力资本看作一种内生的积累要素(Bond etc.,2003)。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一方面决定各国的技术能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依赖于各国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决定先进技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效率，因为先进技术毕竟需要相应素质的普通劳动者与之相匹配（邹薇、代谦， 2003）。此外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科技人员以及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会对研发效率和生产效率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Lucas,1988)。因此有必要在包含内生技术变迁的国际贸易框架中引入具有外部性的人力资本，考察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
本文在Dixit和Norman(1980)、Krugman(1987)、Grossman和Helpman(1991a)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技术变迁的国际贸易模型来考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在这个模型中，人力资本是在长期中影响比较优势与国际分工的决定因素，边干边学效应只能在短期暂时影响比较优势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只有不断的积累人力资本，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水平，才能够在长期中不断地向高级产业扩张，实现自己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升级。在本文的模型中，保护性贸易政策只有可能在短期收到一时之效，只有辅之以相应的人力资本积累，发展中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自己的比较优势，取得产业发展与经济长期增长。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造了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第三部分以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本文利用一体化均衡的方法讨论了两国均衡与南北产业分工模式，第四部分描述了另一种基于比较优势的南北贸易分工，并具体讨论了这种分工模式的决定因素，第五部分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二、封闭经济模型
我们研究的世界由两个国家组成：一个是北方发达国家，记为N；另一个是南方发展中国家，记为S。沿用Grossman和Helpman(1991b)的设定，我们假定有两种生产要素：非技能劳动力（简称为劳动力）L与技能劳动力（或人力资本）h，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假定经济中存在三种经济活动：生产传统产品Z，生产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多样化产品X和进行研发(R&D)活动。很明显这三种经济活动的要素需求比例是不一样的，生产传统产品需要比较多的劳动力，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比例最小，而R&D活动所需要投入的人力资本比例最多。我们假定传统产业是完全竞争的产业，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多样化产品则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企业通过R&D获得了新产品的设计之后，便垄断了新产品的生产，获得垄断利润的报酬。
假定n为多样化产品的集合，n[,N]为北方国家所生产的多样化产品，n[,S]为南方国家所生产的多样化产品。由于整个市场只可能容纳一家垄断企业，南北方企业竞争的结果使得同一种多样化产品不可能同时在北方和南方生产。特别的，我们假定整个世界的多样化产品均匀的分布在实数轴[0,n]上，北方国家拥有[0,n]之间所有产品的技术，而南方国家所拥有的技术[0,m]为北方国家的子集。很明显m＜n，n[,S] =[0,m]。新产品的发明严格遵循实数轴[0,n]规定的顺序，容易而简单的产品会被先发明出来，复杂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会被后发明，因为复杂产品需要简单产品的铺垫和准备。
我们首先构造一个内生增长的封闭经济模型。在这个封闭经济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Lucas(1988)不同的是，该模型仍然存在着新产品的发明和技术进步，新产品发明所获垄断利润是企业从事R&D活动的报酬，这一点和Romer(1990)、Grossman与Helpman(1989、1991b)等人相一致。因此，本文实际上综合了新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两条主要思路。
（一）消费者行为
我们假定南北方消费者的偏好是相同的，同时沿用Grossman与Helpman(1991a)的效用函数形式，消费者通过消费传统产品和多样化产品获得自己的效用，在时刻t消费者需要最大化自己的贴现效用：③
其中，ρ为消费者的主观贴现率，x为消费者多样化产品的消费数量，z为传统产品的消费数量，s为消费者在多样化产品上的支出份额，1-s为消费者在传统产品上的支出份额。消费者对于多样化产品的消费遵循不变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形式：
。对于这样的 CES函数形式，不同多样化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ε=1/(1-δ)＞1。在时刻t消费者在给定自己预算收入贴现值的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1)。对于这样一个效用最大化问题，我们很容易得到消费者的最优支出路径为E/E=r-ρ(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这是一个没有货币的经济，因此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将每期总支出单位化，即令E(t)≡1。这样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我们能够得到：
r=ρ(2)
（二）生产与技术
为t时刻经济中人力资本存量，l为非技能劳动力数量，这样h[,a](t)实际上用来度量各国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对大小。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人力资本相对水平的高低，即一国技能劳动（人力资本）相对于该国非技能劳动的大小。④此处的假定和Lucas(1988)的设定有些类似，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存在着外部性，一方面人力资本本身可以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产品的生产和R&D活动中去，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够对中间产品生产乃至于R&D活动（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一点）的效率产生正面影响。
是正的参数，是刻画产品本身技术难度的参数。本文假定随着j的提高，将越来越小。这意味着随着j的提高，产品本身的技术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邹薇、代谦，2004；代谦、别朝霞，2006）。
同样，通过成本最小化过程我们能够得到经济中生产第j种多样化产品的边际成本为：
（三）市场结构
令传统产品世界市场价格为P[,Z]，对于传统产品的需求为：
方程(11)等式右边的第一项为P[,j]对x[,j]的直接影响，第二项为间接影响，它度量了单个产品价格变化通过影响整个多样化产品的价格而对x[,j]产生的影响。当多样化产品越来越多的时候，这种间接影响趋近于零，由此本文得到对第j种多样化产品的需求弹性为ε。
产品创新发生在多样化产品部门，企业通过R&D获得了新产品生产所必需的设计和技术，从而垄断了新产品的生产。多样化产品部门是一个垄断竞争市场，垄断产品定价为标准的成本加成定价：
根据市场需求函数(10)，我们整理得到市场需求为：
在这里本文规定：多样化产品j的生产厂商需要有相应的固定成本f[,j]的投入，即：
这样我们能够很容易得到垄断厂商的垄断利润为：
我们代入多样化产品的生产效率系数，同时当t→∞时，容易得到垄断厂商利润的表达式：
（四）创新与人力资本积累
由于R&D活动需要的人力资本最多，所以本文有
。同时由于R&D市场是自由进出的，因此R&D市场的均衡要求企业的市场价值等于其研发成本，即v=c[,γ]，。此外，资本市场的出清要求
，即要求：
在均衡状态下，市场利率和g[,ha]都保持恒定，这样本文得到ξg[,ha]=g[,n]，由于本文没有人口增长，因此h[,a]的增长率就等于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即：
ξg[,h]=g[,n](17)
人力资本不仅可以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还可以用来积累新的人力资本。采用和Lucas (1988)同样的假定，我们假定人力资本中用于积累新的人力资本的比例为μ，人力资本的积累方程为
；其中η≥ρ，η为人力资本积累系数。根据人力资本积累方程，可得人力资本增长率为：
（五）均衡增长
在这个封闭经济中，传统产品市场出清由方程(9)决定，而每一种多样化产品市场出清由方程(13)决定，资本市场的均衡由方程(16)决定，技术进步率由方程(17)决定，人力资本增长率由方程(18)决定，而要素市场的均衡要求：
这个一般均衡系统能够决定要素价格(w[,l],w[,h])，传统产品与多样化产品的成本、价格以及产量，R&D的成本，技术进步率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
现在的问题是，在均衡状态下，经济中究竟愿意将多少人力资本用于人力资本积累，即均衡状态下的μ是多少？通过动态优化的方法，本文得到在均衡条件下均衡μ值为：⑤
在这个封闭模型中，既有人力资本积累，又有技术进步，但是人力资本积累仍然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三、两国模型和一体化均衡
在两国开放经济条件下，市场均衡条件有些变化。
首先是消费者的最优支出路径，在两国模型下，各国的最优支出路径为：
同样各国要素市场的均衡要求：
图1 一体化均衡Ⅰ
现在我们借用Dixit和Norman(1980)发展出来的一体化均衡方法来分析贸易模式和各国的专业化分工。在图1中，横轴代表世界各国投入到生产、
国家组成的世界看成是一个经济体时，O[,S]R[,S]代表在一体化世界中投入到传统产业中的要素向量，R[,S]M[,S]代表投入到多样化产品生产中的要素向量，M[,S]O[,N]代表投入到 R&D活动中的要素向量，其斜率由方程(5)、(8)和 (15)决定。这和我们关于三种经济活动要素密集程度的假设相一致，传统产业的生产是劳动力密集型的，R&D活动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多样化产品则居于两者之间。很明显，在一体化均衡中，三种经济活动消耗了整个世界中所有的要素。
如果两国初始的禀赋位于E点，E点在对角线的上方，这意味着南方国家相对于北方国家而言非技能劳动相对丰富。在一体化均衡中，南方国家将要素向量O[,S]Q[,S]投入到传统产品的生产上，将Q[,S]V[,S]的要素投入到多样化产品的生产上，将V[,S]E的要素投入到R&D上，这三种经济活动正好完全消耗了南方国家的生产要素；同样北方国家在传统产业、多样化产品和R&D活动上分别投入
当两国的要素禀赋差别不大，即初始的要素禀赋落在多边形
内部时，由于一体化均衡能够在两国之间成功分解，因此在这个区域自由贸易能够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FPE)。当要素禀赋落在O[,S]M[,S]O[,N]M[,N]区域时（如E点），各国能够实现不完全的专业化，各国能够同时涉足传统产业、多样化产品和R&D三个领域，各国在这三种经济活动中所投入的要素向量由一体化均衡分解的向量决定。当要素禀赋落在区域O[,S]R[,S]M[,S]时，FPE仍然能够实现，只不过这时南方国家专业化于传统产品和多样化产品的生产，北方国家则同时涉足三种经济活动；同样，如果要素禀赋落在O[,N]R[,N]M[,N]区域时，世界经济在实现FPE的同时，北方国家专业化于传统产品和多样化产品的生产，而南方国家在从事传统产品和多样化产品生产的同时进行R&D活动。
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当要素禀赋落在FPE区域时，南北方国家在多样化产业上如何分工。例如要素禀赋位于E点，整个世界投入到多样化产品中的要素为R[,S]M[,S]，南方国家投入到多样化产品生产上的要素为Q[,S]V[,S]，北方国家用于生产多样化产品的要素投入为Q[,N]V[,N]。这样，南方进入多样化产品的生产要求：
图2 一体化均衡Ⅱ
其中θ[,Sl]为南方国家投入到多样化产品生产上的非技能劳动力的比例，它由初始要素禀赋E和Q[,S]V[,S]决定；θ[,Sh]为南方国家投入到多样化产品生产上的人力资本比例，由要素禀赋E和Q[,S]V[,S]决定；对多样化产品的需求由x[,j]方程(25)决定。方程(35)实际上规定了南方国家所生产的多样化产品集合[0，m]，则北方国家所生产的多样化产品集合为[m，n]。
表1 FPE区域之外的分工模式
当要素禀赋落在多边形之外时要素价格均衡化将无法实现。如果两国完全融为一体，两国可以完全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劳动分工(Dixit and Norman,1980)。如图2所示，当要素禀赋落在O[,S]lR[,S]区域时，南方国家劳动力丰富，而北方国家人力资本丰富；南方国家将专业化于传统产品的生产，北方国家实际上两种要素都非常丰富，北方国家将同时从事三种经济活动。当要素禀赋落在R[,S]lM[,S]区域时，相对于O[,S]lR[,S]区域而言，南方国家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禀赋；在这一区域，南方国家将同时从事传统产品和多样化产品的生产，北方国家由于人力资本禀赋相对减少，北方国家将完全退出传统产品的生产，专注于多样化产品的生产和R&D活动。当要素禀赋落在M[,S]lO[,N]区域时，南方国家将同时从事三种经济活动，北方国家将仅仅从事R&D活动。相应的，当要素禀赋落在其他三个区域
时，南北方的分工模式将与以上三个区域正好相反。表1概括了各个区域完全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模式。
四、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结构升级
前面已经讨论了南北方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分工问题，我们发现南北方的分工模式依赖于南北方的要素禀赋。在本文的模型中，由于没有人口增长，非技能劳动是外生给定的，但是人力资本却是内生的，各国人力资本的增长由方程(33)决定，这样各国人力资本增长的相对大小决定了要素禀赋点的相对位置。如图2所示，初始的要素禀赋点位于E点，如果南方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高于北方国家，则要素禀赋点会向R[,N]hO[,N]区域运动；如果南方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低于北方国家，则要素禀赋点会向区域O[,S]lR[,S]运动。综合上文所述，这里给出命题一。
在这个区域，北方国家将专业化于传统产品的生产。 (3)当g[,hN]=g[,hS]时，要素禀赋点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在现实世界经济中，南北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工资收入差异；南方国家非技能劳动力相对丰裕，而技能劳动比较稀缺；并且南方国家的生产集中在传统产业和低技术的产业上。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意味着南北方国家要素禀赋不可能位于FPE区域内，而有极大的可能位于R[,S]lM[,S]区域甚至是O[,S]lR[,S]区域。如果说南方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那么当要素禀赋落在R[,S]lM[,S]区域时，南方国家将专业化于传统产业和低技术产品的生产；但是此时南方国家由于没有技术进步，没有新产品的研发，其技术趋于停滞，产业结构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会日益边缘化，因为此时北方国家还在不断进行新产品的发明，多样化产品种类还在不断增加。这种情况是任何一个南方国家都不希望看到的。此外当要素禀赋落在区域
时，由于南方国家完全退出R&D，根据方程(32)，南方国家也不会有人力资本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国家的要素禀赋状况会进一步恶化，要素禀赋点将不断向左移动。
本文描述一种新的产业分工模式，这种产业分工模式是南方国家产业结构选择造成的，但是这种产业结构的选择和产业政策仍然基于传统的比较优势思想，这一点和Krugman(1987)是一致的。而与其不同的是，这种比较优势在根本上取决于南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的消长。当要素禀赋位于R[,S]lM[,S]区域甚至是O[,S]lR[,S]区域时，FPE不可能实现。但是，南方国家劳动力的成本低，使南方国家享受到产品成本竞争上的优势，南方国家在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多样化产品上仍然能够利用这些优势，而不单单体现在传统产品的生产上。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存在着外部性，人力资本存量相对于非技能劳动力的提高无形中可以降低多样化产品的生产成本，也能够提高R&D部门的效率。这样一来南方国家的比较优势实际上体现在两个方面，在静态上南方国家在多样化产品和R&D活动上能够享受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在动态上，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有效降低南方国家多样化产品的生产成本和R&D成本，从而使得南方国家所涉足的产业不断地向更高级更先进的产业渗透。
图3 南北在多样化产品上的竞争
本文首先考察在长期中，当边干边学效应耗尽的时候，南北方国家的产业分工。这意味着
。如图3，南北方多样化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为C[,ij]，其产品价格仍然为标准的成本加成定价。根据方程(27)，由于产品系数j越大，产品的技术难度也越大，生产成本也越高，C[,ij]应该上斜；同时由于北方国家在高技术产业上拥有更多的优势，因此C[,Sj]的斜率要大于C[,Nj]的斜率。如果开始时南方国家的人力资本非常稀缺，一方面会使得人力资本的成本非常高，另一方面也会使得南方国家多样化产品生产效率非常低（b[,Sj]比较小），两种因素加起来会使南方国家生产多样化产品的生产成本高昂，使得南方国家即使在最低级的多样化产品的生产上都没有任何的成本优势，如成本曲线C′[,Sj]所示。我们很容易发现成本曲线C′[,Sj]和C[,Nj]之间没有任何交点，这意味着南方国家很难进入多样化产品的生产，南方国家完全专业化于传统产品的生产。
但是南方北方都在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南北双方多样化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在下降。如果南方国家能够比北方国家以更快的速度积累人力资本，一方面会使要素禀赋点E′，不断向右运动（如图1），从而使要素禀赋点穿过R[,S]lM[,S]区域达到FPE区域从而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另一方面会使得南北双方多样化产品的生产成本不断降低。本文在这里实际上关注的是南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相对速度的变化。如果相对于北方国家，南方国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积累人力资本，这意味着南方国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如图3，如果南方国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积累人力资本，那么南方国家的生产成本C′[,Sj]相对于北方国家生产成本C[,Nj]而言会向下平移，例如平移到C[,Sj]的位置。此时两国的成本交点为M点，而所对应的产业为m。这意味着对于m左边的产业，南方国家具有成本优势；对于m右边的产业，北方国家享有成本优势。南北方厂商采取合作博弈的态度，双方企业都采取成本加成定价的竞争策略，成本加成的比例都为σ，这样一来南北方产品的定价曲线交点所对应的产业也仍然为m。很明显南北方企业竞争的结果为：南方国家生产m左边的产业，而北方国家生产m右边的产业。m为南北方在多样化产品上分工的临界点。通过简单的计算
图4 南北产业分工的决定
方程(27)已经提到Φ(j)是j的增函数，而上式的右边 （用Ψ来代表）并不依赖于j，因此南北产业分工的m表达式能够决定。如图4，Φ(j)是j的增函数，因此是上斜的；而水平的直线代表Ψ，两者的交点决定了m。利用方程(28)，容易得到：
m决定了南北方在多样化产业上的分工，仔细观察表达式(36)，我们发现m的大小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因此本文有以下命题。
命题二：(1)南方国家仍然可以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进入多样化产业。(2)当南北方各国充分享受到了边干边学的好处时，在多样化产业上南北方国家
国家生产产业m右边的产品。(3)产业分工的临界点m一方面取决于各国要素成本，另一方面取决于各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南方国家的工资水平（要素成本）越低，人力资本水平越高，m越大（证明略）。
各国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由方程(33)决定，而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对南北两国的产业分工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有如下推论。
推论一：(1)当
时，北方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高于南方国家，北方国家多样化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对于南方国家而言会越来越低，m将越来越小，南方国家将被逐步挤出多样化产品的生产。(2)当
时，南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相等，m保持不变，南方国家生产的多样化产品将保持不变；但是由于此时北方国家仍然不断发明新产品，南方国家所生产的多样化产品会被日益边缘化。(3)只有当
时，m将不断增加，同时
。
五、短期与长期：贸易保护政策与人力资本政策
长期以来，人们在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问题上争论不休。保护贸易所带来的市场扭曲和福利损失一直为主张自由贸易的人所诟病，但是建立在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实际上潜在支持保护贸易的贸易政策，有意识的政府干预能够使本国企业享受收益递增和规模经济的好处。即便有这样的理论支持，新贸易理论仍然无法解释20世纪50～80年代发展中国家内向型进口替代战略失败的现实。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实际上同时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贸易政策：一方面对国内市场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扶植民族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鼓励出口。显然，对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南方国家人力资本匮乏、非技能劳动力丰裕，这意味着南北方的要素禀赋实际上落在R[,S]lM[,S]区域甚至是O[,S]lR[,S]区域（如图2）。如果南方国家完全按照静态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南方国家将失去掌握核心技术，提升自己产业结构的机会：南方国家将永远停留在传统产业和低层次的多样化产品上，并且其已有的技术和产业会日益老化，将会被北方国家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边缘化。本文的论述表明南方国家不必拘泥于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南方国家可以利用自己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努力进入多样化产品的生产，通过提高自己人力资本水平来获得多样化产品生产上的成本优势，逐步向更高级的产业过渡。这种产业政策和分工模式本身也是南方国家政府有意识干预的结果。
图5 南方国家的产业升级
在本文中，由于生产效率系数b[,ij]一方面取决于人力资本与非技能劳动力的比例，一方面也取决于过去的生产经验。这意味着政府仍然能够通过保护和扶持的办法使得本国企业获得边干边学的好处，获得成本上的竞争优势。此外，命题二所规定的南北方产业分工的临界点m实际上是南北方充分享受到边干边学的好处之后所能决定的产业分工边界。在实际经济中，南方国家在产业发展的初期由于生产经验不足，生产成本高昂，将无法进入m所规定的产业。如图5，C′[,Sj]为现实中南方国家的生产成本，而C[,Sj]为南方国家享受到了边干边学效应的生产成本。如果南方国家能够顺利获得边干边学所带来的成本优势，那么南北方产业分工将以m为界。遗憾的是，对于那些自己涉足不久或者根本没有涉足的新产业，南方国家由于缺乏生产经验，其生产成本相对较高，所以在现实中南方国家的生产成本遵循成本曲线C′[,Sj]。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南北方国家的生产成本曲线交点为M′，其对应的产业为m′。很明显，m′＜m。如果南方国家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通过保护使民族企业享受到边干边学所带来的好处，使南方国家生产成本向右平移到了C″[,Sj]的位置，那么南方国家能够进入比m′更先进、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达到产业分工最大的边界m。
但是保护贸易仅仅只是一种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中边干边学效应并不是比较优势的核心决定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边干边学效应也会发挥到极限，即当t→∞时，
。南方国家所能进入的产业将以m为边界。根据命题二我们知道南北方产业分工的边界m与生产经验无关。一味实行贸易保护并不能在根本上提升南方国家的产业结构，不能持续不断的使南方国家进入更新、更先进的产业。
本文一再强调人力资本才是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核心要素，贸易保护所带来的边干边学效应在长期并不能决定比较优势的消长。因此，贸易保护政策在短期是合理的，但是在长期却是不合理的。南方国家可以在短期中通过保护贸易政策进入某个战略性行业，但是单纯的贸易保护却不能使南方国家一劳永逸的占据这样的行业，如果不能够辅之以比较快的人力资本积累，南方国家最终将不得不退出。这也是 20世纪50～80年代发展中国家内向型进口替代战略失败的根本原因。长期的保护容易滋生腐败，产生垄断和低效，使得市场扭曲成为常态，而这些保护的代价也轻而易举的抵消了保护所带来的好处。
既然人力资本积累是决定动态比较优势的核心要素，那么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就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提升自己产业结构的核心政策。由方程(33)可以知道，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依赖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系数η[,i]。η[,i]一方面取决于经济中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社会传统和文化，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其他因素。由于北方国家人力资本在不断积累，新产品在不断被发明出来，新产业在不断形成，南方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形势将更为严峻。因为南方国家即使以与北方国家相同的速度积累人力资本，南方国家仍然有被北方国家的技术进步边缘化的可能。根据命题二的推论，我们知道南方国家不断进入更高级的产业，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并且逐步缩小同北方国家技术水平差异的条件为g[,hS]≥(ξ/α+1)g[,hN]。这意味着南方国家需要以更快的速度积累人力资本，意味着南方国家的政府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改善本国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即要求η[,S]≥(ξ/α+1)η[,N]-ρξ/α。由于在本文中η[,S]是南方国家政府所能够影响的外生变量，所以南方国家如果想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缩小同北方国家的差距，就必须花大力气提高自己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增加教育投入、改善教育设施，培养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从各个方面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
六、结论
本文在Dixit和Norman(1980)、Krugman(1987)、Grossman和Helpman(1991a)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动态比较优势模型。本文认为过去的生产经验能够促进多样化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同时本文认为来自于生产经验的边干边学效应不是影响生产效率的惟一因素，更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本文的模型中，人力资本一方面是一种生产要素，能够用来生产传统产品、多样化产品，也能够投入到研发部门开发新产品；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能够提高多样化产品的生产效率，也能够提高研发部门的效率。在本文中，人力资本这种外部性是动态比较优势的源泉。
南北方产业分工模式仍然由两国要素禀赋所决定。值得指出的是，要素禀赋的位置由两国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对速度决定。当两国要素禀赋差异悬殊，FPE将不可能实现，现实世界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巨大的工资收入差距也证实了这一点。即使是南方国家人力资本匮乏，劳动力成本低廉，南方国家仍然能够通过有意识的产业选择生产多样化产品和进行产品研发。这是因为由于一方面人力资本匮乏，南方国家在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多样化产品生产和R&D活动上存在着比较劣势；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南方国家却有能力利用自己劳动力成本优势进入多样化产品的生产。
由于多样化产品的生产效率一方面受以前的生产经验影响，另一方面决定于各国人力资本水平。这意味着政府能够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民族产业，进入那些以前无法进入的更先进的产业。但是来自于历史经验的边干边学效应是有限的，所以单纯的贸易保护政策在长期中无法构建南方国家在先进产业的比较优势；如果没有较快的人力资本积累，贸易保护政策在长期来看则是完全无效的。这也是上个世纪 50～80年代发展中国家内向型进口替代战略普遍失败的根本原因。
总之，比较优势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动态演变，各国人力资本积累的消长是动态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各国仍然需要依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进行产业选择，人力资本政策应该成为各国产业政策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发展中国家如果想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就必须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改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效率，改善教育，使本国人力资本以高于北方国家的速度增长。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不断进入更新、更先进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不断缩小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
（截稿：2006年5月）
注释：
①Smith(1984)对早期以物质资本积累为主的动态贸易模型做了总结。
②Brezis和Tisddon(1998)也考察了“蛙跳”过程中的资本流动问题。
③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本文在这里省略了表示国家的下标i。
④就绝对数量而言，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工程师、科研人员等技能劳动者的数量并不少，甚至会超过很多比较小的发达国家，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些发展中大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数量巨大的文盲、半文盲，中国、印度的人力资本水平是相当低的。
⑤限于篇幅，文中省略了所有证明过程。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⑥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是南北方都有意识的涉足R&D活动，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在很多情况下，南方国家如果完全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将不会从事任何R&D活动。
⑦很明显，这里实际上只有两种要素、三种产品。所以对于一体化均衡的分解并不惟一，但是不论怎么分解，各国各类活动的总和必须要等于一体化世界中的各类活动总量，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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