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理论界关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理论贡献研究的若干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界论文,领导集体论文,进展论文,贡献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和总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探索、新经验、新贡献，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研究工作，大体说来，是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后逐步开展起来的。十多年来，这项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将会显得日益突出。研究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新探索、新经验、新贡献，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包括很多方面、很多领域。其中，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就是这项课题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本文拟从这个角度概述近年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理论贡献研究的若干进展。
一、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们面临的新情况，在深刻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种丰富和发展，涵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重大领域，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教、民族、宗教、国防、统战、外交、党建等方方面面。以下我们对有关情况作一概述。
1.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体现在诸多方面。学者们通过对这些理论贡献进行综合研究，指出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最为重大的历史贡献。有的学者认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用邓小平理论统一全党思想，这是江泽民和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大局，牢牢抓住的关键问题。”（注：逄先知、冷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党的文献》1999年第1期。）有的学者进而指出：“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科学概括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正确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和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这是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理论上作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最大贡献。”（注：董京泉：《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这“是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注：叶金生、简永福主编：《面向新的实践的理论创新——江泽民同志的理论贡献》，武汉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95页。）
理论界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如何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行了研究，并对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确立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考察。大家普遍认为，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这一过程最早可追溯到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评价。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概括，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阐述其主要内容，从而使这一理论成为完整的科学体系。十四大报告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意义极为重大。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从“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四个“新”的角度论述了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那么，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确立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方面做出了哪些重大的理论贡献呢？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贡献之一，是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贡献之二，是科学概括、深刻阐发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时代精神和革命风格。”“贡献之三，是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确定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和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注：董京泉：《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理论贡献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和探讨。
2.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基础和重要基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和整个发展过程作过一个概括。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了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从九个方面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发展进程、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从而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日益系统化，内涵亦更为明确。学者普遍认为，江泽民同志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涵作出了新分析、新概括。比如：“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的概括，比十三大报告增写了人民生活、科技教育文化、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差距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条目，认识更加全面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采取了动态式论述”（注：董京泉：《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等。这些崭新的概括，“是对新经验新认识的科学升华，从而把全党对于初级阶段的理性认识提高和统一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注：林辉基、刘玉党主编：《邓小平理论的跨世纪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3页。）有的学者认为，江泽民同志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邓小平理论的根本问题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了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也是理论上的一大发展。
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江泽民同志明确地概括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提出了完整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有的学者认为，“提出‘三大基本纲领’并系统地论述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十五大之前我党有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明确表述，现在又有了‘基本纲领’的明确表述，从而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更为完善和严密。”（注：陈学璞主编、卞谦副主编：《第三代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干部读本》，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6～17页。）
3.对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
(1)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有的学者指出：江泽民同志“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在作了各种提法的比较之后，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最终解决了这个困扰我们多年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注：逄先知、冷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党的文献》1999年第1期。），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划时代的创新。
(2)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理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理论。有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归纳，指出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在非公有制地位问题上，由‘补充论’发展到‘基本经济制度论’”；二是“在公有制为主体问题上，由‘数量为主论’发展到‘质量为主论’、由‘局部主体论’发展到‘整体主体论’”；三是“在国有制占主导问题上，明确提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应当做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四是“在发展混合所有制问题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不仅可以利用股份制，而且要大力发展股份制，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主要应通过国家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五是“在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上，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注：周明生：《试探我们党对邓小平所有制结构理论的重要发展》，《桂海论丛》2000年第5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的学者强调：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了邓小平‘公有制为主体’的思想，并在许多方面有新的突破，尤其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方面富有创新和建树。”（注：朱敏彦、李薇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3)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学者们认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和规范，等等，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4.对邓小平社会发展战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观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有：
(1)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二十字方针，这是总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总的战略方针。”（注：武桂芳等：《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理论导报》2000年第3期。）学者们还对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十二个重大关系进行了研讨，认为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十二大关系”是对“十大关系”的丰富和发展。有的学者指出，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十二大关系”既吸取了毛泽东的积极成果（比如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认识），同时也克服了他的局限性（比如计划经济的束缚），而且直接继承了邓小平有关理论，并使之更加集中、更加系统。还有的学者认为，“十二大关系”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是我们党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和实践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阶段性标志。
(2)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在顺利实现现代化建设前两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在21世纪前十年、建党一百年、建国一百年时的发展目标，开成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注：冷溶：《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3)提出了新世纪发展的新思路，即：以经济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4)提出并实施了一些重大的战略，比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创文明发展新道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实施扶贫开发计划、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推进城镇化进程、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5.对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强调“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以“增强国际竞争力”。针对经济全球化，提出了“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思想（注：刘相、王守光：《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光辉典范》，《发展论坛》2000年第9期。）。大家普遍认为，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这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方面最为突出的成果。
有的学者认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进一步具体化了，并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有的学者指出，从第三代领导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健全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加速与国际接轨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重要途径，这同样是对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注：柯学东、宋聚君：《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开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还有的学者指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外开放思想还包括经济特区增创新优势的思想、加快东西部地区开发开放的思想等内容（注：潘治富：《永远投向世界的目光——试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实践和发展》，《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围绕对外开放问题，有的学者对江泽民利用外资思想进行了研究，并概括了江泽民利用外资思想的四条原则，即：自力更生原则，立足国情原则，自我积累同消化创新结合原则，为市场经济服务原则（注：梁齐勇：《江泽民利用外资思想初探》，《经济问题探索》2000年第9期。）。
6.对邓小平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
(1)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有的学者指出，这一方略空前提高了民主法制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还有的学者指出，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政治民主论的丰富和发展，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不断扩大基层民主，坚持民主监督原则，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注：许耀桐：《论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政治学说的丰富发展》，《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2)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学者们普遍认为：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标志着我国治国方针从人治向法治的彻底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提出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学者们认为，这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我们党治国理论的完善和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4)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人权理论。大家普遍认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既继承了邓小平人权理论，同时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同西方敌对势力斗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人权理论。有的学者指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强调独立权（主权）、生存权的重要性外，还强调发展权也是首要的、基本的人权，这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有的论者指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人权进步必须循序渐进；保障人权必须依法反对邪教；还提出了我国人权工作的原则和方针，主张在人权领域开展对话，让国内外了解中国人权的状况和进步；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必须与其特殊性原则相结合，等等，为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针和强大的动力（注：杨星辰、杨伟民：《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推进社会主义人权事业》，《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7.对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思想的同时，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得更好的同时，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更突出的地位。有的学者指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立足于三个角度，即：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角度，从提高文化力、增强综合国力的视角，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
(2)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探索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任务，并从许多方面深化了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有的学者将这些规律性的认识概括为五个规律，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互作用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相互依存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发展规律，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规律（注：周向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发展论坛》2000年第12期。）。
(3)提出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论述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和途径。有的学者指出，江泽民同志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新时期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完整而明确的行动纲领和奋斗方向（注：逄先知、冷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党的文献》1999年第1期。）。
(4)强调“以德治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学者们普遍认为，把道德建设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既是第三代领导集体治国理论的新发展，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8.对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对新时期党的建设进行了探索。这方面的贡献主要包括：
(1)提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强调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2)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并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作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概括，即：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3)把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作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工程”来抓，提出了新时期领导干部应具备的素质，并创造性地开展了“三讲”教育。
(4)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指导方针，并对党建工作的新领域比如街道社区党建工作、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建工作进行了探索。
(5)把作风建设作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切入点，强调要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问题，把党的作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6)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确立了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工作格局、工作路数。
学者们普遍认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还体现在民族宗教、统一战线、一国两制、国防军事、外交等方面。理论界对这些领域都进行了专题研究。
二、深入研究的几点思考
除了从总体上、专题上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进行研究外，理论界还根据近年来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若干重要论述进行了研讨。
关于创新。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再三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有的学者把创新提到与改革并列的高度，提出：创新是改革的必然要求和选择的结果，创新思想是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新发展。创新对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工作重点，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和现实的经济意义（注：尤元文、杨信礼：《论江泽民的创新思想》，《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11期。）。有的学者认为，江泽民同志所论述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以及其它方面的创新，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有的学者指出：“江泽民同志关于创新思想系统的、深刻的论述，开始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而且把创新精神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事关民族振兴、改革成败、生产发展、国际竞争的一件大事。应当说，江泽民同志是我们党关于创新思想的深化者和开拓者。”（注：陆德生、纪荣荣：《走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创新的重要论述》，《江淮论坛》2000年第4期。）
关于“三讲”。有的学者指出：开展“三讲”教育，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所作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次创造性实践和成功探索。有的学者指出：“三讲”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第一”上。一是第一次把“三讲”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来。二是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三讲”之间的内在联系及辩证统一关系。三是第一次给“三讲”的理论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注：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编：《学习江泽民同志党的建设思想十五讲》，京华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227～228页。）。
关于“三个代表”。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理论界围绕这一重要思想进行了热烈的研讨。一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探讨。学者们认为，这个历史背景主要体现在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的实际情况。还有的论者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考察，指出：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思考，始于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二是通过江泽民同志关于论述“三个代表”的若干篇重要文献的研究，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探讨。三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联系和精神实质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指出：“三个代表”的实质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其精髓则在于创新，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四是对“三个代表”的重大意义进行了探讨。学者们普遍认为，“三个代表”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发表了“七一”讲话。围绕着“七一”讲话，理论界对其中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当前人们广泛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关于党的先进性问题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研究，关于深化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关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问题的研究，关于基本纲领和最高纲领辩证统一关系的研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研究，等等。
关于“以德治国”。理论界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何认识“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理论界普遍认为，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在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的历史性进程中，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度，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治国理论的创新（注：陆士桢、高炜编：《以德治国教育读本》，新华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59页。）。二是如何认识“以德治国”的科学内涵。围绕着这个问题，学者们强调要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个体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有的学者强调，从本质意义上说，“以德治国”中的“德”首先是指执政党和国家机构以及全体公职人员自身的道德建设，即行政伦理建设（注：王伟：《论加强行政伦理建设》，《“以德治国”学习读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202页。）。三是如何把握“德治”和“法治”的辩证关系。学者们对法律与道德建设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还有的学者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探讨。
1.进一步加强专题研究
理论界关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一般采取了整体研究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所谓整体研究，是指从总体上、宏观上概括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所谓专题研究，是指专门研究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某一具体领域的理论贡献。在整体研究和专题研究两种方法中，专题研究是最基本的工作，是进行总体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基础。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理论界从多方面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进行了研究。问题在于，这些研究成果中，由于作者的专业不同，思考的侧重点各异，因而，不同作者对同一专题所作的归纳、概括也就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学者将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概括为几个大的方面，有的学者则概括为10多个方面，有的学者所作的概括则更多更细。又比如，有的学者将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中的创新观点归纳为17个方面，有的学者则归纳为54个方面。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强调研究者们对某一专题的理论贡献作出一致的认识，但是，理论界最起码要对其中的重要理论贡献达到共识。比如，在研究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时，必须对其中的几个重大理论贡献，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实现形式等，进行研究并达成共识。换言之，我们需要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进行深入、详细的研究，厘清哪些是基本的、重大的理论贡献“因子”。并在此基础上，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作出富有说服力的分析。
2.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综合研究
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综合研究，这是很必要的。因为只有进行综合研究，才能从总体上把握和认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并在此基础上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进行定位研究。
加强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综合研究，需要从多方面考虑。以下，我们仅提供一些可能需要的研究视角供大家参考：
(1)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进行研究。所谓思想史的角度，主要是指从“史”的角度去研究和描述某一理论贡献的历史进程。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某一观点的发展脉络和形成过程。根据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理论界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已基本达成共识。当前，我们需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其它一些重要观点进行纵向研究。比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如何形成和逐步深化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是如何确定的？党的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是怎样逐步提出的？这就需要我们根据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同时期关于同一问题的论述，进行研究和分析，从中把握某一观点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其最终目的是通过纵向研究去认识和把握该观点是如何深化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2)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进行研究。这里所说的比较，主要是与邓小平理论进行比较。比如，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任务、新课题。因此，我们需要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新情况、新任务进行具体的研究，着重研究哪些是过去所没有出现的（比如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风险和机遇），哪些是过去已有但又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比如新形势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只有通过对时代背景和客观条件进行比较研究，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的实践源泉。
(3)从定位研究的角度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进行研究。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进行定位研究，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它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是，理论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是先导。只有理论工作对定位问题达成共识，才能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和全党的意志。因此，尽管这个课题难度很大，但理论工作者应该率先开展前期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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